在古代欧洲，教堂是人们寻求庇护的避难所，在当代中国，肯德基承担了类似的职能。
《都市快报》报道，在杭州一家肯德基里，一个七岁小女孩坐着等妈妈，一等就是三十个小时。无论谁过来问，她都说：“我妈妈一定会来接我的。”店员叫来了警察，警察要带小女孩去派出所，她大哭，死活不肯走，警察只好陪着她一块儿等。女孩的母亲终于出现了，行色匆匆，满脸疲惫，女儿抱着她大哭，她也落了泪。这位母亲解释说，全家刚到杭州，她要忙着搬家，女儿无人照看，入学还没有着落，住处也没有空调，想到肯德基又安全有暖和，就让女儿在这里等她。这对母女随后走了，多事的记者，还想寻访她的住处，但没有找到。
多么听话的孩子，多么无奈的母亲。这新闻让人悲凉，又让人感动。在这座浮华的城市，有很多人像这对母女一样，对他人的恩慈、社会的福利不存在幻想，而是在寻找一种成本低廉又不失尊严的解决之道。
不上微博已经24天。是“不上”，而不是“戒”，因为“戒”这个字隐藏着诱惑、挣扎、勉强、反复，而不上意味着一点欲望都没有。
不但不上微博，我连新闻网站都不上了。了解新闻的渠道是偶尔买几份本地报纸（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青年时报），几本杂志（三联生活周刊《解释莫言》那期，中国国家地理《对话内蒙古》那一期），还有Reeder上订阅的几个博客（信息量最大的是牟森的博客，其次是黄集伟老师的孤岛客）
20天来，真正的新闻，一条都没错过，比如《纽约时报》报道的家族帝国。漏下的所谓热点，像幼儿园虐童、明星酒驾、iPad mini问世，地产大亨离婚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新闻。在我看来，真正的新闻是那些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事件。台风来袭，是新闻，但一阵旋风撩起女明星的裙子，并不是。
由于不上微博，我拥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转而投向另一种最古老的媒体–交谈。最近一个月谈的话，比之前的9个月都要多。我跟20多年不见的同学们聊，跟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事聊，跟做3D动画电影的广告公司老板聊，跟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西班牙商人聊，听每个诗人心中的神–余光中聊，听每个会计心中的神–葛家澍聊，听年营业额60亿的运输大王聊，听年养山鸡1000多只的同事父亲聊……这些聊天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三百张碟。
也看书，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纷繁芜杂。外出三日，只带了一本中学生课标读物《诗经直解》，发现自己越发喜欢《小雅》。在牟森推荐下，买了河南出版社的《海明威新闻集》，从此摆脱莫言式文学的芜杂黏稠，回归海明威的简洁清冽。
纳纳对于我戒微博这事，颇不当一回事。她在一篇博文里说：
“我对王佩的来来去去都习惯了，越是他做不成的事，他越要大张旗鼓地表白，太迷恋形而上的仪式感了。而娶个老婆，生个儿子，他悄悄地也都做成了。”
说得何其好啊！当我大声吆喝着戒烟的时候，正是我偷偷抽烟斗的时候，而当我对戒烟这件事再也只字不提，我已经戒烟4年10个月了。所以，今后我再也不提戒微博这回事了。
网络行为艺术者刘淼老师也宣布不再上微博，他向我推荐了一篇What I read，作者退订了《纽约时报》，不再看本地报纸。文章最后写道：
“也许你纳闷，逃脱了新闻的泥潭，节省下那么多时间，你用来干什么？我重新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书。尽管有人说书已经过时，但我从中得到的满足远比从其他交流方式中得到的要深。”
也许，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2012年9月3日，李宗盛在杭州大剧院的演唱会，发生了神奇一幕。开演前，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来到前三排对观众说：“你们很幸运，可以获得李宗盛的亲笔签名。把你们的票给我。”观众纷纷交出门票，等来的是一群拿着门票的观众，让他们起身让座。原来那人是骗子，转手就把票在门口给卖掉了。 剧院怕事情闹大，赶紧把事先预留的一些好座位，给了买骗子票的观众，总算悄然把这件事给平息了。
对不起，白板报寥寥无几的读者们，继写了《买房记》《卖枣记》《学车记》之后，我又要写《开车记》了，照这样下去，我今后只需要写一篇《余生记》就够了，好像还缺了两个字“块肉”，没关系，我的身材就是对标题最好的补充。
十多天以前，我兴冲冲地租了一辆标致，并约了我在杭州的好朋友星空做陪驾。次日，是个礼拜天，我和媳妇遛娃遛到麦当劳。刚刚坐下，忽然收到我买房所在居委会的电话，那种语气让我感到大事不好、大事不妙。原来是我家正在装修的六楼，漏水把五楼、四楼全都淹了。接下来，我又收到了多位邻居的电话，催我赶紧到现场来。
我的心一下咯噔一下，虽然漏水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但我作为房主是第一责任人。房子买来从没有住过，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先给人家水漫金山了，这以后邻里关系怎么相处啊？主要是我家还有小孩，如果跟邻居关系搞僵，对他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我的童年在农村的世仇氛围内长大，深知这种冷暴力对少儿心灵的戕害。
我赶紧给装修经理打电话让他到现场。然后，我让媳妇在麦当劳等我，我按照原计划去租车公司取车。我是这样想的，事故已经发生了，水龙头总闸已经拧上了，再着急也没用。我还不如趁此机会开车去郊区，用一种紧张取代另一种紧张。
这是我拿到驾照以来第一次上路，真是辛苦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星空。他一方面纠正我的坏习惯，一方面做我的后视镜，告诉我不要骑线，认准一条道开，变道前先看后视镜。20多公里的路，我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顾不上开车的激动与劳累，赶紧拜访受灾的邻居。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是在邻居的指责、声讨、挖苦中，唯唯低头称是。五楼受灾最严重，水曾经积到10多公分深。父女二人当然不依不饶，我一边点头听着，一边分析他们的诉求。听来听去，似乎是说，要求我把他家重新装修一遍。四楼大伯的要求跟简单，恢复原状，并且适当金钱赔偿。口干舌燥，汗如雨下，跟五楼还是没有谈出结果。他们愿意得到现金赔偿，但提出的数额又大大超出我和装修公司的预期。双方不欢而散。五楼甚至打了110，但警察没有来，还是社区打来电话，表示希望我们两家协调。
