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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的故事

Monday, May 30th, 2011

(《看天下》专栏)

跟公务员一起吃饭有三个永恒的话题:房,车,贪。他们谈起房和车固然兴奋,但只有谈起身边哪个小官又落马时才会眉飞色舞。

我发现,他们喜欢谈的话题不是大贪大腐,那个自有全国媒体去关注,而是“三小”案件。所谓“三小”是指“小工程、小项目、小干部”。因为小,往往不会被马上双规,这为小干部赢得了时间,他们会对纪检部门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等回家好好梳理梳理。”然后立即一通密谋,订立攻守同盟,开始擦屁股,再一查,往往就没事了。

在我听到的“三小”案件中,又以发生在萧山、临安郊区的为最多。这不仅因为那里的干部本身级别就低,而且由于离权力中心较远,各种千奇百怪的事都会发生。

临安有一个镇干部,被纪委叫去谈话,本来是让他谈谈经济方面的问题,他一害怕,把自己搞男女关系的事给交待了。原来这个镇干部有两个情妇,一个住在山这边,一个住在山那边。镇干部每天上半夜,在山这边的情妇家睡,半夜翻过一道山梁,再睡在另一情妇家里,天亮前再翻山回来上班。让人震惊的不不仅是他开放的性观念,更是他充沛的体能。

杭州有一所学校,副校长被查出贪污。上级纪检部门召集学校班子成员,通报了副校长的经济问题。有细心的与会者发现,该校的纪委书记--一位秃顶老太--神色有些奇异。后来副校长被双规,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男女关系问题,包括为了拉拢纪委书记,他主动投怀送抱。办案人员说,知道这事后,背上直起鸡皮疙瘩。

小贪往往都没有胆色,办案人员一吓唬,就什么都说了。萧山有个小干部被双规期间交代了各种问题。忽然,他看到纪委的人看了一下手表,就立即说:“你这个动作倒是提醒了我,我还收过一只手表。”

相比之下,大贪因为见多识广,加上手里捏有王牌,往往可以做到守口如瓶。曾经有一次,纪检部门调查一个权倾一区的老大,查了两次,都没发现问题,还是不甘心,于是联合审计部门,一起三进山城。

这次查得更加仔细,但是这位老大实在太聪明了,他的记忆力极强,说得出家里每一笔存款的合法来源,记得清每一件值钱的物品的来路和价格,并且都能提供出发票。调查组一筹莫展,决定就此收兵,约定下午召开联合会议,准备宣布对他的结论:”经调查,没有发现该同志在经济方面有什么问题。”

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被小人物改变。有两个审计员,因为级别不够,没法参加下午的会议。他俩想闲着也是闲着,就决定去商场逛逛。来到了商场,忽然想起,还有一张老大买空调的发票没有调查。反正正好逛到这儿,就去问问吧。

卖空调的售货员是一位记忆更加超好的大嫂。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当她接过空调的发票,立即回忆起了当天卖出这台空调的情景。她斩钉截铁地说:买主绝不是老大本人,也不是他的家人,而是自己认识的另外一个生意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售货大嫂拿出了当初发票的存根,存根上有她标注的记号,这个记号只有她自己认识,意思是熟人和回头客,而老大根本不是她的熟人。

这是一条重大线索,审计员马上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此时会议室里,领导已经拿出了调查结论报告,正准备宣读。接到这个电话,立即宣布散会!

老大被双规了。不过此人毕竟多年行走江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了27天,愣是没招。

到了第28天,老大的老婆被特意安排来看她老公,夫妻俩见面,难免会说几句体己话。老大在外有个情妇,有关部门不知道,但老大老婆知道。她跟老公控诉了情妇的无情无义,有关部门发现这条重大线索,立即通过调查,找到了老大的情妇。这个女子哪里见过这么阵仗,一问就全招了:老大的金条和其他宝贝都藏在她乡下的娘家。赃物很快被起获,老大被判刑了。据说他身陷囹圄之后,当地的企业家还常去监狱里探望他,以感激他多年的照顾。

我问朋友,既然天网恢恢,那现在还有人敢贪吗?他说,由于反贪的随机性和正当性,使一些有实权的公务员不敢直接受贿,而是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为他人办事后,并不立即接受好处,只说,“你记住就行了。”以期适当的时机或者退休后获得回报。我疑惑了:“如果对方赖账不给回报怎么办?”朋友抬头看了我一眼,幽幽地说:“怎么会呢?对官员来说,我们是一个诚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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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客

Thursday, May 26th, 2011

(《看天下》专栏)

两年前,吕莅新在珠海的酒窖开张,邀请我去参加开业典礼,我以忙为由没去,这事我后悔了好久,因为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开业庆典了。吕莅新是我的大学同学,爱美食美女及一切美的事物。酒窖三百多万的投入,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在我看来,进军红酒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实在不靠谱。咱们中国人上溯三代都是泥腿子出身,干活累了有两口老白干喝就不错了,装什么贵族呀!

