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未必美,美的必然真–《美丽人生》电影剧本学习笔记

January 5th, 2014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我这人很少有好习惯,但这个的确好。每看一部电影,就想办法找来它的剧本读一遍。这好比建筑师参观完大教堂再查看设计图纸,指挥听完音乐会又阅读总谱一样,有助于抛开表象,理解本质。

今年元旦之夜,我又看了一遍《美丽人生》,深更半夜,一个人哭得不行。虽然这部电影十几年以前看过,但彼时孤家寡人与现在拖家带口,看这部电影的感触完全不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断续读完了剧本(剧本是在新浪爱问下载的,搜《生活是美好的》),并且读了《卫报》、《斯隆杂志》对导演和编剧的访谈,获益匪浅。

《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 又译成《生活是美好的》)是1952年出生的意大利喜剧演员罗伯托·贝尼尼的代表作,曾获199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外语片奖,同时也创造了票房佳绩,全球票房近2.3亿美元,成为意大利电影史上第一卖座电影以及美国市场上第二最卖座的外语片(第一的宝座当然是《卧虎藏龙》)。

这部电影的诞生要从导演、编剧和主演贝尼尼的经历说起。贝尼尼的父亲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二战时曾被关进德军集中营两年。他回到家之后,不但没有诉苦,反而戏谑风趣地讲述集中营里的生活。贝尼尼小时候经历过水火之灾,他读过神父学校,在马戏团当过学徒,学会了小丑的艺术。贝尼尼发现,小丑尽管滑稽,但你不能盯着他的脸看,因为经过厚厚化妆之后,小丑的脸部非但不可爱,相反有些恐怖。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卓别林的电影里充满肢体语言,宁愿展示自己的屁股,也不给脸部来个特写,因为小丑的脸是恐怖的。身体即喜剧,身体喜剧看上去比语言低一级,但实际上是最高形式的艺术。

有一天,贝尼尼被一个想法击中:“一个在集中营里幸福的囚犯”,这个想法太荒唐,他想奋力驱赶掉,但怎么也挥之不去。

谁都知道,大屠杀(Holocaust)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专有名词,关于大屠杀的记叙汗牛充栋,也成为重要的电影题材。但是没有人敢用喜剧的手法去讲述大屠杀的故事,这不仅看上去离经叛道,甚至面临商业失败、名声受损、一蹶不振等一系列危险。

可是贝尼尼被这个想法迷住了,他越是思考这个题材,父亲的经历和形象越是清晰地浮现眼前。他忽然明白,父亲之所以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集中营的故事,只是为了避免吓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讲的不是一件真事,而是一个寓言。一个父亲为了保护儿子,把悲惨的现实说成是一个游戏,只为了儿子能够活下去。

贝尼尼一再强调,《美丽人生》不是一个关于大屠杀的喜剧,而是一个喜剧演员创作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他说,“我只想拍一部美丽的电影,特别是,要用诗意的方式讲出来。”

《美丽人生》上映之后,引起了右翼分子的不满,也引发了左翼人士的抗议。有人批评电影不应该用喜剧的手法来描述大屠杀。给这部电影打了4星半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为他辩护说:“贝尼尼不是利用大屠杀来制造喜剧,他只是让剧中主人公奎多(Guido)使用自己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喜剧天赋,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他如果有支枪,会射向法西斯分子。他如果有千军万马,会捣毁这座人间地狱。他只是一个小丑,喜剧是他唯一的武器。”

在贝尼尼看来,喜剧是抵抗悲惨世界的武器。他读过拿破仑的日记,发现拿破仑说,每当将军们要向他报告战场上失利的坏消息之前,他总是对他们说:“请坐下,慢慢说。”将军们浑身戎装披挂,并且佩着剑,坐下的样子非常臃肿和滑稽。这样拿破仑可以得到片刻放松,接下来可以听那些悲惨消息了。这就是肢体喜剧的力量。

贝尼尼说:“我真的认为,有时只有喜剧演员才能达到悲剧的巅峰。如同但丁《神曲·地狱篇》里说的,世间有一桩最悲伤的事,那就是深处悲惨境地而想到幸福时光。”这就是为什么《美丽人生》的第二部分更具有悲剧性,因为我们想到了第一部分充满欢笑和喜悦的光景。

《美丽人生》的电影结构非常奇特,它几乎违反所有好莱坞“定律”,放弃主流电影视之为金科玉律的三幕剧,代之以两幕剧。前一小时是喜剧,后一小时是悲剧。在第二部分中,贝尼尼用了最“低档”的喜剧手法–闹剧体,比如:假装成翻译,化妆成女人。尤其是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是小丑最常用的手法,也被视为最低俗的笑料,但是用在电影中,却不但没人笑,而且有骇人的效果,这正是悲剧的巅峰时刻。奎多冒充翻译那一段,本应是可笑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笑得出,因为贝尼尼在这里表现的不是滑稽,他是用滑稽在救儿子的性命。你笑了,说明你的心已经爆炸成碎片。这里面没有感伤主义,因为根本用不着。正如诗人所说:“遗忘是记忆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能忘记喜剧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

贝尼尼在访谈中多次表示,他最憎恨多愁善感,他一切的艰巨的努力都是为了驱逐作品中的感伤主义。因此,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克制,而不是煽情。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镜头:若隐若现的尸体堆成的小山。其余,都要靠想象去填充,想象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美丽人生》惹争议最大的是史实的准确度。贝尼尼坦言,这部电影是一个寓言,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纪录片编导,他只是一个艺术家。剧本完成后,贝尼尼曾将其给米兰的犹太人士看,他们说,这里面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犹太人绝不可能娶一个外邦人为妻,墨索里尼也绝不会允许一出法国歌剧(剧中最动人的片段是演出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威尼斯船歌》“美的夜、爱的夜”),集中营中也不可能藏下一个孩子,没有囚徒能够跑到播音室通过喇叭向妻子问好而不被查出……凡此种种所谓“硬伤”,贝尼尼都不在乎,他说,他是故意这样编的。他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而是在乎艺术的真实。