回城路上，我全程开车，也是气壮耸人胆，我在星空的直到下开上了高架，开过了四桥，到达滨江地界。回来还开了只有两条对开车道、且中间没有隔离的一桥。因为停车是我的噩梦，我让星空把这辆车开到他们小区。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开车首航。
如果不考虑车感以及面子问题，租车开是最划算的。我租的标致207自动档，非周末才70多元钱租金，当然加上保险和不计免赔险，价格就在130元左右。即使这样，也比打出租车方便多了。况且，杭州是一个打车的噩梦之城之一。
第二次租车开，也是要去郊区。居委会要给我和五楼邻居做一次调解。这次星空与他女友相伴，一起给我陪驾。我开得比上一次有一些进步，主要是解决了行驶骑线和乱变道的问题。
五楼邻居一家人都来了，房主的女儿还带来了自己六岁的小女儿，房主老婆嗓门很大，又把曾经数落过的问题又数落了一遍。对于我来说，我实在不愿意与邻居发生冲突，毕竟我们有错在先，邻居也不过是想多得到一点补偿。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劝解协调下，五楼房主决定让步，索赔金额打9折，这与我报的5折价格相差很大，但与装修公司愿意付的8折价相差也不多。为了能看到邻居的笑脸，而不是苦脸，我答应了他的9折要求。居委会的人非常高兴，去打印了一份调解书，让双方签字画押。看到邻居一家的笑容，我觉得这钱哪怕我自己出也值了。大家在居委会门口告别，六岁的小姑娘一个劲地对我说：“叔叔再见。”我也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好像毛主席的专机刚刚降落到重庆。了就是好。如果多花一点钱就可以让邻居不生龃龉，不对我儿子冷眼相看，我就觉得值了。
上个周末，我准备换个车型开开，就租了一辆福特嘉年华。这次我想完全靠自己，没有打扰星空，就开回家了。发现停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如果有停车员，他们会给予指挥的。开着这辆车，白天去了西溪湿地，开过了头，但是我在驾校练的原地掉头帮了我。最后第一次独立把车开到了停车场。当然，我暂时不想让媳妇和儿子坐我的车，她们乘坐星空的车，我们陪同上海来的刘淼老师，在汝拉小镇吃了一顿难吃的午餐，但聊得相当愉快。饭后，我又载着胆子比较大的刘淼老师，回到市中心。此时，我才发现最大的难题是停车。
我租住的小区是70年代的老小区，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领导的伏尔加和工厂的大解放不需要开进院子，没有想到40年以后私家车的繁盛。确实有技艺高超的司机把车开过狭长的过道，停到院子里。我拿着皮尺丈量了一下，发现最窄初只有2米。我还看到一个生猛的司机把本田CR-V开进院子，我上网查了这车的宽度是1820毫米，中国人为了省钱是不怕麻烦的。我的水平，只能勉强把车停到院门口。门口有两个黄金位，说它们黄金是因为不需要倒车，只需要直着把车开进去，靠墙就可以了。但是这俩位子经常会被占。而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收费停车场。在杭州，很多车主以逃避收费员收费为乐事，因为收费员不是24小时上班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早8点到晚10点，于是很多人就把车堂而皇之地停在收费车位上，等晚上10点以后再把车开走，这样就不用交一分钱。
我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停车员需要养家糊口，大家都这么做他们就没有业绩，没有业绩就没有奖金，久而久之，就可能失业。况且停车收费是天经地义的，咪表就是西方人发明的。
关于停车我是这样认为的，汽车本来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只是为了让生活更方便，让自己多一个保护家人的工具，你买它的时候，已经把使用它的费用考虑进去了。停车费跟油费一样，都应当列入开销预算。别人我不知道，我是准备买车头一个月花2000元停车费的。以便掌握停车规律，以后再想办法省钱。
带着这种想法，我把车在收费停车位停了3个小时，没等停车员下班，我就取车，高高兴兴掏了18元钱。奇怪的是，收费员连说谢谢。最后我把车停回到小区门口黄金位上。
第二天，在独自练了一上午之后，我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把安全座椅安装到车上，带媳妇和儿子去杭州最摩登的SHOPPING MALL–万象城。去的时候已经快5点了，回来已经7点钟。天打着雷，又下起了雨，我开着自以为是的前大灯，后来才知道那是示宽灯。幸亏从星空那里知道了雨刷开关，否则，可就惨了。练车这两天来，我开车一直很小心，走错路就将错就错，绝不临时强行变道。然而，因为回家心切，加上麻痹大意，我在距离红灯只有不到10米的时候，向右变道，并在红灯下戛然而止。此时，我的车体根本没有回正，但我浑然不觉。绿灯，我向右指教拐弯，就听到刺啦一声，我心中暗叫，坏了。刚才车右侧擦着杭州忒有的自行车遮阳棚的铁栏杆出去了。对事故毫无经验的我，还带着侥幸心理，觉得可能没什么事。直到停车后才发现，右侧车门有两道深深的划痕。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电话报险，我心情沮丧，为自己的疏忽和愚蠢。但也暗自庆幸，单方事故，至少没有被害人，儿子也在车上熟睡未醒。
而昨天，我又开车出门了，这次是为了去郊区跟四楼大伯达成协议。四楼邻居肯定知道了我给五楼的赔款数额，几次电话催我去谈谈。我没有办法，只好向主祈祷，希望能让我们解决这一纠纷。这次开车我走错了路，多开了15公里，有个地方脑子短路，还闯了一个红灯。
到了四楼邻居家，这次他比较客气，还给我和装修队经理的弟弟倒了茶。他的要求不变，地板换成同等档次的实木地板，墙上水痕要修得看不见，并且还要一定的现金做赔偿。大伯说，如果不是因为装修公司，我也不提这些要求了。他们实在太不像话了，包括给你家干的活，我看也是在凑合。
装修公司此时还想赖到水龙头公司头上，被我一下子顶了回去。按照相关法规，装修公司在施工现场如果没有工人的情况下，必须关闭自来水总阀门。这一点，这家公司根本没做到。
最后，双方商讨了一个中间数字，比我预想得情况要好。
下楼开车，我因为旁边有车等着出入，一阵发慌，居然拉着手刹挂倒档，看车不动，就狠踩了一脚油门。车差不多飞进了草丛里，幸亏我平常只练习了一个习惯救了我，脚离开油门就踩刹车。
开车回市区，遇上道路养护大堵车，耽误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又在高架上看错了，朝着杭州以北奋勇开去。这时候，天象奇异，有大风，黄云，好像有大事要发生。就在我在唯一可以掉头的路口，调转车头，往回行驶的时候，大雨泼了下来。暴雨让前方能见度不超过5米，因为我占领了左方超车车道，对面来车溅起的积水，像海浪一样打到我的车头。我这里绝对没用文学的手法，水像帘子一样撒向我的车头。我开着它，像暴风海中一叶小舟。幸亏，我知道双闪灯在哪儿。我用很慢的速度，凭着感觉往前开，心里有一丝恐惧。我不知道能在暴风雨中开多远，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其他车撞到，此时我向主祈祷，求他让我平安回家，见到两个我最爱的人。
