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April, 2011

[短篇小说]拯救失足妇女

Saturday, April 30th, 2011

每个文化人心里都埋藏着一个茶花女,问题是在中国他们遇到的往往是失足妇女。

自从青春期的骚动平息以后,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进过夜总会。但去年好友从远方来,酒足饭饱,本地房地产商非拉着我们走进了一家“国际会所”。除了屏幕更大音响更响,包间跟十几年前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当啤酒点好,果盘端上,“妈咪”领进来一排“营销专员”,环肥燕瘦,柳绿桃红,风流态度,个个不同,大家谦让一番,按照宾主顺序,一人叫了一个“专员”坐在身边。包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轮番敬酒,歌声此起彼伏。我身边的姑娘自我介绍说,名叫琪琪,老家在西安,刚来杭州一个月。我知道这里面没一句实话,她也许是米脂的婆姨,真名叫王绣花,在杭州抗日八年,不断转会于各个夜总会之间。谁知道呢?谁又在乎?

美国非虚构作家、《工厂小妹》的作者张彤禾曾跟随一群男人进过东莞的夜总会,让她迷惑不解的是,这些性情开放的男女在一起互相以“老公”“老婆”相称,他们的想象力依然超越不了家庭。我们的包间里也响起类似的祝酒声:“我敬你跟嫂子一杯。”

琪琪没有去敬酒,而是跟我谈起了她的计划。她想跳槽去另一家夜总会,她想租一间便宜的酒店式公寓,她想减肥,她想学外语⋯⋯如果是十多年前,我肯定会一本正经地为她指点迷津,甚至可能自告奋勇教她外语,而现在我只是喝着啤酒,微笑地重复她的话:“你想学外语,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然后。”琪琪用牙签插了一块哈密瓜递过来,叹了口气,“别的我不会,也挣不到现在的收入。”

而坐在我朋友身边的女孩显然没有这么多焦虑,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爱好:喜欢听重金属摇滚,喜欢看韩寒的小说,还喜欢上新浪微博。如果再年轻一点,我会告诉她我是新浪V认证用户,并且有2万非僵尸粉丝,可作为一个即将四十岁的男人,我问她:“新浪微博是什么?”

在我年轻的时候,身边流传着很多传说,版本多样,主线相同:白领男人在夜总会遇到一个坐台小姐,惊为天人,经过多次考验,两相欣悦,小姐为他从良,他为小姐戒色,从此走向婚姻,因为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反而彼此忠诚,且有奇趣。

然而,现实是—

我的一个朋友是电视台事业处于上升期的编导,有一年拍片到大连路过一片烟花巷,也许是酒盅注满,也许是命中注定,他拐进一家发廊,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失足姑娘。姑娘讲起人生遭际,他为之叹息,说起人生迷茫,他为之扼腕。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反正几天之后,朋友已经为姑娘设计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你应该学摄影,然后在家开一间影棚。”他给姑娘买了一套入门级单反,还有《纽约摄影学院教程》,“我是一名摄影家,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你会这样宣告。”这是教材的第一句话。

不过姑娘显然不满足仅仅做一名摄影家,作为女人她有更大的东西想要,她提出要跟我朋友结婚,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朋友已有家室,而她还没有优秀到让他离婚的程度。

事情的进程骤然难看起来,一个被勾起了希望又绝望的女人干出什么都不奇怪,她开始给他的直接领导打电话。我朋友显然错判了形势,他跑到大连把这个姑娘打了一顿,然后二人抱头痛哭,宣布永不再战。在他回去不到一个礼拜,妻子知道了他的婚外情,安慰完妻子,从副台长到台长,都接到了这个姑娘的举报电话。

时代进步了,领导不再干涉下属的私生活,但这种私生活干扰到领导时则另当别论。我朋友选择了最后的体面,他主动辞职,领导惋惜地答应。临行他们喝了最后一场酒,恰好我也在场。领导对我说:他这小子不容易啊,刚招聘到台里,住平房,让我到他家喝啤酒,我想上厕所,他一指门口的胡同,说这里解决就行。后来他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子,又请我到他家做客。一进屋就拉着我的手说:“主任,洗个澡吧,刚装的热水器,很舒服⋯⋯你妈的⋯⋯”他俩都笑起来,笑着笑着,突然一阵巨大的沉默。