他喜欢引用英国诗人济慈的话:不是因为真才美,而是因为美才真。( it is not beautiful what is true, it is true what is beautiful. )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如果艺术家把一样东西弄得特别美,它就是真的。故事不是因为是真实的,就自动变成美的,也可能是非常吓人的。追求真的艺术家应该首先追求美。

《美丽人生》是一部简单的电影,讲了一个简单的关于爱的故事。一个父亲不能告诉儿子事实,只能跟他说所经历的只是个游戏,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让儿子在肉体和精神上活下去。主题思想的质朴保证了影片的纯真。没有人觉得矫情,虚假,因为它用最单纯的方式讲述最单纯的故事。它让人想起福音书中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5:8)

贝尼尼说,《美丽人生》的剧本,他和共同编剧一起改了上百遍,就是让它更纯粹更简单,里面对白并不多,有些时候更像是默剧,但是孩子是孩子的语言,军官是军官的语言,奎多的难友、懂德语的巴图,在里面只有一句台词“20里拉”,但是让人印象深刻。贝尼尼说:我们要让它更简单,因为我们需要展示真理、真相。

贝尼尼喜欢引用卡夫卡的一桩轶事。有一次,卡夫卡应邀到朋友家过夜,不小心走进了朋友父亲的房间,老爷子被惊醒,卡夫卡说:“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请把我当成一个梦。”对于电影,贝尼尼也是同样的态度, “我不是故意打扰任何人,请把我当成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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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January 4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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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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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人在咖啡馆

January 3rd, 2014

CAFE

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存在,我为了编剧进驻咖啡馆,却发现我写的故事远远没有在那里听到的精彩。

为什么去这家咖啡馆

我常去的咖啡馆位于闹市,在一家书店的三楼。这里咖啡做得一般,食物只适合用来给饿汉充饥,但是有三个巨大的优点:

一、场地宽敞。桌与桌之间的间距大,大得可以跑马。我到过北京小资们最喜欢去的三里屯鱼眼咖啡,里面空间之逼仄,总让人想到八十年代夜幕降临后的上海外滩,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两对情侣,各自恩恩爱爱,井水不犯河水。又让人想起钢琴的四手连弹,不,两张小桌一拼,明明是十六手联弹。而在杭州的咖啡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占一张靠窗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就像李云迪在弹三角钢琴。对,那个人就是我。

二、设无烟区。很多餐饮场所,怕得罪主顾,都对吸烟者听之任之。但这家咖啡馆却把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分开,如同划出了航空识别区,虽然不能绝对阻止敌机来犯(烟气还是会飘到无烟区来),但比起身边有人喷云吐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三、服务最少。最好的服务,就是不过度的服务,你不需要服务的时候,服务员不必出现。这家咖啡馆的职员从不管你坐大桌还是小桌,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来去自由,选座自由,换座自由。哪怕点一杯便宜的饮料,甚至不点东西,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常客。从长远来看,他们泡咖啡馆的钱,还是基本会花到这里。“金簪子掉井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急赤白脸的,反而容易得罪顾客,不值。

是隐形人,也是观察者

这家咖啡馆,我以前也来,但频繁光顾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在写话剧《鱼眼》的剧本,需要十五天交稿。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咖啡馆报到,比上中班还准时。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视线良好,可以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观察。

咖啡馆是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人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隐形人。旁若无人的述说与不经意的倾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里我不想用偷听这个词,因为有意无意听到(英文叫overhear)乃环境使然,跟“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都不是“偷”来的。

在咖啡馆呆久了,扫一眼顾客和他们点的东西,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男一女,桌上只有两杯咖啡,说明两人关系正常或者过了热烈的阶段,如果桌上摆满果盘、冰激凌、奶茶、沙冰,说明一方正在取悦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谈话就会更有张力。如果桌子上摆着的是两杯免费水,不用问,肯定是保险行业的人在进行业务切磋。

黑泽明的御用编剧桥本忍为了写好乘坐地铁的“电车男”的生活,经常没事就去地铁站,买一张票,坐一天,耐心观察车上的人,遇到有特色的,就尾随他们下车,直到跟他们走到出口附近,再折回。用这个方法,他往自己人物的鼻孔里吹进活的气息。桥本在地铁采风肯定没有在咖啡馆好,因为乘坐地铁的人通常不说话,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沉默的人,哪怕是独坐的人,也会打电话呀。

我终于明白戏剧中道白的重要性,倾听几个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他们隐秘的生活。

有一晚,我邻桌四个男男女女在讨论参加一个婚礼送红包,结婚的这个人想必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当一个说送一千元的时候,另外的人马上说:“会不会太少,不好看。”他们四个人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送一千,但是全都换成20元的钞票。他们的理由是:“当时好看就行,反正也不会有人当面打开来看。”

保险的独白

还有一天下午,我一进无烟区,就听到一个男的在颐指气使地训服务员,再一看,四个人一桌,说话的是一个。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听了一会才明白,这男的是做保险的。

“我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诚恳地说。“我对天发誓,我用人格担保,有两件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有两个同学是温州的,应该说是命最好的,现在看来是命最差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家族企业,有三个姐姐,财产都给他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天发誓,我不会去诅咒别人,我找他说买人寿保险,他说可以的,但是我要去美国,去15天,等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我想15天也没有关系。等到他回来一个月,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后来我觉得不对,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是他太太接电话,说他在美国心机梗死,人没了。”

他的语调变得有些沉痛。“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保险真的也是一份爱,活着的时候,他太太和儿子是一家人,但是他死后,对于他三个姐姐来说,他太太就是一个外人。他太太一点保障都没有。”

