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字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涪陵任教，1999年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担任剪报员，后来成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他因写了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和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寻路中国》）而名声大噪。他的第一部作品《江城》（River Town），讲述了他在涪陵师专当外教的故事。作为中美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样本，这本书写得极为生动有趣。
何伟首先感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博大。何伟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对学生们对文学动辄进行政治解读表示十分无奈，但当学生们朗诵莎翁十四行情诗的时候，他被感动了。在美国，已经没人这样读诗、更不用说背诗了，而任何一个中国学生都可以背诵一批古诗词。
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太多，每当中国人跟他用汉语谈话的时候，都喜欢用手比划，把字写在空气中，写在掌心里，写在桌子上。何伟于是明白了，中文是一种可以触摸的语言。
何伟试着开始认识四川，了解中国。他跟妻子张彤禾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对电视的痴迷。刚当外教的第一年他给学生布置寒假作文，结果收上来大失所望。在春节，这样一个比圣诞节还要古老的节日，学生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
在中国，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因为他是涪陵这个城市将近50年来第一个定居的老外，他的一行一动都会被关注。乡民们也会叫他“洋鬼子”，拿他取笑。但他发现一旦跟这些人熟识了之后，他们马上变得非常友善。
开餐馆的黄家，除夕之夜邀请何伟到他们家吃年夜饭。他们明知道自家两岁的儿子见到洋鬼子就哇哇大哭，但还是邀请了他。何伟反思道，我们美国人会邀请一个黑人或外国人来家吃圣诞大餐吗？也许会，但肯定出于某种目的，例如教育孩子。但黄家邀请他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怕他孤单。
何伟其实不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除夕是家族团契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是绝不会邀请外人吃年夜饭的。甚至连自己出嫁的女儿都不行，因为她也已经是外人了。所以黄家的行为不仅仅是友善，而且简直是破天荒了。
但何伟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思想的矛盾与沟通的困难。何伟学中文，课堂上讲到科学技术这一章，一位思想正统的廖老师说：“你们美国人说中国没有石油，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了大油田，并且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何伟忍不住反驳她：“从1995年开始，贵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了。美国从来不会未石油能否自给自足而烦恼。因为美国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进口到石油。只有那些想闭关锁国的国家，才关心石油是不是自足。”
不过他很快发现跟中国老师辩论是无解的，一方面是中文教科书站在他们那边，另一方面语言也站在他们那边。中文设定了词语，例如“抗美援朝”，这让辩论朝鲜战争变得很困难，显然这个名词暗示了美国就是错的，是需要抗的，这还有什么好辩论的。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喜欢说，“我们中国”，“你们美国”。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两个国家的事个人化，上升到自尊层面，这就没办法辩论了。
还有一种情况，何伟在课堂上讲了学生不爱听的话，例如说中国也有种族歧视，学生们马上低下头、梗起脖子。这让何伟发现自己是个体，而学生们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孩子他伤不起。
但是沟通仍然在继续。《江城》中最感人的一幕是何伟的父亲从美国来四川看他，何伟带他去看当地一位老神甫。两位老人开始用拉丁文交谈，何伟静静地坐着，感受这奇妙的一刻。这门古老的语言，填平了文化、地域的鸿沟。
在给何伟送行的宴席上，外办的王先生不留情面地取笑何伟的汉语，这个时候那位平常喜欢跟何伟辩论的廖老师，义正词严地纠正了王。何伟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是啊，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比起来，政治观点的差异实在算不了什么。
《江城》首次出版于2001年，2006年再版后记中，何伟惊叹中国的巨大变化。书中很多描述都已经与现实不符了：去涪陵不用再走水路，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铁路也已经在修建中。当然最大变化是人，他的弟子们散落全国各地，没人留在涪陵。只剩下那座永远在建设中的江城依然锁在迷雾中，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驱走雾霭的晨曦，这就是何伟中国三部曲在今天的意义。
以上是见报稿，以下笔记是《江城》的另一面，它决定了这本书可能不会在国内翻译出版。
何伟学中文，发现针对外国人的中文课本实在太欢乐了。有一课编了两个美国学生对话。一个说中国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约翰说：”为什么一党领导的国家就不能高度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每个阶层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老师问，有人对“中国一党专政高度民主”有疑问吗？何伟举手说：“一般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民主。”廖老师跟他解释中国人素质低，不能现在搞民主，否则会被坏人欺骗。
在中国涪陵，让何伟重新认识什么是民主。在美国，何伟感觉不到多民主，他投票，但这一票无关大局。他参加游行，但也不是组织者。但是到了中国，他才明白，民主就是选择的自由和宽容。在美国，你有权利漠视政治，有权利不参与，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啊。
民主就是可以选择，而在中国你没的选择，作为异议者的代价高昂。
一个跟当朝同岁的老教师，深情地对何伟说邓小平的伟大在于结束了政治运动，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何伟心想，我没觉得你们有多自由啊。又一转念，唉，看来文革比现在糟糕多了。
在何伟看来，中国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就像蓄奴时代的美国宪法里规定了人人平等一样。他自己最喜欢中国宪法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当然，这是个Joke。
何伟说，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谣言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对，至少媒体是自由的。来到中国，他开始第一次怀念家乡的阴谋论。
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听啥信啥，因为邓小平说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大家就真诚地相信了。何伟开玩笑说，毛泽东有67%的功。马上有学生给他纠正：少了3%。
令何伟惊奇的是，学生们在表演课本剧的时候，模仿文革批斗的场景，场面极其欢乐。何伟本来以为，大家会沮丧呢。
何伟发现，中国人的笑里藏了很多东西。当学生告诉他邓小平死去的消息时，她脸上挂着笑容。但这种小时隐藏真实感情的笑，当中国人觉得难过，尴尬，愤怒的时候，也经常会笑这么一下。我不得不说，何伟观察得真细。
何伟惊讶地发现，街上的老汉比学生们头脑清楚得多。例如，老汉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如果不是殖民地，香港就没有今天的发展。何伟说，可是我的学生们跟你想的不一样。老汉说：瓜娃子懂啥？何伟说，老师们也不同意你的看法。老汉说：拜托，他们是吃这口饭的。
当地出租司机罢工，有一个跟何伟一个组织（Peace Corp.）派来的外教因深度参与而被请去喝茶，最后遣送回国。何伟这才惊奇地知道，原来外教们在课堂上说过的任何犯禁的话，派出所里都有存档。何伟想象不出是哪些学生在负责记录他的课堂言论并且告密，或许就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或许是自己的几个爱徒。
来中国之前，何伟原以为中国大学生中的异议者聪明、勇敢、有魅力、有远见，但是到了涪陵师专之后，他才发现这样的学生都早早入党了。唯一保持异议的男生，是个失败者，成绩差，常挂科，不爱社交，甚至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Rebecca.
我觉得何伟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习惯了圆通模糊、怎么都行的思维方式。他太相信人们写的和说的，而不知道他们可能在执行双重标准。当班上的学生写下政治正确的作文的时候，当一位老师告诉他一生只信共产主义的时候，也许这些人正在运用奥威尔所说的double think，模棱两可的思维。进而，中国人对信仰的理解跟西方是不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相信”上升到“因信称义”“靠信仰得救”的高度，信仰在中国跟一切东西一样，都是手段之一种，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只有权变。
远去的江城只是雾中风景，但是通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景物，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以前没有留意的真相。中国可以改天换地，但有些东西始终难以撼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