大屏幕在放最后一首歌,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房地产老板让我们先走,然后从夹着的皮包里掏出一把钱,散财童子一样,递给每一个“专员”、服务员,还有“妈咪”,我没看清每人多少,也许三百,也许四百。小姐们集体列队,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她们站在那里挥着手,微笑着,已经分不清谁是琪琪、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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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拯救话剧?房地产!

Sunday, April 24th, 2011

当话剧傍上房地产,当房地产看上话剧,当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开始联姻,千万不要以为惊奇。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当今一切产业都可以看做是房地产的周边产业。不信请到任一城市最繁华的大街上看看,最好的门脸被房产中介占据,紧挨着的是家装公司,再往两侧是橱柜和家纺,其余花店、婚庆、婚纱影楼,都与房地产直接或间接相关。房地产看上去如此重要,以至于2009年楼市下挫的时候,杭州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了“救房产就是救经济就是救百姓”的口号。

最近,我去看了一出话剧。杭州一家房地产公司邀请戏剧导演张广天创作了一部《北城》的话剧,在杭州演出8场。对于投资方房产商来说,这是一个用爱情故事包装的房地产促销戏,对于观众来说,这更像是一出包装在房产促销外壳下的严肃的爱情故事。演出进行到高潮,演员们坐到了观众席上,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主管被请上舞台,接受众人的审问。“40年产权,忽悠人吧?”“1万2千5一平方,还说白菜价,白菜两块钱一斤,好不好?”主管们被问得满脸通红,场面一时非常欢乐。

被问及是不是在抱房产商的大腿,编剧导演张广天在坦陈:“是的,我在为房地产商做广告。但这个表述还不够彻底。我是赤膊上阵、丧心病狂地为房地产商做广告。不!这个表述还不够彻底,我是向房地产商投降,认为当今的戏剧出路正在房地产。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戏剧。”

用话剧来促销房地产,这并不是首例。今年1月,上海一家房企就推出了房地产戏剧《智斗丈母娘》。至于话剧以房地产为题材就更多了,北京搞笑闹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里的主人公就是售楼员。在中国,房子问题变得如此重要与紧迫,以至于任何当题材的爱情剧,如果回避住房问题,只能算是现实主义作品。

话剧真的要靠房地产来拯救吗?张广天的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几代戏剧家的共同努力,当前中国的话剧基本上只剩下两类了:一种是戏剧院团所搞的献礼戏,另一种是商业演出机构所搞的白领戏。前者有国家扶植,不考虑市场,只考虑能不能拿奖,好不好洗钱。后者靠市场养活,一定要保证政治正确,演出安全,取悦观众,讨好市场。于是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大堆只看名字就能明白是什么货色的剧目,什么《哪个木乃是我姨》、《全村就我光着腚》。本世纪初,张广天曾经导演过鼓吹革命的《切-格瓦拉》,现在想再搞这类政治、思想题材,连想都不要想。

目前话剧市场上一枝独秀的大概只有孟京辉了。他成功地让话剧的票价与演唱会看齐,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进入今年以来,他以央行开动印钞机的速度,在多个城市频繁上演不同剧目,从《柔软》到《蝴蝶变形记》,从《两只狗》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词,有依云矿泉水卖的地方就有孟京辉的戏。孟氏戏剧的存在是一个例外,就像周立波的清口带来不痛不痒的批评一样,他们大概都是被官方当成了和谐盛宴上的胡椒面。

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商如果慷慨解囊,赞助戏剧演出,哪怕是出于促销楼盘的目的,都能搅动话剧这潭深水。在《北城》中,对金钱至上、钱色联姻等社会怪现状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在柔软媚骨的白领话剧中是难以见到的。

