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国民不应加入“盐骚动”

March 17th, 2011

推特微博上一片抢购盐的消息,我下午1点左右路过杭州屏风街的世纪联华超市,决定进去探个究竟。发现确实排了两行队伍,有一个临时增加的收款台是专门卖盐的。加碘盐没有限卖,价格1.5元一包,没有暴涨。现场有人买了20包,但大多数人只买了两包。从昨晚开始,针对各地发生的抢购食盐的现象,浙江省政府承诺稳定盐价,敞开供应,今天我所看到的就是政府动员能力与社会恐慌行为的正面交锋。从局部和表面上看,杭州的消费者是较为理性的。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乐观,有的地方盐价暴涨10倍,并且到处断货。

抢购盐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们简单算一笔账就可以知道。按照健康饮食标准,每人每天摄取最多5克,一年也就1825克,如果500克装的盐每包涨价10元,每人每年需要在盐上多支出36.5元。假设一人每天大米的消耗量是1斤,那么只相当于米价涨了0.1元。我们知道,米价从去年到现在涨了远远不止1毛钱。

在我看来,很多人之所以抢购食盐一是因为不算账,二是因为怕吃亏。中国自古就是资源匮乏的社会,人们抢夺有限的资源已成习惯。

一个人人都不想吃一点亏的民族是一个十分绝望的民族。让盐价涨一点又如何?让盐贩子赚一点黑心钱又如何。只要大家不参加抢购,不火上浇油,一切自然都会正常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民是做的。一位日本推友 @gatten_taku 在推特上说:“一个日本中学生去药妆店退一包卷筒纸(一般一包有6-8个卷筒纸,是目前东京等地最缺的东西之一),店员问为什么,答说昨天父母买了两个,感觉很丢人。”

另一位日本记者 @furuhata_yasuo 在推特上说:“看起来中国民众比我们更恐慌。”日本新闻媒体用“盐恐慌”来形容中国民众的抢购。

有没有人反思过,抢购这种行为是国民的耻辱。正如新浪微博上一位叫“小西故事”的网友说:“多买了别人急需的东西,自己一下子又用不到,这么自私不惭愧?请问什么事惭愧,什么事损人利己?中国的教育我以为在幼儿开始已经相当畸形,什么学这学那,就是不学无私和多为他人着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抢购就贬低中国人的民族性,财新网报道:大洋彼岸美国民众也在抢购碘化钾

面临盐骚动,很多人呼唤政府看得见的手紧急干预。我认为正确的选择还是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吧,等大家情绪冷静下来,盐价自然也会降下来。个别民众的短视与疯狂,不是超级大政府存在的理由。中国需要市民社会,形成一个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隔离层。中国更需要独立知识分子,为发热的两极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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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所依

March 15th, 2011

在福利缺失的农村,生老病死都意味着要风险自担,尤其是年老之后,如果鳏寡孤独,或者儿女不孝,晚景将十分凄凉。所以,当旭日阳刚在春晚的舞台上用颤音唱出“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在乡间,如果你看到70多岁的老翁在下地干活,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只是在用汗水在做最后的抗争,为的是怕被社会当作废物而抛弃。我一位好友的爷爷,80岁的时候还在仓库里扛麻包。这实在是没办法,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地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除夕上午,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虽然已是白天,女人的尖叫声还是传得很远,街坊四邻都赶了过来,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了一截焦炭。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裤着火,她从里屋爬到外屋。试图到舀水自救,但缸里的水被冻住。烧焦的四奶奶右手拿着舀子,左手拿着几张烧焦的钱,桌子上还有另外的600块。她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把怀里的钱掏出来。因为大年除夕,四奶奶又没有亲人,大家合计了一下,不必发丧,当天就把她给埋了,只有村里几个妇女跟着送葬的队伍雷声大雨点小地干哭了几声。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了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这事就发生在2009年。

针对老无所依,中国自宋代开始,民间发展起一种族田制度,即宗族中留出一块田地,雇人耕种,其收益用来供给族中老幼孤寡者。例如,清代安徽庐江章氏义田规定:“存谷以周族之穷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余谷出钱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

