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中文的样子第四讲：聆听“和合本”《圣经》
在今天讲课之前，我先说最重要的，为什么好中文的样子要学习《圣经》。
最直接的，学好《圣经》能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从而能够让自己写的文字更好卖。
先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有一个大型民营企业要举行一台颁奖晚会，请了央视主持人主持，但是颁奖词他们不满意，后来通过朋友找到了我。由我给他们改写了颁奖词。
为什么我的颁奖词能受到青睐，因为我借用了圣经的文笔。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有一段关于爱的经文。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所写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纵然能唱天使的歌谣，若心里没有爱，不过制造噪音而已。纵然能创造百亿的利润，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过是贻害子孙而已。CORP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CORP人是舍小家为大家的人。身为环境监察部部长的他，全面推行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为践行“百年CORP、绿色能源”的目标忘我地工作，连家中老母生病都来不及照料。大爱无声，大孝无形，HERO向世人证明，CORP人不是只会赚钱的经济动物，而是对环境友好、为子孙造福、精诚和乐、至孝至纯的大写的人。
这就是《圣经》体应用一例。
真正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从明清开始的。
与一般人理解的相反，虽然基督教是外来宗教，跟中国传统不合，但是中国却是对基督教最宽容的东方国家之一。
至于后来义和团运动以及一些五四知识分子掀起的反基督教运动，包括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污名化，都不是历史的主流。
言归正传。
什么是和合本？
大家读圣经，会频繁接触到【和合本】这个词，究竟什么是【和合本】，其实是英文【union verion】的中文叫法，【和合】就是【联合】【统一】，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和合本，1919年出版，由外籍宣教士翻译，原称《官话和合译本》，是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决议出版的三个译本之一 (其余两个是《深文理》和《浅文理》和合译本)。此译本是一世纪前的作品，所用的中文词语和语法跟现代用法相去甚远，也当然未能吸纳近几十年释经学和原文研究的成果，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和合本》都占有「权威」地位
1890年5月，几个宗派的新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决议以文言文(深文理)、半文言半白话(浅文理)和官话(即国语)三种文体翻译圣经，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分别承担费用，会上选出三个执行委员会分头进行工作。在三个圣经公会之中，大英圣书公会可能是整个翻译计划中的主导者。
和合本( 1919 )是清末民初新教诸派妥协合作的成果，几代英美传教士在华译经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人深度参与，进行润色的结果。它代表了官话译经的最高成就，对中文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佩:深文理和浅文理和合本，我们就略去不说了。都不是成功的译本。知识分子，觉得它古文不精，缺少文采。老百姓却觉得诘屈聱牙，看不懂。
官话／国语和合译本
官话和合译本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美国长老会)、富善(Chauncey Goodrich)(美国公理会)、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中国内地会)、欧文(George Owen)、鹿依士(Spencer Lewis)。狄考文去世后，富善继任委员长。委员会在1907年出版新约，待旧约完成后，于1919年4月以《官话和合译本旧新约全书》为名在上海出版，分「神」和「上帝」两种版本；在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出版。
我们今天的圣经和合本，主要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狄考文，一个是富善，其中主要是富善。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热爱中国人民，为了容易接触中国人，更能把福音广传，富善在生活习惯上尽量与中国人认同。他像中国老百姓一样留长辫子，穿长袍短褂，头戴小帽子，并且千方百计学习中国语言。他仿效小孩子学话的过程，留心别人讲话的音调，自己设计一套记录音调的办法，从简单的字开始，渐渐到词句与成语，反复练习，随时随地在街道上向百姓学话，马上记录起来，回家反复温习记忆，不停地生动运用。这样日积月累，到了中国不久的富善牧师就成为在宣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一位。