但戏剧真的只能沦为城市里廉价的娱乐品吗?这太糟蹋戏剧了。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能够激发人的恐惧与怜悯,从而让人类更为崇高。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戏剧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情感的集中、普遍化、高昂化”,极端的情感表达,音与义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戏剧所独有的。

话剧还能改造社会。有一段时期,荷兰医生的医德很差。荷兰有一个剧团,专门排演了一出医德教育的戏,上门为每一个医生单独表演。几年过后,竟然演出了700多场,医生大受感动,舆论大为关注,荷兰的医风也从此大有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商从高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用来支持高水平的话剧,也不枉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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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的密码

Sunday, April 24th, 2011

在中国文学史上四大名著的地位无可取代,但对于这些巨著的研究却鲜有突破性成果,基本上依然停留在批注派、索隐派的水平上。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一批名家,解读四大名著,但也差强人意而已。

就拿刘心武来说吧,号称研究红楼20余年,不但创立了“秦(可卿)学”,而且花费了7年时间,续写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他把秦可卿的出身安排到了皇宫,挑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考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没办法自圆其说就生拉硬扯,例如他提出秦可卿和贾蓉是假夫妻,理由是全书没有一个地方描写过他俩有亲密行为。诸种逻辑不通、强作解人之处还有很多。

与此相对照,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以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储备和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文学遗产,尤其对明代四大奇书和《红楼梦》进行全新的叙事学解读,为我们理解四大名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早在九十年代,他曾被邀请到北大演讲,随后整理出版了《中国叙事学》一书,这本只有220页的小书对中文读者来说,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他不但一举推翻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古典小说属于“缀段”结构的论断,而且还推翻了五四以降来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的四大名著起源于民间通俗文学的观点。浦安迪认为,中国四大名著和《金瓶梅》都有着一致的精妙结构,都是文人的创作,而非民间白话文运动的产物。

继《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后,今年《浦安迪自选集》又出版了,尽管作者曾谦逊地说“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步入初学小儿之初”,而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举凡中文叙事学研究专著中,再没有比这些书更富有洞见的了。

浦安迪比较了中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发现,中国和西方所说的“小说”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西方的小说(Novel),来源于史诗,中国的小说是“史余”,来源于史书这一传统,到明代以文人小说的出现为一个高峰,一直延续到清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诞生。

基于这种发现,浦安迪否定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提出的四大名著是民间俗文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看法。浦安迪认为,从这些小说的语言、结构和思想境界来看,绝非是民间通俗文学可以相比的。尽管四大名著里常常出现“列位看官”“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说书人的口气,但这也仅仅是文人可以模仿的一种叙事口气而已,并不能证明它跟民间说书有任何关系。我认为浦安迪的这个论断,解决了五四以来,人为挖开的文言文传统与白话文之间的鸿沟问题,使得我们能够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汉语文学语言继承性。原来我们被胡、鲁、郑糊弄了这么多年!

浦安迪继而发现了隐藏在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五大名著“百回定型”规律。中国古典小说的定型长度是100回,每10回为一个单元。这一特征在《金瓶梅》和《水浒传》中最为明显,所谓“武(松)十回”“林(冲)十回”“宋(江)十回”,在其他名著中略有变化。在古典小说的第50回左右,必有一大的转折,形成小说的中点。《三国演义》第50回是赤壁大战,《红楼梦》第50回是大观园盛极一时制灯谜。与西方小说追求直线性结构不同,中国古典小说追求的是更替与循环。浦安迪总结说:“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玄幻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和对明清奇书规律的总结,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镜鉴,也可以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的文学模仿西方之风,划上一个句号。原来,神不在异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可以找到那些失落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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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电信陷阱

Thursday, April 21st, 2011

以下是我的亲身血泪教训,请转给你的所有至爱亲朋。

1、如果办理电信宽带,一定只办理固定宽带,任凭电信营业员巧舌如簧,也不要办理它们的套餐,任何套餐!

