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微博读什么

November 4th, 2012

不上微博已经24天。是“不上”,而不是“戒”,因为“戒”这个字隐藏着诱惑、挣扎、勉强、反复,而不上意味着一点欲望都没有。

不但不上微博,我连新闻网站都不上了。了解新闻的渠道是偶尔买几份本地报纸(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青年时报),几本杂志(三联生活周刊《解释莫言》那期,中国国家地理《对话内蒙古》那一期),还有Reeder上订阅的几个博客(信息量最大的是牟森的博客,其次是黄集伟老师的孤岛客

20天来,真正的新闻,一条都没错过,比如《纽约时报》报道的家族帝国。漏下的所谓热点,像幼儿园虐童、明星酒驾、iPad mini问世,地产大亨离婚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新闻。在我看来,真正的新闻是那些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事件。台风来袭,是新闻,但一阵旋风撩起女明星的裙子,并不是。

由于不上微博,我拥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转而投向另一种最古老的媒体–交谈。最近一个月谈的话,比之前的9个月都要多。我跟20多年不见的同学们聊,跟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事聊,跟做3D动画电影的广告公司老板聊,跟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西班牙商人聊,听每个诗人心中的神–余光中聊,听每个会计心中的神–葛家澍聊,听年营业额60亿的运输大王聊,听年养山鸡1000多只的同事父亲聊……这些聊天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三百张碟。

也看书,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纷繁芜杂。外出三日,只带了一本中学生课标读物《诗经直解》,发现自己越发喜欢《小雅》。在牟森推荐下,买了河南出版社的《海明威新闻集》,从此摆脱莫言式文学的芜杂黏稠,回归海明威的简洁清冽。

纳纳对于我戒微博这事,颇不当一回事。她在一篇博文里说:

“我对王佩的来来去去都习惯了,越是他做不成的事,他越要大张旗鼓地表白,太迷恋形而上的仪式感了。而娶个老婆,生个儿子,他悄悄地也都做成了。”

说得何其好啊!当我大声吆喝着戒烟的时候,正是我偷偷抽烟斗的时候,而当我对戒烟这件事再也只字不提,我已经戒烟4年10个月了。所以,今后我再也不提戒微博这回事了。

网络行为艺术者刘淼老师也宣布不再上微博,他向我推荐了一篇What I read,作者退订了《纽约时报》,不再看本地报纸。文章最后写道:

“也许你纳闷,逃脱了新闻的泥潭,节省下那么多时间,你用来干什么?我重新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书。尽管有人说书已经过时,但我从中得到的满足远比从其他交流方式中得到的要深。”

也许,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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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微博通知

October 26th, 2012

通知

各位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利益相关人:

从2012年10月26日起,本人将彻底终止使用一切微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新浪、腾讯、网易、饭否),从此不看,不回(包括私信),不更新,不登录、不访问。同时,基本中止使用Twitter。需要找我的,请换其他联系方式。没有我联系方式的,请找和菜头

2012年10月26日

补充说明:

我一直认为我戒不了任何嗜好,直到2008年,我做烟民20年后彻底戒烟。戒烟的方法非常简单,我告诉母亲我戒烟了,深受烟民毒害的母亲立即自豪地告诉每一个人,并以我为正面典型劝说父亲、叔、堂弟、表弟一起戒烟,当然劝说肯定无果,但母亲的目的达到了,她使我在家乡亲人面前再次获得“有毅力”、“能干大事”的好名声。如果我再吸,只能让亲人苦笑,母亲蒙羞,所以我一咬牙、一跺脚,果然戒了。不但戒了烟,而且经常会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我又复吸,当香烟再次缭绕进鼻肺,我感到强烈的羞耻和自责,梦醒发现不是真的,心快乐地飞到天上去。

