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une, 2019

回归白板报

Tuesday, June 25th, 2019

兔子绕山转,早晚回老窝。

几番晃悠,几番折腾,决心用回从前的博客。生产内容的人,从事创造的人,应该让自己提高技艺,而不是折腾技术的载体。给英国女王做衣服的裁缝,并不需要关心用什么牌子的缝纫机。如果好好写,免费的博客平台就足够,独立的Wordpress更是锦上添花,如果不想写,用苹果最新的Mac Pro搭建的独立服务器并且安装最新的静态博客系统,也没有用。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时代,物欲很容易被激起。关键是学会如何Live without it. 否则,永远是各种硬性和软性广告的奴隶。

从今天起,也把下面的域名都指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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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写,其余都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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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上海电影节观影笔记Part1

Tuesday, June 25th, 2019
电影节一年一度,一期一会,机会实在难得,我认识有些影迷朋友,每天都辗转在各个电影院之间。上海电影节不仅属于住在上海的人,还属于整个长三角。我认识一位朋友,创下了两天看13部电影的记录。 哪怕一天看一场也不轻松,本届电影节放映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长达7个半小时。 不过还是有影迷敢于挑战,票经过加场后,依然一抢而空。 而我,今年虽然抢了27张票,到目前只看了8场。剩下的票,有的原价转卖,有的半价转卖,有的送朋友了。到目前为止没送出去而浪费掉的仅有两张票而已,属于正常损耗范围。要问我明年还这样七买八买吗,我一定不这么干了。 其实,看电影是一个体力活,赶场子很累,到了影院规矩又多,睡觉都生怕自己打呼噜。

听瓦尔达说

《听瓦尔达说》是我电影节所看的第一部,这是已故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个巨大的PPT,一次讲座串成的纪录片,亦是她70年艺术探索的总结。瓦尔达讲了三个主题词:灵感、创作、分享。 一、灵感 瓦尔达的灵感来自于真实,身为摄影师的她,总把纪实融合在电影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她去年获奖的纪录片《脸庞·村庄》,就代表了她的风格。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阿涅斯·瓦尔达与街头艺术家JR一起,驾驶着一辆喷绘着相机的小货车穿越法国的村庄。一路上他们拍摄下所遇到的人物,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们把照片打印出来,并且放大到难以置信的尺寸。片中最感人的是一些普通人,通过被这样放大,第一次确立了自我的价值。例如一个小镇上的咖啡馆的女侍者,打着一朵细花阳伞的照片,被放大到墙体那么大。三个集装箱码头的工人妻子的照片,被放大到十来个集装箱那么高,当工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一下子惊呆了。Size matters,尺寸很重要,说的就是这回事。 二、创造 她横跨了纪录片、故事片和装置艺术。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拾穗者》,关注在城市里捡食物吃的人。感谢雨果,法国不搞垃圾分类,否则无家可归者连食物也捡不到了。《拾穗者》还拍摄那些捡农场遗弃的土豆的人,这些土豆是都不符合超市里要求的尺寸,要么太大,要么太小,而被农场主遗弃在田里的。知道奥秘的人,就去捡土豆。里面的土豆居然有心型的,瓦尔达收藏起来,让这些土豆生根发芽,然后自然萎顿。再把这些土豆做成了一个装置。 三、分享 艺术当然是拿来分享的,关键是怎么来定义艺术。瓦尔达早年丧夫,此后再也没有改嫁。她对鳏寡孤独,感同身受。 拍摄孤岛上14个寡妇,让她们诉说自己的感受,这些诉说最后用各国语言配音,这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部影像装置。大家来到一个展厅里,然后随机拿起一个耳机,戴上耳机,可以听到寡妇们的诉说。 瓦尔达早年是拍胶片的,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她也开始拥抱数字影像。她把以前老电影的胶片做了一个装置,用《幸福》的胶片搭成一座小屋。这个装置没什么技术和创意含量,但是一个老艺术家能够不断地引用自己,是她们的特权。所以分享包括了重复分享,多次分享,分享的分享。2019年3月29日因乳癌于家中过世,享年91岁。 她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启发,她办了一个展览,回顾自己的作品,作品旁边要么摆了奖杯,要么挂着票房的标签。她以此来表明:当你创作一部作品,要么用来赚钱,要么用来拿奖。别的就先不要考虑了。