另外三个人很认同他的观点,同时为那个没有来得及买保险就死去的富人同声惋惜。

“大嗓门”又说:“我家有一个邻居,大家都叫他周老师,太老也不太老,我经常陪他们打两块的麻将。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周老师看不到了,别人告诉我,他走了。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我反思一下,我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三单元从一楼到七楼,低头不见抬头间,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保险。老觉得对邻居说起不好意思,万一你不买呢,心里这一关过不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了一下,有时候,保险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要突破这一点,我已经在突破。我是一个非常认可保险的人。跟自己最亲爱的人,最好的朋友,跟周围的人也要说这一件事。真的是这样。”

另外几个人听得入了神,他的话继续如江河滔滔。

“对有钱人来说,最怕的是什么?生病。有钱的一大好处就是相信生病是看得起的,大不了我花500万,总行吧?中国看不起,到美国看,如果500万也看不了,兄弟,你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死的那天把钱花完。你有钱,你要把你的资产,从管理型资产,变成法定性资产。”

“从宏观上讲,中国一定会出遗产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一定出。以前到国外开公司,购买资产,国家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到国外放的资产,对不起,都必须向中国政府申报。中国唯一在遗产税上的问题,是房产70年有效期。如果等到遗产税,一半执行的话。如果遗产税执行的话,你不是想买多少保险就买多少。对不起,是有比例了,你资产的多少比例可以拿出来买保险。只不过现在来说,现在这么一个政策的窗口。我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企业最多干三代,第一代企业家,请问,到现在还存活多少,马胜利还听得到吗,傻子瓜子,仰融还听得到吗?连李嘉诚都给自己买了巨额保单,当企业家有这样的风险意识的话,他的生意做得好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非常稳健。”

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所以说兄弟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也帮我想,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他约过来,说白了,就是大家聊聊。公司也是这样的目的,了解了保险后,能够转化成实际的业绩。”

一个瘦子似乎被打动,说起他在电视台有个做领导的朋友,也许可以约出来谈谈。他们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听到瘦子问:

“把他约出来,我们是认识呢,还是装作不认识呢?”

“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装作不认识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开展保险。“大嗓门”打入瘦子的同学聚会,而瘦子假装跟他不认识。接下来四个人开始交流通讯录里联系方式,因为自己的同学,自己不好意思下手,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他们不但交换联系方式,而且还交换照片,辨认长相。他们筛选潜在客户非常敬业,连单位中怀孕女同事都不放过。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保险业的一些内幕。比如他们管年会请客叫“大卖场”,就是在一家好宾馆摆上六、七十桌,重要客户安排包厢。到时候不愁保险卖不出去。再比如,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体检中心,里面的检查严格到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法眼。

最后“大嗓门”总结发言。“保险就是在不影响你的风光的前提下,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你们想想,买个保险,也就每个月八九百,他妈的去卡拉OK,啥都没干,就是抱一抱,就要花这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不去卡拉OK,该抱还得要抱,哈哈哈哈!”

女孩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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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大老爷们的喧哗相比,我更喜欢在咖啡馆倾听女孩们的谈话。她们或者叽叽喳喳,或者莺莺燕燕,有的低回,有的激荡。

有一次,邻桌来了一个男生和四五个姑娘,欢声笑语冲破了雾霾,连街灯也跟着摇晃。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劈腿”,轻松自如就像她们的奶奶们谈论“捶腿”一样。真有青春的活力啊,看得我在一旁羡慕不已。

也有问题女孩出现在这里,由母亲和“舅舅”式的人物领着。这个女孩浑身是刺,无论大人说什么,她总用赖唧唧的口气反驳。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想去南安普敦学工商管理。我数学不灵,脑子不好使。”

尽管母亲披肝沥胆,尽管“舅舅”细语轻声,但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在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回来发现女孩和她母亲都哭了。女孩赌气跑掉了。剩下两个大人在那里长吁短叹。

昨晚,在咖啡馆,我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独角戏。我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同桌的男友刚刚离开,剩下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吃蛋糕,打电话。

“你进产房了吗?开了几指了?我早就说吗,预产期这个东西不准的。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

她把“吃点心”三个字讲得又甜又自豪,仿佛吃的是凯特王妃亲手制作的点心。她容貌姣好,但从口音和用词判断,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

她开始八卦她跟电话里的产妇共同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怀孕了,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父亲,因为连对方住哪儿都不知道。

“她非要药物流产,我说,流不干净的。但是她说为了省钱。她有个屁钱!我叫她去医院做个B超她都不肯,因为要花170块钱,所以她只用验孕棒给自己检查。她选药物流产是图便宜,以为吃了药就流下来了,你说傻不傻呀。我是不会借给她钱的,自己惹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接着女孩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她开始讲自己年底的结婚计划,她解释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公,是因为他家境好,卖洋酒的。“过年就要给我家12瓶红酒,我说带不动那么多,6瓶就够了,他说,6瓶就6瓶。”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昨天晚上,他因为回家晚,把我关到门外,我发货,他都给我跪下了。你等一下,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听了一会我就明白,电话应该是一个男的打来的,邀请她去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八堡去唱卡拉OK,女孩说:“我不去了,我老公会多想的,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让他多想。”

过了一会,她又接了男朋友的电话,粗砺的嗓子甜甜地说:“你过马路小心点啊。”

五分钟后,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走了进来。女孩挽着他的手往外走,路过我的桌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Macbook Air,像只画眉一样侧过脑袋问:

“老公,这电脑跟我们家的一样吗?”

