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我远处的山峰，我内心跳动的复杂性–专访编剧余青峰

余青峰是一位戏剧鬼才，也是一个罕见的戏里戏外，台上台下，心中想的，手上做的，表里如一，毫不分裂的人。他从小跟随父亲东奔西走演出，立志做一个编剧，从葱葱郁郁的少年到梅青竹瘦的青年，从没有背弃心中的梦想。在度过了青春的困厄与苦斗之后，无门无宗的他，终获国内戏曲编剧最高大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谋生的困扰，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喜爱又擅长的编剧生涯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不希望自己再获奖

但是余青峰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恬淡与闲适，他内心依然存在着他认为对编剧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愤怒。这愤怒并非无缘无故，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过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而戏剧家的愤怒，正是源自于不安于现状的内心和这种“古老的敌意”。

余青峰说过一句话：“我不希望自己再获奖了。”近十年来，他编写的剧本获得过国内各种荣誉，2003年反应抗击非典的《被隔离的春天》获得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佳编剧奖，他的代表作《赵氏孤儿》囊括了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中国越剧节金奖和中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曹禺剧本奖”。随后，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获奖，从《李清照》到《江南雨》，从《大道行吟》到《结发夫妻》。因为“拿奖拿到手发软”，余青峰把获奖看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他认为在目前风气下，戏剧界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奖，从而使戏剧变得功利和虚无。尤其是梅花奖，大家都在追逐，所有的人力物力，甚至包括自己能调动的一切的资源都投入进去。结果却忽略了戏剧本身，这完全是舍本逐末。

有一次，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找到他，邀请他为本团老臣洪瑛量身编写一出剧目，因为洪瑛很快要到参评梅花奖的年龄底线，再不得奖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余青峰用15天时间，写出了《结发夫妻》，讲述了西汉年间著名的崔氏和朱买臣的故事。然而，洪瑛却在省一级的梅花奖资格申报中落选了，茅威涛为此痛哭流涕。坚忍的洪瑛说，拿不拿奖无所谓，但一个演员一辈子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后来这出戏由田沁鑫导演，并按照导演意图，由悲剧改成了喜剧，最终公演，余青峰感觉受到了一次震撼与洗礼。

戏缘天注定

戏界有很多神秘的巧合，只能用戏缘来解释。程派名剧《锁麟囊》的编剧翁偶虹，原名翁藕红，平生写的第一出戏是《红莲寺》，最后一部作品是《红灯记》，名中有“红”，编剧生涯又以“红”开始，以“红”煞尾，真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说起来，余青峰也有一段戏剧奇缘。他19岁的时候，写了第一个剧本，写的是明代妓女王翠翘为情为义自沉钱塘江的故事，初稿剧名《之江潮》。当年这个剧本入围福州市的戏剧汇演，上级文化部门通知县剧团排这出戏。县里一个文化干部只看了剧本人物表后，白了余青峰一眼，训斥道：“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妓女！乱七八糟的。”当时，给他的打击不亚于高考落榜。然而，19年以后，余青峰作为特殊人才被杭州市引进，分了一套人才房，就在之江路上，每天拉开窗帘，都可以看到钱塘江水滚滚流过，而钱塘江又名之江。

余青峰从小就纯粹地爱着戏剧。他的父亲在县闽剧团工作，常年扎根农村演出，正月初二就整装出发。余青峰只要放寒暑假，就跟着父亲去下乡。坐超载的拖拉机，夜里睡破庙，非常艰苦，但每到演出时分，看到如痴如醉的观众，他感到一种天赐的快乐。当时有一种角色最受欢迎，就是乞丐，大家都抢着演，如果戏里没有乞丐，也要硬加一个。因为福建农村的风俗，大户人家见了舞台上的乞丐，要往台上扔红包，2元、5元都有。这些钱都归演乞丐的演员所有，不过一般都会拿出一部分来请客，否则久而久之就演不成乞丐了。

少年余青峰不羡慕台上的演员，但十分崇拜剧团里的老编剧。因为当时演出，唱词字幕都是用幻灯打上去的，老编剧坐在观众群最高的地方，一张张切换幻灯片。他坐在傍边看，久而久之也学会了。他就对老编剧说：“让我打一次吧。”老编剧将信将疑，但看他熟悉幻灯切换和唱词，也就放心了。此后，只要下乡演出，老编剧就把幻灯机交给他，自己喝酒去了。余青峰盯着那些唱词，心里想，这要是我写的该多好啊！有一次他想得入神，幻灯机出了故障，观众看戏时反映很冷淡，他还为此内疚了好几天。