如今农村,宗族制度已经倾颓,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但老年人不会坐等福利国家从天而降,《侏罗纪公园》里有句话:“生命自会找到路。”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在我的家乡,一种“嫁人养老”的方式悄然蔓延。在这个交易市场上,男方都是城里人,六七十岁,退休后丧偶,女方一般都来自农村,五十多岁,干净利落。双方结婚,半点都不是为了感情,老夫是为了有人照顾,打完太极拳回家有热饭,少妻是为了老有所依,买菜回来进屋有暖气。在农村福利缺失、道德约束松弛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市场化自动配置的城乡结合的养老方式。

不过对于农村妇女来说,这种养老方式风险也很大。首先,她们再嫁之前,就书面约定,放弃对新丈夫财产的一切继承权。我二伯去世后,他后娶的农村大婶只得到了2万元的补偿,就被扫地出门了。其次,她们与新夫的儿女关系紧张、倍受歧视。还有,万一新夫生病,她们就不得不挑起照顾老年人的重任,本来想进城养老,想不到成了包身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夫妻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畸形的,双方各怀揣动机,感情基础脆弱。女方付出了尊严的代价,男方也顶着社会舆论和儿女的压力,三重压力下,双方都很难有幸福可言。

在种种努力都失效的情况下,农村人还有最后一招撒手锏:自我安慰。他们会举出反例,证明其实老无依也挺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例子是:某个人得了癌症,他有四个儿子,轮流带他去北京等大医院,做了大手术,花了几十万,不到半年就折腾死了。而另一个人,也得了同样的癌症,但没儿没女没人管,没钱治疗也没折腾,结果你猜怎么着:到现在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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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改行了

March 14th, 2011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Frank Rich,在2011年3月11日发表了《一个梅开二度的专栏作家的忏悔录》,宣布终止30多年的专栏写作。

Rich在《纽约时报》写了14年剧评,是著名剧评人Walter Kerr和Kenneth Tynan的后继者。后来他改行写政治专栏,又过了17年,Rich决定从专栏界退出,他准备去做一个杂志的记者。

Rich说,他的决定不是因为对《纽约时报》不满,他的文章从来没有被审查过,即便是他在做剧评人的时候,他的文章也经常会刺痛一些纽报的广告大户。

他说,促使他改行的原因之一,在一个网络、Facebook和Twitter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发表观点,但观点的力量微弱,但没有一种观点可以阻止伊拉克战争这类事件。

他说,写专栏的意义在于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是那样,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会导致什么”,可现在看,更多地是挑起争论而已。

“我拥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但是观点都是廉价的。每个人都可以批判布什政府,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挑战是,要回答:为什么它那样治理并且一直那样屡教不改。”

由于截稿期的需要,专栏写作的一大问题,就是会陷入一种循环。这种循环迫使你不得不拥有一个强烈的观点(实际上你并没有),或者就你不那么关心的问题发表观点,或者被迫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信不信由你,一个评论作者就时候会对自己的观点感到恶心。”

Rich说他渴望写一些更花时间的、深思熟虑的、带实验性的文章,不管是发表在平面还是网上。

文章最后,他引用了一句歌词,“不要担心你去何方?Mo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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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吃饱

March 14th, 2011

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新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也在其中。

这本书初版于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书中写到中国人的膳食状况,陶孟和忆起船夫的伙食。

船夫为身强力壮的北方人,每日除三餐停船煮食之外,终日劳作不息。小米和咸菜。这种膳食,可以提供5000-6000卡及140-160克蛋白质。“彼等每日食如是简单而低廉之食品,不但能担任劳苦之工,且能保持健康之身体,实为一至堪注意之事实也。”

“中国膳食为数千年来中国民族适应环境之结果,历代人民均赖以生存,似不克认为绝对不敷用。中国人民多患营养不足者,吾人诚不能否认。但吾人敢信简单之菜蔬膳食,已足供中国人体质上之需要。中国人之食品问题,实为一经济问题。夫以中国之贫穷,购买力之薄弱,膳食中必须有牛乳肉类,不仅为贫民所难,即中产阶级亦认为奢侈品也。” (p.64)

说一句冒犯自由知识分子的话,中国人的膳食整体改善,也就是在近20-30年吧。几千年来,多数中国人与“牛乳肉类”实际上绝缘的。

分析中国的问题,都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刚刚吃饱。

陶孟和感叹,中国有25史,浩如烟海的史志,但里面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很少。哪怕司马迁泄气人民一般之真状,也是寥寥数语,失在空泛。例如:《史记》中《平淮书》曰: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