女孩把这个男人的一切,包括红酒和Macbook Air都自动当成两人的共属物,她紧紧抓住自己的男人,好像在风暴中死死抓住筏子的少年派或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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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一杯圣诞茶

January 3r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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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圣诞茶

by 汤姆·海格 (Tom Hegg)

(本诗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美国的Richard的全力指导,特此鸣谢。)

炉中燃烧着劈好的木柴,
俱乐部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比赛,
贺卡投入邮筒,礼物藏在树下,
信用卡刚还完款,又有三十天不用还债。

虽然这一天的安排让我自鸣得意,
但有一桩烦恼令人挥之不去。
一周以前,年迈的姨奶奶的来信,
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忙人,
可如果你能抽空来我家该多好啊,
我们可以小聊一会儿,并且一起喝一杯圣诞茶。”

几年前她因轻度中风而瘸了左半边,
亲戚们说,虽然不能外出,但她的骄傲仍在,
他们说:“她想见见你,并且总是唠叨,
你要是能去看她,一起喝上一杯圣诞茶该多好。”

但是,慢着!我并不想去,我不想面对生活的苦涩,
亲眼看到一个老亲戚走下坡路的样子,
我记得她曾是多么活泼、诙谐又睿智,
我记得往年平安夜她总跟我们说笑到半夜。

我不想冒这个险,不想尝这种痛,
我不需要这种压抑感,也不需要让大脑紧绷。
让我哥去怎么样?为什么不?也是他的姨奶奶呀,
我想我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知道
那些我费力建造的不去的理由,
都在负罪感的酸雨中开裂,化为碎片。

我穿戴上厚厚的靴子、手套和帽子,羞耻感钻进每个毛孔,
我又装备好刮冰刷、防滑沙和交通图,一脚油门上路,
我从富庶的郊外开进老城区,
沿途的蜡笔画风格的新房子也变成灰褐色的老屋。

停车的时候我觉得全身空空,
在那间将要喝圣诞茶的木屋边
我停下不肯动
怎么到的她家门口我自己都不知晓
我只看到我的手举起来按向门铃

等待,紧张,内心七上八下,
就在我想转身逃走的时候,
我听见墙边橱柜里的瓷器因碰撞而嚓嚓,
接着大厅里传来脚步和拐杖声:崩擦擦。
门锁轻叩,门闩滑动:哗啦啦,
接下来一阵停顿、一番挣扎、门终于砰地打开啦。

她站在那里,苍白而渺小,看上去比一枚鸡蛋还脆弱,
我竭力让自己不去直勾勾看她腿上的矫形支架,
虽然厚厚的双镜片,一片近视、一片老花,
似乎让她的眼窝一个深陷,一个扩大,
但她湿润而深邃的眼神里却闪烁出年轻人才有的惊讶。
“进来”“快进来”她笑着
拉住我的手,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所有的害怕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来到屋里,我还没想好如何反应
圣诞节已经从死气沉沉变得生机勃勃
冲击着我的视觉、听觉、嗅觉。

我闻到拔丝橙子、肉桂和松子的香味,
又见到桌上正在操练的古董木头兵,
还有我喜欢的那组基督诞生瓷像,
还有那套从小就不许我碰的水晶器皿。
我的心高兴得像一个刚放学的孩子,
在闪闪发光的圣诞树下跳起舞来。

就像魔术一样,我一下子回到了六岁,
在圣诞的气氛里找回了小男孩的记忆。
在这里展示着发黄的陈年圣诞贺卡,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场所。
在那边,在摇摇椅旁,在屋子的正中央,
我的姨奶奶站起来说:
“你能来看看可真好!”

我坐下来,开始闲侃天气和流感,
她耐心地听着、微笑着、然后问:“有什么新闻吗?”
思想和语言开始流动,我开始了有意义的聊天,
抛开了因紧张而伪装的满不在乎状。
她依旧热诚地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
她是积极的,鼓励我,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她不喜欢我笼统地描述大概,
非要知道每一个具体而鲜活的细节。

我们谈起她不得不面对的行动困难,
她说得十分坦诚,并且不失风度和幽默感。
公然蔑视拐杖和不能弯曲的膝盖,
她乘着好客的翅膀为我去沏茶。
我一个人坐着,心中升起一种久违的感情,
望着这个圣诞节,又浓又烫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每一个橱柜上都精心摆放着蜡烛和冬青,
她依旧亲手烘培糕点,好吃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些丰满而鲜活的记忆会变得淡薄和灰暗,
用圣诞节来度量的话,
我的姨奶奶却能把它们珍藏在深深的内心。
她的身体只剩下一半、来日也已无多,
但是我的姨奶奶依旧是完整的人一个,
我见证了圣诞背后的奇迹,一个灵魂的胜利。

墙边橱柜里的瓷器因碰撞而嚓嚓,
大厅里传来脚步和拐杖声:崩擦擦。
她倒满两只茶杯,她笑着,她把一只递给我,
于是,我们舒舒服服坐下来,喝上一杯圣诞茶。

原诗:A Cup of Christmas Tea

【译后记】这首诗的原诗是英文,一共915个单词,翻译过来1400字。原诗是押韵的,aabb格,我试着同样方式翻译了几段,感觉不对味,信天游不像信天游,二人转不像二人转。索性改成了自由体,可能叫分段散文更准确吧?译诗的过程中,遇到好几处不明白的地方,单词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请教了在杭州的美籍教师Richard先生,他在微信上给了我悉心的指导。

例如,原诗中有一句:

I put on boots and gloves and cap, shame stinging every pore
And armed with squeegee, sand and map, I went out my front door.