1891年，富善牧师被任命为和合本官话圣经的翻译委员。和合本翻译委员包括来自各宗派的宣教士，前后共有十多人，每个委员带着自己的中国同工参加翻译。在漫长二十多年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他们工作繁忙，都是兼职，有的后因年纪渐渐老迈，健康体力不如前而请辞，有的病逝，故此，委员会的人选一直不稳定。1900年，义和团运动，很多宣教士和信徒被杀，其他的宣教士均要避难逃亡他处。虽然如此，经过十六年千辛万苦的努力，和合本新约圣经终于在1907年出版了。
1908年，因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逝世，富善牧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他辞去了道学院所有的工作，专心致力于圣经翻译的工作。
19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圣经和合本，也在这一年诞生。这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对于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狄考文提出四原则，富善提出五项翻译原则。
狄考文译经四原则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
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
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富善译经五原则
语言必须是真正口语化的（和我们的“英王詹姆斯圣经KJV一样），容易被所有能够阅读的人所明白。
语言必须是普遍通用而不是地区性的官话。
文体虽然要浅白易明，却必须高雅简洁。
译文必须紧紧接近原文。
例证、隐喻尽可能直接翻译出来，不可意译……
狄考文特别强调：
语言必须是（和我们英文詹姆士一世译本一样），在讲坛上朗读时，所有阶层人士都容易明白的
和我们的“英文詹姆士一世译本”一样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狄考文还是其继任者富善都说了同一句话”和我们的英王詹姆斯圣经一样“。英王詹姆斯圣经就是KJV，King James Version。
一说到KJV，我就非常激动，不仅是我，所有爱书，爱文字，爱英语，爱翻译的人，都应该读一读KJV。
你们相信吗？17世纪的英语，到了今天，哪怕一个中国大二学生读起来，都依然明白如话。相比之下，读明代的随便一个典籍也够你受的。
我爱KJV，我爱她那优美典雅的英语，它燃起了我内心比爱情更为煌煌烈焰。
给大家看看几个例子，KJV好在何处。
(創世記 6:17)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
这一段KJV是这样翻译的：
And, behold, I, even I, do bring a flood of waters upon the earth, to destroy all flesh, wherein is the breath of life, from under heaven; and every thing that is in the earth shall die.
试着用《指环王》里甘道夫的语气，念一下，这雄浑炽烈的声音，会在每个懂英语的人生命里回荡不停。
我有一位老师，此刻正在以色列，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循着圣经的足迹，在那里巡游。每到一地，就给我发来照片。
这个地方叫尼波山，是摩西死的地方。
在《申命记》中，最后一段经文的和合本翻译：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大家再欣赏一下KJV的翻译。
And there arose not a prophet since in Israel like unto Moses, whom the LORD knew face to face, In all the signs and the wonders, which the LORD sent him to do in the land of Egypt to Pharaoh, and to all hi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land, And in all that mighty hand, and in all the great terror which Moses shewed in the sight of all Israel.
中国有一个非基督徒冯象，也翻译了一个版本，供大家对照参考：
从此，以色列再没有出过一位先知，能够如摩西一样，蒙耶和华选召，面对面承教；奉耶和华派遣，在埃及向法老及全国臣民降下种种神迹与征兆；并且如同摩西，在全以色列眼前，举手展示如此大力而可畏之极。
在KJV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给所有的译经者以启示：
“译经，不啻打开窗户放进光来，又如敲开果壳给我们吃果仁；是拉开帐幔让我们望见至圣所，是移开井盖帮我们取水…”
图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一张苏格兰路易斯岛上一所教堂的午间祈祷，圣言在这里占据了人们的心。天地都可以废去，唯独上帝的话，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
和合本诞生的时代
当新的时代开启，老国王必须死，否则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