我也一直认为我戒不了微博。毕竟,微博和推特不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神经系统的一部分。直到半个月前,我因为需要完成一个写作的活,把自己关在宾馆里断网断通讯,才发现没有微博、没有网络,人依然能活,而且活的很好。于是,在出关之后,继续基本不上微博(只有为了卖枣的需要,才看一下回复)。不久,我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多出了大把的时间:一天能读完两本书,能推儿子到小广场上转好几个来回。进而,我不但不看微博,连网上的新闻也不看了,每天获取消息的方式是早餐时快速浏览两份本地报纸。没有了无端的愤怒,没有了冗余的信息,除了写作、收发e-mail、查资料、看电子书还跟硅打交道,我的世界已经回归纸质和木本。这样的生活真好,我真的不需要微博了。

我曾有一个担心,作为一个媒体人,不上微博会不会断绝信息来源,做不出读者需要的内容?事实证明,此担心多余。首先,我做的是杂志,本不需要追逐每日新闻热点。其次,因为不上微博,思维更加独立与活跃,策划的专题更加独到。第三,虽然我不上微博了,但同事们还上,这样有重大的热点,也不会遗漏了。

综上,虽然我经常食言而肥,但这次我是认真的,请大家骄傲地转告:王佩戒微博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只能在沉沉恶梦里,才羞愧地看一眼微博。然后在绝望中睁开眼睛,发现世界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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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核桃壳

October 25th, 2012

核桃壳个人主页(1997-2001)

王佩的核桃壳

核桃壳是我在1997年创建的个人主页,先是建在一个叫Angelfire的国外网站上,后来搬到网易。它存在了四年,记录了我在彼时的业余创作。现在看来,有一些需要彻底摈弃,有一些重新需要拾起来,把烂尾楼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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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October 21st, 2012

虽然我对媒体的道德操守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看到今天浙江一份报纸刊登的分类广告,还是吃了一惊。这则广告就刊登在体育版的下方,非常扎眼。

讨债分类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东北兄弟”是个什么机构?至少看上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也不清楚“东北兄弟”用什么方式追债,用“东北”的方式,还是“兄弟”的方式?至少这则广告隐隐给人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感觉。

媒体刊登这样的广告,有没有核实过刊登者的身份?有没有调查过“东北兄弟”的追债行为是否合法?有没有咨询过律师这样做是否符合广告法?有没有考虑过读者尤其是订户的感受(他们预付了报款,按照默认契约理应看到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善良民俗的内容及广告)?

这些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报纸刊登这则分类广告,又获得了几百元的广告收入。业务员又会有几个点的提成。年终总编的工作报告里,又会有广告额增长百分之几的业绩。至于,类似广告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没人在意。

长期以来,媒体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有没有想过,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一个恶魔,会怎么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媒体要侍奉两个主子–党和市场。一方面,媒体是喉舌,被赋予了合法出版和经营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里讨饭吃。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怪物:既没有纯党报的非牟利性,也没有纯市场报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双重控制的双头怪兽,一口吞没真相,一口吸金吞银。它尽管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也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但很容易变得怯懦与贪婪,伪善与势利,即鲁迅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媒体介绍一个旺销的楼盘的时候,当媒体邀请你参加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当媒体推荐一个好吃的餐馆的时候,当媒体介绍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心眼。媒体从业者里有很多好人,但是媒体本身很可能是一个为了利益毫不留情的野兽。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理性,建设性,一纸风行,温暖,美好,幸福久一点…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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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电影海报–失落的艺术

October 21st, 2012

浙江图书馆每逢周末开放的假日书市是一个神奇的所在,那里可以10元钱买到一套商务印书馆绝版的《判断力批判》(上下册),也可以5元钱买到1981年出版的《优秀戏曲剧本奖》,如果愿意多出点钱,可以买到在中国印刷的外文版书籍、画册,我曾60元买过精美的NIV版2011新版《圣经》。昨天媳妇在那里看到一本画册The Art of Drew Struzan,最后以100元拿下。

回家翻这本画册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印象最深的电影海报和DVD封面,像《肖申克的救赎》、《绿里奇迹》、《印第安纳琼斯》、《星球大战》、《哈利波特I》都出自Drew Struzan之手。他是最后一个电影海报手绘大师,代表着一门即将消失的艺术。