Richard给我解释说,因为诗人接受过他的采访,所以他很了解这首诗的背景。诗人是明尼苏达人,那里冬天气温很低,雪很厚,所以出门要穿上靴子、戴上手套和帽子,又因为车的挡风玻璃经常会冻上冰雪,所以要随车带上squeegee,也就是刮雪刷,还要自备沙子,以免车陷入雪地时,撒上沙子增加轮胎的摩擦阻力。至于地图,那就不用说了,说明路比较难找。

这首诗我翻译了四个多小时,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需要精修细改。

《一杯圣诞茶》是一首叙事诗,讲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生老病死,当疾病和身体的退化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诗人最初选择了逃避,但是在良知的折磨下,开始去直面它。当他看到几乎半身不遂的great aunt依旧保持了乐观与尊严的时候,才明白了圣诞节和生命的意义。

朋友叶子说:“这首诗可能是神预备这个时间给你的启示。读者能感到那种善良的害怕和真诚的面对,是写给你的。”然!

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把great aunt翻译成“姨奶奶”,因为great aunt是一个人父母的aunt,按照北方的习俗,称呼父亲的姑或者姨,后面要加奶奶,称呼母亲的姑或姨,后面要加姥姥,于是就有四种叫法:“姑奶奶”“姨奶奶”“姑姥姥”“姨姥姥”。原诗中并没有说great aunt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的aunt,按理说翻译成什么都行,但我的朋友老高告诉我,江南一代没有“姑姑”的叫法,而是统称“niang niang”,南方也没有“姥姥”的叫法,都叫“外婆”,取一个南北人民都接受的说法,姑且翻译成“姨奶奶”吧。

感谢叶子让我与这首诗相遇。

Special thanks to Richard, who gave me wonderful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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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元旦诗乐会

January 1st, 2014

Benno的朗诵

不知不觉,元旦诗会已经举办了三年。第一次是2010年12月31日在花园西村西咖啡馆举办的跨年朗诵会,我当时写过一篇博客《横跨两年的朗诵》,2012年元旦是在滨江的蜜桃咖啡,从2013年开始,我和冯一刀都有家有口,跨年是跨不动了,就改在下午举行。当时在灵隐寺附近的樵食的帐篷里,大家围炉诵诗,也好不热闹。

2014年,叶子的Downtown网咖乐意承办这次诵诗会。叶子和冯一刀作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设计海报、打印诗歌、精选音乐、确认名单、布置场地、邀请歌手等等。没有他们两个,这次诗会铁定搞不成。

按照约定,诗会在下午2点举行,我12:30就从家开车出发,心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路上再怎么磨叽,也不可能迟到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我去城西接本次活动的另一位主持人流川枫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刚刚起床,正在洗漱。我把车停到她的小区,进了路边一家玩具店,给儿子买了一把打肥皂泡的水枪。想不到,流川枫因为最近不再状态,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出现。等我们开到西城广场的时候,已经1点55分了。

想不到城西富人区,停车是个大麻烦,地下车库全满,路边也停满,唯一一条通向地面停车场的小路上汽车犬牙交错。如果是我一个人来,估计转半个小时也不可能找到车位,但是上苍派来了伟大的流川枫。我把车丢给她,自己上楼去了。就在我等电梯的当儿,她打电话来说,车已停妥。原来有位奔驰司机看到她是美女的面子上,把路旁唯一一个车位让给了她!

活动基本按时举行。到场的诗歌爱好者有20多人,大家丢下庶务,围坐在一起,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留给诗歌。

主持人

诗会的节目流程如下:

2014元旦诗乐会节目单

策划:冯一刀
主持人:流川枫、王佩

1、王多莉:《树的念想》(原创)
2、Benno: 一首英文诗,一首荷兰诗
3、Jessy: In Me, Past, Present, Future Meet, 《你若懂我,该是多好》(by 莫言)
4、流川枫:《回忆》(by 里尔克)
5、刘桂兰:《碎片思绪之一》(原创)
6、冯一刀:《12月12日》、《孩子的世界》(原创)–因主持人疏忽,忘了这个节目,没念,遗憾。
7、施可:《晚安宝贝》–因暂时不在座位上,没念,遗憾。
8、戴维:原创诗三首。
9、Richard:背诵英文长诗A Cup of Christmas Tea (by Tom Hegg)
10、Sarah:Psalm 144
11、Rebecca:《传道书》第3章
12、江丰:弹唱《风筝》、《送别》
13、Gemsie三人组:Forever My Sister and My Friend
14、诸佳、叶子:《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15、鲁洁:《车过枋寮》(by 余光中) 背景音乐伴奏 by 江丰
16、Edward:原创短诗
17、西瓜、豆豆、南瓜等儿童大联唱
18、陈静:《神是我们的保护者》
19、集体朗诵:《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之10《我们甚至失去了》(by 聂鲁达 翻译:陈黎)

令人惊叹的是,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Richard用充满韵律感的语调,背诵了一首900个英文单词的长诗《一杯圣诞茶》。Tom Hegg的这首叙事诗,写给自己的姑姑,深沉质朴、温婉动人,凛凛有古风。姑姑因中风半身行动不便,但依然像往年那样邀请诗人去喝圣诞茶,诗人出于对病患的顾忌,起初不想去,但最后还是登门了。他发现姑姑虽然健康受损,但生命力依旧旺盛,她跛着腿给侄子烤的甜点,依然那么好吃。

现把这首美丽的诗篇原文照登如下,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一定要读一读。如果你忙得连这么一首诗都不去读,那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A Cup of Christmas Tea

~ By Tom Hegg ~

The log was in the fireplace, all spiced and set to burn.
At last the yearly Christmas race was in the clubhouse turn.
The cards were in the mail, all the gifts beneath the tree
And 30 days reprieve till Visa could catch up with me.

Though smug satisfaction seemed the order of the day,
Something still was nagging me and would not go away.
A week before, I got a letter from my old great Aunt.
It read: “Of course I’ll understand completely if you can’t,
But if you find you have some time how wonderful if we
Could have a little chat and share a cup of Christmas tea.”

