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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所遇好书:《蒙古高原行纪》

Sunday, December 30th, 2012

2012年,是我有史以来买书最多的一年,大部分书都没有看,看过的书之中大部分不喜欢,只有寥寥几本值得推荐,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蒙古高原行纪》,虽然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08年。

蒙古高原行纪

《蒙古高原行纪》
作者:[日]江上波夫
译者:赵令志
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这本书是“蒙古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本,这套文库极好,我买了其中的《匈奴》、《大契丹国》、《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蒙古纪闻》,只有一本《最后的游牧帝国》没有找到。

这本《蒙古高原行纪》的日文原名叫《蒙古高原横断记》,最早出版于1937年。作者江上波夫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四次被派到内蒙古考察。日本人派他来考察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更深入地了解蒙古地区的地理和人文,为实现其“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战略目标服务。当然,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政治动机并不是他所首先考虑的,他要行千里路,完成考察任务再说其余。

本书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江山波夫一行1931年考察锡林郭勒,第二部分是1935年考察乌兰察布,第三部分是研究成果杂记。

这本书既象科学考察报告一样严谨,又象游记一样好看。江上波夫所考察的蒙古高原,还处于混沌未开的时代,文物随处可见,在戈壁经常可以捡到彩陶碎片、石器,挖开坟可以找到完整的人骨。当时,外蒙已经独立,内蒙则处于中华民国和蒙古王公“旗县并举”的统治之下,正面临被日本人殖民统治的前夜。

江上波夫一行用文字、手绘图纸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内蒙的风土人情,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真切的历史横断面。书载,当时的喇嘛既愚蠢,又贪婪,书中描写了一个没有鼻子的喇嘛跟考察队要药的情形,让人恐怖而生厌。东北的汉人多耍小聪明,例如打酒的时候故意缺斤短两。而蒙古的王公对日本人非常友好。

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蒙古人会把次子送到召庙去当喇嘛,庸众之见多认为,这是宗教信仰虔诚的体现。江上波夫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其实是因为蒙古人贫苦,无力给第二个儿子分家产,让其组织家庭,另外加上清政府实行的盟旗制度,限制了蒙古人的流动,牧场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接纳新的家庭,于是为了调节牧区人口状况,才出现了次子以下当喇嘛的惯例。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经常在无心之间,散发出诗意。考察队到了东浩济特王府,遇到了王爷的养女,这个姑娘只有16岁,但“容貌秀丽,态度温和,气质高贵,知情达理,与王女的身份极为相称。看到她,可能连屠杀牛、羊的屠夫们也会改变人品,温顺地屈膝敬礼,非常高兴地为她效劳。”临走时,王女给他们送行。“王女走在侍从们打着的淡茶色的伞下……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缓缓走在绿色原野中的有众多随从的王女的行列,真像走进了罗曼蒂克的神话世界。”

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可能正是其最枯燥的部分《从地文学上看蒙古高原》(这部分由松泽勋执笔)。按照牟森的观点,历史文化背后的因是地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用相当大的篇幅和图表,来详细描述内蒙古的地文地貌,黄土有多深,红土有多厚,每个土层里都埋着什么样的人骨。

本书让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侵略与殖民倾向,考察队每到一处,固然给当地人免费看病,但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考察蒙古人的体貌特征。他们公开为蒙古人、尤其是儿童测量头部的尺寸,并采集他们的掌纹指纹。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中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到曼彻斯特测量英国人头盖骨的尺寸,揪着鲁尼新植的头发进行研究,当地人会有什么反应。

本书翻译晓畅优美,装帧印刷也属上乘,我唯一一点意见是第189页,图31《亚洲山脉分布图》,其中14,15两条山脉,在图片标注的时候遗漏了。

瑕不掩瑜,这本书值得反复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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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都读鲍尔吉-原野

Sunday, September 30th, 2012

最近,买了许多跟蒙古有关的书,以史书为主,文学书为辅。包括席慕容的7本诗集和鲍尔吉-原野的几本散文集。

在我的大学时代,席慕容是每一个女生的枕边案头书。尽管我从内心排斥这个温情脉脉的女诗人,然而为了跟女生有共同话题,还是读了一点她的作品。所以当我翻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那些熟悉的句式还是把记忆给唤醒了。