“人给家足”十人均多少石米,有多少家,多少人,一律语焉不详,这是中国古典文籍的通病。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哑民国。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除了些诗歌小说之外,绝少有写出来的。”陶孟和说。所以他下决心做一项笨工作: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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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中国三部曲”读书笔记之一:雾锁江城

March 12th, 2011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字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涪陵任教,1999年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担任剪报员,后来成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他因写了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和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寻路中国》)而名声大噪。他的第一部作品《江城》(River Town),讲述了他在涪陵师专当外教的故事。作为中美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样本,这本书写得极为生动有趣。

何伟首先感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博大。何伟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对学生们对文学动辄进行政治解读表示十分无奈,但当学生们朗诵莎翁十四行情诗的时候,他被感动了。在美国,已经没人这样读诗、更不用说背诗了,而任何一个中国学生都可以背诵一批古诗词。

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太多,每当中国人跟他用汉语谈话的时候,都喜欢用手比划,把字写在空气中,写在掌心里,写在桌子上。何伟于是明白了,中文是一种可以触摸的语言。

何伟试着开始认识四川,了解中国。他跟妻子张彤禾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对电视的痴迷。刚当外教的第一年他给学生布置寒假作文,结果收上来大失所望。在春节,这样一个比圣诞节还要古老的节日,学生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

在中国,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因为他是涪陵这个城市将近50年来第一个定居的老外,他的一行一动都会被关注。乡民们也会叫他“洋鬼子”,拿他取笑。但他发现一旦跟这些人熟识了之后,他们马上变得非常友善。

开餐馆的黄家,除夕之夜邀请何伟到他们家吃年夜饭。他们明知道自家两岁的儿子见到洋鬼子就哇哇大哭,但还是邀请了他。何伟反思道,我们美国人会邀请一个黑人或外国人来家吃圣诞大餐吗?也许会,但肯定出于某种目的,例如教育孩子。但黄家邀请他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怕他孤单。

何伟其实不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除夕是家族团契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是绝不会邀请外人吃年夜饭的。甚至连自己出嫁的女儿都不行,因为她也已经是外人了。所以黄家的行为不仅仅是友善,而且简直是破天荒了。

但何伟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思想的矛盾与沟通的困难。何伟学中文,课堂上讲到科学技术这一章,一位思想正统的廖老师说:“你们美国人说中国没有石油,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了大油田,并且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何伟忍不住反驳她:“从1995年开始,贵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了。美国从来不会未石油能否自给自足而烦恼。因为美国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进口到石油。只有那些想闭关锁国的国家,才关心石油是不是自足。”

不过他很快发现跟中国老师辩论是无解的,一方面是中文教科书站在他们那边,另一方面语言也站在他们那边。中文设定了词语,例如“抗美援朝”,这让辩论朝鲜战争变得很困难,显然这个名词暗示了美国就是错的,是需要抗的,这还有什么好辩论的。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喜欢说,“我们中国”,“你们美国”。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两个国家的事个人化,上升到自尊层面,这就没办法辩论了。

还有一种情况,何伟在课堂上讲了学生不爱听的话,例如说中国也有种族歧视,学生们马上低下头、梗起脖子。这让何伟发现自己是个体,而学生们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孩子他伤不起。

但是沟通仍然在继续。《江城》中最感人的一幕是何伟的父亲从美国来四川看他,何伟带他去看当地一位老神甫。两位老人开始用拉丁文交谈,何伟静静地坐着,感受这奇妙的一刻。这门古老的语言,填平了文化、地域的鸿沟。

在给何伟送行的宴席上,外办的王先生不留情面地取笑何伟的汉语,这个时候那位平常喜欢跟何伟辩论的廖老师,义正词严地纠正了王。何伟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是啊,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比起来,政治观点的差异实在算不了什么。

《江城》首次出版于2001年,2006年再版后记中,何伟惊叹中国的巨大变化。书中很多描述都已经与现实不符了:去涪陵不用再走水路,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铁路也已经在修建中。当然最大变化是人,他的弟子们散落全国各地,没人留在涪陵。只剩下那座永远在建设中的江城依然锁在迷雾中,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驱走雾霭的晨曦,这就是何伟中国三部曲在今天的意义。

