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December, 2010

汉语,欲洁何曾洁

Wednesday, December 22nd, 2010

(本文为《新闻晨报》特约评论稿,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昨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这一通知共有六条内容,其核心意思有两个:一是要求规范使用汉字。二是要求规范使用外语。具体来说要做到三个禁止:“1、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2、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3、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

这三条禁令,高屋建瓴,语义玄妙,乍一看似乎摸不着头脑,然而经过一番揣摩,还是可以管窥其中的奥义。

首先,我们不能把《通知》中的禁令理解为“汉语出版物禁止出现英文单词和字母缩写”,那样的话,不但所有的计算机图书都必须禁毁,连三句话离不开GDP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被行政处罚,交警再也不敢在报纸上公布违规车辆的号码,CCTV不得不把LOGO更换为遮满半个屏幕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哦,不,我错了,最后一条不用担心,电视目前还归广电总局管。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条禁令的意思是“汉语出版物中不能随意夹带英文或字母缩写”。这是一条好禁令,我举中指和其余四个手指一起表示欢迎。我们知道,中文里夹带英文神马的,最讨厌了,《围城》中就批判过这种恶习,将其比作“牙缝中的肉屑”。然而,这条禁令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叫“随意夹带”?“随意”的标准是什么?联通做广告宣传iPhone,算不算随意夹带英文,移动宣传G3手机呢?如果两者都不算“随意”,一个玩动漫真人扮演的社团称呼自己为“Cosplayer”算不算违反禁令呢?法无定法,则不若无法。

其次,禁令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汇,这可能是针对“火星文”所采取的措施。但它忽略了一个汉语发展的基本事实,那就是现代汉语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生造出来的,并且刚造出来的时候,都是“非中非外”的。例如出现在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给力”一词,并不是标准的中文词汇,也不是外文,它之所以被官方所认可、被网民所喜爱,乃是因为这个“生造”的词语新鲜有力、传达了以往词汇无法传达的内容。

最后,禁止增减、颠倒外文字母造词。按照我的理解,这条规定是禁止制造外语新词,可能针对的是网络上流行过一阵的新编英语词这一现象。有一段时间,网民创造了Smilence(Smile+Silence笑而不语)等词汇。按理说,禁止制造不规范的外文新词是国外新闻出版署管辖的范围,然而不但没看到国外类似的禁令,国外主流媒体还对一些英文新词大胆地“拿来”。今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网民创造的英文新词“Ungeilivable”(不给力)。而去年《牛津词典》收录了日本网民创造的新词“hikikomori”(宅)。

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所谓现代汉语,并非天生血统纯正,而是杂交的产物。根据胡适的观点,近代白话从血脉上追溯,分别来自严复、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等人的欧化政论文、北方的评话小说和南方的讽刺小说。另外,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也做出了巨大贡献,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的出现与当时知识分子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更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强力实施汉字简化方案和拼音方案,我们所是用的汉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大国崛起,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强规范化也是应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汉语是一门鲜活的语言,它需要不停地吸收外语的精华、民间的智慧才能不断地自我更新。世界上只有少数语言文字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活化石“拉丁文”,还有汉语的文言文。现代汉语不应也不会变成一种仅供人们研究和缅怀的纯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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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记

Wednesday, December 22nd, 2010

年末,网络书店疯狂打折,但对于我没有丝毫吸引力。我始终保持了到实体书店徜徉买书的习惯,漫步于书籍的密林中,心灵能得到片刻放松,与陌生书籍相遇的那一刻的快乐,是网络购书无法替代的。

今日在杭州书林书店,购得图书如下:

《文选六百篇》:一本先秦到六朝的古文新选本,非常厚重,买来作为案头闲书解闷用。

《思想的盛宴》也是一本大书,原书名叫Great Books ,作者是英国的汉默顿。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翻了一下,是一本不错的浅显读物。到了我这个年龄,读书务求实效,读原著要有挑选,而一些漏掉的功课,需要快速补上。

《咬文嚼字》2009年合订本。我收齐了它所有的合订本。这是枕边书,常读常新。

《红楼梦汉英习语词典》桂廷芳编著,我要多学习一些汉语的词汇,红楼梦是一本不错的教材。另外学习其中的英语表达方式,对于以后英语写作也有裨益。

《天津的方言俚语》,买这本书,是因为我隐约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暂时按下不表,等我研究细致了再公布。

《寒山诗注》寒山在西方的名气,盖过任何一个中国诗人,皆因为1960年代,Gary Snyder等人翻译(剽窃)了大量寒山的作品,好莱坞电影《冷山》COLD MOUNTAIN,其实应该翻译成“寒山”,因为这本小说原著的封面上印的就是寒山的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买书无章法,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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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不规范的语言规范令

