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ZT:昔日科技城，如今已经变成了空城（组图）

I.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6月份要推出一期“捕捉地震”专辑，专门剖析汶川地震的成因。

对本期杂志，我不抱很大期望。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都不会超过美国版的《国家地理》，也不会超过日本地震学家。前者，在2006年就做过地震的专题；后者，做了一个专门解释地震预兆的网站。

那些地震云让我心惊肉跳。

II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在神圣的祖国。”

今晚，脑海晃荡着海子的这句诗。

III

他的内心没有诡诈，因为他的心就像一个孩子。

昨夜，他用了一个小时，为来杭州治病的川娃子们做了这个博客。

IV

金老师来杭，晚上她离开比帐篷车间还繁忙的人才流水线，跟我匆匆见了一面。

金老师为我带来6个柯达，这些胶卷蒙着一层层黑布，逃过了机场锐利的X射线，它们将在我的Minilux中慢慢曝光，我得要走多少里路，构多少回思，才能对得起36×6张飞行了几千里的底片？

莫非为我捎来一个羊皮小本子。这个本子精致而庄重得只能用来干三件事：写下预言家的临终遗言；记录地下组织的名单；写大额的欠条。

V

跟金老师谈起这次大地震，谈起赶赴四川的摄影记者。

我说我欣赏唐师曾的片子，金老师向我推荐了贺延光。夜里，我找到了贺的地震博客。

贺延光曾经记录下中国40年每一个重大历史瞬间，这一次，他的镜头也记下了民族的大恸。

这又是怎样的惨烈！

VI

BBC援引《简氏防务出版集团》报导说，中国的航天与防务工业因为四川大地震而”损失惨重”。

“多难兴邦”那四个字，像先知的话，令我越想越心生敬畏。

VII

有多少报道，就有多少质疑。

我怀疑那个5所希望小学屹立不倒的教父现代版故事，因为讲故事的是个善于制造舆论、鼓动情绪的人。

我不信鼓动家的宣传，我更信普通人的善意。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淘海人的信仰。有学者分析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鸦片是最重要的镇静剂，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鸦片的说法未必是贬义。

迁徙而来的惠州渔民把妈祖文化带到了石塘。当地渔民在传统上把妈祖为“天后”、“圣母”、“女神”到处建宫立庙，温岭规模较大的妈祖庙就有26座。关于妈祖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传说。相传妈祖是一位美丽的渔家少女。一次她父亲和两个哥哥出海打鱼。妈祖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飞鸟，口中衔着落水的父亲的名字，爪子抓着两个哥哥的名字。正当要将他们的名字救上岸时，妈祖的母亲把她从梦中惊醒，她父亲的名字落到水里。后来他两个哥哥哭哭啼啼地带来父亲淹死的噩耗。妈祖悲痛欲绝，化作女神，天天为每位出海的渔民祈祷。

我们来到东海村祭拜妈祖的天后宫，看到墙上写着“保我黎民”、“舟泰人安”等祝福的话。相隔不远的里箬村有个水神庙，供奉的是夏禹王，渔家尊称为“平水禹王庙”。大禹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讨海人长年跟海水打交道，相信水神也能保护一方平安。夕阳西下，石塘渔港里，一艘艘渔船上“以马内利”四个红字格外引人注目，“以马内利”出自《圣经》，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石塘后山村最高处的寺庙里，暮鼓敲响，香芬缭绕，僧人们立在晚风中颂经，僧袍飘飘，仿佛乘风而来，又好像踏浪而去……

天光暗下去，灯火亮起来，市语渐歇，潮声浩荡，石塘在大海的怀抱里安然睡去。在千里外的济州岛海域，黑暗的洋面上漂着一艘渔船，机舱里，灯光下，船老大捧起一本书默念：“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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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之一：寻访石头镇