2、无线宽带一定不要用电信,丢失后被盗用,电信不管。

3、一定要采取预付费,千万不要后付费,事实证明,后付费就是电信设置的抢钱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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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武《恶口的技术》

Saturday, April 16th, 2011

很多人都知道北野武是日本最著名的导演,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作家,他写过八本小说,六本杂文。

《毒舌北野武》展示了他作为一流杂文家的摧花辣笔,这本书的书名直译是《恶口的技术》。里面收录了北野武写的10篇文章,从世界杯到亚当-斯密,从两性关系到爱因斯坦,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北野武年轻时做过相声演员,语言辛辣幽默,又能率真自嘲,使得这本书读起来畅快淋漓。

北野武的电影里充满暴力美学,在一个越来越崇尚雅致孱弱审美的世界里,始终是个异类。据说,日本黑道很敬重北野武,虽然他不是同道中人,但身上有侠气,有男人气概。他的电影,都是本色演出。

北野武这本书坦率随性,敞亮豁达。他说没出名之前,梦想有一天有了钱一定要开跑车,吃高档餐厅,跟女人们睡觉。但真正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发现开保时捷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因为“看不到自己开保时捷的样子”,他就让朋友开,自己打个出租车,在后面跟着,还对出租司机说:“看,那时我的车。”同时,他觉得最大的乐趣不是自己吃什么,而是把没进过高档餐厅的朋友领进去,分享他们大快朵颐的快乐。他还喜欢扮演王子,把一个普通女孩带到商店,说,随便挑你想要的东西,最后看着满身名牌的女孩满脸喜悦,然后就这么说“再见”,自己回家。

北野武说:“我不怎么关心钱,因为我自己就是商品,我自己就能变成钱。”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赚钱,而是成全别人。他发现,了不起的师父会让自己的数百弟子都吃上饭,作为艺人,要让那些成绩不突出的弟子也有饭吃。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关于茶道的电视节目,看到一地落叶,就问为什么不打扫,得知落叶是打扫后故意散落在院子里的,就领悟到,白璧微瑕,故意留个破绽,才是真成熟。他夜里四点给弟子打电话,“混蛋,我的黄色网站打不开了,快来修。”几天过后,他看到弟子们做客电视台,兴致勃勃地讲述他深夜要看黄色网站的故事。于是,非常欣慰,这至少为了给弟子们在电视上露脸制造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

北野武说,当师父的基本素质就是淡定。有个师傅带弟子做节目,弟子们上厕所,发现没有卫生纸,就悻悻地出来。这时候,师父自己也去厕所。半天也没动静,弟子们都等着师父大喊给我送手纸,然而没有。过了一会师父很平静满足地从厕所出来,细心人发现,他右脚的袜子没了。

北野武看透了男女关系,他总结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男女交往过程中,谎言是基础。如果谎言被揭穿,就用钱来弥补。结果就是,一切靠谎言和钱就能摆平。”

而爱和性的核心,在北野武看来乃是心跳加速。而现在的日本,做爱跟握手一样简单,很难体会到心跳了。也许偷偷跟黑社会的妻子交往,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吧。

北野武的一个朋友,在黑老大进去的时候,睡了他老婆。黑老大出狱之后,抓住他,一顿暴打。打完问:“你跟我老婆做过吗?”此人说:“大哥,对不起。”黑老大一听,立即脱下裤子,说:“我也要跟你做。”原来,老大在监狱里自学成才成了同性恋。

北野武说自己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同性恋钻进他被窝,开始舔他的小弟弟,北野武心想,闭上眼,假装他是女人好了。没想到,同性恋添了一会对他说:“轮到你了,该舔我了。”北野武把他暴揍了一顿。

坦率的北野武不回避性这个话题,“对于健全的男女来说,他们恋爱的一半以上是性爱。想见某个人,实际是想跟她做爱。恋爱感情越深,性爱也会越深。”

北野武讲了个更重口味的故事。日本有个演员叫仙田,年轻时在公共浴室里自慰,被看澡堂的老大爷隔窗看到,大吼:“小子,在干什么?”仙田连忙回答:“洗澡。”然后把手里黏稠之物,连忙往头发上抹⋯⋯

日本也有变态袭击校园的事情发生,一旦出现校园悲剧,大家就谴责老师没有抵挡坏人。但是北野武认为:现代教育不准老师体罚学生,排除了一切暴力,这个时候让老师去对付歹徒,岂不很矛盾?