随着车往前开，雨势渐渐小了，哈利路亚，我下了快速路，加了油，给车定了损，又把车开回了家，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失误。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我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上路的司机。
从开车第一天起，我就只放一盘CD，张广天的新专辑《杨柳枝》，里面的歌多次让我泪如泉涌，谢谢广天和他的学生武玮、李晓珞的歌声一路相伴，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开车之旅将是怯懦和乏味的。
我把车停到路边，挂空挡，拉起手制动，此时听到车里的电脑响起：“考试合格。”我载欣载奔地到工作站去打成绩单，心里想：“这下，我终于可以写我的学车记了。”
我的好朋友和菜头还没考出驾照的时候就写下了两篇博文：《学车记》和《学车记续》，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个低调的人，一定要憋到拿到驾照时再写。
我从驾校报名到考试通过，历时两年半，中间断断续续，几次准备放弃，最终在理论考成绩作废前1个月，完成了冲刺。这件事搁在别人身上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我意义重大。
我从小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手脚协调能力严重不自信。从小爬上鸡窝都下不来，到了大学还是如此。体育课考引体向上，我只能做1个，老师为了照顾我，让我改做“吊死鬼”，就是双手反手抓杠，下巴在单杠以上，坚持45秒钟。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个众目睽睽之下做“吊死鬼”的遥远的下午。工作之后，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拓展训练。每一次都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以至失眠。无论是高空抓杠，还是空中飞人，我都会至少在空中哆嗦15分钟，然后放弃，从空中狼狈地滑下。
学车，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从不敢奢望自己能够操纵这么高级机器，毕竟在摸方向盘之前，我操作的最复杂的机械也不过是榨汁机而已。
但是学车的理由何止千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城市里有一辆车就多一件保护家人的工具。君不见，在灾难大片中，人们逃难时，都选择驾车出逃。君不见，当路人伸长手臂，在烈日和暴雨下苦等出租车的时候，私家车却可以优哉游哉而过。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出门坐公交车成为一种折磨。抱着娃上车，如果有人让座还好，如果大家熟视无睹，你就会对社会，对人性产生怀疑……为了结束这一切纠结，还是要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另外，在杭州买车恰逢其时。如今北上广都有限制汽车上牌的措施，而杭州还是免费的。在上海郊区，我看到过最苦命的车牌“沪C”，这是上海郊区专用车牌，上牌免费，但是不能进上海市区，这一点连外地牌照都不如。谁能保证将来杭州不限制机动车容量，或者推出郊区牌照呢？
2010年2月份，我到驾校报名，开始了两年多的学车生涯。
在杭州学车，从报名到考出，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按照浙江省的规定，必须先要上满5堂理论课，才能报名参加科目一考试，即理论考。理论考通过后，还要参加两次模拟机训练，才能获得上车和科目二考试的机会。因为模拟机有限，需要提前1-2个月预约，我怀疑，这是浙江为了控制驾驶员速成而采取的技术调控手段，两次模拟全做完需要2-4个月的时间。
在我和媳妇领结婚证的那天，我参加了理论考试。题目简单得令人发指，基本上跟现实生活中反着来，就是正确答案。
请听题：
1、驾驶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超车？
A、对面来车时
B、车遇弯道时
C、经过视线良好、道路条件较好、前方没有障碍物的直行路段时
2、夜间开车，什么情况下开远光灯？
A、通过窄桥，与前车会车。
B、跟随前车行驶时。
C、夜间照明不好，前方又没有车辆时。
如果你在考场上选择了C，恭喜你，答对了。如果在路上开车也选C，提醒你，小心点。
我考了94分，超过了90分的及格线。走出考场，急忙忙奔向民政局，媳妇已经在那里等我。当工作人员的钢印，哐哐盖向大红的结婚证的时候，也盖在我的心上。从此以后，执手同行，风霜雪雨，生死契阔……
2011年春天，媳妇检查出怀孕，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开始了家到医院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新生命的孕育过程，令人兴奋又焦灼。多少次为挂号排队到深夜，多少次战战兢兢去拿化验单。怀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异常，妇保开出了住院通知，但是又不提供床位。坐在医院的花坛上，我病急乱投医地翻遍了电话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关系，他让我等电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那个傍晚，天上微微下着雨，我拿着雨伞，跑向另一家大医院，经过天桥的时候，忽然感到一种熟悉的童年的委屈……这种感觉，我十来岁的时候曾经有过。那年春旱，村里引来黄河水，但是水量有限，谁先扒开沟渠，谁家的地先浇。我扛着铁锹跑到自家地头，发现水已经被截流抢光，连一滴都到不了我家麦田。于是扔下铁锹，蹲在地头低声啜泣。
因为内心的焦灼、懒惰与恐惧，所以在2011年一年里，我都没怎么练车。教练知道我家里有事，催了几次之后也就作罢了。
儿子出生后，我深感买车的重要。我们一家三口出门，只能推婴儿车，以家为圆心，以脚力为半径，也就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出没。想要出门远一点，就只能打车，但是打车最大的问题是对婴儿的安全隐患。没有安全座椅，等于把婴儿暴露在危险之下。你也许说我是一个杞人，但杞人不止我一个，如果你不主动远离危险，危险不会自动远离你。
尽管还没有买车，我已经先买了一个安全座椅，并且很快派上了用场。看着儿子在安全座椅上安睡，我觉得这钱花得太值了，同时动了买车的念头。这就是典型的为了一瓶醋，去买大闸蟹啊。