在伯克利

电影节当天下午,我看了怀斯曼的纪录片《在伯克利》(At Berkley),片长4小时4分钟,中间安安静静,几乎没人退场。影片结束,大家鼓起掌,为了电影,也为了自己。 这部片子讲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美国传统高校的数十个片段,从校长开会,到学生表演,观众光课程就听了十几门,不是浮光掠影的听,而是每一节一个主题,相当于TED演讲量级的听课,但是,伯克利的老师教授们,并不像TEDer卖弄风情,而是展示出世界一流教师应有的样子。比如,一位研究癌症与基因的女教授,说自己年轻时通过研究鸡发现,癌症并非是癌变基因自己造成的,还与环境和周围组织有关。当时人微言轻,她的论文被一位权威当面扔进了垃圾桶。现在,证明她是对的。因此,她教育学生们,不要迷信专家和权威,包括她自己。 类似的演讲还有十来场涵盖:公共管理,天文学,生物学,社会学,诗歌欣赏,组织管理学,时间哲学,种族讨论等等……,这哪里是看电影,简直相当于上了一学期高质量的公开课。校长和管理层忙活的则是钱的事,伯克利是公立大学,但政府的拨款年年减少,2013年已经降到16%,致使学校不得不让低级别教职工强制休假。同时,学校安保部门则跟市警察局商量一起互保,以避免学校里的突发事件。 影片在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的游行示威和占领图书馆的学运中达到高潮,此时校长并不在家,几个秘书忙着起草大而空的答复学生的公开信。后来,学生自己撤出了图书馆。校长回来了,说现在的孩子这一套,我们60年代都闹过了,只不过当年我们的目标比较宏大,而现在的孩子闹的这是哪一出。影片最后,一位老师在解读约翰·邓恩的艳情诗,现场的学生中,有围着头巾的中东女子。 怀斯曼的镜头,还把相当长的篇幅留给了在校园里施工和除草的蓝领工人还有大型机械,通过这种无声的对比,让大家看到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这些镜头肯定是设计过的,不对比不知道蓝领阶层多不容易。

斯巴达克斯

第一天六个多小时的电影,确实挺累人的,因此电影节第二天我决定只看一部电影,当然也不轻松,197分钟的《斯巴达克斯》。 这个电影,库布里克都不太愿意承认是自己的作品。《斯巴达克斯》是库布里克本人最不认可的作品,并将其一度从自己的作品小传里删除。这部电影的来历说来话长,麦克·道格拉斯的父亲Kirk一度想主演《宾虚》,但未能如愿,就发愿也拍一部古罗马题材的电影。他既是制片人,也是主演,并且炒掉了原先的导演曼(他只拍了开头矿山的镜头),换成了库布里克。但是库对于编剧Trumbo表露出的共产主义倾向并不认可,当Kirk颇为得意地说出那段「你是谁,你是神吗?」「不,我是斯巴达克斯」的时候,库布里克简直嗤之以鼻。 导演与摄影指导Metty也不和,主演克拉苏的劳伦斯·奥利弗与演元老Gracchus的查尔斯·劳顿在现实中也是一对互不说话的死对头。 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剧组,拍摄了170多天,才完成了这部电影。 周期如此漫长,库布里克的小女儿在学校里填表时,在父亲的职业一栏填上了:斯巴达克斯。影片动用了超过一万名演员,战场交锋就用了8000多人。在没有电脑CG的时代,斯巴达克斯砍掉罗马士兵的胳膊,都需要用真刀砍演员的假胳膊。 这部电影看得让人压抑无比,因为斯巴达克斯不仅死了,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妻儿也被仇人克拉苏掳去,未来凄惨的命运可以想象。3000人被钉在十字架的上的镜头触目惊心,会在噩梦中萦绕。库布里克处理的时候没有用十字架而是用了丁字架,这样不会跟耶稣基督的形象混淆。为了剧情的需要,电影虚构了克拉苏与斯巴达克斯面对面的场景,而在普鲁塔克的史书上,这俩人并没见面,斯巴达克斯也只是死在乱军之中,并非被先安排角斗,再被钉死。 这部电影的仪式感太强了,影片还没开场,大光明的工作人员就拿着话筒出来提示:「这部电影的前十分钟和后五分钟,只有音乐没有画面。」大家就坐在黑暗里,面对黑魆魆银幕,等待开场。中间还有10分钟的幕间休息,也是黑乎乎没有画面,只有音乐。 今天看这部电影,觉得Trumbo编剧的问题很大。斯巴达克斯被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勇士,最后奴隶们纷纷自陈是斯巴达克斯,放弃生还的希望,英勇就义的场景,像极了样板戏的处理方式。在父亲节看这样一部绝望压抑的电影,确实令人难忘。 《斯巴达克斯》是一部充满红色隐喻的电影,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颜色已经淡去,留下的只是那些影史上的奇谈。摄影指导什么也没干,甚至一度要求不要署名,但是躺着赢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扮演奴隶贩子Batiatus的Peter Ustinov爵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他后来还获得最佳编剧提名,并且主持一档电视节目,在采访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时,目击了英吉拉·甘地被保镖开枪刺杀。影片字幕最后感谢了安东尼·霍普金斯,因为有一段托尼·柯提斯(《热情如火》里的吉瑞)与劳伦斯的对手戏,里面「生蚝与蜗牛」的台词,因为含有同性恋暗示,被剪掉了。1991年修复时,发现画面还在,声音消失,霍普金斯就自告奋勇模仿了劳伦斯的声音。《斯巴达克斯》这样的电影,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第二部了,能在影院里看到,也是一种福份。 看电影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 我看完电影第一时间发朋友圈说:
“虽说是4K修复版,但色彩依然有大幅失真,由于留下来的原始胶片黄色被毁坏,我们看到的镜头是用残存的负片修复的,所以画面上有莫名其妙的粉红,人物像得了红斑狼疮。”