She’d had a mild stroke that year which crippled her left side.
Though house bound now my folks had said it hadn’t hurt her pride.
They said: “She’d love to see you. What a nice thing it would be
For you to go and maybe have a cup of Christmas tea.”

But boy! I didn’t want to go. Oh, what a bitter pill
To see an old relation and how far she’d gone downhill.
I remembered her as vigorous, as funny and as bright.
I remembered Christmas Eves when she regaled us half the night.

I didn’t want to risk all that. I didn’t want the pain.
I didn’t need to be depressed. I didn’t need the strain.
And what about my brother? Why not him? She’s his aunt, too!
I thought I had it justified, but then before I knew
The reasons not to go I so painstakingly had built
Were cracking wide and crumbling in an acid rain of guilt.

I put on boots and gloves and cap, shame stinging every pore
And armed with squeegee, sand and map, I went out my front door.
I drove in from the suburbs to the older part of town
The pastels of the newer homes gave way to gray and brown.

I had that disembodied feeling as the car pulled up
And stopped beside the wooden house
That held the Christmas cup.
How I got up to her door I really couldn’t tell . . .
I watched my hand rise up and press the button of the bell.

I waited, aided by my nervous rocking to and fro
And just as I was thinking I should turn around and go
I heard the rattle of the china in the hutch against the wall.
The triple beat of two feet and a crutch came down the hall.
The clicking of the door latch and the sliding of the bolt
And a little swollen struggle popped it open with a jolt.

She stood there pale and tiny, looking fragile as an egg.
I forced myself from staring at the brace that held her leg.
And though her thick bifocals
Seemed to crack and spread her eyes,
Their milky and refracted depths lit up with young surprise.
“Come in!” “Come in!” She laughed the words.
She took me by the hand
And all my fears dissolved away as if by her command.
We went inside and then before I knew how to react
Before my eyes and ears and nose
Was Christmas past . . . alive . . . intact!

The scent of candied oranges, of cinnamon and pine,
The antique wooden soldiers in their military line,
The porcelain Nativity I’d always loved so much,
The Dresden and the crystal I’d been told I mustn’t touch.
My spirit fairly bolted like a child out of class
And danced among the ornaments of calico and glass.

Like magic I was six again, deep in a Christmas spell
Steeped in the million memories the boy inside knew well.
And here among old Christmas cards so lovingly displayed
A special place of honor for the ones we kids had made.
And there, beside her rocking chair, the center of it all
My great Aunt stood and said
How nice it was that I had come to call.

I sat and rattled on about the weather and the flu
She listened very patiently then smiled and said, “What’s new?”
Thoughts and words began to flow. I started making sense.
I lost the phony breeziness I use when I get tense.
She was still passionately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I did.
She was positive. Encouraging. Like when I was a kid.
Simple generalities still sent her into fits
She demanded the specifics . . . the particulars . . . the bits.

We talked about the limitations that she’d had to face.
She spoke with utter candor and with humor and good grace.
Then defying the reality of crutch and straightened knee
On wings of hospitality she flew to brew the tea.
I sat alone with feelings that I hadn’t felt in years.
I looked around at Christmas through a thick hot blur of tears.

And the candles and the holly she’d arranged on every shelf,
The impossibly good cookies she still somehow baked herself.
But these rich and tactile memories Became quite pale and thin
When measured by the Christmas
My great Aunt kept deep within.
Her body halved and nearly spent, But my great Aunt was whole.
I saw a Christmas miracle, the triumph of a soul.

The triple beat of two feet and a crutch came down the hall.
The rattle of the china in the hutch against the wall.
She poured two cups, she smiled, And then she handed one to me.
And then we settled back and had a cup of Christmas tea.

另外,附上冯一刀没有朗诵的一首原创诗

《12月12日》

写于2010年12月12日
by 冯一刀

没有女人
床是空的,也心是空的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发现
曾经设想清灯孤寂的生活
隐居山林,甚至以此终老
这雨夜却教我格外想念女人
心里只有格外的惆怅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错过了离开了的女人
所有的一切,证明了男人离不开女人
人生啊,是一条怎样的河流
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确定未来
谁是那个在有一天早晨——
她的鼻息轻轻冲到你的脸上
而你会像婴儿般享受她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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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一份不满意的答卷

December 31st, 2013

2013,马上就要过去了。回首一年,碌碌无为,时光蹉跎,惟留羞愧。看看白板报发表的博客数量就知道了,全年发文30篇(其中5月、8月各只有1篇),这只相当于2010年一个月的文章量。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变得这样惫懒?当奶爸?这个借口太无耻了,因为都是我媳妇在全年无休地带娃。身体欠佳?有一点,但没到不能写字的地步。工作太忙?也是胡扯,这一年只出了12期杂志,写了一个剧本而已。

我想一个原因是这一年深刻体会到表达的无力感。满腔怒火之花,无法形成语句,只能填塞胸间,偶尔憋不住发一两声,也不过詈词粗口,或只是喧哗骚动,没任何意义。

偶尔买到一本翻译得稀巴烂的书(例如:李伟红翻译的《宽银幕》)让我愤怒;去服务质量很差的餐馆排队(例如:定安路灶丰年间)会让我愤怒;漫天雾霾、自来水异味、投标被黑,都让我怒从心起,甚至看《国土安全》第三季看到美国人到伊朗领土上横行霸道,也会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年轻时有了气,会当场发泄出来,至少会写下来,而中年之后,却更多地选择沉默。

这一年我开通了微信公众帐号,看上去与时俱进,其实更像是小区里老不正经的老汉跟着年轻人赶时髦。就凭我现在的写作状态根本无力维护一个微信公众号,何况两个。与其发一些旧文滥竽充数,还不如早点停掉。