这本书的序言是《肖申克的救赎》的导演(同时也执导过《绿里奇迹》、《迷雾》)Frank Darabont写的。他说,现在电影界被一群不懂艺术为何物的白痴所霸占,他们喜欢电脑生成的海报,而对于手绘艺术充满傲慢与偏见。很多制作人说:“我们经过市场调研发现,观众觉得手绘海报已经过时,他们更喜欢电脑海报。”但是Frank Darabont反诘:你所说的市场调研在哪儿?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制片商,拿着一张手绘一张PS的海报,让我们选择。所谓市场调研,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

Darabont总结道,如今用电脑制作的电影海报,基本跳不出两种类型:一、主角率领配角呈雁阵型,直勾勾看着你。二、主角率领配角排成一行,直勾勾看着你。

而电影海报,从默片时代开始,就是代替电影说话的一门艺术。手绘海报里有一种剧照和定装照所不能替代的美。拿《绿里奇迹》这部电影来说,原始的海报是一张汤姆-汉克斯的大头照(如下图)。

这张海报除了告诉我们汤姆-汉克斯在剧中扮演一个帅警察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遑论审美。Drew Struzan在设计它的十年纪念版DVD封面的时候,则对整个电影做了概括(见下图)。

那只剧中跟汤姆-汉克斯活得一样久的老鼠,不能不包括进去。光,是绘画的生命,Struzan选择了影片结束时教堂里那道辉煌耀眼的光。再看汤姆-汉克斯的表情,可以用弘一法师的绝命书来概括–“悲欣交集”。

Drew Struzan生于美国,幼时家贫,大学考上艺术学院,导师问他,你是学纯艺术,还是学插画。他问二者有什么区别。老师说:纯艺术呢,爱画啥画啥,插画呢,为钱而画。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插画专业,因为他需要钱。在囊中困窘的日子,他甚至只能用铅笔在卫生纸上画画。

他因为与人合作画了《星球大战》的海报而成名,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电影海报画家。他的一切都是用画笔在画布上完成的。到了90年代,他的手艺受到电脑的冲击。他是这样看的。

我喜欢传统绘画的质感,喜欢混合着泥土的颜料、从树木提取的油彩、帆布和画纸。我喜欢用刷子、碳棒、水彩表达自己,我喜欢闻到绘画材料的味道。一幅画随着天光的变化,也变换着颜色,清晨第一缕阳光、黄昏最后一抹夕阳、夜晚壁炉的火苗,都会让你看到不同的色彩,这让我怡神悦目。我就爱看着它,拿着它,摸着它,闻着它,创造着它。我的禀赋就是通过这些有形的、易懂的、老旧的方式,让人们分享我的生命,我的心魂。手绘是我唯一的表达。

2009年,Drew Struzan宣布退休,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画的电影海报。如今充斥影坛的,都是直勾勾盯着人看的主角和配角。一个时代结束了,一门艺术也要消亡了。

在中国,电影海报也曾经是手绘的天下,但不得不承认,那些手绘海报的水平非常低劣,带着明显的文革美术的特征。后来剧照一统天下,是啊,还有比陈冲粉嫩的脸蛋更具有吸引力的宣传画吗?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手绘电影海报这种失落的艺术。

我倒是想起了另一种东西,手写片头字幕。在国产老电影中,片头字幕都是书法艺术,如今几乎清一色都变成了电脑字体(方正还不快去告他们),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但是谁又在乎这个呢?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感官刺激,而不是艺术。而以798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不过是酒池肉林的抽筋版。

也许,我们不过是《绿里奇迹》里那只活得太长的小耗子。不合时宜,不懂与时俱进,被流行拒绝也拒绝这个流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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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包场看《安娜-卡列尼娜》

October 17th, 2012

昨天吃早饭的时候,看到报纸上说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正在上映。我找了一家离家很近的影院,去看九点半的早场。整个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感觉让人惶恐又激动。在这个黑暗的密室里,除了放映员,只有我、托尔斯泰和剧中人物,在接下来的120分钟里,完成一个仪式般的心灵对撞。