Wednesday, December 22nd, 2010

所有的文字,无论是嘴里说的,手上写的,纸上印的,匾上题的,电脑里打的,荧屏上滚的,都属于一个部门管辖,它就是集荣耀与权柄于一身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简称版署,网民通常称之为版叔。

问蛋哪得疼如许,为有禁令版叔来。临近岁末,版署突然下达了一道《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在官话语境里,一旦说“进一步”如何如何,意味着如梦初醒、如风乍起、如失心疯突然发作。

稍作分析,你会发现,版署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本身就是一篇病句杂陈、语义含混的不规范的烂文。

《通知》中说,“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这句话的主谓宾是什么?我们且来分析一下。主语省略掉了,“禁止”是谓语,那么宾语呢,是一个冗长而不知所云的词组“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其实奥妙都在“随意夹带”四个字上,怎样算“随意”,怎样算不“随意”,恐怕最终要看遂不遂文字检查官的“意”。

还有,“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现象”如何能“禁止”?按照《台湾国语辞典》的释义,现象有两层意思:“1、知識論上指我們認識外在事物,由於有主觀的先天概念加入其中,故所認識者只是現象,而非物的自體。2、通稱事實的狀態。”一种是独立于认识之外的表征,一种是事物的状态,这两者都不可能“禁止”。换言之,你可以禁止行为,禁止言论,但无法禁止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当然我们的版署足够NB,禁止现象只是小CASE,只要它愿意,禁止气象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一份含混不清的通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发到各出版单位,急急如律令,字字皆悲催,名为维护汉语的规范与纯洁,实际上将打击和禁锢鲜活的民间语言、网络语言、全球化条件下生生不息的当代汉语,其作用必将适得其反,沦为历史的笑柄。

我们知道,中国白话文运动搞得最如火如荼的年代恰恰是民国时期,腐败专制如国民党者,都没有强制对汉语进行规范化、纯洁化,难道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共产党反而会极力扼杀汉语的创造力吗?望观民风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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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仅比美国贵

Friday, December 17th, 2010

欲比较中美物价,单单跑几次超市找几种商品的价格进行简单对比是远远不够的。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市场经济的发展规模也迥异,必须结合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金融等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

美国的整体消费水平跟中国相比显得更加合理。美国劳工部公布的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状况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最大宗的支出是房屋居家,占34.1%,其次是买车交通,占17.6%,吃饭占12.4%,保险年金10.8%,医疗占5.7%,娱乐5.4%,而教育只占1.9%,只是每年置装费的一半花费。

美国家庭每年花在吃上的费用平均为6,133美元,其中在家吃与下馆子的比例大约为2:1。食品消费占全部消费的百分比又称为恩格尔系数。根据统计,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在6%~15%之间,如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为6.9%,日本为14.4%,德国为12.2%。而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为35%以上。

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8%。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1/3的支出全都用来糊口。

我们还必须看到,除了食品开支,房屋的支出是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中的最大项。新浪著名微博博主 @北京厨子通过网上数据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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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是位于杭州市浙江大学对面的精装修公寓,面积89平方,售价350万人民币。另一处是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对面的一处精装修房产,面积为99平方,售价折合人民币275万元。而这两处房产无论从环境、装修、舒适度上,都有云泥之别。更何况,在中国房产只有70年产权,而在美国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期产权。

美国的医疗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但是与中国比较起来,已经相当完善。教育经费的开支,美国家庭比中国要少得多。

再从收入结构来看,中国人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为23%,而美国人总收入占其GDP总量的69%,美国是真正的藏富于民。杭州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根据杭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杭州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6万元。根据美国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杭州的友好城市美国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平均收入中值大约为40.2万人民币,是杭州人均收入的15倍,换言之,杭州人的收入只相当于波士顿人的7%。

考虑到食品的安全程度,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在美国做一个消费者体验大大优于中国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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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贵?

Friday, December 17th, 2010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中国物价比美国都贵。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我与在美国的好朋友纳纳一起,决定联手做一次实地调查。

我们选了杭州和波士顿两个城市进行比较。杭州和波士顿是友好城市,两个城市都处于各自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杭州所处的浙江省和波士顿所处的马萨诸塞州,都是各自国家消费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相应地,其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收据收集方法:纳纳先在波士顿的一家超市,购买一些食品,然后根据小票把价格整理出来。我再到杭州一家大型超市,去调查相应商品的价格。

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物价单位全都换算成:人民币元/500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俺着1:6.7计算。

了解调查和统计方法的人都知道,这种调查方法存在明显纰漏,因为没有经过抽样,其结果带有一定的偏差。尽管如此,调查结果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说触目惊心也不为过。

下图是初步调查结果(感谢 @北京厨子 友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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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张中美物价比较图中可以看出,波士顿和杭州的物价各有高低,杭州蔬菜较为便宜,但在肉蛋奶的价格杭州已全面领先。

