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用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的面前总有一群目标读者在晃动，他们决定了你写什么，以及怎么写。

前几天整理邮箱，把在诺丁汉留学期间的邮件进行了分类存档。既然美国人何伟在涪陵支教两年，就能写一本《江城》，那我这9个多月的日子，也可以写一篇万把字的特写了。但是想来想去，只开了个头。

大巴前沾满了人。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丈夫送妻子。我没有亲友来送，只是跟单位人事部的同事握手言别。大巴开动，窗外一片告别的手，车上有人擦眼抹泪。

2006年9月24日13:30，当我们从浦东机场起飞前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回程票早已买好，9个月零16天之后，我们将重新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一个故事开头和结局都被安排妥当，唯一的悬念就是故事的进程。

写不下去了，不是没有故事，不是没有写作冲动，而是心里有了读者影子。尽管我决定只写自己，但难免还是要涉及到别人，怎么写亲密伙伴小东包，怎么写朝夕相处的小组同学，怎么写惊鸿一瞥的姑娘们，怎么写内心的挣扎与困惑？我怎么好意思用中文说：留学生活的前几个月，最担忧的一件事其实是饿。我其实最憎恨集体生活，渴望自己独来独往。我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这些都不足于熟人道也。

思来想去，越发觉得，除非虚构，这中文简直没法写了。

刚做自由撰稿人的那会，我异想天开，准备向国际同行接轨。在西方，自由撰稿人实际上是为多家媒体服务的高级记者，帮媒体采访他们采访不到的人，撰写他们自己的雇员写不了的稿子。所以，西方的专栏也好，特写也好，很少有人写“我有一个朋友如何如何”，他们写的人物都有真名实姓，并且绝不会为尊者讳，为熟人隐瞒。

我看美国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写的非虚构作品《工厂小妹》，里面毫不避讳地披露，敏的男朋友是工厂的保安，经常监守自盗，从厂里拿Couch的包给她用。这相当于一项直接的指控，换成中国作者，绝对不会提这件事。因为这不但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而且把她及其男友置于危险之中。西方记者追求真，为此不惜得罪人。

但是，当我把这套方法搬到自己的写作生涯中，不但得罪了受访人，还使我几乎失去了交往多年的一位好朋友。其实，我不过就是把被采访对象的原话写了出来而已。

对于陌生人的生活不能照实写，对于亲朋好友和熟人就更不能了。

有一次，我对一位北京的老朋友说，我希望我比你们多活一年，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我们经历的故事。当然这只是玩笑而已，即便是当事人不在，其家人，其学生也会在乎你所说的话。

我终于明白了，要想真正实话实说，最好是换一批目标读者，换一种思维方式，最好，换一种语言。

我想起了英若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美国女学者康开丽用英文娓娓叙述自己的一生，逝世后出版了自传《水流云在》。现在，我特别理解英老爷子的心理，换一种语言，等于换一批听众，语感、视角、叙述方式也会因之而不同，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为了重燃写作的篝火，需要去找另一片空间，用另一种语言，署谁也不知道的名字，把那些恶梦说出来。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的那些隐秘的恶梦，我告诉谁去呢？

虽不敢说自己写的中文有多好，至少用了30多年，词语还算通顺，表达还算清楚。但是换成英语，几乎等于从零开始，这好比复归于婴儿。要面对无数的挫折，面词不达意的痛苦，更要面对无数批评与不屑。

但是我意已决，跟谎言和掩饰说再见的前提是跟汉语说再见。五年不见成果，就写六年，十年不出作品，就写十一年。

这期间，还要靠写汉语吃饭，但汉语所写只是冰山上面的部分，英语所呈现的才是整座冰山。

未来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再见。

从外表来看，徐磊跟普通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一米八的大个，穿着松松垮垮的7分裤和T恤衫，脸上带着睡不醒的倦意，仿佛刚打完一夜麻将并被别人连庄连和。但是，一谈起文学，他眼里就开始发出光，像一件保存完好的青铜器从墓穴里取出来，突然放到日光之下。