石塘之二：石头守护的渔村

石塘之三：讨海人

石塘之四：船老大

石塘之五：长存的信仰

“讨海人不好做啊！”张文军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诉苦。他是仍然在从事远洋捕鱼的船老大，也是一艘长45米、宽7米的双拖船的股东之一。“你听说过山西的煤老板亲自下矿井挖煤吗？肯定没有吧。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自下海捕鱼。”

张文军的双拖船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漂浮在韩国济州岛附近的大海上，如果是拖虾船的话，要在海上呆九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生效以后，温岭外海捕捞渔船进入韩国管辖水域、韩方一侧的过渡水域的作业规模减少90%。张文军的船必须十分小心，与韩国海岸线保持36海里以上的距离，因为闯入韩国水域的后果是面临高额的罚款。1995年，一艘温岭渔船进入济州岛附近韩国专属经济区海域，结果被韩国海事警察罚款1450万韩元。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前后，张文军双拖船从温岭渔港启航，航行40多个小时到达济州岛附近海域。出海的这半年，他的渔船每天要消耗18桶柴油（每桶180公斤），油价上涨，渔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张文军感叹道。15年以前带鱼一元多一斤，现在还是1元多一斤。二两重的小黄鱼四元一条，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如今一网下去，也只有七八千元的毛收入。

在石塘经常看到墙上着的“介绍船员”的广告。如今，只有很少的石塘本地人做普通船员，也就是“小工”。大部分船员来自陕西、安徽、贵州等不靠海的省份。对于外地打工者来说，船员是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职业，虽然出海危险而辛苦，但按照目前的行情，“小工”可以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而这恰恰又是让张文军等船老大们大倒苦水的地方。

“他们哪里是小工，他们是阿公！”张文军说最不敢得罪的就是船员，因为一艘船上也就十一二个人，作业时需要全员满负荷运转。如果有两个小工罢工，这鱼就没法捕了，船也没法开了。那样只好把两个人送回渔港，来回的油费就要5万元，“相当于欧洲18日游。”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船老板在雇用海员的时候往往应用一条潜规则：确保同一省份的船员不超过两名，以免他们在船上抱团。

以前船老大是船上说一不二的人，现在不得不对小工们陪笑脸，而且还要担负起做饭、打扫卫生的任务。过去船上的那些规矩也渐渐不在了。比如，崇尚清洁。外地的船员根本不管这些，还满地丢烟头。以前渔民从不再作业的一侧甲板上小解，现在也没人遵守这个了。“现在的船老大一个个像小绵羊一样温顺。”

抱怨归抱怨，张文军还是承认，到了海上大家就平等了。在船上，每个人的作息时间都不由人决定、是由鱼决定的。网放下去的时候，大家可以休息，而到了起网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必须起来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谁都不行。而从下网到收网的间隔，多则四、五个小时，少则只有二、三个小时，睡也睡不踏实，因此每个人的生物钟都是乱的。船上没有专门的医生，只备了一些常用药，如果谁得了病，要靠身体的抵抗力撑过去。如果病得严重的话，就要等运输船来的时候“寄”回去。运输船往来于石港与济州海域之间，负责运送柴油、蔬菜，也运人。

船员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他们跟陆地用三种方式联络，一种是单边带（远洋通话系统），一种是卫星电话，还有一种是传统的口信，通过运输船上的人传达。海上没有报纸，也收看不到电视，他们闲下来的时候，会看看DVD。

到了农历的六月十五，捕鱼的船会陆续返航，回到石塘渔港。而船员们上岸后，也就各奔东西。不过到了来年，有一些老船员还是会回来，张文军说，“因为毕竟大家在船上相依为命，也算是兄弟一场。”

远洋渔船的效益究竟如何，利益又是怎么分配的？石塘一位陈老板现身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他的船实行的是股份制，具体做法是：包括陈老板在内的4名投资人每人出资33万元，共计股本132万元。这笔股本金分成37股，其中25股属于投资人，12股属于船员。船上共有11位船员，船老大拿1.5股，轮机长等技术工种拿1.2股，其余小工每人1股。