我们来看看和合本诞生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近代以来，中文遭遇到信息大爆炸。 一是，新的概念事物越来越多; 二是，静态社会变成流动社会,人们交往增加;三是，媒体的崛起; 四是，公共空间的出现;五是宗教宣传。六是,政治动员的需要,等等等等。这需要中文必须敞开以前的封闭系统，进行改造。封闭系统有个优点，就是人们一旦进入这个语境，就可以很快地解码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比如，四书五经，是科举必须，读书人接触到任何与四书五经相关的内容，哪怕不理解，也能勉强解码。然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变化的社会，信息膨胀的社会，让大家无所适从了。
这个时候，必须有一种，分词明显，语义清楚，让人们能够便于理解的语言出现。尤其是到了晚清以后，随着教堂的广布，广播的诞生，人们的语言交流也多了起来，（1949后更甚，连地头的老农都要去学习毛主席语录。当然这是后话），书面语必须符合听觉的要求。现在问题来了，由于传统的汉语是单音节的，一字一音，一字一义，在声音传播上吃了大亏。如果用传统简约的以字为主的文言文来传播，那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听不懂。如果用简约的官话，也会出现人们难以解码的问题。原来，人类在倾听语言的时候，并非是听到声音之后再头脑做处理，而是对方声音没说出来就在大脑中进行预处理。人们会根据谈话的语境，出现的提示词，来迅速预测判断下面对方将要说什么，这样才能听得懂。
我最近晚上走路，有时听《资治通鉴》，只能听懂65%左右，还有1/3是听不懂的。因为它太节约了。
所以，狄考文、富善强调，圣经的翻译一定要抛弃方言，而选择一种通用官话，让人们在讲堂上也能听懂。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知道，尽管王韬润色的《委办本》文采斐然，尽管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有桐城派的风采（为了短短四章，英国教会付给了严复300块银元！），尽管已经有了南京官话版和北京官话版圣经，但是这些都不适合听觉传播。
正如音韵学是打开古典中文的钥匙，国语语音正是打开现代中文的密码锁！
当有人在反对普通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国语，官话，对于普及文化，传播知识，以及广布上帝的福音有多么重要。
和合本的标准就是好中文标准
富善的继承者对圣经译本文体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文体虽然要浅白易明，却必须高雅简洁。
这几乎就是所有好中文的标准–浅白易明，高雅简洁。
富善的原则，就是好中文的原则。富善的追求，就是好中文的追求。
关于翻译的标准，狄考文在1900年的《教务杂志》中说：
让那些识汉字的人很好地诵读《圣经》还远远不够，还要让那些不识汉字的人——这部分人实际上在中国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聆听《圣经》的时候能够听懂，这才是《圣经》修订本的目的。
这样我们便有了翻译的标准：修订本要使用口语化的汉语，要注意听众而非读者。
所以，我们这一讲的标题是《聆听和合本圣经》
狄考文、富善领导下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译本，要符合口语的习惯，使普通讲“官话”的人能听懂，言简意赅，没有不雅的词和地方方言。对于教会提出要不要使得文言本、浅文理本和官话本三个修订本协调一致的问题，狄考文作出了否定的答复，他说：
百分之九十九讲官话的人是绝不会看任何其他译本的。……尝试统一现有的三种修订本将会带来更多的困难。尤其是官话句子是很难改动的。一个字的改动常常会打乱整个长句，需要重新翻译和调整才会与全文保持一致。
为什么要为汉语引进新的比喻，新的意象？
中文是一门活的语言，几千年来，中土文明历尽劫火，但中国人没有使用五胡之语，没有使用蒙文，没有被满文取代，也没有全盘西化成英文，而是在努力地求变求生。
汉语引进西方语言的复杂表达方式，吸收各民族语言精华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在《圣经》的中译中，传教士深怕中文读者看不懂一些隐喻，准备将隐喻改成中文里固有的说法。
在一次翻译会议上，针对传教士要把圣经中的比喻换成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一位中国助手说：“你们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欣赏这些比喻吗？这在我们的书里随处可见，新的比喻必会受到欢迎的。”助手的话是很有效果的，因为在圣经翻译会议中，中国助手拥有投票权。
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都是和合本翻译过来的。
举个例子，为什么不能借用中国传统的比喻来翻译圣经。
圣经《加拉太书》6章7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翻译这段话，译者很受一句中国俗语的诱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大家仔细体会就知道，这句农业谚语，用在这里是不伦不类的。所以，直译比转换成中文比喻要有力得多。
有研究者指出，
“1919年出版的和合译本引进了一千个新的表达词组，八十七个新字，这表明翻译并非只是写下口说的语言而已，其更有塑造隐约显现的书面语言之效。”
和合本对于标点符号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书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对于韵律整齐的封闭文言文没有大问题（也常常点错），但对于长短不一的白话文来说，简直是瞎胡闹了。