乏善可陈的2013,也有几件有意义的事。首先是,开始补电影课。这一年看了约翰·福特、大卫·里恩所有的代表作,并开始看希区柯克、黑泽明、怀尔斯等人的电影。养成了看完电影就读剧本的好习惯。但是,这一年没能写出电影剧本,失约失人,愧哉愧哉。

读书方面,今年重读了一遍《新约全书》。发现了一本好书:桥本忍写的《复眼的影像–我与黑泽明》,仔细通读了《编剧的艺术》,正在读舟桥和郎写的《电视剧脚本作法48讲》,越发觉得日本人写的书最靠谱。

这一年最大的收获还是识人吧。在牟森的介绍下,认识了艺术思想家高士明、戏剧构作满宇轩、画家王公懿、左翼思想家陆兴华等人,获益匪浅。还有通过刘淼,认识了简书的朋友、诗人乌青、摄影师拉黑等人。今年还见了鹿童、小燕、大学梁同学等新朋老友,一并感恩。

来年,许个愿,博客文章量增加到至少100篇。只要有条件,每两天看一部电影,读一个剧本,写一篇学习笔记。

希望明年此时的总结,不再满是羞惭与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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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黑色喜剧《抓壮丁》

December 25th, 2013

抓壮丁

在芦苇的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中,谈到写对白不易,作为编剧,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芦苇自己一旦写对白没了招儿,就从三部作品中猛吸营养:《茶馆》、《雷雨》、《抓壮丁》。

《抓壮丁》原是吴雪等人在1943年创作的一部讽刺话剧,1963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露天电影曾经放过,但是因为是四川方言,又没有字幕,根本看不懂。今天下午,在网上找到《抓壮丁》的影片,很愉悦地看了一遍,意犹未尽,又去找它的剧本。没有找到免费的,便在一本出售旧杂志电子版的网站上花13.5元(实际充值50元)买到了《抓壮丁》的PDF版。

《抓壮丁》全部用四川方言写成,语言生动鲜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不是为了俏皮而俏皮,一切都为内容服务。

《抓壮丁》的故事很简单:在国民党抓壮丁的大背景下,地主李老栓一家与狡诈的王保长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然而,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又是一出复杂的黑色喜剧。

首先,它否定了抗日爱国、民族国家、新生活运动等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当初剧作家是出于反蒋的需要,这样构建故事。然而,现在看来,这是很普世的人道主义主题。民族国家之类说辞,不过是官僚用来压制盘剥老百姓的工具。剧中把”蒋总裁“解读为”总发财“,抛开具体人物,置换到今天的政治语境,依旧入木三分。

第二,它把悲剧和喜剧、残忍与谐谑有机结合于一体,酷似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尽管它比《低俗小说》要早半个世纪。在这出喜剧中,有三处死亡(佃农姜国富、征属芋仔媳妇和三岁孩子),一次强奸,一次调戏未遂,还有若干敲诈和欺骗。这完全是反好莱坞喜剧定律的。按照美国编剧总结的”规律”,喜剧中不能有人真正受伤害,不能有真正的死亡。

第三,这出戏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在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意义。地主李老栓一家,既是剥削者和施暴者,也是被盘剥者和暴力的受害者。当李家三嫂子说起芋仔媳妇之死,她显然不知道,同样的厄运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财富并不能让李老栓一家免于患难,只有当了副官的大儿子衣锦还乡,才为家族撑腰报仇。对于普通百姓姜家来说,要么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要么到华蓥山上去当“土匪”,想过太平日子是不可能的。参加国民党也罢,共产党也罢,都不是老百姓所希望过的生活,但事实上,他们无从选择。

第四,这出戏有浓厚的布莱希特辨证戏剧的味道,里面的主要人物,都难以用好和坏、黑和白来概括,呈现出复杂时代的多面性。王保长骗了李老栓一家,甚至调戏了李家媳妇,但当李家大儿子归来,把他打了一顿之后,还是把他当成自己人。这让我想起我生活中遇到的民营资本家,他们采取的超道德的务实态度,跟李家类似。前脚刚被人欺负,后脚与之称兄道弟、同流合污,一切皆因利益使然。罗素所谓中国人缺少道德冲动,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出喜剧的复杂性、多面性,决定了它的命运。在文革期间,它因“同情地主阶级”受到批判,被列为毒草。改革开放之后,得到解禁,其编剧吴雪也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近年来,它还被抻长胡编成电视剧。这出喜剧的命运,本身就是一出黑色喜剧。

电影版与话剧原作相比,改编的地方不多,我非常喜欢电影版中一处改动。王保长向李老栓解释为什么彼时的军属称谓:“抗属”不准叫了,要叫“征属”。在经过李老栓的几次谐音打岔(他听成了“蒸薯”),两人有一段对话。

王保长:这个抗属呢,就是抗日军人家属。是打日本鬼子的。那个征属呢,就叫出征军人家属。

李老栓:是打哪一个的呐?

王保长:这,嗯,看着哪一个不顺眼打哪一个。

《抓壮丁》的启示:一部喜剧,不管情节有多离奇,故事有多极端,一旦接了地气,语言生动,人说人话,鬼说鬼话,不千人一腔,对白与人物一一对应,而非万能替换,想不成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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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票大的

December 25th, 2013

牟森是我的戏剧启蒙老师和多年的朋友,2000年的时候,他和我曾经拿着资本家的风头一起搞过一个网站,网站没成功,但我收获了与他的友谊以及对当代戏剧的认识。牟森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拧开一个又一个“小二”,跟我探讨格罗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我一面随声附和,一面忙不迭地把面前油闷大虾消灭干净。那时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一个。听了牟森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戏剧可以用来表达那么多东西,包括心灵之痛。