有影迷朋友看到之后,马上告诉我,官方已经宣布这是一次放映事故。 因此,我们这些看片的人赚到了,组委会决定全额退款。150元的票款就这样退回了钱包。也许这就是国际大都市的好处,要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买了新房子出现裂缝都不给退款啊。

对不起,我们错过你

我的电影节之旅,是从肯洛奇开始的,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从杭州赶到上海,看过一部《风吹麦浪》。不是李健的那首呜呜呜呜呜,而是讲述爱尔兰独立者与英国殖民者开展游击战的故事。 前年,我看了《我是布莱克》。这部电影获得了2018年戛纳大奖,在首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15分钟。去年,我看了肯洛奇早期的电影《小孩与鹰》。所以,上海电影节对于我来说,就是看肯洛奇的电影。 本次电影节放映肯洛奇新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你》,这个名字怪怪的,而且这部电影在全球还没有公映(英国是8月份才上映)。今天,我问了卫西谛的夫人,他看的时候哭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我放心了。 《对不起,我们错过你》,乍一看片名好怪,看了电影才明白,Sorry, we missed you.是快递公司留给不在家的收件人的留言条。这是一个关于快递员的故事。 Ricky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失业了,他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以特许经营身份加入一家快递公司。当他回家告诉家人,儿子Seb挖苦说:“特许经营,你开了一家麦当劳吗?”熟悉肯洛奇的人知道这是一个老梗(old punchline),因为他拍过一部电影叫《诽谤麦当劳》。特许经营,顾名思义,就是自担风险,但是还要接受公司的盘剥。 Ricky有两个选择,从快递公司租车,或者自己买一辆。租车每天只要一睁开眼,就要欠快递公司100多镑(具体金额我记不太清楚了),买车虽然花费高,但不用每天欠钱啊。 唉,看到这里我已经很惭愧了。大家知道,我曾经经常往内蒙跑,跟一群做纪录片的朋友。当地有一家上市公司煤炭企业,当年发迹的秘方,就是不养车队。公司买了一些大货车,「免费」交给司机们开,司机每天要交租金,三年期满,这辆车就归司机了。这样企业主不用雇佣司机,不养闲人,司机不用买车,不占用资金,两全其美,岂不美哉? 当年在酒桌上,听到这个故事,我还击节叫好。现在看来,我真幼稚,甚至愚蠢! 吃人如果吐骨头的话,还叫特许经营吗?机会难得,但是代价不菲。Ricky要自己花钱买车,并以自雇者的身份加盟快递公司,一切都被一个终端设备监控,请假,投递不准时都会被罚钱。关键是为了买车,他不得不卖掉了妻子的小汽车,而妻子也是一位「按服务付费」的护工,每天奔波在六七个老弱病残中间,特别需要一辆车。 他的妻子Abbie,更让人想起《我是布莱克》中的 Katie。她是一位护理小时工,对待老人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人生在世,有三种痛苦,最好不要一起上门来:老,病,穷。 影片中,我们看见Abbie摊开一张成人用的尿不湿,接着看到洗手间里赤裸的一条腿,一个老人说:“我一百万年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而另一位自己去不了洗手间而尿湿衣服的老太太则说:“谢谢你,这一切太丢人了。”Abbie说:“不,你不知道,你对我们家的帮助更大。” 即使悲剧,也有需要喜剧来穿插,这叫喜剧性放松(comic relief)。跟《寻找艾里克》中的邮递员一样,Ricky也是曼联球迷,并且模仿坎通纳把领子立起来。他给一个客户送快递,对方是桑德兰的球迷,于是两个球迷开始斗嘴。这一段影院爆发出一片笑声。 有一位老奶奶生活虽然不太能自理,但特喜欢给人梳头发,她总是要求给Abbie梳头发,但是Abbie太忙了,没有时间享受这项服务。这边,Ricky跟时间赛跑,有时带上小女儿Lisa一起投送快递,遇到收件人不在家,就留一张电影名上的字条。 快递公司的主管冷酷、嘴欠,跟这部电影的风格一样,毫不掩饰,直来直去。“你知道我们整天忙活是为了什么?”他拿起终端机,“就是为了让它高兴。” 这个终端机是一个类似手机的黑匣子,集定位,扫描,通话,监控于一体,损坏要赔偿1000镑。机器不仁,大数据无情,快递员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6天,请假则重罚。他儿子Seb的被设定为一个问题少年,涂鸦,打老师,偷窃,关键是不服管教,甚至对父亲说F-words。