以上是见报稿,以下笔记是《江城》的另一面,它决定了这本书可能不会在国内翻译出版。

何伟学中文,发现针对外国人的中文课本实在太欢乐了。有一课编了两个美国学生对话。一个说中国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约翰说:”为什么一党领导的国家就不能高度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每个阶层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老师问,有人对“中国一党专政高度民主”有疑问吗?何伟举手说:“一般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民主。”廖老师跟他解释中国人素质低,不能现在搞民主,否则会被坏人欺骗。

在中国涪陵,让何伟重新认识什么是民主。在美国,何伟感觉不到多民主,他投票,但这一票无关大局。他参加游行,但也不是组织者。但是到了中国,他才明白,民主就是选择的自由和宽容。在美国,你有权利漠视政治,有权利不参与,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啊。

民主就是可以选择,而在中国你没的选择,作为异议者的代价高昂。

一个跟当朝同岁的老教师,深情地对何伟说邓小平的伟大在于结束了政治运动,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何伟心想,我没觉得你们有多自由啊。又一转念,唉,看来文革比现在糟糕多了。

在何伟看来,中国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就像蓄奴时代的美国宪法里规定了人人平等一样。他自己最喜欢中国宪法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当然,这是个Joke。

何伟说,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谣言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对,至少媒体是自由的。来到中国,他开始第一次怀念家乡的阴谋论。

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听啥信啥,因为邓小平说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大家就真诚地相信了。何伟开玩笑说,毛泽东有67%的功。马上有学生给他纠正:少了3%。

令何伟惊奇的是,学生们在表演课本剧的时候,模仿文革批斗的场景,场面极其欢乐。何伟本来以为,大家会沮丧呢。

何伟发现,中国人的笑里藏了很多东西。当学生告诉他邓小平死去的消息时,她脸上挂着笑容。但这种小时隐藏真实感情的笑,当中国人觉得难过,尴尬,愤怒的时候,也经常会笑这么一下。我不得不说,何伟观察得真细。

何伟惊讶地发现,街上的老汉比学生们头脑清楚得多。例如,老汉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如果不是殖民地,香港就没有今天的发展。何伟说,可是我的学生们跟你想的不一样。老汉说:瓜娃子懂啥?何伟说,老师们也不同意你的看法。老汉说:拜托,他们是吃这口饭的。

当地出租司机罢工,有一个跟何伟一个组织(Peace Corp.)派来的外教因深度参与而被请去喝茶,最后遣送回国。何伟这才惊奇地知道,原来外教们在课堂上说过的任何犯禁的话,派出所里都有存档。何伟想象不出是哪些学生在负责记录他的课堂言论并且告密,或许就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或许是自己的几个爱徒。

来中国之前,何伟原以为中国大学生中的异议者聪明、勇敢、有魅力、有远见,但是到了涪陵师专之后,他才发现这样的学生都早早入党了。唯一保持异议的男生,是个失败者,成绩差,常挂科,不爱社交,甚至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Rebecca.

我觉得何伟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习惯了圆通模糊、怎么都行的思维方式。他太相信人们写的和说的,而不知道他们可能在执行双重标准。当班上的学生写下政治正确的作文的时候,当一位老师告诉他一生只信共产主义的时候,也许这些人正在运用奥威尔所说的double think,模棱两可的思维。进而,中国人对信仰的理解跟西方是不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相信”上升到“因信称义”“靠信仰得救”的高度,信仰在中国跟一切东西一样,都是手段之一种,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只有权变。

远去的江城只是雾中风景,但是通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景物,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以前没有留意的真相。中国可以改天换地,但有些东西始终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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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地震海啸报道

March 12th, 2011

社会化媒体的普及,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方式。传播路线从“信息源-媒体-大众”这一传统模式到“可靠信息源-个人媒体-小众”的新模式转变。

昨天下午,我陪同一位十多年不见的好友坐在西湖边看野鸭。这个时候,我打开iPhone Twitter客户端,看到5分钟之前,一位身在东京到推友发的消息:

@StarKnight 东京!大地震!操,5年来最大的一次

这位推友是我平常积累的靠谱信息源,我惊呼一声,连忙从推特时间线上寻找更多的地震消息。

首先看到一个专门报道全球突发事件的推特帐号 @BreakingNews上的消息,我做了翻译,并且同步到新浪微博和饭否。

据 @BreakingNews 日本发生7.9级大地震,伴有海啸,北京有震感。

这条信息是有瑕疵的,北京有震感不是 @BreakingNews 说的,而是我综合北京推友的消息加上去的,这是受国内媒体“新闻本地化”影响所致。是病,得改。

如果要了解地震消息,当然需要第一手的信息源,没有比美国地理学会(USGS)网站更权威的了。我主要通过可信任的推友,来关注USGS的消息。此人是严谨的理科生,我相信他的消息不会有误。

