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房间
当我对自己的恨无以复加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爱也无以复加了。
天父从不贿赂我们,他只给提供对我们最好的东西。
当儿童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体现出意志力的时候,是最需要家长夸赞的。
相信创新来自于外部的人,往往在借鉴在修补。坚信创新来自于内部的人,往往才会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多少县现成话儿,多少现成的套路,根本不需要人思考怎么表达,但是如果想真正说出一两句经过脑子的话,就应该避免说套话。
电子工具,从表面上看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实际上也增加了很多意外的麻烦。
昨天我为了方便,把DropBox关联MAC的一个文件夹名字给改了,结果酿成灾难。DROPBOX找不到这个文件夹之后,立即给我建了一个,并且开始往这里面同步文件。这让我电脑上同时存在两个DROPBOX文件夹,造成了混乱。
我赶紧把改了名的文件夹里的文件再复制过来,这个过程需要48分钟。我生命中的48分钟,就这么被电子工具给浪费掉了。
前一段时间读了《理想国》,顺便想到了翻译的文笔问题。
《理想国》的中文译本有好几种,有吴献书用浅显的文言文翻译的民国版本,还有郭斌和、张竹明用白话文翻译的商务版。经过多次对比和尝试,我还是读完了郭张的译本,而放弃了「民国范」。原因是,西方哲学书本来就不好懂,再读文言译本,需要在头脑中绕好几个弯。我读《理想国》是为了获取柏拉图的思想,不是为了学习文绉绉的说法方式,既然五四先贤们已经发明了白话文这个轮子,我没必要再坐文言文这种狗拉爬犁。郭斌和其译文的序言种也说道:「此书原有吴献书译本,销行已久,素为学人称道,但语近三奥,不为青年读者所喜爱」。这已经是很客气的评价了。
建国后,直接从古希腊问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的王太庆,把吴献书的这种翻译称之为「旧时报纸式的文言文」,并说「那是一种退化了的文言文,既不精确,又无文采,读时非常吃力,把握不稳,印象非常肤浅。」
试撷取《理想国》最后一段,体会一下文言翻译与白话翻译的区别。
先看郭斌和、张竹明的白话文译文:
「格劳孔啊,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没有亡佚。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就能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安全地度过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向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王太庆的另一白话文译本则是:
「葛劳贡啊,这段神话就这样保存下来,没有失传。我们如果相信它,它会帮助我们拯救自己,我们就会平平安安地渡过离惕河,灵魂不受污染。你如果信任我,那就听我的忠告,相信灵魂是不会死的,能够经受各种坏事和各种好事。我们要一贯坚持走向上的道路,在智慧的指引下千方百计地追求公正。这样我们就得到我们自己的喜爱,也得到列位神灵的喜爱,不但在度过今生的时候,而且在为此得奖的时候,全部如此,就像各项竞技的胜利者转着圈子接受奖赏似的;无论在今生,还是在上述的千年旅途中,我们都会享福的。」
再看吴献书的文言译本:
「此故事流传至今而未亡,使吾侪果能信其言而服从之,则吾侪亦可以流传而不灭。吾侪可以稳渡『忘记』河,而性灵不为所污。故吾意吾侪当谨依天道而行,以公道与善德为标准。当知性灵为永久不灭的,而有忍受诸善与诸恶之能力的。盖惟如是。吾侪可于处今世之时,可于来世如得胜者受奖之时,均为神人所共爱。惟如是吾侪于现在,于顷所述之将来之一千年,均能有安乐之生活也。」
读吴的译文是不是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其实,吴毕竟是民国学人,译笔还算雅驯,只是文言文与我们的时代相隔太久,不能一眼看懂罢了。
近代以降的翻译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现代汉语三个阶段。最早无论是外国传教士麦都思翻译《圣经》,还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用的都是文言。文言化的翻译,根据难易程度又细分为「深文理」和「浅文理」。后来随着白话文(当时还叫「官话」)取代文言文成为大势所趋,1890年圣经公会在上海召开宣教士大会,决定推行合一译本,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別负责《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后来最后一种流传下来,就是今天华人基督教会普遍仍在使用的《和合本》。《官话和合译本》反过来又对白话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语词进入主流汉语中,例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被鲁迅先生写进了遗嘱(鲁迅遗书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谁也不否认,古汉语是一门优美简洁、充满诗意的语言,尤其是在方言众多的中国,起到了传承和交流文化的作用。但是这种语言也有很大的缺点:粗砺、模糊、缺少公认的定义、带不动复杂的句子成分。关起国门来在自己家里玩玩四书五经还没什么问题,但一旦与异质的语言相遇,问题就来了。尤其遇到分析性强、定义明确、追求精确的印欧语系时,古汉语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汉语必须进行艰难的重生与改造。鉴于古汉语比较笼统,为使汉语表达起来精密而不啰嗦,这就需要一种富有弹性的、能松也能紧的现代汉语。此时白话文终于派上了用场。假如不用白话文,哲学和科学典籍的翻译只能依稀仿佛,无法做到精确,顶多能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当时的官话以及旧小说里的白话文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需要引进词汇,引进语法,树立规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五四时期到1949,二是1949到当代。
现在很多人对台湾的翻译称赞有加,认为他们继承了中文的正脉。还有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王太庆说,大陆在1949以后,中国组织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虽然以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对象,不翻译其他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为译者们不得不考虑和借鉴。翻译马列著作,对中国社会来说,是祸是福暂且不论,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则提供了意外的养分。我们拿出五四前后、1949前后,还有今天的译本一比,就可以看出差别之所在。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比较最早的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8年成仿吾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以及中央编译局1958、1964、1972、1995、2010出版的五个译本,就会看出这其中的变化。
在王太庆这些大陆的翻译家看来,港台现在的翻译感觉译文陈旧,王太庆说:「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他还说:「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总是发思古之幽情,在文章里夹点不通的假古文,一味博雅,拿来吓唬小青年。」