北野武1994年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突遭车祸,造成了面瘫,因此他有资格说:“没有心灵创伤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味强调心灵创伤,岂不要照顾他们一辈子? ”

在这本书中,北野武还讨论政治、科学、教育、体育、管理等诸多话题。他真是一个“骂人不带脏字”的恶口大师。大阪曾经跟北京一起角逐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最后得了6票垫底。北野武讽刺说,这好比四口之家中的家长参加乡村选举,最后只得到一票。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仰皆是。更多妙趣,诸位还是自己找一本来捧读,细细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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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 rolling Dylan

Sunday, April 10th, 2011

Bob Dylan Concert,  Shanghai, April 8, 2011

Update: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白痴的风中飘荡》,批评鲍勃-迪伦自愿接受北京审查,自我阉割抗议歌曲,不顾道义,只想卷钱,并用迪伦自己的歌词作为文章的结尾:”我想有一天,你死到临头,才发现赚的钱,买不回灵魂。“

最近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看了鲍勃-迪伦演唱会。老头70多岁了,在台上连唱两个小时,键盘、吉他、口琴轮番上阵,暗场换阵也不停顿。跟观众几乎没有交流,最后谢幕,也不鞠躬,面容沉静,九常委记者会亮相一样,还叉开五指挥挥手呢,他比巨头还酷。

一共听出来三首歌,拍了5张不糊的照片,平均每首歌330元,每张照片260元。高清大图冷淡销售中,欲购可缓。

https://i0.wp.com/farm6.static.flickr.com/5145/5604838545_a7db7957e5.jpg?resize=450%2C301

Update: 和菜头发来贺电:

《诗一手咏王佩春日游泳减肥》

游泳胃口好,锻炼白费了。
游完要加餐,宵夜少不了。
泳池美女多,美女衣衫薄。
吹皱一池水,青蛙知多少?

我回复《春日和和菜头》:

杭州池水清,美女有不少,
我只顾喝水,哪有空闲瞟。
今天五百米,池水喝个饱。
仰泳加狗刨,蛙泳没学好。
明天继续练,肚子要减小。
风华日与夜,我独踏清晓。

第二件事,保持饥饿,保持愚蠢,开始生活,开始运动。昨晚骑自行车22公里,到西溪湿地来回,听蛙鸣悠扬。骑车过程中,注意保持踏频一致,换档不换频,平均保持在20KM/H,感觉不错。今天起开始游泳,仰泳500米,准备学习蛙泳,慢慢加运动量。

要像迪伦那样,变成老头以后,还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且摇且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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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质胜于文的乡村特写

Saturday, April 9th, 2011

在读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我得承认,喜欢了美国非虚构作品的文风,再来看中国人写的纪实,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梁鸿的问题在于,叙事不分轻重缓急,动辄穿插抒情回忆,缺乏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要素:画面感,行文老实巴交,丝毫没有幽默感。

非虚构作品的第一段太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整篇的基调,也让读者做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下去。何伟《江城》开篇是这样写的:“我乘慢船从重庆顺流下到涪陵。这是1996年八月末的一个暖晴之夜,幽暗的星光在头顶闪烁,黑漆漆的杨子江面上竟无反光。”

再看《梁庄》开头:“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不踏实,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够了,作为一部记叙梁庄变迁的非虚构作品,第一句就决定了它的格局不大。接下来一通天人合一的乱抒情,倒胃。

是艰涩的文笔,女文科生的抒情,啰嗦的结构,都无法掩盖这本书的价值,它太真实,太残酷了,揭示了一个被媒体忽略,被喉舌掩盖,被电视剧粉饰的社会主义真农村!