接下来的时间,我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推特消息,主要是:共同社、朝日新闻、BBC、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二是关注名人,比如德艺双馨的苍井空。三是把这些信息源发布的消息,翻译并且转发到微博、饭否。以下是我发布的系列消息:

据美国地震台网站报道,13点46分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7.9级地震。

《华尔街日报》快讯 @ChineseWSJ 1 min ago 【快讯】 日本地震震级从7.9级修正至8.8级-美国地质调查局。(稍后请看详细报导)

每日电讯报说,这是自1900年以来第五大地震。

翻译 @BreakingNews 联合国说,30支国际救援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救援日本。

翻译 科学美国人 @sciam 整个环太平洋沿海地区都有海啸风险,如果你住在此处,情挪至高处。

翻译 @BBCNews: 海啸将大到某些岛屿无法承受到程度。–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协会。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你们在中小学都学过的避难知识,现在该发挥作用了。” via @fuzzyjpn on twitter

日本公布全国临时避难所一览表 RT @puffuwa: とりあえず、帰れない人は全国避難所一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海洋预报台:海啸将于20点30分达到中国广东福建沿海 http://sinaurl.cn/htA40W

翻译 @breakingnews 宮城県警方说,一艘载有100人的船被海啸吞没

翻译 @BBCNews 据日本实事新闻社报道,仙台发现300具遇难者尸体。

共同社:日本请求美军协助救灾 多国表示愿提供援助 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3/5773.html

翻译 @BreakingNews 美地震局USGS,日本大地震后,已发生5级以上余震67次。

苍井空推特:RT 千葉市市民出行前請攜帶雨傘以免接觸毒性酸雨 請不要在雨中觸摸身體皮膚 請轉載 !@aoi_sola 【転載】

视频:日本海啸形成大漩涡: 日本强烈地震出发的海啸,在海上造成了不寻常的大漩涡。 bbc.in/fXGZmw

以上消息,也有不确不准的,例如100人船只吞没,但我都给出了清楚的信息源,消息要么有原文链接,要么有推特帐号,可资参证。

对于没有确切来源的消息,哪怕再耸人听闻,我也不转不翻。昨晚曾一度流传日本8万人失踪的消息,我忍住没转,而是密切关注权威消息源,等他们的确认。

忽然,时间线上出现了日本失踪11万人的消息,发布者给出了链接,点开一看是《新京报》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我当时表示怀疑,这么重大惨烈的消息,怎么不见国外媒体发布呢。另外根据我对国内媒体的了解,大家常有一种放大灾难的倾向。昨晚举行的一次民谣演唱会上,一位电台主持人说海啸浪高40米,我知道这就是灾难放大症又犯了。

后来证实我的谨慎是正确的,《新京报》承认他们的编辑犯了一个错误。把“Death toll from Japan quake rises to 110, 350 missing”(死亡人数110,失踪人数350)给看成110,350人失踪了。为此,《新京报》已经致歉,并且他们今天的报纸用了跟2会同样的版面来报道地震,都证明他们还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这个错误是个不美丽的意外。

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新闻爱好者,应该有两点最基本的训练。一是掌握积累可靠的信息源,包括关注一些国内外媒体的帐号,如果你是推特用户,可以关注 @metofo 这个帐号,它关注谁,你关注谁。 二是养成“无证据不发布”的好习惯,没有依据和来源的消息,可以聊备一说,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不宜作为新闻发布。

日本地震相关信息源推荐:

1、地震的正式名称: 平成23年(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日本国土交通省气象厅

2、美国地理学会USGS网站地震信息: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3、波士顿大图–大地震袭击日本:http://www.boston.com/bigpicture/2011/03/massive_earthquake_hits_jap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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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无话儿

March 7th, 2011

第83届奥斯卡奖揭尘埃落定,《国王的演讲》一举夺得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电影讲述了英国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天生口吃,因哥哥“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意外登上王位,但他非常不善言辞。最终在语言矫正师的帮助下,他克服内心的障碍,发表了著名的圣诞演说,长了英国军民的士气,灭了德国纳粹的威风。这部片子在香港翻译成《皇上无话儿》,可谓传神之至,不过有网友建议,如果此片在大陆公映,应该翻译成一个更具有官场特色的名字《学习贯彻领导重要讲话》。