投资人负责船舶维修、保养、鱼网和钢管的费用。而柴油、冰、食品等维持船舶运行的费用由大家平摊。

去年一艘渔船总产值140万元，减去柴油、冰、食品等成本，最后毛利为近80万元。80万元的毛利被分成37等份，也就是每股收益，约为2万元，这也是一名普通船员分得的红利。

陈老板等四名投资人可以获得25股的收益，即50万元，但这必须减去一年花在船舶维修、网具购置上的费用，约8万元，最终陈老板分得红利10.5万元，除以他最初33万元的投入，投资人的年收益率为32%。从以上这组数字可见，在远洋捕鱼业中，投资人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对于大半年都在波浪里打拼的讨海人来说，收入跟付出似乎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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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之二：石头守护的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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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之四：船老大

石塘之五：长存的信仰

“讨海人，不是淘宝的淘，是讨饭的讨！”石塘人家饭店的林老板看我的采访本上写着“淘海人”，就一字一顿地给我订正着。

温岭市石塘、箬山的渔民绝大部分祖籍福建惠安。据《琅玕陈氏族谱》等资料记载，从清康熙年间开始，惠安、白奇铺的闽南渔民，到大海中讨生活，来到此地做短暂居住，并陆续迁徙定居。渔民中以陈姓最多，郭姓、庄姓次之，至今已历时300余年。

林老板14岁就下了海，那时的他踏上的是父辈们曾经走过的路。渔民有一个术语叫“船伴仔”，指的是过去渔家的男孩九、十岁就下海，他们随着父兄或亲戚到渔船上，适应海洋生活，同时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船舱地底刮水、腌鱼理鱼等，吃饭之外，只有微薄的收入。30多年的讨海人生涯，使林老板见证了石塘渔业的发展。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述了石塘渔文化的变迁。

海洋特殊的地理环境，渔业作业的特殊性，造就了温岭渔区渔民鲜明的性格。《温岭渔业志》中载“渔民既胸襟开阔、断事干脆、顽强刚毅、直率豪放，又有固执己见、不听劝说之嫌。”

出海捕鱼是危险性很高的职业，渔民中流传“三寸板里是天堂，三寸板外见阎王”的谚语。正式这种严酷的环境，造就了讨海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很强组织纪律性。由于船舶的开启是依潮水而定的，无论谁都得服从。因为如果错过潮水，也就贻误了捕鱼的好时机，甚至会遇到漩涡等危险。所以民谚有“走船不等爸”的说法，意思是说到了开船的时间，哪怕是自己的老爸还没上船，船一样要开。在海上遇到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必须无条件接受命令。当遇到暴风的时候，需要降帆或者砍断桅杆。只要老大一声令下，船员哪怕没穿衣服都会立即冲到加班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讨海人的纪律性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特别爱清洁。渔船不但是渔民的生产工具，还是栖居之所，因此他们格外爱惜。渔民一有空就把甲板、船舱清洗得洁白如雪，进机舱不用穿鞋。

正因为大海危机四伏，渔民出生入死，渔民之间自古有着共济互助的传统。渔民不但待客热情，古道热肠，而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海损事故，见死不救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如果遇到溺海浮尸，会毫无顾忌地捞起带回，并出资埋葬。死人出葬，人不分贫富都会主动争相抬棺，深恐自己少出一份力，而且从不收取酬金。当地有个俗语叫“见人见份”，意思是对零星的收入和意外收获，如在海面上捞到东西，无论是老大还是船伴仔，甚至是乘船的搭客，都见者有份。

海洋环境使得渔民自发的组织性很强，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乡规民约的管辖。在里箬村的禹王庙内，就有一块禁止赌博的石碑。1948年当地居民生活相当困苦，红白喜事又崇尚大操大办。据记载，当时的乡民就自发组织起来，立下约定：凡遇到结婚红事，宴席不得超过12桌，白事不得超过8桌。有违反者，村民将率领箬山所有的乞丐到他家里吃饭。