如果为《梁庄》这本书提取关键词的话,死是其中之一。作者的爷爷在养老院被饿死,60年代大饥荒,梁庄死了六、七十人。这笔帐跟3000万人饿死的账目一起,至今还记在自然灾害头上。

梁庄有三大家族,分别是韩,梁,王。韩家书香门第,曾经出国开封大学毕业的国民党官员,1951年,任乡亲求情,依然被共产党给毙了。其家眷见大势已去,一起上吊死了,死之前吃了油旋馍。村里人本来挺难过的,一看她们吃的油旋馍,立即骂起来。

1962年,作者的父亲弄了些碎烟叶,挑着担子到山里去换了些粮食,到了邻县,粮食被政府给没收了。“我哭了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你妈也没怨我。” –哭了一路,两手空空,这八个字让人看了痛彻肺腑。

梁鸿在第二章啰里啰嗦讲了村里河流的污染问题,还采访了当地水利局局长。基层官员对污染和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被我们县以前的县太爷给说尽了。面对反对他上马皮革城的下属,他反问:“你们谁在县委大院里养猪?没有吧。但是农民就会在自家院子里养。不但在院子里养,还在屋子里养。为什么?一个字:穷。穷怕脏行吗?脱贫就不能爱干净!皮革城上马上定了!”这个皮革城成为我家乡现在一大公害,空气水都给污染了。

梁庄发生离奇强奸案,82岁老太太被少年先杀后奸。但这并不是重点,书中提到,公安局为了命案必破,提审村里两个老光棍,结果这两个人“神经”了。可怕的真相,潜伏于中断的因果关系链条里。公安用了什么手段,让无辜者精神失常,书中一句都没有提。

需要表扬一下梁鸿追求真相的执着,她采访了强奸命案的当事人,甚至到看守所见到了罪犯本人。但是,她接着写到:“我又能问些什么?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真服了这位姑奶奶!既然已经见到了当事人,为什么不问对问题呢?不过,从选材上讲,作者采访方向错了,这样一桩惨绝人寰的丑陋案件,没有任何新闻美感,应该采访公安局,怎么让两个老光棍精神失常的。

梁庄的小学,被改成了养猪场,学校围墙上标语也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是这本书唯一的幽默之处。

本书第四章,打工青年毅志的口述实录血腥而震撼。他揭露了这个社会平静表面下面的残酷真相。他在北京倒火车票,被收容遣送,警察打他,“犯人”打他,武警也打他,他最后被倒买到砖窑厂,成为奴工,被人看管,遭受毒打。他拼了命逃脱出来,发誓再也不去北京。

梁鸿这本书反应了一个基本事实,也印证了我春节回家见闻所得出的判断,农村的意外死亡率很高,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车祸造成的。酒后驾车,胡乱行驶,乱穿马路,形形色色的道路违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由钢铁橡胶组成的生死丛林。在农村,活着就是奇迹

农村人很现实,人死了,哭归哭,考虑最多的还是钱的问题。要求偿命也罢,护尸不火化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钱。什么正义,报复,都是虚的,钱是最紧要的,并且获得赔偿越高,越能得到村民尊重。

乡村一点都不浪漫,乡村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无论谁统治,无论什么制度,这种根深蒂固的仇恨,都不会消除。这是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理解。

乡村里的暴力,埋藏与血亲冲突之中,也隐藏在资源匮乏的争夺里,更根植于人性的蒙昧与残忍中,作者的父亲,文革期间,屡遭批斗,经常被打得浑身是血。人性在这里毫无市场,他向打人者的母亲求情,对方心软了,但打人者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

梁庄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麻木现实主义”,村民似乎全都自生自灭,任何灾祸遭际,都是天命使然,政府始终不在场,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作者梁鸿在村中的实际调查发现,农民对现状满意度很高,尤其对合作医疗,赞不绝口。正如一位老人所说:“早晚都穿得跟客人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只是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越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越怀念何伟的寻路三岔村,这不仅是两种写作风格的差异,还是两个世界的差异。当何伟带着魏嘉去医院看病,与中国冷漠残酷的医疗体制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报道,超越了纪实,而是一出古典英雄剧,引发恐惧与怜悯。

而在《梁庄》之中,看得见死亡,看得见苦痛,但唯独缺乏这种古希腊悲剧感。确切地说,梁鸿没有抓住能够引起人恐惧和怜悯的东西,尽管有这样的素材和动机,但都在作者琐碎的陈述中,轻轻漏过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不懂古希腊悲剧,莫谈非虚构写作。

《中国在梁庄》看完了,没有感动,只有感喟。这本书把一个琐碎但真实的农村原原本本呈现于读者面前,内容缺乏剪裁,结构比较凌乱,但她做了很多人没有做过的事,已经十分难得。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话,这将是一本绕不过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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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MP3,有DVD,为什么要去看演唱会?