从古希腊开始,演讲就是一项政治家必备的技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通篇讲述的是如何让演讲更有感染力。但是在中国,演讲一直不被重视,这与儒家传统上对“巧言令色”充满警惕有关系。在汉语语境里,形容演讲的大都是贬义词,比如: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唾液横飞、把死的说成活的、把稻草说成黄金……相反,对于不善言辞的人却保留了一堆褒义词:谨言慎行、沉默是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纳于言而敏于行, 一句顶一万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做一个领导不需要擅长演讲,只要能把稿子念好就可以了,所以讲话稿才是关键。给领导写讲话稿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既要吃透领导的思路,又要符合领导的风格。官员们的发言并不都是黑着面孔,乏味俗套。有时候,他们也会借用一些生动活泼、铿锵有力的江湖语言,使用一些排比、对仗、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形成排山倒海、泰山压顶的气势,具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力度。试看下面这段领导讲话:

“干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干别人敢干不会干的事。白加黑、五加二,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以拼命干解决大问题,以拼命干克服大困难,以拼命干实现大发展。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但光有好的讲话稿还不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这么顺利地把稿子念完,念稿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意外。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我们县的革委会主任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念到:“十月革命一声炮”,江湖稿被粘住了,他停下来翻页,台下听众议论纷纷:“准是臭了”,半晌,他终于翻过这一页,大喝一声:“响!”

无独有偶,杭州有一位领导在一个户外举行的农业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念到接近尾声,悲剧发生了,不知哪儿刮来一阵妖风,把讲话稿最后一页吹到了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找,秘书也帮他去捡,狼狈地折腾了半天,终于把这页稿拿到了。他看了一眼说:“还有个‘的’。”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领导实在无话儿,加上心理素质不过硬,当天又不在状态,会把讲话搞成悲剧。有一位文职领导初次分管消防工作,年终要检阅消防官兵,他提前问秘书应该怎么办。秘书告诉他,“很简单,你喊同志们好,下面喊首长好,你喊同志们辛苦了,下面说为人民服务。”领导说记住了。等到检阅仪式开始的时候,这位领导在主席台上大喊:“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他一个人把口号都喊完了。

集各种悲剧为一身的讲话我只听说过一次。在一次大型典礼上,有位领导先是一紧张把“金鸡百花奖”说成了“金花百鸡奖”,接着把秘书写在讲话稿括号里的提示念了出来:“雨天,则念这段”,最后,领导意识到自己一连串口误,实在紧张得不行了,身边又没有语言矫正师,为挽回局面,他灵机一动、脱稿大声说:“请全体起立!”大家齐刷刷站起来。他大声地命令道:“升国旗,奏国歌!”全场一片静寂,这次活动是在室内举行,没有旗杆,也没有准备国歌。尴尬地站了一分钟后,领导终于说了一天中最有智慧的一句话:“祖国在我们心中。礼毕,请坐下。”全场想起雷鸣般的掌声,还有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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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孩》读书笔记

March 7th, 2011

隆重向大家推荐《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作者是WSJ前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她是《寻路中国》作者何伟的夫人。这对美国夫妻撑起了中国非虚构叙事的一片天。本书目前暂无中文版。

《工厂女孩》的亮点有:1、作者为写此书从WSJ辞职,用了三年扎根东莞,与工厂女孩交朋友,肝胆相照。2、观察视角是人道主义的、代入式的、平等的,书中流露出的悲悯情怀让人时时仰天长叹。3、英文简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词汇,但不失鲜活与色彩。

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讲述工厂女孩的故事,而在于教会读者如何观察中国,思考当下,如何摆脱那些标签式的陈词滥调,比如“农民工”这个称呼。在中国打工的的年轻人,并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也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工作,所以叫他们农民工是不确切的。

在工厂里交一个朋友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的流动性太高,还因为交友代价太大,留宿朋友被抓住要罚10元,请假一天接送朋友要罚款100元。在东莞一个人让自己断掉联系是很容易的事。

进工厂易,出工厂难。厂方会扣押两个月的工资,辞职的代价是你拿不到两个月基本的生活费用。所以,很多人发现,这是一个进来就很难出去的地方。不过对于农村女孩来说,走出家门来到工厂,才是最艰难的一步,其余都算不上困难。