2012年的春天，我才开始加快了练车的步伐。此时驾校已经搬到了杭州拘留所旁边，这倒也方便，这边学艺不精，就有可能直接搬到那边去住。
驾校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地方，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有的教练为了方便，喜欢用职业称呼每个学员，跟我一起学车的有：小卖部大姐、卖包子的、卖茶叶的、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大学生，我的代号叫“记者”。
进驾校第一课先学打方向盘和挂挡，事实证明，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难掌握的，而且坏习惯一旦养成，以后很难纠正。我打方向盘的姿势一直不对，因为是应试教育，也不太影响考试过关，教练也就懒得纠正了。还有人喜欢挂档的时候眼镜看档位，这在路考的时候被发现会被判不及格。
几乎所有学过车的人都会告诉你，遇到一个不骂人的好教练是多么重要。我很幸运，遇到了张教练。张教练50岁左右，在国企里当个小中层，因为常年上晚班，白天的时间比较宽裕，他就出来做第二份工。用他的话说，单位的工资，全交给老婆，当教练的收入，留着自己花。这一点上，他比典型的杭州人要吃苦耐劳地多。
每天早晨不到7点，张教练就开着教练车来接我去驾校，一路上，我们无话不谈。从“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到“如何当好钉子户”，从“武林路旧事”到“怎么给领导开车”。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我练车中出现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练车中的不足，但从来不吼不骂。张师傅人情练达，有时候还会给我买早餐，平时也会嘘寒问暖，关心里透着真诚。
驾校是一个盛产姑娘的地方，所以，驾校的教练们，很少有不动小心思的。教练娶了女学员并将其培养成女教练的例子，在我们驾校并不鲜见。而驾校中，总有几个喜欢撒娇和卖弄风情的小姑娘，惹得不是同一车的教练也过来打趣。
张教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女色免疫，他从来不跟女生开任何玩笑，对小卖部大嫂和浙大小女生一视同仁。他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麻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听说过他赢钱。
因为我的理论考试有效期是2012年9月9日，意味着我必须在此之前拿到驾照，否则所有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我首先要征服的一座大山是“科目二考试”，内容包括：倒桩移库和九选三。
倒桩移库，就是把车倒进相邻的两个车库之一，然后，再把车从一个库移到另外一个库，最后，把车开出去返库。虽然谁也说不清练习这个的用意何在，但作为必考项目，每个人都必须苦练。我们全是应试教育，是通过教练在车玻璃上粘贴的标志与车库杆子的重合，来打方向。根本不知其所以然。这一套考过之后，也就没用了，除非以后开车后备箱里放四根杆子。
我的运动机能不发达的毛病显露出来了，在车返库的时候，应该头往左转，去看左后方的车窗，但我无论如何脖子也扭不到位，加上眼镜片的视角有盲区，根本看不到左后方的点位。最后教练没办法，只好让我看车内后视镜进行操作。虽然勉强可以看到车库的杆子，但是精准度大大降低，同时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找到打方向的点位。倒桩移库，我下的功夫最多。因为科目二只有一次补考机会，如果倒桩挂了，意味着剩下的科目再也没有犯错的机会。
而“九选三”确切地讲应该叫“七选一”，因为“上坡定点停车”和“侧方停车”是必选的，剩下的一项要从单边桥、通过连续障碍（圆饼路）、直角转弯、曲线行驶（S弯）、起伏路、百米加减档、限宽门。
除了张教练之外，我还有一个小吴教练。他是张教练的学生，但还没考取教练证，只是作为老板的亲戚在帮忙。小吴是个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善于把负责的东西简单化，拎得清哪是重点，哪是非重点。拿“九选三”来说，他让我们反复练习侧方停车和上坡定点停车，因为这两项是必考内容。其余的几项，都只是顺带练练。尤其是令考生谈虎变色的圆饼路，他说考得概率低，学早了容易忘，干脆放到考试前两天再学。
7月初，教练安排我参加科目二考试。考前两天，我们要到实际考试的考场去练习。考场位于杭州郊区，与坦克基地毗邻，里面的场地比驾校面积大，道路故意做得崎岖不平，很容易溜坡和熄火。尤其是它的坡道，又陡又长，当我驾着车，颤颤巍巍地爬行在长坡上，看到奇怪的远山与夕阳，一瞬间忘了今夕何夕。
这次考试我们一行有四个学员，三男一女：理发师，被认为是手脚最灵活的，如果只通过一个，肯定是他。工程师，表现也不错。只有我和一个女园林设计师不被看好。
倒桩移库要用考场的车，可以花钱租用来训练。考前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每人掏了40元钱买了10分钟的训练时间。训练结果让我很沮丧，考试车方向盘和离合都很重，杆子也好像比驾校的窄，我做了两把，有一把失误。张教练照顾我，让我多练了一把，并且嘱咐，如果发左侧的后视镜眼看要撞到杆子，就往左打方向，反之亦然。
第二天科目二考试的大日子，我特意穿了一件媳妇给我买的红色T恤，为了讨个彩头，况且红色一直是我的幸运色。考试前，人特别想上厕所，想喝水。有一个女生眼看要考试了，拿着100元到小卖部买水，小卖部找不开，她急得眼里都是绝望。我就买了一瓶水送给她，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
我深呼吸一口，蹩进车里，开始了训练过上百次的倒桩移库。我开得慢之又慢，前面都惊险过关，就差返库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把车倒向库的时候，头脑忽然短路，我找不到后视镜里的杆子，一阵慌乱之后，我打了向左一圈半的方向盘，此时觉得车明显横着出去了。没等我调整，就听车里喇叭响起：“压线，考试不合格。请重新补考。”
我沮丧而愤怒，无数个烈日和暴雨下的训练，居然换来的是这么残酷的结果。补考的时候，我带着一股气，开得又快又果断，在后视镜即将撞杆的时候，我想起了张教练的教诲，急忙打方向，惊险地绕开了杆子。最后我大汗淋漓地把车倒回库中，就听到电脑说“考试合格”。
九选三是两人一车，我和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抽在一起。我先考，抽到的是最难的压圆饼。此时的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已经挂了的人，心无挂碍，一往无前，先是做了侧方停车，然后顺利地走完了圆饼路，最后是上坡定点停车。我开着车，像西西弗推着巨石，爬上了陡峭的坡路。哈利路亚，杏帘在望，我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坡那边……当我把车稳稳地停在坡顶，又缓缓起步下坡的时候，我知道期盼依旧的胜利已经来临。剩下的时间，我坐副驾驶，给同车的小伙子指挥。他侧方停车一阵慌乱，在我的指挥下，居然也通过了。