Friday, April 8th, 2011

有一件事,我以前一直没有想明白:既然有CD、MP3、DVD、网络视频,为什么还要花冤枉钱、跑冤枉路去看演唱会呢?

如果是奔着音乐去的,演唱会的音响效果根本无法跟录音棚相比,甚至不能跟声音经过优化的现场录音想必。现场听古典音乐会的观众还可以理解,毕竟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音响,可以完美还原乐器的现场感,听到小提琴的“松香味”。但流行音乐、特别是摇滚乐,现场的音质往往会比CD差多了。以刚刚举行的“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来说,它的音响倍受质疑,网络名人罗永浩说:“不是音响好不好的问题,它的音响根本是错的。”不但音响会出错,演员的配合、演唱都会出错,如果追求完美无瑕的音质,去演唱会肯定很失策。

如果去演唱会为了瞻仰心中的偶像,八成也会失望。在大型演唱会上,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偶像的脸只有几个像素那么大,要想一睹真容,只有通过现场大屏幕,同样是数字影像,那跟在家里看显示屏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还有一个办法,使用高倍望远镜或者单反相机的长焦镜头。但是这样的装备不是很多人能负担得起,所以有人说,在演唱会上肯借给邻座望远镜的人,才是真正的天使。

如果为了获得共鸣和寻找同类,演唱会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去处,跟千万人一起载歌载舞地高唱偶像的代表作,是一件像革命和爱情一样美妙的事。但问题是国际大牌的演唱会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听《音乐天堂》之类选集、而不是听歌手专辑长大的。随着迪伦一起高歌《答案在风中飘荡》固然很爽,但除了这一首之外不知台上唱什么,体验岂不很差?为了赚回票价,我的一个从没听过迪伦朋友,在去看演唱会之前,反复熟悉迪伦的17首演出曲目。我对他说:“大哥,你这哪里是去欣赏音乐,你这是去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啊!”

还有人把看演唱会的理由说得更玄乎,什么为了获得现场感、体验感、存在感。又不是望弥散,也不是做法事,不过就是听个歌而已,哪有那么多神秘体验。

看现场音乐会最正当合理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养活自己喜爱的歌手。

开演唱会是现在很多歌手养家糊口的主要方式。由于数字化技术的逆袭,全球唱片工业都进入了萧条期,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Soundscan统计,2010年美国唱片销量创下了16年来的新低。有鉴于此,音乐人不得不另谋生路。他们开饭馆、写自传、搞服装、卖香水,当然还有更大宗的买卖是开演唱会。北美地区的歌手们75%的收入来源于现场演出,只有10%来自于CD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去看演唱会,无论是自己买票还是手持赠票,都是对歌手最大的支持。哪怕票房惨淡,现场有很多空椅子,你喜欢的歌手都稳赚不赔。因为国内演唱会的经营模式是演出商承包制,演唱会制作公司把演唱会卖给各地演出商,演出商通过票房、赞助等获得收入,自负盈亏。只要演唱会一开,就意味着歌手已经拿到钱。

不过国内的演出市场有一个大问题,票价定得太高了。迪伦北京演唱会的票价是1960元,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都要掂量掂量,何况放在中国。既然唱片工业变成打把式卖艺一样的力气活,这样定价就显得很不厚道。因为歌迷手里的闲钱是有限的,当天王轮番来袭,票价一飞冲天的,大家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像大师一样眼含热泪、从网上下载他们专辑,在家免费听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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