城市里的移民是农村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父辈更有冒险精神。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被官方称为“流动人口”,暗示着他们一群漫无目的游民,而事实上,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工。

当作者遇到工厂女孩敏的时候,她已经从车间工人升为文员.敏的命运发生了小小的改变,因为她写的一笔好字。在中国,好看的书法意味着良好的教育、聪慧富有调理,因此她意外地被录用为文员,从生产线把自己解放出来。张彤禾还担心这女孩会不会就此安顿下来,生活从此波澜不惊,再也无法给这本书提供故事了。事实证明,她担心多余了。在东莞,在城市,在工厂,没有一个人可以安顿。

这本书会让中国那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纪实写作、田野调查的作者们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他们还有羞耻之心的话。非虚构写作,不是访谈的累积,不是口述的速记,而是把主人公的故事、时代大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情感精力联系在一起,裁剪出一个巧妙震撼的大特写。

作者从广州火车站写起,带我们乘上汗味弥漫的大巴,到达工厂林立的东莞,她带我们走上东莞的街道,她说:看看这些没有红绿灯的10车道,这座城市,是给机器修的,不是给人建的。夜深了,工厂里还是灯火通明,每一家都在加班。这是机器人的国度,没有记忆之城。

张彤禾看够了一系列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她想写点别的,这些工厂女孩是怎么看待她们自己的。

东莞是中国的极端代表,物质主义,环境破坏,腐败,交通,污染,噪音,妓女,胡乱驾驶,短视思维,压力……身为女人,作者更理解这些工厂女孩。

工艺也许会越来越复杂,但劳动只会同样地重复和机械。看了这本书,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富士康员工会跳楼。这种绝望和孤独在工厂里遍地都是,不过大部分工人选择坚强或者麻木。

在东莞一些大工厂里,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医院,有的医院有150名雇员,知道為什麼吗?这个工厂有专门的维修车间是一个道理,还有比自费、自愈、自理能力这么强的人更好的机器吗?

张彤禾参观了东莞博物馆,感触是:中国的博物馆真是一个纠结的地方。古代历史是辉煌的,但又是封建和落后的。外来文明是先进的,但列强是侵略者,激起了英勇中国人民的反抗。只有1949年中国才站起来了,但有几个年头又是不能提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那年春夏之交。所以博物馆就成了一个任意涂抹历史的涂鸦馆。除了石头,一切都是人造的。人造的鸭子浮在人造的水上,嘎嘎嘎噶的叫声循环播放。

书里讲述了一个女强人春明的故事。她对自己要求甚严,每天还有记日记的习惯,她自学电脑,后来终于跨越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凛然界限,成为工厂里的白领。但她并不满足,一跃进入另一个更惊险刺激的行业:传销。作为上线,她成了成功楷模,直到一天,组织被朱镕基取缔。

看这本书我忽然明白了两点:1、不存在所谓农民工,他们也是从小就上学,一毕业就进入工业生产,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历。2、工厂女孩没有故乡,她们父母家并不是自己的家,她们注定要嫁人,去往无主之地。

传销特适合中国,这个传统道德土崩瓦解,人们只相信硬邦邦的丛林法则–谁也别信,快点挣钱。

东莞的人才市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这是一座不会同情、没有原谅的城市。

中国人為什麼这么重视身高,因为在物质贫乏年代,人高马大是生活不错、携带优秀基因的标志,所以这个风俗延续了下来。

工人们为了手机省点花费,不停地换套餐,换号码,这是东莞短视思维的体现,为了省几分钱,把与人的关系掐断。

在东莞的工厂里,等级森严,有的大厂,管理层有13级,这是为了为了多设一些台阶,让员工有上升的空间和动力。

几乎每个工厂女孩都受到农村老家父母的遥控:“往家寄钱,别交男朋友,快点结婚,赶紧回家。”这是回荡在云层的天条诫命。

把打工女孩的故事和自己的家庭经历结合在一起。张彤禾认为,家不是一块地,家是一个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能找到归属感的那些人。

由于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张彤禾看中国更透彻。他总结在中国做生意的关键:永远别做计划,永远别关手机,永远不要守时。