余青峰的编剧梦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在一次全校演讲中明确说自己要当编剧，公开标榜上大学不是华山一条路，全校都傻了。高三那年，尽管还有两个月就高考，他还张罗班里的“五四”晚会，班主任老师认为这耽误了学习，没好气地说：“余青峰同学，你不是在开晚会，你这是在开追悼会呀。”

他之所以对越剧情有独钟，是因为有一年看电视里越剧大奖赛，赵志刚扮演的《浪荡子》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乞丐形象，从小看乞丐戏长大的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乞丐可以这样演，原来戏剧的本质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心。

后来他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但是编剧之途，本来就荆棘丛生，而戏剧这个行当的进入是有门槛的。作为一个新人，他无门无派，风里来，雨里走，终年笔耕何所有，只剩锦心绣口和勤奋的手。大学毕业后，他费劲心力写了《侯朝宗与李香君》，在专家评审会上，一位业界专家只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

如果听信了这位专家的话，余青峰如今也许会在一个广告公司写房地产文案。但他不怕压，不信邪，他身上有父亲的刚强和母亲的坚韧。他的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但居然通过看电视，学会了普通话，并认识了一些字，还练就了看云识天气的绝活。余青峰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上午给他莫名其妙地送来斗笠，说下午下雨，果然一放学就大雨倾盆。

上戏毕业之后，余青峰到福建一个剧团找了一份工作，主要是给领导起草报告，所谓“消磨一代英雄气，官样文章殿体诗”，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他辞职一个人到上海闯荡。此时，余青峰知道，一个辉煌的文学戏剧生涯正在向他展开。

内心跳动的复杂性

3月27日，余青峰收到了约翰·马尔科维奇代表国际剧协发来的“世界戏剧日”贺词，其中几句，让他深为感动，其词曰：“祝愿你们的戏剧作品引人入胜创意非凡，意义深远感人心扉引人深省并独树一帜，能反应出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充满真情实感、率真而优美；克服各种窘境、审查制度、贫困和虚无主义，获得天赐的才华，解读人类心灵跳动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以谦逊态度和好奇精神，把戏剧当作毕生事业。祝愿最好的那个你，因为只有最好的那个你，而且只有在最最稀有和最最短暂的瞬间，成功地架构出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

在余青峰的编剧生涯中，他一直试图克服的就是戏剧的缺氧环境，他孜孜以求的正是心灵跳动的复杂性。他的第一部代表作《赵氏孤儿》，就是带着“我们何以至此”以及“我们如何度过”这样的终极提问，开始创作的。“秋风吼，秋雨骤，人间沧桑道不得，只说天凉好个秋。”这段脱化自辛弃疾词的曲词由歌队唱出，带人们走进那个关于救赎、复仇和受难的故事。为了写这部戏，余青峰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他哭之，笑之，叹之，咏之，梦之，呼之……这部戏经过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披阅六载，增删十次，终成力作。

《赵氏孤儿》的故事取自《史记》，在西方也广为传诵，自从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问世以来，它被改编成各类戏剧，尤其是近年来，光在话剧舞台上的改编版就有四、五部之多。《赵氏孤儿》所反应的普世价值，贯通东西方文化，它既有基督救赎的象征，又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但是，有不少改编者，为了给它附加一些现代意识，而妄自穿凿，冲淡了本剧的悲剧性。例如，有戏剧界的大导演，让赵氏孤儿最后选择不报仇，这简直是要让司马迁、纪君祥、莎士比亚气得纷纷从坟墓里跳出来。

余青峰没有回避残酷，而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恐惧和怜悯之情。除了原作中的人物被摩写得各个有血有肉之外，他还成功地塑造了程婴夫人–程王氏的形象，而这个舍子救人的伟大母亲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拉斐尔画笔下的圣母和古诺的《圣母颂》。

余青峰反对将人物脸谱化，他笔下的角色个性复杂，血肉丰满。他最近正在创作一出关于海瑞的戏，他说：“我不再写一个为老百姓办多少事的廉吏，而是写清官的孤独。那个年代，贪官太多了，社会出问题了，才会凸显出海瑞。作为当时的朝廷，既需要海瑞，又害怕海瑞。”这正是复杂性的体现。