当Ricky对儿子说: I have done my best for this family, for you. 儿子冷冷地回答: Maybe your best is not good enough.
我想,这是我今年看过的电影里最令人伤心和绝望的一句台词了。 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竭尽全力的父母,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子女,然而,你的最好可能还不够好。当偷东西被警察抓住,警察当着他们父子俩说了一段话,这段台词除了Laverty和肯洛奇没有人能写出来。
“小子,抬起头来,看着我。此刻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你知道吗?我这里每年抓不少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有家人来领。你是一个幸福的小混蛋,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你,因为你还有一个父亲甘愿坐在这里为你接受羞辱。”
为了剧情需要,Ricky误会了儿子并打了他耳光,同时为了电影快点收尾,编剧导演又安排了一群小流氓抢劫了快递车,并打伤Ricky。这样的巧合是为了引出影片中的高潮,Abbie对打电话要来罚款的快递公司主管破口大骂,骂完之后,她捂着脸哭着说:“我是一个护工,我是照顾别人的人,我可从来不骂人,我从来不骂人……”医院的人都看着她,面带诧异和同情。 肯洛奇以前的电影喜欢表现无产阶级浪漫化的团结,营造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假象,至少这一次,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大众只是一种幻觉,能有共同的目光汇聚已经不错了,别指望什么团结和斗争。 也许是在这段剧情之前,也许在这之后,我记不太清楚了。 Abbie出现在老人的客厅,老人一边给她梳头,一边唱着那首:爱琳,晚安。
Irene,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 Irene I’ll get you in my dreams Sometimes I live in the country Sometimes I live in town Sometimes I have a great notion To jump in to the river and drown Irene,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 Irene
纵然铁石心肠,看到这里,也会泪湿青衫吧。 次日早晨,Ricky不顾家人阻挠,带伤开车出门上班,电影戛然而止,只留下观众在黑暗中唏嘘。 作为中国观众,看了固然感动,却也犯一点点嘀咕。就像英国达人秀里一位来自非洲的脱口秀主持人所说:“你们英国人太矫情了,说什么金融危机?我来自非洲,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危机?除非伯明翰的上空有联合国的飞机空投食品,才有资格叫危机。” 我如果上达人秀,也会对肯洛奇说:“什么叫人吃人的社会?一个拥有NHS免费医疗的国家哪怕排三个小时的队看x光片,也不算人吃人的社会。要不您去我们那里看看……”但是,后来我一想,话不能这么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生活在桑德兰,就要以桑德兰的标准来看待人生。 人,无论生活在非洲,英伦,还是上海的马当路,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被人当成人。人不可以这么被轻贱,这不符合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的伦理与道德。无论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圣经里的金律: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别人。