2012版《安娜-卡列尼娜》的导演是乔·怀特,编剧是英国王牌编剧、《莎翁情史》的作者汤姆-斯多帕(Tom Stoppard)。在众多《安娜》电影中,这一版诗一样的画面语言、天才的场景安排和舞台剧一样的现场感,令人拍案叫绝。

乔·怀特把这个100年前的悲剧的场景放到了一个大剧院,不仅仅是舞台,剧院的后台、包厢、楼上机关房,都得到巧妙的利用。连伏伦斯基赛马这样的场景,都放到舞台上完成。既然是剧院,就必然要换景,在这里,导演做了所有戏剧导演做不到事--迅速而流畅地换景。原来,布景也跳舞。而一旦离开了俄罗斯上流社会,回到列文的农庄和大自然中的时候,镜头就变成了实景。列文带着农民挥舞大镰刀的镜头,与虚浮奢华而虚假的舞会形成鲜明对比。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是基于艾尔默·莫德(Alymer Maude)夫妇的译本,莫德夫妇也是《托尔斯泰传》的作者,作为电影的衍生品,莫德的这个译本和斯多帕的剧本合集Anna Karenina (Movie Tie-in Edition): Official Tie-in Edition Including the screenplay by Tom Stoppard,也在Amazon.com上销售。

原来斯多帕的剧本,开头是以列文在农庄中给牲口接生开始的,后来这场戏被导演拿掉,直接以安娜的哥哥与法国女教师偷情被夫人发现开场。这也是原著以及众多电影版的开头。

斯多帕的鬼斧神工之处,不但在于把这篇浩瀚的巨著压缩到2个小时(一般是120页剧本)之内,而且对原作中戏剧冲突不鲜明不集中的地方,进行了大胆的增添。我们知道,改编世界名著,大胆删减不算什么本事,有胆量在珠玉上增加新内容,才考验编剧的能力与勇气。

当安娜-卡列尼娜抵达莫斯科火车站的时候,她哥哥来接站,恰巧伏伦斯基也来接他妈妈。此时火车站发生了意外,另外一列驶入的列车,把一个铁路工人给辗死了,安娜悲痛不已,伏伦斯基拿出一笔钱抚恤工人。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为了节约预算并且使场景更为集中,以前的电影都会让安娜乘坐的这辆列车把工人辗死。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漏洞,停着的火车是不会辗人的。斯多帕在这里发挥了天才编剧的想象力,引入了一个接奥地利王室的分情节。接王室,要铺红地毯,结果列车停靠的时候,车门跟红毯没对齐,于是调度让列车再往前开一点,此时正好有个铁路工人在车下操作。这不但使细节更经得起推敲,接站人的出现,还让电影增加了一点喜剧元素。

斯多帕的第二个重要改编是赛马场。伏伦斯基参加障碍赛马,安娜和监视她的丈夫都在观看。当伏伦斯基的马失前蹄,在原著中所有的人都惊声尖叫,安娜叫得更悲痛一些,从而让丈夫卡列宁觉得有些丢脸。在斯多帕的剧本中,扩大了这一矛盾的戏剧性。其他人都很镇静,唯独安娜忘情大叫,并且喊出了伏伦斯基的名字阿历克赛(在旧俄,只有关系特亲密或者上级对下级才直接喊名字),从而让自己的婚外情暴露于众人面前。伏伦斯基,也一改往昔的温良恭俭让形象,掏出手枪,把脊椎摔断的马打死。当然,我认为枪毙马这个情节不好,它过分渲染了伏伦斯基的残忍一面,事实上,伏伦斯基已经是人类文学长河中的模范情人。他不但对安娜专一,矢志要跟安娜在一起,而且因为内心痛苦,而自杀未遂。但是他自杀的戏太难拍了,这是托翁原著中的一个大漏洞,伏伦斯基朝自己的心脏开枪,居然没死,而且痊愈后比正常人还正常。斯多帕干脆跳过这段,没有编到剧本里,他只是情圣,不是终结者。

这部电影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场景的切换。当列文参加舞会,沿着舞台往上走,穿过机关林立的后台,就来到了贫民窟,见到自己的哥哥。这种无缝对接的场景转换,令人赏心悦目。还有,当列文从舞会推开门,外面就是冰雪覆盖的俄罗斯大地,从布景到实景,从浮华到真实,只有一门之隔。