他所涉足的剧种不仅仅是越剧，还有闽剧、锡剧、绍剧、黄梅戏、昆剧、汉剧等。在进行新的创作之前，他都认真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大量的阅读，为创作《青藤狂歌》，他前后阅读了200多万字的关于徐渭的资料。二是反复听这个剧种的唱腔，感受其味道、气质、意韵。三是实地采风，就是到跟这个戏相关的地方进行考察与感受。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任何一个戏，可以不完美，但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形式上，绝不能重复自己。

他不相信什么编剧法，编剧法是理论家对前人剧本的总结，一定高度的编剧家不应该有法。

对于余青峰来说，创新是活着的证明。2007年，他与杭州剧院合作，创作了越歌剧《简爱》，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用中国传统戏曲来演绎外国作品，在100年前就有了。1907年许啸天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京剧在上海上演，1940年天津的一个京剧团还排演过《侠盗罗宾汉》。但是，中国曲唱外国戏，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其韵味、美学与分寸很难把握。

余版《简爱》，改变了越剧才子佳人戏以唱为主的特点，而以对白为主，所以乍看上去，很像一出话剧。但是音乐巧妙地穿插于期间，有时像古希腊戏剧的歌队，有时像音乐剧中的男女对歌。余青峰把原著重新剪裁，去掉了简爱童年以及出走后巧遇表兄圣约翰的戏，使故事更为紧凑，节奏更符合舞台剧的特点。本剧结尾是这样写的：

罗斯特：（烦躁地）你走吧，快走，我不习惯接受别人的怜悯！
简爱：这不是怜悯，是爱！
罗斯特：爱？……
简爱：先生，我爱你！

这个结尾曾让余青峰自己都黯然泣下。这也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感动你的观众，你得首先感动自己。

2008年，《简爱》在上海演出，越剧泰斗袁雪芬看了这出戏，正当余青峰担心老前辈说他乱来的时候，已经86高龄的袁雪芬对他说：“这个戏我们年轻人喜欢”。她语调特意强调“我们年轻人喜欢”。作为越剧改革创新的泰斗，她认为越剧应该继续往前走，她认为应该继续尝试。

余青峰说：“只有在坟墓里的东西才是死的。艺术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没有什么不可能。”记者问他，假如遇到有人说：“你才干越剧多少年，你懂越剧吗？你怎么回答？”余青峰说：“我会说，你们心中有你们的越剧，我心里有我的越剧。你知道以前的越剧、将来的越剧是什么样的吗，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探索。”

在杭州诗意地栖居

凭余青峰的才情与努力，改变命运是必然的结果，落户杭州却是偶然的机遇。2006年，时任杭州市委副书记的叶明看了越剧《赵氏孤儿》后，觉得人才难得，当即拍板把正在上海漂着的余青峰引进到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担任专业编剧。用余青峰的话说“我是戏剧的流浪儿，在我无工作，无工资，无职称的三无状态下，是杭州收留了我这个流浪汉。”

来到杭州后，余青峰的生活质量和创作外部条件大大提高，他接连获得了杭州市文艺突出贡献奖，杭州文艺桂花奖艺术贡献奖，杭州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并且分得一套人才安居房。这个少小离家的孩子，终于告别了“几处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流浪生涯，在钱塘江畔，西子湖边，诗意地栖居。

他家的客厅两面墙都是书架，那里有他一辈子都看不完的书。他工作相对安逸，每周只需要到单位去参加一次例会，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搞创作。

他每年都会接到30多部戏的“订单”，但他最多接三、四部，他对作品质量的苛求胜过一切。他也会受邀担任评委，但从不说心口不一的话，他认为专家收取别人的好处，丧失公平心，不仅是腐败，而是肮脏。文化腐败比经济腐败还可怕，因为文化腐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被腐蚀了，其肮脏度和伤害性是巨大的。

对余青峰来说，戏剧是他毕生的事业，甚至是生命本身。他在县剧团工作了30年的父亲是他毕生的榜样，2010年5月11日，老人与世长辞，生命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

“戏演完了。”这应当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关汉卿、尤金-奥尼尔、布莱希特与世界告别时说的一句话，却出自一个基层戏剧人之口。这句话带着惋惜、带着希望、也带着能量，将伴随余青峰、伴随每一个诗剧的制造者，走过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直到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曙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