即使在蔬菜水果方面,杭州也未必真的便宜。由于豆腐、小青菜、韭菜等是中国人喜欢吃的食品,在美国需求量本身比较低,所以价格才超过中国。

单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杭州食品价格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波士顿,尤其是肉蛋奶的价格,已经赶英超美了。

这还没考虑房价。根据北京厨子从网上搜集的个案数据,杭州的房价也超过了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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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简单的数据对比,不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进一步的调查需要随机取样,并且把两地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这些有待专业认识来解决。这个调查结果只是一个DEMO版,它提醒大家,中国的物价的真实水平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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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蛋的季节

Tuesday, December 14th, 2010

一姐们惊魂未定地告诉我一件事。

她前几天开车,路遇两男子路旁招手。她好心倒车停下,摇下车窗,对方顺势拉车门欲进,说要去杭州汽车南站,能否搭一程。我姐们说不顺路,不过你可以这样坐车,她把乘车路线详细地说了一遍,两人道谢离去。姐们开出一段感觉不对,再一看自己的包没了。内有现金,卡,证件等。随后报警挂失,好在只损失了一笔现金。

随后她给开车的好友打了一圈电话,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陌生人停车开窗,大家都笑着说:“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傻呀。”

我赶紧安慰她:你已经够幸运了,可以说是捡了一条命,如果歹徒上了车,用刀抵住你,那你可就麻烦大了。

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前两年在杭州狮虎桥路,一条临近商业街的繁华路段,早晨8点多,人大一司机开了一辆单位新买的丰田去接领导,车停在楼下,周围人来人往。两内蒙青年,一个分散司机注意力,一个拉开后门上车。用尼龙绳勒住司机,用刀捅死,抢车开到山东焚尸掩埋。车以四万元销赃到一个汽修厂,虽然车上满是血迹,汽修厂也没问来历。它们早已形成了偷、抢、改、销一条龙服务。

我家乡一个开出租车的远房表哥,1米8的大个,膀大腰圆,打架是一把好手,没人敢欺负。有一天拉了两个东北姑娘,半路上,两姑娘说停车接人,又拉上两个小伙子。到了荒郊野外,四个人乘表哥不备,用刀把他给捅死了。

所以,当你在北方看到院墙上到处刷着“黑车枪支”的广告,不要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的骗局,他们玩真的。

听完我的话,姐们稍稍宽心了一些。这件事对她的伤害很大,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她再也不敢随便帮助别人了。

我理解她所受到的伤害,这种利用开车人的好心、顺手“牵包”的行为,所盗抢的不仅仅是钱物,还抢夺了一个人的善心,抢夺了下一个急难中的人获得帮助的机会,一句话,他们抢夺了社会的正义与良心。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白领们可能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为了几万元杀人抢劫?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谋财还是害命,对于铤而走险的歹徒来说,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

举个例子:如果你被绑架,歹徒刀架脖子逼你说出银行卡密码,说和不说,哪一种活命的几率更大?

如果选择不说,歹徒肯定会恼羞成怒,很可能会折磨逼供,也许一怒之下把你杀死。如果你说了,那几乎等于邀请歹徒杀人灭口……

歹徒的心思我们是猜不透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脾气、作案时的心理都不一样。

有一位姑娘,对我自述过一段惊悚的经历。她晚上回家,一开门就被歹徒用刀抵住喉咙。具体过程很复杂,总之姑娘看歹徒还年轻,就一点点开导他,并承诺不报警,最终他选择了只要钱。歹徒前脚走,这姑娘马上用MSN请人报警。8小时内,歹徒落网了。

当然,我支持她冷静机智,也理解她为什么报警。这种歹徒放归社会,终归是一种祸害,甚至哪天再来抢劫也未可知。但是,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歹徒被抓之后,不但不能重新做人,反而会再也不相信受害者的哀告。我相信在任何一座监狱里,抢劫犯因善心萌生被抓获的故事一定很多。再出来作案,他们中必有人变成精明冷血的惯犯。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坏蛋涌动的季节,坏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所能做的不是从此冷漠,而是学会保护好自己。

有人教了我一招,如果看到有人受伤不要打120,要打110,让110叫救护车。有一个好心人看到路旁两人受伤打了120,一个月后医院找到她问,你打的120吧?她说,是。医院说:被救的两个人一死一跑,这是住院的账单。

我是否应当告诉我的孩子,银行,医院,电信运营商,石油垄断者,有关部门,路人甲,老太太乙,在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夺财抢钱、甚至追魂索命的歹徒,即使他们不带刀。

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应该告诉他我的亲身经历。

2008年秋天,我夜间在西湖边高速骑车,撞上路牙,摔断胳膊,头上鲜血直冒,两个陌生人把我救起,并且为我拨打了120,他们还把我的自行车寄存在一个咖啡馆里。这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有人笃信同情与温暖,还有人听从内心善良的感动,不理会这是不是一个坏蛋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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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乐世家的诞生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10