要说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当然对于一个2小时长度的名著改编电影,有不足是难免的),就是对卡列宁的虚伪刻画不足,对列文的精神挣扎,则很少体现。事实上,安娜正是因为厌恶了卡列宁的虚伪冷漠,才勇敢追求爱情,而列文不仅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化身,同时也是另一个生活婚姻都正常、但精神依旧不满足的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在imdb网站上只被打了7.1分(《普罗米修斯》也有7.3分),这个年轻人当道的网络时代,也是一个价值观颠倒的时代。感谢中影公司,不顾票房的得失,同步引进这部不朽的名著,感谢院线密集排片(一般一天有10场左右上演),能够让安娜-卡列尼娜的光华隔着一个多世纪,照射那些昏昧但不断追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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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闭关

October 16th, 2012

一篇关于闭关的博文,引起了几个朋友的共鸣。留学法国的艺术家hujiaxing给我留言写道:

有感!我從8月27日騎車騎到9月3日,一回到巴黎,就馬上進入閉關寫論文狀態,每天手機飛行模式,只收郵件,部份回覆。幾乎每天寫到天朦朦亮,躺六個小時起來一邊吃飯一邊構思,下午繼續。每天寫四到五千字中文,第二天一邊翻譯成法語一邊修改文章,如此一直寫到19日凌晨,完成了8篇平均每篇15頁的論文。

寫完的時候身體到處都痛,狂睡了一天一夜。

這樣的經歷其實在保持適當的睡眠和鍛煉,可以一直繼續下去,工作的狀態中時間是漫長的,充滿著質感,相比于無所事事的空閒生活,我更願意過這樣經得起捶打的日子。

也有跟我同样患有重度拖延症的朋友,表示也要对自己的网瘾微(博)控,做一个反思。

昨天虽然已经出关,但我依然让自己保持闭关的心态。微博、推特上只看别人回复的内容,只针对冬枣销售做答覆。别人发的任何信息一律不好奇。

早晨买了份报纸,才知道闭关的那几天,杭州发生了烟花大会烟花伤人事件。试想如果我不闭关的话,按照我平时的习惯,肯定会当晚就义愤填膺,挥斥方遒。

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当然要关心本城大事,但前提是你要先关心好自己家里的大事。前天带儿子去麦德龙超市,一犯懒,把他放到童车里推着,而没有像以前那样抱着。结果儿子被一个路过的黑脸大汉吓着了,哭得像没了魂一样,我赶紧抱起儿子,百般安慰,内心也对自己的拈轻怕重万分悔恨。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比烟花蛋爆炸,导弹爆炸更重要。

在瑞士剧作家马克斯-弗利施的戏剧《毕德曼与纵火犯》中,纵火犯明目张胆住进知识分子毕德曼的家中,并且在阁楼伤摆满了汽油桶。毕德曼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浑然不觉,戏中的歌队讽刺道:

这个人靠读报预卜吉凶,
每天在早饭桌上
对遥远的事务大发雷霆,
天天用别人的意见和暗示,
来代替自己开动脑筋。
每天在了解昨天的事态,
对自己家里刚刚发生的事情,
却十分迟钝,冥顽不灵。

用我们山东老家的话讲,这叫“自己的地瓜卖哄了,还替别人家掌秤。”意思就是,自己的地瓜在集市上被人哄抢了,还替别人看着大秤。

闭关,为了带来了大把时间。我上午带儿子去了小广场,看文化下基层演出,跟老头老太和中年妇女一起,为台上的小丑杂技喝彩。我儿子则只对音乐感兴趣,他最喜欢的是山寨版满文军的节目。

晚上我一个人去了书店。买了一堆好书。最喜欢的一本是鲍尔吉-原野的《草木山河》,我读了十几篇,竟然有三次眼泪稀里哗啦。

还买到了《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10月号内蒙古专辑,永乐半个小时翻完,真是太好看了,准备挑着细读。