但是我的好友和菜头并不这样认为。在《典雅派翻译》这篇博文中,他说:「前天晚上和王佩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多小时,其中就谈到了『优美的中文』问题。王佩说:『我现在发现译本里的中文真不错,而且,如果你发现特别优美漂亮的中文,一准是直接引进的台湾译本。』我非常同意他的话。床头一直放着一本《西方政治政治思想史》,这本书我很喜欢,在内容之外译文也非常棒。」
试摘抄一段彭淮栋翻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
「荷马史诗里,神的阶层反应于人的阶层之中。每个人、亲族、英雄或平凡的展示,都有其守护神看顾。奥林帕斯山上有名字的神并不是神的全部,但他们居此圣山,目光辽远,能俯察重要人物的事物,无论这些人在何处,在家里,或在特洛伊。人人有个他成为家的地方,他碰到麻烦的时候到此拜其一方之神,顺利之后还愿。地方神祉居住树林、主持一口汩汩流泉,或保佑田地肥沃丰收。对远戍特洛伊的那些无名战士,家乡之神必有天遥地远之感。无名战士可以乞灵于俯察一切的大神,但奥林帕斯众神正如凡尘之君,日常受到许许多多奏请,不胜其烦,而且就像凡尘人君,习惯偏听权要巨室。既然如此,战士淹留特洛伊城数十年,纵有不满,也只是偶尔嗫嚅几声,其故安在?」
最后一句,译出了边塞诗的味道。
在人民大学教授拉丁文的雷立柏认为:「现代汉语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语言,是一种很有效的媒介。它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这种翻译的探索仍在继续,我们不能否认民国翻译和港台翻译对汉语韵味的保留,也不能否认大陆翻译对于改造白话文的贡献。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好了,可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农夫少,这个工作由谁去做呢?
九月,事情悄悄地在起变化。
我的朋友刘淼,辞去了上海市实权部门公务员的职位,到一家网络创业公司——简书担任运行主编,从此来到江湖。他履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北京出差。出差?对于他这样级别和岗位的公务员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望而不可及的重要好事,他之前最远的出差不过是把文件从浦西送到浦东。如今他可以在北京最好的季节造访这个城市。当奥体公园第一缕尘风和什刹海最后一声琵琶撞到他的额头,他理解了两个珍贵无比的汉字叫“自由”。
九月是告别的季节。我所参与创办的《新西湖》杂志,出版了可能是最后一期。这一期刊登了刘淼的《辞去公务员》和《迈向质朴生活》,还有王小街的《沙县小诸葛,后会无期》。“小诸葛”是在杭州胭脂巷开沙县小吃的小老板的绰号,他平常喜欢读报上网,见到记者就跟他们议论新闻和时事。我们讨论过的话题包括且不限于:杭州房价,经济宏观调控,报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城市下水道问题……但他从不谈政治,口不臧否人物。有一年,我发奇想,邀请他到网站做一个视频播报节目,他像拒绝邪教和传销一样拒绝了我。我才知道,他第一不想出名,第二也没有跟大众交流的欲望。他跟记者们聊经济聊房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果然,在他开办沙县小吃店几年后,他在福州买了房。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不在店里,那是他回福州装修去了。当在杭州打拼的第六个年头来临,他决定把店盘掉,回福州。消息传来,曾经被他小吃店喂过并与他交流过经济新闻的记者们,纷纷带着惋惜的神情与他告别。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为奴六载(说为奴一点也不为过,他六年来只有两次离开小店半径1公里的区域),现在是回归故里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时候了。
别的朋友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老高,已经从工作的报社内退,也退出了与人合伙的餐馆,回到小镇,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只有锻炼不曾放弃,每天在跑步机上,重新奔腾在青春的大路上。
秋天降临,我们每个人都在迎接属于自己的九月,属于自己的马拉松。
Life on the hard shoulder: Simon Beaufoy's inspiration for Slumdog Millionaire | Film | The Guardian.
The essence of this article.
There was no single, unwavering arrow of narrative to take an audience all the way through apart from the game show. And somehow, a game show just wasn’t enough for me.
I just can’t get excited about money as a motivation in a film. It leaves me cold. My heart does not sing if the final shot of the film is a slum kid snapping on a Rolex, getting in his Porsche and driving off into the sunset. In fact, my heart sinks. So, how to make a rags to riches story that doesn’t revolve around money?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go to Mumbai.
This film just has to be a love story.
Whereas screenwriters are always being told “write about what you know”, documentary makers prefer to dig, investigate, deliberately court exactly what they don’t know. For me, it is the best way to work. Where’s the fun in writing about what you know, when you can instead dive headlong into the new, the exotic, the utterly unknown?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defeats me for weeks as I try to transform it into a script. The story constantly moves backwards and forwards in time. Three different timeframes: Jamal’s recent past on the game show, Jamal’s distant past and Jamal’s present as he recoun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to the police inspector after his arrest. This jigsaw leaves me puzzled for weeks. I set myself the task to avoid any sense of flashbacks. No “10 years earlier” captions, no sepia tones. The past must be as real and as urgent as the present. All the time, I have director Danny Boyle’s laconic advice hanging over me. “It’s got to be Romeo and Juliet, otherwise, what’s the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