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Country Driving》是何伟“中国三部曲”完结篇，书名既可以翻译成“在乡村驾驶”，也有“由农村驱动”的意思，经译者李雪顺与作者商议，翻译成卖《寻路中国》，可谓信达雅兼备。本书是何伟三部曲中风格最成熟、内容最丰富、用功最扎实的非虚构作品。内容正如书名副标题所说是：“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这本书分三部分，一、长城，二、乡村，三，工厂。第一部分讲述了何伟在中国考出驾照，并且租车沿着长城遗址独自驾驶的故事。

何伟写作的一个技巧，就是反复使用一个正经八百的官方材料，穿插于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在《寻路中国》第一部分，他反复使用“驾驶员理论考试选择题”这一材料，把书本上荒诞的答案与路上更为荒诞的现实做比较，顿时妙趣横生。

何伟一上路就看不懂了，农民怎么把粮食都晒在马路上，他不敢驾驶在食物上，但是农民用手哄他：“开开。”他开过去才明白，农民是利用汽车的碾压让粮食脱粒。他感慨说：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一次性公然违反两种法律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食品卫生法。

世界上哪有一片土地像中国这样盛产奇人，何伟参加乡村葬礼遇到一个风水师张宝龙，这成了他揶揄的对象。因为张大师的名片上罗列了20多种头衔，从看风水，选墓穴，到拖车。他的儿子也是风水师，但他的一个女儿是护士，何伟说这让他“今生来世都有保障”。

何伟发现并举报了中国北方一个县骗取世界银行贷款假装种树的把戏，但没有人理他这个茬。

何伟书中披露，1990年代，大众把在美国一条废弃的VW FOX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东北，改名捷达，从此力压桑塔纳成为中国销量最大车。通用每卖出一辆别克REGAL比在美国本土卖，利润高一倍。

《寻路中国》三卷书中，最倾情最投入最感人的是第二卷乡村。在怀柔三岔村，何伟不再是一个局外人和观察者，而是乡村故事的一部分。跟《江城》时代相比，他更加融入当地生活，参与到村民的悲喜、斗争与患难之中。读罢令人唏嘘不已。

2001年，何伟来到北京怀柔的三岔村定居。这个京畿宝地的村庄，鼎盛时期只有300人，现在更加寥落，全村没有一辆私家车，没有一个手机，人均收入250美元，全部财富来自树上：核桃和榛子。

何伟观察真仔细，他发现中国农村年轻夫妇家里最喜欢贴双胞胎的海报，因为在中国这是唯一合法生两个儿子的方式，生了双胞胎就是中了头彩啊。

小何同学刚到三岔村，有个搅屎棍村民，欲出租房子给他而不得，天天报警，警察来了，不允许何伟何同伴过夜。两个人就用小恩小惠和请客吃饭贿赂派出所小民警，很快民警让搅屎棍赶紧歇菜。何伟发现，中国警察看上去很凶，但跟其他中国人一样，很实际。

何伟见证了三岔村一个留在村里的年轻人魏自奇的奋斗史，他外出打过工，厌倦工厂里的重复劳动，回到村里。他投资养水蛭，每天喂鸡血猪血，但水蛭都死了。他是村里仅有的野心勃勃的人，他想发展旅游，但没人听他动员，有野心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

何伟言：生活在中国，他经常有一种脑子转不过弯的感觉。嗨，莫说你一个外国人，我们这些土生土长、歌哭于斯的土著们，也经常觉得脑子不好使啊。

如果没有带孩子住过医院，你怎么敢说你了解中国。何伟房东魏子淇的儿子魏嘉病了，何伟开着租来的捷达送他去北京的医院，从而见识了医生可怕的嘴脸。何伟动用了他海内外的关系，分析孩子的病情，排除了白血病的可能。

医生要给魏嘉输血，何伟怀疑血库里的血来历不明，医生很不耐烦，跟何伟起了冲突。他被医生气得发抖，动用了在北京的所有关系，调查清楚了血液来源，才敢让魏嘉输血。整个过程中，魏嘉的父母始终保持平静，他们已经逆来顺受惯了。

魏嘉的病好了，何伟真正被三岔村接纳，他不再是个局外人，而是村民眼里的自己人。他甚至可以列席村民的讨论，见证中国基层政治的激烈斗争。

魏子淇一家的变迁，是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处于上升期中国农民家庭变化的缩影。他第一个搞农家乐，靠勤劳致富。同时作为精英被吸收入党，从而进入乡村政坛。他“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

在中国乡村，党不忘给它的成员以好处，有时是一幅宣传画，有时是组织去海滨城市旅游。何伟在三岔村亲历了当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员先进性教育”。党员们学习的重要内容是听宣读1.7万字的党章。

魏子淇决定走出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竞争乡村权力的顶峰–支部书记。一切看上去对他都很有利，村里10个党员都表示支持他，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权力斗争的圈套，已经有内鬼把每一次酒席、会商的内容报告了镇领导，魏子淇不过是釜底之鱼。

镇党委领导来村里召开党员大会，说了半天基本意思是支持原支书留任，这一套官场把戏，他们已经玩得炉火纯青。首先肯定原书记的成绩，定下基调，然后让党员挨个表态。大家都顺着大领导的意思把支书夸奖了一番，轮到魏子淇，他简短地说“干的不错”。

竞选书记这一幕，对于体制内生存过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上层玩弄权术，纯属到卖油翁的地步，深陷漩涡的人，只有听任其摆布，而且还要言不由衷地为混账安排叫好。“我觉得XXX同志，年轻有经验有干劲，我一定配合好他的工作。”