因此，伟大传教士，那些顶着文化侵略者、帝国主义帮凶恶名的传教士，那些被义和团和它的促狭民族主义子孙们憎恨的传教士，为中文打开了全新的事物：标点符号！
“官话和合译本”的标点符号系统也遵照“钦定本”之“修订本”的原则。
狄考文负责中文标点符号的工作，开发了一套新的中文标点系统。除了表示新段落的大圆圈、逗号和句号外，狄考文还引进了一个新标点符号——实心圆点（ .），以代替英语的冒号和分号。此外，还增加了中文标点系统没有的引号和括号。
王佩:为了翻译通顺，狄考文还将原文所无、译文增译的内容，用虚线圆点标明。
在处理英文结构与汉语结构的差异时，新的标点提供了新的出路。这些新标点的使用，改变了汉语主要的特征，使得本来主要依赖节奏气韵的汉语，变得重视内部结构，句子长度也相应增加。
当然，我们也不能偏激地断言，没有狄考文，没有传教士，就没有汉语标点符号，因为即使他不引进，其他人也一样会引进标点符号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就不可能有白话文运动。
和合本对于中文白话文的贡献，可以从下面这些方面来考察。
1、和合本使得传统白话文得到本质的改造，从一种短句、流水句为主、无中心的语言，变成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欧化语言。复旦大学申小龙认为：“印欧语的句子组织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句中各种成分都以限定动词为中心，明确彼此关系。”
2、和合本使得数词有了新用法。
我们知道，汉语虽然有数词+量词的结构，但是表示种类，不强调数量的时候，很少用到数词。
由于受到英语不定冠词a/an的影响，和合本圣经接受了欧化的汉语表达，“一+量词“修饰名词表示种类的用法频频出现。，如“一座城、一根头发、一个人、一朵花、一个文士、一个门徒、一个会堂、一只羊、一个家主、一匹驴、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等。
举个例子，
马太福音1:21
委办本：彼必生子，可名曰耶稣。
南京官话本：必定养个儿子，名字可叫耶稣。
北京官话本：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和合本：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3、系词进入汉语。
系词的大量出现是汉语欧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翻译英语，有些句子本不需要用系词的地方，也开始用了系词。
马太福音 7：13
委办本：当进窄门。引而之死，其门也阔，其路也宽，入之者多。
和合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但实际上“是…的…”句式不但堂皇进入汉语，更在后来的革命语言中大量使用。
4、被动句有了新用法。
被动句向来是文法家们道德的勃朗峰。从奥威尔，到EB怀特，到余光中，无不反对被动句，尤其是出现“被字”的句子。
而且，据吕叔湘等人研究，“被”字句在汉语习惯上的用法——用作说明主语遭受了不幸的事。
王力说，“我们被欺负”这样的句子是不大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在汉语表达里，需要加上实施者一“我们被你／他欺负”，而英语中实施者经常不出现，因为翻译的原因，现代汉语中没有实施者的“被”字句大大增多。
而Steven Pinker终于给被动句平了反。终于承认，没有实施者的被动句自有其灵活的妙用。
和合本被动句举例。
马太福音 2：12
委办本：博士梦中得默示，令勿反见希律，则由他途而归。
和合本：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5、最高级形式
“最”的最高级句式是从欧化而来的。
南京官话本：魔鬼再拉耶稣到一座顶高的山上-
和合本：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再举一些最高级的例子
(馬太福音 18:1)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使徒行傳 20:38)
叫他們最傷心的，就是他說「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那句話，於是送他上船去了。
哥林多前書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为什么要聆听和合本《圣经》
关于和合本的魅力，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一个人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能够把人代入一片新天新地。无论你是否是信徒，都能在圣经里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1957年，在编纂《沈从文小说选集》时，沈从文提到他学习写作时最重要的两本书是《史记》与《圣经》。他说：“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
你的灵魂疲倦吗？你的内心刚硬吗？你正在为了过去的事情后悔吗？你正在为不确定的明天担忧吗？你内心有亏欠吗？你正在受到冤屈吗？你觉得孤单无助像被困在孤岛上一样吗？你觉得无聊至极恨不能找到一点刺激和动力吗？你被过去的噩梦压伤吗？你被未来的重担吓怕吗？你内心的空隙之处，是否偶尔会吹来一阵刺骨的凉风，让你一下子打一个寒颤？你是否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片最光明和温暖之处在为你留存？
那么，聆听一下《圣经》。
希望上帝的光，那来自N维空间之外的造物主的真理之光，也能垂照在你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