东京物语

如果本届电影节只能看一部电影,那么就是《东京物语》。 如果上海电影节的指定影院里有火刑柱的话,我相信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把电话铃声响了几次的老年观众绑上去,并亲自缓慢转动柱子,以确保烤得十分熟。其实这位老人家不过是搞不定儿女送给他的智能电话,不知道如何关机而已。 《东京物语》的现场来了不少老人,这本是合宜的,因为这部电影不但适合中青年,更适合老年人看。 故事讲述的是70岁的周吉和67岁老伴富子,决定到东京去看看自己的大儿子幸一,大女儿志家(日本国宝级女优杉村春子扮演),以及守寡的二儿媳纪子。东京很大,儿女很忙,唯一能陪伴他们的反倒是外姓的纪子。站在儿女的角度,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父母好不容易进一次都市,儿女反而很忙。一是真忙,比如幸一要出诊看一个高烧近40度的患儿;二是瞎忙,父母驾临带来的压力,顿感自己混得差,于是拼命工作,抓住有的没有的赚钱或升迁的机会。周吉老两口感受到的是希望的落空。本来以为大儿子是医学博士,发现不过住在郊区,做一个社区医生而已。几位老人甚至在居酒屋里吐槽:没遇到杀父母的儿子就算幸运了。 在电影院重看这部影片,我被一个个以前忽略的细节所打动。 富子借宿纪子家,说,“想不到今生还能睡在昌二(二儿子)的被褥上”,当灯关掉,我们听到了轻轻的啜泣声。 次日,两人告别,纪子给了婆婆一笔钱。还说一些常来看看之类的话。可是,富子说:“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来了……恐怕没工夫了吧。”她已经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 我之前看《东京物语》,都专注于两位老人出门旅行的这一段,而这次,我更多关注到的是,富子从生病、去世到葬礼的这一段。大儿子幸一虽然学医,但对母亲的病也无计可施,可是,周吉还是安慰他说:“你妈妈能得到你的诊治,心愿也满足了。” 当小女儿京子对于哥哥姐姐们的表现愤愤不平,纪子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但是到了姐姐那般年纪,就会有自己的生活。谁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京子说:“真讨厌啊,这个世道。” 纪子说:“是啊,净是让人讨厌的事。” 人生还不就是这样嘛,净是些让人讨厌的事。 《东京物语》曾经被英国的老牌电影杂志《视与听》每十年一次的评选(逢2的年份选一次,最近一次是2012年)评为影视第一名。但是2012年不知道评委的脑子被什么动物给踢了,第一名给了《迷魂记》。不否认《迷魂记》也是一部好电影,但是怎么能跟《东京物语》相比呢?《东京物语》的复杂和深刻,不亚于任何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们来看看其他兄弟姐妹都走后,纪子和周吉的一段对话吧。昭和时代最美的女演员之一原节子和昭和时代最伟大的男演员「父亲」的象征笠智众,给我们带来这一段对话。 当观众都把纪子当成一位圣洁女神和贞洁烈女的时候,他对周吉说。
纪子:妈妈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周吉:不是评价高。 纪子:不,我不是像您说的那么好的人,如果连您也把我看得那么高,那倒是我于心不安啦。周吉:不,你说的不对。 纪子:的确是这样,我的心并不善良,我并不像两位老人所想的,心里总想着昌二。 周吉:就说呢,还是忘了好。 纪子:可是现在连想不起来的时候都有了,忘的时候多了。……所以,我心底也并不善良。 周吉:不,这并不是心地不善良。 纪子: 不,是不善良。我对妈妈,没好意思说这些事。
周吉一遍劝慰,一边拿出富子生前的怀表送给她。 当所有的人都离去,邻家妇人从窗口路过。邻妇说:“大家都回去了,您就落单了吧。”周吉说:“我这个人呢很倔,要是早知道她那么早就去世,生前就对她更好一点了。”他又说,“一个人过日子,日子就变得很长很长了。”邻妇说:“是啊,可要落单了。” 影片的最后周吉一个人坐着,轻轻扇着扇子,门外千帆过尽,年华水流。我们在电影院里的人,也都这样提前静静地经历了自己的一生。 如果这不是人类电影的最高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叫电影。 我们今天说的是崇高的喜剧。可上面讲的这些似乎都是悲剧,这跟喜剧,跟崇高有什么关系。如果非要拉回标题的话,那就是这些悲剧都要有喜剧性的放松瞬间。 《东京物语》也不例外,里面的日本国宝级演员杉村春子承包了这个电影大部分笑点,尤其是影片的后半部分,当富子去世,全家奔丧的时候。 请大家看剧本。 当周吉走看,大家好一阵没有说话,这时候杉村春子扮演的志家说。 志家:怎么说才好呢,这么说也许不太好,两位老人要是有一个必须先走,我觉得还是爸爸先走好。 我在的影院现场,响起了压抑太久之后的笑声。 笑是一种对抗,让人不至于绝望。 关于喜剧的崇高性,我们会在今后的课程中继续详解。