讨海人彪悍机敏，心胸豁达，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亲情。 长期在海上作业，造成渔民与亲人之间聚少离多，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与家人的短暂相聚。渔民特别孝敬父母，民风尚厚葬。夫妻之间，不在乎朝朝暮暮，而在于天长地久。男主外赚钱，女主内经营，平常的人情往来、家里大事小事，基本都有妻子做主。在此地，天天守在女人身边的男人会遭人耻笑，女人认为男人走南闯北才有出息。因此，洞房花烛夜，出海捕鱼的事并不鲜见。

摄影家陈祥勇回忆到，他小时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渔港传来汽笛声，渔村里留守的人们在黑暗中只看船上的灯语，就知道谁家的船回来。比如，船上亮两只红灯，那代表是里箬二村（现在的前进村）的船，三白一黄灯，代表第六号船。

不过，放纵而艰险的海洋生活，也给以前的讨海人性格中带来了一些陋习。比如，固执己见，不易劝导。平素生活放纵不羁，无拘无束。尽管在船上严格守纪，但到了岸上却自由散漫。有点人粗鲁，不修边幅，平时说话带脏字，争吵中还学会了竖中指。好饮酒。

“渔民不好管理”，有很多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都说过这样的话。跟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相比，渔民的性格确实有彪悍的一面。他们能够共进退、同患难，但也会意气用事。文革期间，因反对政府禁止敲罟捕鱼的政令，当地一伙渔民群情振奋，冲到供销社，撬开仓库大门，强行购买公家的存盐。

在讨海人种种陋习中，歧视妇女最让人诟病。按照旧习俗，妇女不得上船，凡是女性接触过的东西都视为不祥。女人的手不得摸男人的头；洗衣服时，不能男女的衣裤同时洗，家里的脏活必须女人去干，一些场合禁止女子露面。郭小橹关于石头镇的小说里，就写到了祖母年轻时因为屡屡触犯渔家的禁忌（比如吃鱼时给鱼翻身，用筷子戳鱼眼，以及无意中泼了渔民一身水），而倍受歧视。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石塘女性的精神自传。1949年后，一些陋习被破除，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却不是那么容易消亡。

最初打渔的船只是钓船。石塘渔民传统的作业方式是一艘大钓船开到作业区之后，放下去许多小船。大船是母船，小船是子船。子船的任务是捕鱼，母船的任务是护子。一艘母船最多可以带十几条子船。由于子船本身没有动力，遇到风浪、海流，经常会被冲散。因此母船“失子”的现象经常发生。这种作业方式的危险性也比较高。

尽管从今天的目光看，那时的渔民装备落后，但由于近海渔业资源还没有遭受破坏，那时候是讨海的白银时代。那时候捕鱼非常简单，渔船当天出海，最迟隔一日就可以满载而归。那时候在海边，光小孩子用鱼篓抓的鱼就可以够一家人吃一天。林老板回忆说，那时沙滩非常洁净，经常可以发现五彩斑斓的类似热带鱼的鱼类，还有野生的白对虾，通体透明，抓住后把虾头一拧，就可以放进嘴里活食。

然而，随着人们毫无节制地向大海索取，近海的渔业资源日趋枯竭。陈祥勇说，这都是渔民的毁灭性捕捞造成的。在众多杀鸡取卵式的捕鱼方法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敲罟捕鱼。这种捕鱼方式，肇始于广东，1956年引入温岭，由于产量特高，渔民纷纷仿效。捕鱼的时候，由一艘大渔船，携带一二十艘小渔船，组成一个生产单元，俗称一艚。在小船上的人不停地敲击黄檀木板和竹筒，把声波传到水里。这种声音是黄鱼等石首科鱼类最害怕的。因为声波会刺激惊扰鱼类的耳石，使之生理失衡，行动迟钝。罟板响彻之处，黄鱼往中央惊逃，最后，挤在一起，小的被吓死，大的也肚皮朝天，难逃厄运。很多渔民说，黄鱼多的时候，拢起来像座小山，把停在中央的渔船都托了起来！其结果是黄鱼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温岭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敲罟捕鱼，但直到1969年才完全禁绝。

