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对写作最大的回报

写作也是对写作最好的回报

关于为什么写作,以及写作为什么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乔治-奥威尔说:

我写作就因为我有一些热切的话,急切想找个人听。我知道一些谎言,不得不揭穿。我发现一些事实,必须马上警醒世人。但如果没有找到符合审美的方式,我不肯写一篇专栏,更枉论一本书。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抱负,不是任何地方,都允许说出真相,不是任何地方都允许揭穿谎言,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允许审美体验的存在。

写作能为生活带来什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著名或不出名的例子。我经常拿我的发小—编剧沙漠的故事来说事。

莎漠,高中没有毕业,就去参军,成为一名潜艇兵。复员后在家乡小县城工作。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那时候他还不会电脑打字,只能用笔和纸书写,手稿积累了40多斤重。一次跟老婆吵架,他一怒之下烧了16斤,还剩下24斤。为了能让作品发表,他曾背着手稿,去省城拜见文学杂志的编辑,最终路费花完,作品却没有发表。但是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成为网络文学社区里的一个局部知名写手。

在写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剧本《村里来了个武立本》之后,机会终于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华谊兄弟公司要拍摄一部现代海军反间谍题材的电视剧《浮出水面》,找来莎漠修缮剧本,最终他获得了署名机会,并且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从此莎漠走上了创作的正途,今年他编剧的大电影《乌兰巴托不眠夜》正式首映。

但是不是所有的写手都有沙漠这样的幸运和机遇,写了一辈子混不出来的到处都有。在家乡县城的小书店,我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高谈阔论,说自己经常给北京写稿,写的是中国的最高形势。这样的写作,大抵是不可能换来办公厅的一封回信的,如果生错时代,还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大义觉迷录》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穷书生曾静,派弟子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复明。结果被岳用计套出底细,牵出案中案。雍正皇帝决定出奇料理,不但没有诛杀曾静师徒,而是把曾静放回去,让他每天对自己的罪行,四处做报告。雍正并且亲自撰写了反驳文章,取名《大义觉迷录》,刊印分发给全国各地的书生进行学习,从此开始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全国大批判会。而幕后黑手被认定为已经去世的吕留良,于是吕的书都遭了殃。到了他儿子乾隆上台,可没有这样的好脾气,不但杀了曾静,而且对吕挖坟开棺暴尸,并且把他老子雍正的书给查禁了。

用电影《旅程终点》中大卫·华莱士的话说:写作是一种复杂的回报系统。这种回报,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它带来物质回报,带来不朽的名声,有时却带来麻烦,甚至灾祸。

但是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不会甘于继续沉默。如果一个人尝到了发声的带来的力量,就不会自愿丧失造物主赋予的这项能力。

写作就是对写作最大的回报。尤其是在中国,无论写作带来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怨天,不尤人,哪怕坑灰未冷,也要从灰烬中原地复活,勇敢做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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