所谓音乐世家,就是在周末下午,女人拉大提琴,男人弹吉他,小猫无可奈何地望着两个噪音制造者。

经过10分钟的合练,我和老婆小试牛刀,录了一首短曲《Go tell aunt Rhody》,这也是一首赞美诗的音乐,歌名叫《礼拜散了》。

下面请欣赏:

[audio:https://baibanbao.net/files/wp-20101211-cello-guitar-aunt.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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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英若诚一生的传奇与谜团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10

读英若诚的合作自传《水流云在》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在这本回忆录中,英若诚展示了强大的内心,和豁达的幽默感。即使被关到监狱,他也能游刃有余,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在冀县监狱服刑,由于动手能力超强,终能苦中作乐。管教问“谁是水泥匠?”他第一个举手。“谁会腌辣椒?”他也第一个举手。其实他都是现学现卖,为的是获得外出劳动的短暂自由。

英若诚一生传奇,他爷爷英敛之更神奇。一个摇煤球的旗人,捡废纸练字,一个道士诱拐他为徒,被一书生拦下,成了书童。陪同师傅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自由恋爱,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从此青云平步,养活了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1949年逃往台湾,担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他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姓马名英九,正是这位小马哥,促成了英若诚与已沉睡于墓地的父亲的“重聚”。

而英若诚自己在翻译、戏剧、电影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官场上也春风得意,1986年,仅有7年共产党党龄的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成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为部级干部,他又投身演艺,先后出演过《末代皇帝》、《小活佛》等电影,并在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亲自导演的《推销员之死》中出演威利-罗曼,被米勒称为舞台上演这一角色最好的演员。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高干病房的他,用英文对美国作家康开丽半敞心扉,讲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难与华彩时分,遂有了这本《水流云在》。

读完《水流云在》,不忍释卷之余,心中还有很多谜团。1968年英若诚为什么入狱?英的妻子吴士良到底是做什么的?英若诚夫妇的收入为什么在人艺最高?英后来为什么能够坐上文化部副部长?这些在中文版里都没有交代清楚。所以,我还是花了18美元买了英文原版。

《水流云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这部传记是英若诚在病榻上口述,他的忘年交美国人康开丽录音整理后出版的。由于用英文写成,语境接近西化,读来琅琅上口,三日绕梁。中文版没有译全康开丽的序言。

康开丽写的原版序言中,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东西。英若诚在传记中坦陈,被彭真找去,负责报告他所认识的外国人的动态。但是,具体情况语焉不详。后来,英夫妇入狱,跟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有关。

康开丽在序言中说,英若诚不愿在自传中讲自己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英还担心,外国读者看了之后会搞不懂,一个人怎么既跟外国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后向政府提交关于他们的报告。

英若诚解释说:“外国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能理解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伪善之徒。”

经过一番挣扎,英若诚说:“另一方面,我应该让他们理解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尤其是朝鲜战争时期的年轻人。”因此在《水流云在》第二章,英若诚讲述了彭真是怎样找到他搜集情报的经历。康开丽说,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康开丽写道:“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让他们协助搜集两名美国人Allyn和Adele Rickett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两名美国人入狱。”

英若诚书中提到经常在家中招待外国友人。康开丽研究后发现,事实上,在当晚他们夫妻二人就会写一份长长的报告,即使他们在被监禁释放之后,还持续这样做。

康开丽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俩一直被拒绝。直到1979,他们的入党申请才被批准。英达回忆说,这是他父母一生正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因为接待外宾,英若诚夫妇受到厚待。英达回忆说:“我们总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宾。在那个年代,有外国人到你家里,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儿。”

康开丽说,英若诚夫妇招待完外宾后提交的报告有20-50页厚,装进一个档案袋里,袋子上写着化名“Wuying”(音)。康开丽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英国驻华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车卖给了在美国的英达。英若诚夫妇整了他的报告,报告的标题叫“伊文斯战役。”

尊重传主的意愿,康开丽在为英若诚写自传时,做了大量自我审查工作,英若诚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康开丽说,英若诚的生平,还要后来者深入挖掘。

康开丽在序言中把英若诚所生活的时代称为“英世纪”,这并非溢美之词。英氏家族是中国最神奇的一个家族,从摇煤球起家,到满门才俊,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当朝,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政治漩涡,成功地保住了名门望族的地位。其间虽有挫折与妥协,但依旧是中国硕果仅存的书香门第、大户人家。

而英若诚本人,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进退自如,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他把一本合作回忆录留在死后发表,尽力展示自己身上那些光明和美的东西,虽然谁也不知道他幽暗的另一面,但至少足以告慰后世,引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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