今年春天,吕莅新来杭州,雄姿英发,满面春风。原来他的酒窖生意很火,正准备开第二家分店。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一群杭州的红酒客。这些人中,有戏梦人生的玩家,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也有把爱好与赚钱结合为一体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认识一个叫谢伟的人为荣,常常把“我和谢伟一起买过一瓶酒”作为讲故事的开场白。

谢伟,1971年出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酒店工作,较早接触到各类外国红酒,从此沉迷进去。“如果我有一笔3000元的收入,我想到的是马上买一瓶心仪的酒。”就这样,他把全部积蓄都用来买酒,喝到几乎身无分文。“用我妈的话说,我的钱都冲进下水道里去了。”坐在杭州求是路富隆酒窖二楼,谢伟自嘲道。

自从1998年借钱开了第一家酒屋,谢伟已经在红酒业浸淫了14年。他开创了这个城市里葡萄酒销售的堂饮模式,酒窖二楼的品酒区更像是一家私人会所的会客厅,水晶吊灯,轻纱柔幔,大理石与花岗岩混铺的地面,宽大的沙发,高耸的烛台,像电影里的情景。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谢伟喊来服务员,责问他今天的音响怎么回事,服务员应诺一声跑下楼去,不一会响起了法语的《玫瑰人生》。

葡萄酒在中国这几年忽然勃兴,相对于几年前红酒兑雪碧这种不土不洋的喝法,红酒知识在大众中日渐普及。胡润财富报告中说,千万富翁喜欢喝红酒和威士忌。媒体和经销商极力把喝红酒树立成生活品味的标配,在杭州这座660万人的城市里,谢伟的竞争对手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在增长,名庄传奇、欧博酩庄、法妮亚⋯⋯名字一个比一个“洋气”,地产大亨、资本大鳄、橡胶大王也纷纷进入这个游戏。有的风风火火,有的志在必得,有的已经销声匿迹。主营房地产的中策集团前几年投入近5000万元,提出要“像苏宁电器卖家电一样卖酒”,并在两年内在杭州开出了20家连锁店。但是2009年开始,由于资金压力、门店业绩欠佳,利客满门店纷纷关门。不过这根本吓不退浙商,就像奔腾的野牛吓不退狮子一样。

潘迪晞是浙江久加久连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是谢伟的好朋友。不过在生意场上,他的公司是传统酒窖的竞争对手。成立5年以来,久加久在浙江遍地开花,销售品种遍及各大酒类。事实上,他们盯上了中国最有潜力的消费群体—富商和领导。如果你到浙江的二三级城市走走,会发现红酒连锁商店都会开在政府所在地附近。这样选址除了考虑到地段繁华之外,还有给领导进行酒文化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

谢伟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认同国产葡萄酒。他们告诉我:你在饭店喝到的标价98元的国产橡木桶红酒,进价只有18元,其中还包括给商家的返利和免费面包车服务。实际上,这瓶酒的成本只有5元多,其中瓶子、酒标、包装盒成本4元,酒—这神的水滴—成本1元多。潘迪晞认为有一种国产楼兰葡萄酒还是不错的,楼兰是久加久的母公司所经营的品牌。

红酒达人们把品酒说得神乎其神。比如说,小拉斐,像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富有个性,拉图则像一个成熟优雅的女人,万钟风情。还有人用音乐来形容葡萄酒的味觉,有的像德彪西的音画,有的像肖邦的奏鸣曲。有没有一种酒像二泉映月,有啊,进价18元的国产橡木桶。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要想学会品红酒,只有一条路:多喝。谢伟介绍了两种办法,一种是从简单喝到复杂,一种是一开始就喝好酒。“那学会品酒要花多少钱?”我忐忑地问。“20万就够了!”谢伟回答。

我认识的每一个卖红酒的人同时也都在收藏酒。谢伟的别墅里就挖了一个酒窖,里面放着他价值连城的收藏。我问他存这些酒,如果不喝不卖的话,会做什么用。他沉默了一会,忽然眼睛变得晶亮:“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会安排好所有的后事,在朋友的第三方监管下,把这些酒全都留给我的女儿。她2000年出生,那一年是葡萄园的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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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们,到体制中去!