小小乔

《小小乔》Little Joe讲了一个植物版的「黑镜」式的故事。 人与植物的亲缘关系比动物更近。我们会把思想比喻成种子,把事物的初期阶段比作萌芽,把行为带来的影响比作果子。中国有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新约》中有经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一般不会用动物的繁殖过程来比喻思想,除非流氓诗人或着诗人耍流氓才那么做。 爱丽丝(戛纳最佳女演员Emily Beecham)是一位育种科学家,用导演和制片人 Jessica Hausner(金棕榈奖提名)在今晚的观众见面会上的话来说,是女版的弗兰肯斯坦。她用病毒培育了一种新型花卉,用自己儿子Joe的名字命名为Little Joe。想不到,一系列古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是狗还是人,只要接触花粉,行为就变得怪异,爱丽丝的同事贝拉说出了一个秘密:吸入花粉的人,都变成了这种花的传播工具,会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保护花的繁衍。 爱丽丝的男同事、儿子Joe、儿子的女友Thelma,都吸入了花粉,事情一点点失去控制。究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是难得糊涂与之共醉,爱丽丝面临艰难的选择。影片的音乐怪异,常常喧宾夺主,但有效地起到了增强悬念地作用。这个故事外表看像一个洋葱,一层层剥皮剥下来,还是洋葱,剥到最后,你发现终于不是洋葱,而是「皮芽子」–新疆人对于洋葱的另一种叫法。 那么,这个电影好在哪儿?为什么戛纳会把最佳女主角给1984年出生的Emily Beecham?这个低成本的科幻片,唯一的特技就是制作了一盆盆塑料花,悬念的水平还比不上故事会,但是却有一种强大的吸力,让人如饥似渴地看下去。故事也并非没有波折,片中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爱丽丝家里地客厅。Joe和Thelma对爱丽丝说:「没错,我们就是被Little Joe控制了,我们感到很幸福,除了它我们什么也不在乎。」爱丽丝先是震惊,继而恼怒,转而悲伤,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小孩发出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笑声。「妈妈,我们是骗你的。」观众也跟着如释重负,Emily Beecham在这一刻的表演为她赢得了影后的桂冠。能编出这一段的编剧和导演 Jessica Hausner一定是天才,因为她知道观众期待反转,就给了他们反转,当然是假的反转。 影片中唯一的清醒的人贝拉被Little Joe控制的「植物人」们谋杀了,之所以没有给她也吸入花粉,变成同类,只能解释为Little Joe真的生气了。最终,Little Joe的种子传遍了全世界,它是马恩起草的宣言,是全球化浪潮,是麦当劳与苹果,是巴菲特给股东的信,是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是马云的内部讲话,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格言,是爱护地球垃圾分类的动员令,是一粒粒看不见的花粉……影片结束后,进行了主创见面会,我举着电影票找Emily Beecham签名,我知道,这种小小的虚荣心也是一个Little Joe,但它要开放,我没办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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