我们在大厅里回合。原来表现最好的理发师居然倒桩也出了差错，靠最后一拼才通过了考试。女园林设计师却不幸挂了。本来按照惯例，应该中午请教练吃饭，但是看到设计师心灰意懒，大家也都意兴阑珊，就这么散了。张教练让我等他通知，路考前三天再带我训练。
后来我出差去了一趟大草原，在北京因雨失期，多呆了一天，从而耽误了第一天的路考训练。出差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跟张教练去训练，他表情很凝重地告诉我，只练两天的话，有可能通不过。我说，我想强化训练。他同意了。到了驾校，他安排另外的学员练习灯光，带着我上路了。
当我第一次在路上开车，有一种随时失去控制的离心感，幸亏教练帮我抓着方向盘，我才像坐过山车一样完成了处女开。
科目三考试，即路考，现在有两种考试模式，一种是人工考，路线不固定，考试时，旁边坐着车管所的警察，听他的指令完成一系列操作。一种是自动化考试，路线固定，旁边坐着驾校的教练（担任负责防止学员意外操作的安全员），一切按照电脑指令完成。显而易见，后者更加容易，幸运的是，让我抽到了。
所谓自动化路考，就是在一段固定的路段，在大约10分钟的开车过程中，要完成变道，换挡加速（保持车速在40码以上超过5秒钟），直线行驶，过学校、公交站、斑马线，掉头，靠边停车。因为驾驶副座是同一驾校的教练，同时他也会在监控看不到的情况下给予必要的提示，所以放松了很多。尽管如此，还是会犯莫名其妙的错误。轮到我考试，教练说变道，我差点忘了怎么打转向灯，幸亏他提示，我才逃过一劫。后面的路越开越顺当，越开越宽广，我满分通过，没有扣分，也没有补考。
我们四个人全部通过，张教练这次乐开了花，作为驾校里通过率最高的教练之一，他上一次带的四个学员居然挂了三个，这让他十分闷闷不乐。今天我们也算是为他挽回了不少掩面。
是日台风来袭，狂风暴雨冲刷着大地，我们四个学员和张教练在梅家坞听着雨声，吃了一顿农家乐。一桌欢声笑语不断，谈论的还是和驾校有关的那些事。
理发师要开一座新店，我和教练相约，等他开张的时候，一定前去送花篮祝贺。届时大家都不开车，好好喝一场。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2012年，著名视觉动漫艺术家皮三（王波）的动画系列“哐哐哐”荣获最佳视频频道评委奖。我在咖啡馆用电话对他进行了专访，由于身边除了一份《南方周末》没有带纸，我只好把采访内容记录在报纸的空白处，遗漏舛误在所难免，请大家谅解。
皮三接到德国之声组委会的电话通知，才知道自己获奖。此前，他对国际博客大赛并不熟悉，只知道猛小蛇凭借《狗日报》曾经获得过此奖。对于获奖，他非常高兴，并对德国之声发表了如下感言：
“感谢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能给予我‘最佳视频频道’奖，我没有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系列网络动画片能获得更多人的喜欢和关注。我更愿意把这个奖看作是对创作的趣味性和独立思考态度的鼓励，再次感谢。”
一、做动画是追随本能
2000年左右，Flash动画在中国互联网上盛行。这种在国外用来做网站交互动画的工具，到了中国成了制作短片、mv的利器。老蒋、bbqi、白丁、卜桦、皮三等一批具有专业美术功底的人，全凭兴趣和一强热诚，投入到Flash制作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网民称他们为闪客，因为Flash是闪烁的意思。
皮三作为著名的闪客，本世纪初凭借短片《赤裸裸》和Flash互动艺术作品《玩我》，在互联网和先锋艺术界名声鹊起。他还乘势写了一本《Flash：技术还是艺术？》，对闪客文化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然而到了2005年左右，闪客们纷纷从事商业动画或者数字艺术，Flash动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在网上也不再流行了。
虽然闪客们纷纷改行，皮三依旧坚守在动漫的沙场，并于2009年推出了“哐哐哐系列动画”。这个系列，以几个充满黑色幽默和暴力美学的小学生形象，一扫国内动漫的伪饰与甜腻，迅速刮起了一阵哐哐哐旋风。
哐哐哐系列动画，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大片”，或者说正片，每集十几分钟。第二种是哐哐日记，每集5分钟。第三种是贺卡或者说花絮，应景创作，应运而生。2010年，哐哐动画的《兔年贺卡》，因为直面血腥拆迁和钱运会事件，被封禁。
皮三说他不希望给大家留下用动画表达异见的印象。实际上，他从不因为别人而创作，也不为了追新闻热点而制作。曾经有人建议他做薄王事件，被他拒绝。他说：“我只做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追随本能的召唤。因为动画所表达的是人类共性的东西。”
二、动画界之怪现状
说起现在动漫产业，皮三用了六个字概括－－“很操蛋，不靠谱。”中国的动漫产业一味拼数量，不重质量，使得动画片制作长度称为唯一标准。其结果是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第一“动画片长国”，但有多少成片锁在柜仓库里不见天日，却没人关心。
他曾经接受地方邀请去做动漫节的评委，他说在那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动画片。其观感只能用“怵目惊心”四个字来描述。那些为了骗取政府资金支持、草率完工的动画片，不但充斥着拙劣的模仿，而且有得连背景都懒得画，就合成了。皮三说：“以前的动画制作不管水平多次，制作者至少还有诚意。而现在是明目张胆地糊弄。”
这一切都跟各地只抓动画片的数量，不抓质量有重要关系。为了扶植国内动漫产业，各地制定了播出奖励政策，比如很多地方规定，动画片在央视播出，地方政府每分钟动画给企业补贴2000元。还有的地方在土地出让方面，向动漫倾斜，于是诞生不务正业的动画房地产。皮三认为，政府的扶植，非但不能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而且实实在在要毁掉这个行业。
以前，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电视台会支付每集几百元的播出费。自从各地颁布播出奖励政策之后，电视台腰身变成大爷，不但不向动画片付钱，而且还要收费，从而与动漫企业一起分政府扶植的一杯羹。这造成的结果是：动画片在传统媒体上简直没法做了。
鉴于这种残酷形势，有一些动画导演尝试拍动画电影，拼一拼院线。但是票房惨淡，国产电影票房动辄几千万、过亿，动画电影只有几百万。