有一个晚上,牟森拿来一盘录像带,我起初以为是毛片,就兴致勃勃地坐在地上看起来。舞台开启,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拿着电焊在焊钢筋,蓝色的弧光一阵阵闪过,而几个演员在前台开始了顽强的诉说。后来,钢筋焊好了,一根根立在台上,一个女演员,拐着一篮子红彤彤的苹果,在钢筋丛林里穿行,并且把苹果插到钢筋上。忽然演员们情绪激动起来,四处大叫、奔跑,并把苹果一颗颗从钢筋上摘下来,扔进一个舞台一侧一个大功率的工业鼓风机的扇叶上,噪音四起,汁液四溅……那一刻,我的心被刺了一下,但找不到痛点在哪儿。就好像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但说不出哪儿不对劲。这个戏就是牟森根据于坚长诗《零档案》改编的同名先锋戏剧。

2013年10月20日晚上,在黄浦江边原上海水泥厂的6000平米的预均化车间里,录像中的场景再现。这是牟森的一次新的航程,新的冒险。这也是上海徐汇区“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开幕式。巨大的车间穹顶,一束光照射下来,像创世纪。荷兰声音艺术家雅克·布朗克站在巴别塔一样的大型机械上,用他不懂的汉语,带领一群民工念《彼岸》的台词,继而又用荷兰语重复同样的台词。民工们亦步亦趋地跟着鹦鹉学舌,他们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里比在建筑工地干活轻松多了。演出的第三部分结合了《春之祭》、《零档案》、广场舞、现代舞和工地劳动。民工奔跑着把一排排焊在框架上的钢筋摆满舞台,场工把一车车水果市场批发来的青苹果倒在地上,中老年舞者把苹果一个个插到钢筋上。一个少女舞者出现了,她在钢筋之间轻盈地跳跃、艰难地挣扎,每一次披荆斩棘都让人为他捏把汗。最后,钢筋丛林和舞蹈队伍把她重重困住,与皮娜·鲍什《春之祭》版本中少女被裸体献祭不同,这个中国少女穿得明显要多一些。看到这里,我低头给牟森发了一条微信:“骗子,说好的《春之祭》呢?”

牟森无意与经典的《春之祭》PK,他要做的是“奥德赛”,是“盛墟”。牟森说:“当我看到主展场的宏伟穹顶、圆形360度铁轨,还有像巨树一般的搅拌机,自然而然地,用‘奥德赛’这种方式来叙述上海城市历史的想法就出来了。”他一再否认自己做的是戏剧,他说他做到是当代艺术。

牟森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西岸双年展”项目的发起人,高士明想借助这片工业废墟演绎上海开埠一百年的历史,不单单是反思,而是表现席卷命运、泥沙俱下的进程。走进水泥厂预均化车间的那一刻起,高士明就感到了搅拌像历史,把中国和上海的命运搅拌在一起。两人一拍即合,遂确定了《上海奥德赛》戏剧部分的主框架。

刘畑是高士明的博士生,一位典型的跨界青年才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因为机缘巧合来到了杭州,与中国美院邂逅,并考取了高士明的博士生。刘畑是《上海奥德赛》的导演之一,与另一位导演马楠以及王子月、亦璇、照照等美院才俊一起,来到牟森麾下,全程参与了新奥德赛的诞生。牟森告诉刘畑等弟子,“巨构”的概念是他从上世纪60年代建筑学里借用来的,当时日本有个建筑创作组织‘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他们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巨构”(Magestructure)概念,是对城市与有机体的生物学比喻,更多指向城市的区域甚至整个城市,跟城市规划、建筑都有关系。“对我来说,我其实早就不做剧场了,对那种有多少个座位的剧场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让我更兴奋、更着迷的是城市。”牟森说,“所以,云戏剧首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它不由情节来串联,而是N个独立的艺术家作品链接为一个超大规模、紧密相连的东西。它一定要有特定的主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间性结构,这就区别于普通的展览作品了。”

牟森对史诗、巨构、巨作、三部曲等概念一向非常着迷,他把叙事当成一种产业来对待,他说,叙事是一种生产力。我对牟森说,倘若我擅长讲故事的奶奶九泉下有知,听到你这话该多么欣慰啊。早知道这样,她就不靠纺线为生,而改行讲”瞎话儿“(山东方言:故事)了。

牟森一直憋着干一票大的,他所说的一件大事有六项指标:

一、它是你自己喜欢、热爱、迷恋和着迷的,为它做任何事都在所不惜,是一种享受。

二、这件事一定是你自己擅长的,包括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应该是你擅长的。

三、这件事应该是有市场的,或者说是有收益的,不是单纯的玩票,应该是有回报的。

四、这件事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是你干一票干两票这个事就完了,没得可干了,而是可持续的,一票接着一票地做。

五、这件事在最大程度上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你受制于人的因素相对小。

六、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件事要面对的市场环境、资源环境,都是瞬息万变,会发生各种事情的。但是一定要有个东西是贯穿的,是不变的,即所谓的愿景。

按照这六项指标来考量,《上海奥德赛》无疑应该符合一件大事的标准。牟森十年前还在导演抗击非典的主旋律戏剧,今天终于干了一票大的。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随着该项目的成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方政府和大地产商看上了牟氏跨媒体”巨构“的市场潜力,深圳、大理相继朝他挥来橄榄枝。背靠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这棵大树,牟森也许能像张艺谋”印象“系列一样,开创一种新型的演出和赚钱门类。

作为牟森的朋友,我希望他越做越大,兑现他十三年前的承诺,让我在他导演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扮演军需官迈洛,按照牟森的设想,他要在舞台上设计一个巨大的鱼缸装置,里面装满活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当我,也就是迈洛走上舞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螺旋桨从舞台顶部缓缓降下,伸进鱼缸里。只等我一声令下,马达开动,螺旋桨在鱼缸里剧烈搅动……假如这一切成真,我不会下这个命令。我会把鱼捞出来卖给观众,然后自己坐进鱼缸里,等待螺旋桨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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