除了敲罟捕鱼之外，墨鱼笼捕杀幼仔、电捕鱼和电脉冲惊虾仪，对鱼类资源的破坏也是严重的。还有机帆船底拖网，俗称大拖风，也严重杀伤经济幼鱼。

上世纪90年代，温岭提出了“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的口号，这是为了远洋捕鱼的需要。可是随着我国与日韩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温岭外海捕捞渔船的作业规模锐减，失去了大小黑山、济州岛等传统的外海作业渔场，渔业面临严重挑战。2002年农业部提出了海洋捕捞“减人、减船、转产转业”的指令。温岭每年从市财政中拿出300万元，用于海洋捕捞渔船报废转产配套补助，同时也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300多年以来，石塘人受惠于大海，如今大海却变得越来越吝啬。面对困局，何去何从？林老板已经改行做了餐饮，但是他的一些朋友们却选择了继续做个讨海人，仿佛这就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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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石塘，你才能明白石头对于这个小镇是何等的重要。

石塘渔港分为南北两个港区。南港区即石塘本港，海岸线10公里，港池面积180万平方米，水深3.4-4米。北面有海拔237米的石塘山为屏，东南有岛屿掩护，形成有效应北、西北、东北大风的天然良港。北港区包括粗沙头、车关渔港。岸线总长8.5公里，海域面积280万平方米，只避南风，不避北风，最忌东北风。石头正是石塘港湾的天然守护神。

尽管是一片天然良港，又是阳光最早眷顾的地方，但石塘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美妙。首先每年夏秋季节的台风是石塘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在《温岭渔业志》记载了建国以来每一年石塘遭受台风灾害的情况，可以说几乎年年受灾。例如，1985年7月30-31日，六号台风在石塘登陆，台风中心滞留时间长达三小时，中心风力12级。渔村倒塌房屋650间，几百艘渔船损坏，8名渔民丧生。而2004年8月12日在石塘正面登陆的台风“云娜”，风速45.7米/秒，最大降雨量586毫米，创下了1956年来最高记录，渔业直接损失3.1亿元。其次，这里不但受台风威胁，而且时常受到强冷空气的袭击。1991年12月23日，强大冷空气带来10级以上大风，造成沉船5艘，死亡18人。

了解了这一些，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当地人要垒成石屋，不仅是为了好看，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安全。

在民俗摄影家陈祥勇的带领下，我们从千年曙光公园下行，来到了一个数十户的村落。这就是石塘镇后山村，属于温岭市级文化保护区。后山依山而建，山凹里有保存相对完好的石屋群，西南面向石塘渔港敞开，斜对着梅花屿，象一张巨大的龙椅座落在海湾边上。站在高处向下望，只见石头山下石头屋，石头屋前石头路，屋咬山，山抱屋，错落有致。古石屋墙体很厚，用内外两层乱石和泥浆砌成，墙体中每隔一定距离，中以条形石为栓，虽经百年沧桑，旧貌依然。石屋一般两层，层高较矮，门窄窗小，小青瓦盖顶，上压石块，抵御台风。这些压瓦的石块非常讲究，都是扁平的石头，不会被风吹跑砸伤人。在郭小橹的小说《我心中的石头镇》里，就记叙了小时候被大人们派出去四处捡这种石块的故事。