Wednesday, May 25th, 201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千家诗》里的这句,用在花鸟画家田舍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在他的工作室正中央,悬挂着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双手交叉肚前,腼腆地笑着,旁边,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他的画册。

田舍郎,本名田振玉,1968年出生,6岁开始跟外公许竹楼学习绘画。许竹楼在浙地也是书画名家,但他一再警告外孙不要以画画为生,因为“作画家是要饿死的”,而应该学一门真正的手艺。田舍郎一想,民以食为天,还是学烹饪吧。1986年,许竹楼参加政协会议,了解到机关事务局正招收第一批合同工,就给他托了关系,经过严格政审和培训,他提毛笔的手开始掂起了大勺。

做了近三年厨师之后,田舍郎决定回归绘画。此时,艺术的行情转好,他的外公成立了江南书画院,他就到那里边学习边工作。1993年他考上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幼时的私塾教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历练,再加上学院派的训系统学习,使他练就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同样是画红色题材,他总能独辟蹊径。有一次到井冈山采风,别人画的都是井冈翠竹、黄洋界里炮声隆,唯独他画了一片野草,中有孤木,上面挂着一顶红星闪闪的军帽。他活学活用了齐白石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中“只画蝌蚪、不画青蛙”的技巧,并给这幅画取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在诸多献礼画家中鹤立鸡群。他获得了不少奖项,但他一直在体制的边缘游弋。

2004年,在一次画展上,他的作品打动了女画家高晔的心。高晔说:“真可惜!你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怎么能没有个好的单位!我让老吴给你动动脑筋。”老吴,就是高晔的丈夫,著名国画家,浙江美协副主席、西泠书画院院长。

事实证明,名人的脑筋不是白动的。2004年9月7日,田舍郎接到通知,到西泠书画院报到上班。但由于上级主管单位文化局改组成文广新局,使他好事多磨了三年,才通过考试、竞聘环节,正式进入体制。此时他已经39岁。当浙江省人事厅工作人员收到他的上报材料时,纳闷地问:“你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也被当成人才引进?”田舍郎苦笑着回答:“我刚进来的时候,年纪不大的。”

在翘首等待被组织接纳的日子里,田舍郎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边在武汉进修学业,一边兼顾杭州的工作,每周一次坐火车回单位点卯开会,次日再返回学校。

当社会画家的时候,田舍郎从没有考虑过职称的事,他认为只要画得好,就可以被市场认可。后来,一位学医的朋友一番话点醒梦中人。朋友说:“我告诉你职称有什么用。论看病,我的医术比主任要高。但他有职称,坐镇专家门诊,挂他的号得走后门。我因为没有职称,只能呆在普通门诊。”田舍郎如梦初醒,连忙递交材料,当年评上了初级美术师职称。又经过六年的努力,他越过了三级美术师的台阶,登上了二级美术师的平台,这是美术界的副高职称。距离美术界的宝座–一级美术师只有一步之遥。

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艺术品的好坏和艺术家的水平不是由受众、也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各种评奖所决定。在田舍郎的工作室里,摆着一排奖杯和奖状:2007年全国画展优秀奖,纪念叶浅予诞辰100周年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黄河壶口赞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尽管在这些奖励里,没有看到金奖和银奖,但已足以使他在体制内脱颖而出。2009年,他填了一套表格,由上级单位报送到市委宣传部,经过专家评审,杭州市政府奖励了他一套房子,按照市价,这套房现在价值300万左右。不但田舍郎这样的画家,获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曹禺剧本奖的编剧余青峰、荷赛摄影金奖的摄影家陈庆港,都得到了人才房的重奖。在杭州这个即使神笔马良健在也会画一套房子的城市里,人才房是体制所能给艺术家的最强刺激。

最近组织决定让田舍郎“多挑一点担子”,委以西泠书画院院长助理之职。现在他每周一天必须到画院上班,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室搞创作。随着节庆的到来,统战部、民革、西泠书画院,都有展览要他参加。对于花鸟画是否能反应时代精神,田舍郎从不怀疑。西湖区举办西溪湿地花朝节,他送了两幅画,其中一幅画了一把茶壶,一支桂花,龙井茶是杭州的名片,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在他看来,这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果是一位更大胆的国画家,应该画一把铁锹、一堆黄土,因为“土地财政、掘地三尺”才是这个城市的时代特征。当然田舍郎不会画这样的东西。从走进尽管拿起炒勺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体制的重要。“吴冠中说要取消美术家协会,这是说乱话。什么机构都没有,谁来评奖?”

没有评奖,官方就失去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天平,同时也失去了衡量的政绩的标尺。对于田舍郎来说,祖父“做画家要饿死的”这句教导并没有失效,如果只做一个社会画家,将会陷入各种匮乏。有钱有时也会成为麻烦,杭州有一位文化干部升任地税局领导之后,倚仗自己对本地画坛的熟悉,拟定了一份33人的税务征稽重点关注画家名单,一时弄得“上榜”画家们人心惶惶。有了体制的庇佑,则不会有这样的烦忧。

望着墙上那张跟领导合影的大照片,田舍郎说:“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不知道以后他还见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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