看到传统媒体这条路走不下去，皮三坚决地走新媒体。他成立了北京互象动画有限公司，专走互联网路线，除了哐哐哐系列之外，他还制作商业片《泡芙小姐》系列，目前正在中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推广播出。选择互联网做主阵地的好处是，不用审查，总能找到人埋单。
三、最喜欢艺术动画
与迪斯尼、梦工厂动画大片比起来，皮三更喜欢法国、以色列等国家制作的艺术动画。《疯狂约会美丽都》、《魔术师》、《我在伊朗长大》、《与巴什尔跳华尔兹》，这些二纬手绘的动画片都是他发自内心的最爱。他也在制作一部时长超过一个小时的动画长片，目前剧本已经完成，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制作出来。
在艺术动画领域，一个人就是一支大军。皮三认为，对个人创作而言，1个人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比1000人做出来的差，1分钟的作品，不一定比一个小时的差。作品的质量和长度以及制作队伍的规模没有关系。尽管三维动画来势汹汹，但传统二维动画的潜能根本没有完全挖掘出来。事实证明，二维动画更能调动人们的想象力。一些二维漫画改变成三维动画，比如《丁丁历险记》，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真。
做艺术动画，跟从事其他艺术一样，都面临生存问题。皮三说，艺术和商业是跷跷板的两极，一端不要瞧不起另一端。双方不必互相嘲笑，两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他而言，自己的公司在商业一端，自己的创作，包括哐哐哐系列，在艺术一端。“我更喜欢艺术这一端。”他说。
四、不被美国的价值观所同化
面对迪斯尼、梦工厂3D动画的如潮好评，皮三也承认，这些片子都是优秀的商业巨作。但是，国内动画从业者，不要被它们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被大片吓破胆。皮三反对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发现技术背后的逻辑，破除对技术的米西。
好莱坞大片也罢，美国动画也罢，都是美国精神的提炼，我们看到，无论《功夫熊猫》多么擅长运用东方元素，其精神内核还是美国的。熊猫阿宝，功夫不管多么高强，其性格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街头青年。中国的动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把中国的国民精神提炼出来，找到中国风格、中国气度，那么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站得住的。皮三曾经对动漫专业的学生讲过，你们那么喜欢日本动漫，做出来东西，也是日本风格的，怎么就没有想到用中国人的眼光和手法，来表现动漫的内容。《功夫熊猫》只是诸多动画片中之一种，动漫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没必要让自己的价值观被美国童话，我们应该找到中国自己的语言，艺术性地表达中国所发生的故事。
五、如何面对荒谬的动漫审查制度
中国的影视审查本来就非常严格，动漫由于一直被当成是给少儿看的东西，审查起来更为严苛。最可怕的是标准模糊，没有成文的规定，那些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一切取决于审查者的个人好恶，甚至取决于他中午饭吃得是不是舒服。这一点甚至都不如朝鲜。
即便如此，动画工作者也不应无所作为。管制再严密，也总存在一些透气的缝隙。动画人要找到自己的空间，不要使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要么顺服，要么反抗，可能还有第三条道路。皮三比较赞赏刘健制作的一部动画长片《刺痛我》。刘健，画画出身，也搞过当代艺术，在这部动画里，他用自己独特方式，讲述生活中黑色的东西。
六、动画是当代的戏剧
皮三最近正在制作哐哐哐动画系列的最新一集《睁眼瞎》，他说这跟那个盲人没有关系，动画有更大更好的用途，不是影射现实那么简单。
皮三没有看过任何编剧方面的书，他的动画编剧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各种电影的吸收。皮三认为，动画是最接近于戏剧的东西，因为他的虚拟性、程式化，剥离了具象而追求精神上的相似。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艺术。中国的主流文艺在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演变之后，也许下一个形态是动画。
（注：访谈内容未经被采访者审核，仅供参考。）
我远处的山峰，我内心跳动的复杂性–专访编剧余青峰
余青峰是一位戏剧鬼才，也是一个罕见的戏里戏外，台上台下，心中想的，手上做的，表里如一，毫不分裂的人。他从小跟随父亲东奔西走演出，立志做一个编剧，从葱葱郁郁的少年到梅青竹瘦的青年，从没有背弃心中的梦想。在度过了青春的困厄与苦斗之后，无门无宗的他，终获国内戏曲编剧最高大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谋生的困扰，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喜爱又擅长的编剧生涯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不希望自己再获奖
但是余青峰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恬淡与闲适，他内心依然存在着他认为对编剧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愤怒。这愤怒并非无缘无故，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过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而戏剧家的愤怒，正是源自于不安于现状的内心和这种“古老的敌意”。
余青峰说过一句话：“我不希望自己再获奖了。”近十年来，他编写的剧本获得过国内各种荣誉，2003年反应抗击非典的《被隔离的春天》获得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佳编剧奖，他的代表作《赵氏孤儿》囊括了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中国越剧节金奖和中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曹禺剧本奖”。随后，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获奖，从《李清照》到《江南雨》，从《大道行吟》到《结发夫妻》。因为“拿奖拿到手发软”，余青峰把获奖看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他认为在目前风气下，戏剧界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奖，从而使戏剧变得功利和虚无。尤其是梅花奖，大家都在追逐，所有的人力物力，甚至包括自己能调动的一切的资源都投入进去。结果却忽略了戏剧本身，这完全是舍本逐末。