陈祥勇对石屋素有研究，它告诉我石塘的石屋有四代。第一代石屋是小石块垒成，用黄泥抹缝，一般有斜坡；第二代石块比较大，并且窗户上有一块平石板；阳台上有条石的是第三代石屋；第四代石屋则用上了水泥和混凝土，更加坚固。对于石屋来说，最要紧的是房顶。只要屋顶不被大风揭掉，那么石屋就是安全的。

站在后山山崖上最高的石屋外远眺渔港，我们的摄影师陈维忽然惊喜地叫出声来，“我想起来了，22年前我就是站在这同一个位置，拍过一张照片！”我们问他为什么前一天来的时候没有回忆起来，他说原因是渔港的景观已经变了，1986年，他站在这里的时候，视野中的渔港没有这道大坝。

陈维所说的大坝是防波堤。由于南面外护岛屿难以抵挡强南风和台风，从1990年开始，当地政府进行了渔港建设综合工程。其中修建了335米的防波堤，该工程请资深专家设计，先后经历了两次强台风正面袭击的考验（1997年8月18日11号，2004年8月12日“云娜”），固若金汤。另外当地还修建了两条穿山隧道，三条沿港公路和一座跨海大桥。

隧道的开通，也让石塘人可以更方便地使用更便宜的建材，于是在九十年代，推倒石屋盖新楼成为一股潮流村民建这类跟周围风格不和谐的民居，更多地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其实造大房的趋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石塘作为台州地区最先富起来的乡镇，当地人要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很迫切，加上石料价格上涨，以及工匠人工费的提高，还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比较便宜。如今在石塘镇中心区，石街、石级只能在小巷偏街才依稀可见，大多主要路面均被水泥路取而代之，街道两旁古朴的石房丛中突显几幢现代风格的楼房，显得格外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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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石屋保存完好且密集的村落，除了后山之外，还有里箬村。里箬，又名内箬，1961年改名东方红大队，后来又恢复现名。据说2004年统计，全村有1260人，多姓陈，有渔船48艘。它位于石塘镇管区西南部，东和北与箬山南新区、兴建村毗邻，南与东山村相接，西面临海，房屋依山而建，.村民们世代以打鱼为生，是一个纯渔业村。村中民风淳朴，渔味十足，是几近失传的大奏鼓的发源地。大奏鼓表演，更是具有浓郁的闽南风情，代表了箬山闽南文化的全部内涵，村内有陈和隆旧宅，是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沿着一条主巷道拾级而上，沿途小巷小道纵横交错，处处相通。半山腰上鳞次栉比的民居，清一色的石砌，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在村里人的指引下，不一会我们来到了一处别具一格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清末民初渔业资本家陈和隆的故居。由于我们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旧居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我们只能在狭小的院子里观赏了一圈。据资料记载，陈的故居属于木石结构，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分前后两幢。前楼六间面海而立，上下四层，西边是客厅，客厅底层为地下仓库，开有水门，涨潮时船可直接泊到屋内卸货。楼前有80多平方米的观海凉台，青石栏杆上雕刻着各种戏曲人物和海洋动物，设计别致。前幢的门框、凉台石柱、栏板上的图案装饰都精雕细刻。东面建有花园，现尚存一角，立有《陈氏小园记》碑一方。后幢共楼房七间，分三个部分：东边三间是主人住宅，名曰“振声庐”，中间一间是楼梯过廊，西边三间是生活用房。后楼依山而筑，两边建方青石炮台。两幢楼之间有飞桥相通。

在故居的门口，细心的同事发现了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大家猜测这是做什么用的。旁边的文字介绍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为了看家护院而修的射击孔。

在历史上，石塘渔民除了忍受大自然的坏脾气，还经常应付海上匪盗的侵扰。宗教在这里是渔民们精神的安慰剂，妈祖庙、禹王庙，基督堂在这个渔港中并存。人们都明白，若想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仅靠石头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从祖辈开始就向吉凶难料的大海讨生活，他们给自己取了个谦卑的名字—讨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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