我以前曾说过戒微博、戒推特,最终都没做到,沦为网友笑柄。这次我不戒任何东西,我只是控制使用它们。让头脑的信息摄取装置,保持空闲,以用在关键时刻。

闭关只是为了做一个正常的人,不对自己太严苛,也不对自己太放纵。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我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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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

October 15th, 2012

因为要完成一个火烧眉毛的写作任务,我闭关了三天。

闭关的地点,是一家无星级国营酒店,与家只隔一条马路。选择这儿的原因:离家近。房间宽敞。设施还凑合。房价比经济型酒店贵一些,但是跟交不出活面临的违约责任和信誉损失相比,这点投入不算什么。

我带了Macbook Air,因为这种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线插口,酒店也没有WIFI信号,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彻底的解脱。多少个夜晚,多少个白天,枯坐电脑跟前,一遍遍刷微博,一条条看推特,把头脑训练得像巴甫洛夫之犬一样,只会凭条件反射行事。

为了彻底从纷扰中解脱,我还把手机静音、关震动,放在家里,这样傍晚回家给儿子洗澡的时候,可以集中看一下未接电话和短信,根据缓急,选择回还是不回。对于近期联络的朋友,我把自己闭关的决定短信告知,以免他们着急。

酒店里的分机号码,只告诉媳妇一个人。她有事的话,可以找我。别人有急事找我,可以找到她。

由于笔记本的屏幕太小,我还带了一个17吋的显示器,自带了台灯,还有川宁红茶的茶包。对,拖鞋一定要带自己的。

我把房间变成一间工作室。电视给搬到地上,把电视柜也利用起来放书。把两个枕头,竖到椅背上,确保坐着的姿势绝对舒服。除了与工作相关的书之外,我只带了一本《圣经》(灵修版),为了让自己在写作之余,可以让心灵宁静。

一切就绪,我开始心无旁骛地写作。累了就起来走走,拉开窗帘,看看楼下的停车场。困了,倒头就睡。睡觉是治疗文思枯竭的良药。人之所以变笨变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太累。

闭关之后,时间和写作进度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一般是以3.5个小时为一个计量单位。这么长时间,一般可以写出2000字。

闭关期间最开心的事,是媳妇抱着儿子来探视。跟儿子玩一会,吃点媳妇送来的爱心牌沙拉,可以让我再次充满电。

闭关期间,并非完全不上网。回到家的时候,我都快速看一眼微博和推特里关于买枣的质量反馈,查一下邮箱里的资料。然后迅速离开。

闭关让我错过了什么?大事全没落下。利用回家的时间,我刷新了一下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得知了莫言获得文学奖的消息。我错过的,只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和毫无用处的信息而已。

说来也神奇,因为闭关,因为断网,因为限制通讯,我大脑的某一部分复活了。思维活泛起来,灵感也突突冒泡。关键是我的内心变得平静了。实在不平静的时候就做两件事:躺床上深呼吸。读一读圣经。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快废了的人,多少次在咖啡馆里泡一晚上,却只写了几百字。多少字坐在电脑前,用各种断网软件,限制自己,最终还是无耻地重启电脑,让软件失效。多少次,我为了抚平内心的躁动而在微博上制造争议话题,然后每隔三五分钟刷新一次回复。

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职业,朋友圈,但网络也毫无疑问摧毁了我。尤其是微博,真的比毒品还要上瘾。而微博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瞬间奖励,写一条,只要有人回复,立即有满足感。(有时候,挨骂也是一种奖励,它至少证明有人关注你说什么)。而写书、写剧本、写文章获得奖励的间隔时间都比较长。

闭关的时候,我做了个实验,发了一条很短的微博:“我在闭关,拿诺奖后见。”就这么一句蠢话,我居然一直在回味,同时想,肯定有不少人回复了,回复中肯定有很多有趣的话。而当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会为了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段落,而自鸣得意到这种程度。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微博控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

闭关三天以后,我终于交出了作业。打下最后一行字的时候,儿子正在床上爬,媳妇正在给儿子加油,阳光正隔着窗帘照进来,早饭正准备好,一切正恢复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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