有一次，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找到他，邀请他为本团老臣洪瑛量身编写一出剧目，因为洪瑛很快要到参评梅花奖的年龄底线，再不得奖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余青峰用15天时间，写出了《结发夫妻》，讲述了西汉年间著名的崔氏和朱买臣的故事。然而，洪瑛却在省一级的梅花奖资格申报中落选了，茅威涛为此痛哭流涕。坚忍的洪瑛说，拿不拿奖无所谓，但一个演员一辈子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后来这出戏由田沁鑫导演，并按照导演意图，由悲剧改成了喜剧，最终公演，余青峰感觉受到了一次震撼与洗礼。
戏缘天注定
戏界有很多神秘的巧合，只能用戏缘来解释。程派名剧《锁麟囊》的编剧翁偶虹，原名翁藕红，平生写的第一出戏是《红莲寺》，最后一部作品是《红灯记》，名中有“红”，编剧生涯又以“红”开始，以“红”煞尾，真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说起来，余青峰也有一段戏剧奇缘。他19岁的时候，写了第一个剧本，写的是明代妓女王翠翘为情为义自沉钱塘江的故事，初稿剧名《之江潮》。当年这个剧本入围福州市的戏剧汇演，上级文化部门通知县剧团排这出戏。县里一个文化干部只看了剧本人物表后，白了余青峰一眼，训斥道：“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妓女！乱七八糟的。”当时，给他的打击不亚于高考落榜。然而，19年以后，余青峰作为特殊人才被杭州市引进，分了一套人才房，就在之江路上，每天拉开窗帘，都可以看到钱塘江水滚滚流过，而钱塘江又名之江。
余青峰从小就纯粹地爱着戏剧。他的父亲在县闽剧团工作，常年扎根农村演出，正月初二就整装出发。余青峰只要放寒暑假，就跟着父亲去下乡。坐超载的拖拉机，夜里睡破庙，非常艰苦，但每到演出时分，看到如痴如醉的观众，他感到一种天赐的快乐。当时有一种角色最受欢迎，就是乞丐，大家都抢着演，如果戏里没有乞丐，也要硬加一个。因为福建农村的风俗，大户人家见了舞台上的乞丐，要往台上扔红包，2元、5元都有。这些钱都归演乞丐的演员所有，不过一般都会拿出一部分来请客，否则久而久之就演不成乞丐了。
少年余青峰不羡慕台上的演员，但十分崇拜剧团里的老编剧。因为当时演出，唱词字幕都是用幻灯打上去的，老编剧坐在观众群最高的地方，一张张切换幻灯片。他坐在傍边看，久而久之也学会了。他就对老编剧说：“让我打一次吧。”老编剧将信将疑，但看他熟悉幻灯切换和唱词，也就放心了。此后，只要下乡演出，老编剧就把幻灯机交给他，自己喝酒去了。余青峰盯着那些唱词，心里想，这要是我写的该多好啊！有一次他想得入神，幻灯机出了故障，观众看戏时反映很冷淡，他还为此内疚了好几天。
余青峰的编剧梦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在一次全校演讲中明确说自己要当编剧，公开标榜上大学不是华山一条路，全校都傻了。高三那年，尽管还有两个月就高考，他还张罗班里的“五四”晚会，班主任老师认为这耽误了学习，没好气地说：“余青峰同学，你不是在开晚会，你这是在开追悼会呀。”
他之所以对越剧情有独钟，是因为有一年看电视里越剧大奖赛，赵志刚扮演的《浪荡子》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乞丐形象，从小看乞丐戏长大的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乞丐可以这样演，原来戏剧的本质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心。
后来他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但是编剧之途，本来就荆棘丛生，而戏剧这个行当的进入是有门槛的。作为一个新人，他无门无派，风里来，雨里走，终年笔耕何所有，只剩锦心绣口和勤奋的手。大学毕业后，他费劲心力写了《侯朝宗与李香君》，在专家评审会上，一位业界专家只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
如果听信了这位专家的话，余青峰如今也许会在一个广告公司写房地产文案。但他不怕压，不信邪，他身上有父亲的刚强和母亲的坚韧。他的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但居然通过看电视，学会了普通话，并认识了一些字，还练就了看云识天气的绝活。余青峰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上午给他莫名其妙地送来斗笠，说下午下雨，果然一放学就大雨倾盆。
上戏毕业之后，余青峰到福建一个剧团找了一份工作，主要是给领导起草报告，所谓“消磨一代英雄气，官样文章殿体诗”，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他辞职一个人到上海闯荡。此时，余青峰知道，一个辉煌的文学戏剧生涯正在向他展开。
内心跳动的复杂性
3月27日，余青峰收到了约翰·马尔科维奇代表国际剧协发来的“世界戏剧日”贺词，其中几句，让他深为感动，其词曰：“祝愿你们的戏剧作品引人入胜创意非凡，意义深远感人心扉引人深省并独树一帜，能反应出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充满真情实感、率真而优美；克服各种窘境、审查制度、贫困和虚无主义，获得天赐的才华，解读人类心灵跳动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以谦逊态度和好奇精神，把戏剧当作毕生事业。祝愿最好的那个你，因为只有最好的那个你，而且只有在最最稀有和最最短暂的瞬间，成功地架构出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
在余青峰的编剧生涯中，他一直试图克服的就是戏剧的缺氧环境，他孜孜以求的正是心灵跳动的复杂性。他的第一部代表作《赵氏孤儿》，就是带着“我们何以至此”以及“我们如何度过”这样的终极提问，开始创作的。“秋风吼，秋雨骤，人间沧桑道不得，只说天凉好个秋。”这段脱化自辛弃疾词的曲词由歌队唱出，带人们走进那个关于救赎、复仇和受难的故事。为了写这部戏，余青峰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他哭之，笑之，叹之，咏之，梦之，呼之……这部戏经过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披阅六载，增删十次，终成力作。