提起他的笔名，网络上无人不晓，他就是《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

南派三叔从小就对故事有一种特殊的迷恋，那时他外婆经常给他讲一些惊悚故事。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与棺材有关。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座大宅，院子里开满桃花，但是夜里总感觉阴森森的，有些不对劲，就请风水师来看。风水师堪舆了一番之后说，这宅子东西南北都没问题，天上也没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肯定在地下。于是，这户人家就雇人在院子里往下挖，挖着挖着，铁锹被血染红了，再挖下去，发现一具血棺材……

他从小生长的地方很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村落，他的妈妈祖上是开砖窑厂的。当地有一种风俗，开窑厂的人家的妇女到了50岁都要养乌龟。因为烧窑要挖土，容易得罪地母，而乌龟则可以替人到地母那里求情。他母亲的外婆，50岁那年养了一只乌龟，一直养了40多年，她仙逝那一天，乌龟突然神秘失踪了。家里人觉得此事特灵异，至今还保持着这一风俗。

南派三叔从小就喜欢讲故事，他悄悄迷上了写作，并模仿金庸、古龙的笔法来写小说。在《盗墓笔记》动笔之前，他已经写了2000万字。

写《盗墓笔记》完全是个偶然。他说从小喜欢看黑白电视，有一天晚上他看了一个考古节目，从此迷上了古墓。他本家有个亲戚是盗墓的，曾经告诉过他这一行当的常识，比如南方的地湿，不适合盗墓，除非你准备一台抽水泵。有一年，他在山东开纹身店，店里来了一个壮汉，一条金链子绕着脖子缠了三圈。他很纳闷，为什么要戴这么奇怪的首饰。壮汉告诉他，这是用来牵尸用的。到了古墓里，把着链子套在尸体脖子上，自己身体往后一仰，尸体就会坐起来，这时往尸体胸口一拍，就会有玉蝉从嘴里掉出来。

2006年，他所开的外贸公司生意不太景气，他就开始完成积压已久的一个愿望，写一部离奇的小说。《盗墓笔记》在博客上连载后，好评如潮。有时，也有盗墓者加他的QQ，跟他探讨盗墓的技术问题，说：“小伙子，按照你这种盗法是会死人的。”他从善如流，不断修改这部长篇处女作。

在创作的时候，他有超人一等的勤奋，并具有随时随地写作的能力，有时开着车，来了灵感，他就用手机录音。在网络时代，他的付出很快有了回报，他和《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一起，开辟了通俗文学的盗墓时代。

但是盗墓文学一直登不上大雅之堂，这主要是因为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网络文学一直行动先于理论。青年文学理论家夏烈看到了这一理论盲区，提出了类型文学（一种“通俗文学”的学术提法）的概念，凭借超广的人脉、超强的活动能力，他开始为网络文学正名。2010年，在他的力荐夏，浙江省文联推选《盗墓笔记》作为茅盾文学奖的参选作品上报。虽然最后被“技术性”刷了下来，但在文学界还是引起了轰动。

南派三叔对“茅奖”这样的荣誉并不太看重，他有更大的野心，目前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好莱坞，他创作的《盗墓笔记》电影剧本已经被派拉蒙公司买走，虽然距离拍摄还遥遥无期，但多少确定了中国奇幻作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问他何时可以填上《盗墓笔记》的大坑，他告诉我：“对于写过超长篇小说的人来说，填这些坑实在太容易了。我现在只是没有时间而已。”作为国内最成功的通俗小说家，他的主业却是一个外贸公司老板，创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最近正在醉心于一部“天才之作”的创作，内容与数学有关，灵感是他在做梦中得到的。另外他主编的一本杂志《超好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上摊。

我问他：“你是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吗？”他说：“我很希望它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