席慕容是个阴柔的抒情诗人,生于四川,长于香港,成名于台湾,本来跟莽莽大草原八杆子打不着。然而,她却因祖上在内蒙古,而有深深的蒙古情结。她写的关于蒙古的诗,跟她的其他作品相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出塞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都被谱上了曲,传唱一时。尤其是后者,简直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歌。

我不喜欢台湾女作家,从龙应台到张晓风,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鸡婆气质,擅长把一段简单明白的话写得曲里拐弯。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别人都说多好多好,我读之只做三日呕。

席慕容比她们几个要好一些,但没有脱尽岛民气质。表现在:动不动就动了感情,明明是遇庙烧柱香的观光客,偏要在诗歌里把自己拔高成生生世世的守灵人。

跟席慕容相比,我更喜欢鲍尔吉-原野,不但我喜欢,我们全家都喜欢。儿子九个多月了,作息逐渐有规律,但醒着的时候,需要大人陪着玩。我和媳妇有时候就给他读书听,曾经读过《英国历史上的三次危机》,小家伙明显不耐烦。后来改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他一下子就安静了。

鲍尔吉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蒙古秘史》中写成“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的族人。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蒙古族作家,我中学的时候,就在“获奖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里,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散文,简单质朴,有一种未被流行文化侵蚀的美感。 当媳妇朗诵他的《后退的月光》,念到:“山上的月亮,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它别无所依停在海底一般的夜空,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不升是对的,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沐仑河在夜色里的清明。”此时,不但儿子止住了哭闹,连白菜头也停止了挠沙发。

鲍尔吉的散文当然不是篇篇都好,他试图说理的“读者体”和“知音体”就不好(事实上,他是《读者》和《知音》的签约作家),但是他的笔触一旦碰到草原、牧民、内蒙古、故乡,就立即变成马良的神笔。

他的父亲是骑兵出身,在斗争“内人党”的冤家错案中受到迫害与折磨。他从他的笔下得知,蒙古马在战场上永远向前奔驰,骑兵永远不可能退缩。骑兵的马刀是不开刃的,为了砍到人骨头的时候不会崩豁。标准的蒙古骑兵战法是砍刀左晃,然后用力向右砍出,敌人连头带半个肩膀就全都劈了下来。

鲍尔吉-原野的说理散文,虽然也有知音体的痕迹,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在《所见恶习55种》中,他指出下列行为是恶习:

不读书,或者读李敖的书是恶习。
退休后马上停止染发是恶习。
哈达至尊,随便向什么人献哈达是恶习。

再比如,说道人到四十,应该每天变傻一点点。“此时,宜消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宜露势。宜煲汤,不宜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疾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意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四十岁应用减法而不是加法。”虽然这段话有心灵鸡汤的味道,但至少对于狂飙疾进的我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跟台湾鸡婆作家相比,鲍尔吉-原野最大的优点是对情感的克制。这种对于抒情的吝啬与其说来自于汉语温柔敦厚的训练,不如说来自蒙古民族的传统。这是一个重实干不重言辞的民族,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击中要害。

他写《爱听二人转的狗》,说一条被东北扶余的打工者偷偷带到俄罗斯的叫富贵的狗,一听见中国话、二人转就兴奋地打转。它最喜欢的三个词是“中国”、“扶余”、“二人转”。人对狗说:“带你回中国。”狗就兴奋地汪汪叫。又对它说:“带你回扶余,听二人转。”狗高兴地晃起尾巴,作起揖来。但是养狗的老李说,福贵是要扔到俄罗斯了,因为等他回国的时候,不能带动物出境。等鲍尔吉出门的时候,福贵咬着他的鞋带不放松,好像是说:带我走吧。

如果是龙应台等人写到这里,肯定会来一大段抒情,“狗的尾巴,像一缕青烟,冉冉飘向空中,化作云,化做雾,飞跃高寒的国境线。春生,告诉我,当福贵哀鸣的时候,你是否在那里?(注:春生是作者父亲的名字。)”

但是蒙古汉子没有这么多啰里啰嗦的情愫,他只是简单地举重若轻地收尾: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读读鲍尔吉-原野吧,他至少能让你学会蒙古汉子的说话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延续了700多年。它的源头是成吉思汗给花剌子模国沙王写的一封宣战书,“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是怎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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