《赵氏孤儿》的故事取自《史记》，在西方也广为传诵，自从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问世以来，它被改编成各类戏剧，尤其是近年来，光在话剧舞台上的改编版就有四、五部之多。《赵氏孤儿》所反应的普世价值，贯通东西方文化，它既有基督救赎的象征，又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但是，有不少改编者，为了给它附加一些现代意识，而妄自穿凿，冲淡了本剧的悲剧性。例如，有戏剧界的大导演，让赵氏孤儿最后选择不报仇，这简直是要让司马迁、纪君祥、莎士比亚气得纷纷从坟墓里跳出来。
余青峰没有回避残酷，而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恐惧和怜悯之情。除了原作中的人物被摩写得各个有血有肉之外，他还成功地塑造了程婴夫人–程王氏的形象，而这个舍子救人的伟大母亲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拉斐尔画笔下的圣母和古诺的《圣母颂》。
余青峰反对将人物脸谱化，他笔下的角色个性复杂，血肉丰满。他最近正在创作一出关于海瑞的戏，他说：“我不再写一个为老百姓办多少事的廉吏，而是写清官的孤独。那个年代，贪官太多了，社会出问题了，才会凸显出海瑞。作为当时的朝廷，既需要海瑞，又害怕海瑞。”这正是复杂性的体现。
他所涉足的剧种不仅仅是越剧，还有闽剧、锡剧、绍剧、黄梅戏、昆剧、汉剧等。在进行新的创作之前，他都认真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大量的阅读，为创作《青藤狂歌》，他前后阅读了200多万字的关于徐渭的资料。二是反复听这个剧种的唱腔，感受其味道、气质、意韵。三是实地采风，就是到跟这个戏相关的地方进行考察与感受。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任何一个戏，可以不完美，但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形式上，绝不能重复自己。
他不相信什么编剧法，编剧法是理论家对前人剧本的总结，一定高度的编剧家不应该有法。
对于余青峰来说，创新是活着的证明。2007年，他与杭州剧院合作，创作了越歌剧《简爱》，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用中国传统戏曲来演绎外国作品，在100年前就有了。1907年许啸天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京剧在上海上演，1940年天津的一个京剧团还排演过《侠盗罗宾汉》。但是，中国曲唱外国戏，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其韵味、美学与分寸很难把握。
余版《简爱》，改变了越剧才子佳人戏以唱为主的特点，而以对白为主，所以乍看上去，很像一出话剧。但是音乐巧妙地穿插于期间，有时像古希腊戏剧的歌队，有时像音乐剧中的男女对歌。余青峰把原著重新剪裁，去掉了简爱童年以及出走后巧遇表兄圣约翰的戏，使故事更为紧凑，节奏更符合舞台剧的特点。本剧结尾是这样写的：
罗斯特：（烦躁地）你走吧，快走，我不习惯接受别人的怜悯！
简爱：这不是怜悯，是爱！
罗斯特：爱？……
简爱：先生，我爱你！
这个结尾曾让余青峰自己都黯然泣下。这也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感动你的观众，你得首先感动自己。
2008年，《简爱》在上海演出，越剧泰斗袁雪芬看了这出戏，正当余青峰担心老前辈说他乱来的时候，已经86高龄的袁雪芬对他说：“这个戏我们年轻人喜欢”。她语调特意强调“我们年轻人喜欢”。作为越剧改革创新的泰斗，她认为越剧应该继续往前走，她认为应该继续尝试。
余青峰说：“只有在坟墓里的东西才是死的。艺术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没有什么不可能。”记者问他，假如遇到有人说：“你才干越剧多少年，你懂越剧吗？你怎么回答？”余青峰说：“我会说，你们心中有你们的越剧，我心里有我的越剧。你知道以前的越剧、将来的越剧是什么样的吗，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探索。”
在杭州诗意地栖居
凭余青峰的才情与努力，改变命运是必然的结果，落户杭州却是偶然的机遇。2006年，时任杭州市委副书记的叶明看了越剧《赵氏孤儿》后，觉得人才难得，当即拍板把正在上海漂着的余青峰引进到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担任专业编剧。用余青峰的话说“我是戏剧的流浪儿，在我无工作，无工资，无职称的三无状态下，是杭州收留了我这个流浪汉。”
来到杭州后，余青峰的生活质量和创作外部条件大大提高，他接连获得了杭州市文艺突出贡献奖，杭州文艺桂花奖艺术贡献奖，杭州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并且分得一套人才安居房。这个少小离家的孩子，终于告别了“几处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流浪生涯，在钱塘江畔，西子湖边，诗意地栖居。
他家的客厅两面墙都是书架，那里有他一辈子都看不完的书。他工作相对安逸，每周只需要到单位去参加一次例会，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搞创作。
他每年都会接到30多部戏的“订单”，但他最多接三、四部，他对作品质量的苛求胜过一切。他也会受邀担任评委，但从不说心口不一的话，他认为专家收取别人的好处，丧失公平心，不仅是腐败，而是肮脏。文化腐败比经济腐败还可怕，因为文化腐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被腐蚀了，其肮脏度和伤害性是巨大的。
对余青峰来说，戏剧是他毕生的事业，甚至是生命本身。他在县剧团工作了30年的父亲是他毕生的榜样，2010年5月11日，老人与世长辞，生命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
“戏演完了。”这应当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关汉卿、尤金-奥尼尔、布莱希特与世界告别时说的一句话，却出自一个基层戏剧人之口。这句话带着惋惜、带着希望、也带着能量，将伴随余青峰、伴随每一个诗剧的制造者，走过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直到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曙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