城市中的新移民很快学会了对付父母的办法:他们不从,他们抗争,他们撒谎。

如果说国立教育与生存技能毫无关系,那么商业化的教育在城中却欣欣向荣。

工厂女孩》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用美国记者的眼光,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作者张彤禾跟随书中的女主角敏一起过年回家,目睹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未变的风俗。那种封闭、落后、蒙昧与孤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记录成文。

敏的家乡是湖北农村,她姐姐过年即将带男朋友回家。村里人见了就问:“小伙子是哪里的?”一听说是“湖南”,谈话就死在那儿了。当地人认为女儿跨省远嫁,父母将老无所依,所以都不赞成。又不明说,只有沉默。

农村人极其节省,电器很少用,吃饭经常在黑灯瞎火里进行。冬天奇冷,唯一温暖的办法是捧着一杯热水,边喝边暖手。那些倾情投入看电视的孩子们,也要不是站起来,跺跺冻麻了的脚。

根据张彤禾的观察,农村来的人从来不习惯说“你好,再见,谢谢”之类的话,大家见面更多地是冷漠相对。中国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来的,都连跟陌生人握手这么简单的社交行为都做不好。原生态的中国人重视理解,但与人交往的时候又显得粗鲁。

在农村人的生活中,电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整天盯着这个破盒子。它是农村生活的焦点。孩子们整天坐在电视边,如果你到邻居家串门,他们通常会把电视跟前的位子让给你。电视上千篇一律是清朝断案的戏。 敏千里迢迢回家,她的妹妹在看电视,望了她一眼,没打招呼,继续看电视。敏的姐姐因为男朋友跟母亲吵架,她父亲一言不发,一直在看电视。我作证,这一幕太中国了!

敏的姐姐带男朋友回家,初次与敏的父亲见面,小伙子像鸭子一样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叔叔”,然后递过去一支烟。这就是全部,没有介绍,没有对话,只是香烟--这种中国男人世界中的通用的交流工具。

张彤禾观察的中国农村人,都不怎么在乎别人。因为他们习惯扎堆,所以习惯了忽略他人。天还没亮,敏的父母就起床,用正常的嗓门说话,好像已经是下午茶的时间一样。

打工者因为揣着钱喝礼物回到农村老家,因而可以享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展示新手机新衣服,比较各自的工作条件,他们是活跃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父母因为穷而失去了话语权,只能唠叨孩子的收入和逼婚。

张彤禾说,在敏的村庄里,最难过的是全都是集体生活,没有人有独处的时间。她想看会儿书,孩子们马上很担心地一个接一个过来拉她去看电视。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打工者刚一进程觉得很孤独,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珍视在城市里获得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再也离不开它。 fro

没人知道这种传统还有什么意义,但大家都依然照着做。

当车窗外东莞工厂越来越近,工厂女孩说:“老家是挺好的,但不能呆很长时间。”

春明是工厂女孩一书中另一个女主角,她的人生跌宕起伏,每一步都像坐过山车。她被骗到发廊,惊险逃脱,刻苦学习文秘、演讲和广东话,后来成为工厂白领。她又去做传销,赚到了钱,但投资做建材又赔本了。她后来重新踏入传销行列,自己被骗。

作者张彤禾陪同春明去讨薪,她们花了一天时间跑劳动仲裁部门,见证了中国公务员阶层的懒惰推诿低效率。在一个全世界都在忙不停的时代,中国的公务员依然享受2小时的午休和午睡。

在美国一个父亲的权威不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则不同,赚了钱的儿女拥有更大话语权。敏可以否决她农村父亲的投资计划,是寄回家的1万元钱给了她这么大的权力。

张彤禾也观摩了几次传销演说,她发现跟美国的传福音很像。只不过有一个不同,信耶稣无论多晚都能得救,按照传销者的游说,传销如果加入完了,赚钱的机会就没有了。

城市打工者无论成功与失败,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返回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回家结婚,然后夫妻重新回到城市里。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把农村的精英们吸走,只剩下老弱病残,维持着奄奄一息的农业。

《工厂女孩》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打工女孩的非虚构类作品,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慕,从枯燥的流水线,到济济一堂的夜校,从自由的城市到封闭的乡村,从夜总会到传销点,从无情的人才市场到白热化的生意场,在这里,读懂中国。

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作者把自己家族史插入书中,与整本书的主题不合,跟工厂女孩的故事比起来,是水和油的关系。如果当初写书的时候,把家族史部分精简舍弃,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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