魏子淇心灰意冷，想起了算命先生的话，他不该接触政治。何伟反而为魏子淇的败选而欣慰，在乡村，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魏子淇初战失利，远离政治，反而不会再经受这些尴尬和难受的时刻，应该算一件好事。

我想起春节回家，了解到乡村权力斗争，一个家族三代人争夺村支书的王冠，斗争的激烈，谋略的深远，比莎士比亚的任何戏剧都不逊色。

魏子淇虽然竞选失败，但作为党员，还是获得了去大连旅游的机会，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人妖表演。党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母体，吸收哺育着社会上的精英阶层。

《寻路中国》的第三卷工厂，主要记述了何伟在浙江丽水工业园区的所见所闻，它展示了另一面的中国，工业化的，冷血的，逐利的中国。

何伟发现，浙商信奉自身，信奉商业，信奉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在丽水，何伟一直跟踪采访一个生产胸罩调节环（胸罩上四个很小的尼龙镀铁部件）厂，原来这背后还有一场谍战风云。一个叫刘宏伟的人，偷偷地把台湾大老板垄断的独家设备画下了图纸，卖给了二老板，又卖给了三老板，四老板，每个老板都发了大财。刘消失了。何伟以严格的实证精神，考察了刘宏伟的传说，采访了当事人，看到了这套图纸，令人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刘宏伟已经变成传说，消失在江湖。

跟他的妻子所写的《工厂女孩》不同，何伟接触的更多是工厂的决策管理层，他也接触了工厂女工，但性别方面显然没有他妻子张彤禾的优势，他无法取得女工的信任。

有趣的是，何伟跟踪采访了一个来自河南的“红星杂技团”，他们专门针对男工人表演，廉价低劣，还带点黄。可笑的是，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是中国移动，在一个暴雨将至的黄昏，两个演出团体互相防范交涉，争取观众。

何伟记叙了浙江交警的腐败，他们安装各种摄像头，为了获得罚款分成。他也记录了浙江官员的狡猾，怎样把社会矛盾转移为个体之间的矛盾，把整体不满变成个体不满，把社会运动毛细血管化。我对照了英文版和中文版，这些内容完整翻译出来，没有删节。

一次在机场，何伟遇到一个假毛泽东，一个入戏太深的演员，他问何伟知道埃德加-斯诺吗？何伟心说，太知道了，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埃德加斯诺是个用来做警示教育的人物。他大跃进后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大饥荒是谣言。

在农村，有能力的人都外出了，剩下的像魏子淇这样留守的能人，都被党吸收到了权力结构中。农民跟官府的斗争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寻路中国读完了，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改名叫驯鹿中国。

值得称道的是何伟高超的写作技巧。他最擅长使用闲笔，在紧张的叙事中，勾勒出景物和情境，一下子把文章写活了。他写红星杂技团与中移动抢夺观众，不忘了写远处隐隐的雷声和落在脸上的雨滴。他写带魏嘉疾驰在八达岭高速上赶往医院，不忘了描写中途停车，在一片苍茫的秋色里，父亲抱着男孩跑肚拉稀。

还要赞的是这本书的翻译。译者李雪顺是何伟在涪陵任教时的同事，他勤奋认真，疑难处就向作者讨教，信实流畅地翻译出这本杰作。更令人击掌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我通过与英文版对照，就我的目力所及，发现除了个别词句有修饰之外，几乎没有发现大段删节之处。例如，中文版133页村民提到胡耀邦的段落，也只改了个别词句，没有删除。原文：“他1987年被清洗”，中文版，“他1987年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还有“两年后他的辞世引发了天安门的学生抗议”，中文版删掉了“天安门”。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是审查变少了，而是何伟学乖了。

读了何伟《寻路中国》，我想起了熊阿姨推荐的一本《我的阿勒泰》，一个做裁缝的汉族姑娘李娟所写的优美的、世外桃源一样的新疆生活。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两个中国捏合在一起。李娟的田园牧歌里肯定忽略了丑陋和落后，何伟的三岔口纪事里，才是山河梦碎的后现代田园牧歌。

延伸阅读：

何伟“中国三部曲”之二：甲骨文

何伟“中国三部曲”之一：江城

张彤禾《工厂女孩》读书笔记

推特微博上一片抢购盐的消息，我下午1点左右路过杭州屏风街的世纪联华超市，决定进去探个究竟。发现确实排了两行队伍，有一个临时增加的收款台是专门卖盐的。加碘盐没有限卖，价格1.5元一包，没有暴涨。现场有人买了20包，但大多数人只买了两包。从昨晚开始，针对各地发生的抢购食盐的现象，浙江省政府承诺稳定盐价，敞开供应，今天我所看到的就是政府动员能力与社会恐慌行为的正面交锋。从局部和表面上看，杭州的消费者是较为理性的。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乐观，有的地方盐价暴涨10倍，并且到处断货。

抢购盐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们简单算一笔账就可以知道。按照健康饮食标准，每人每天摄取最多5克，一年也就1825克，如果500克装的盐每包涨价10元，每人每年需要在盐上多支出36.5元。假设一人每天大米的消耗量是1斤，那么只相当于米价涨了0.1元。我们知道，米价从去年到现在涨了远远不止1毛钱。

在我看来，很多人之所以抢购食盐一是因为不算账，二是因为怕吃亏。中国自古就是资源匮乏的社会，人们抢夺有限的资源已成习惯。

一个人人都不想吃一点亏的民族是一个十分绝望的民族。让盐价涨一点又如何？让盐贩子赚一点黑心钱又如何。只要大家不参加抢购，不火上浇油，一切自然都会正常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民是做的。一位日本推友 @gatten_taku 在推特上说：“一个日本中学生去药妆店退一包卷筒纸（一般一包有6-8个卷筒纸，是目前东京等地最缺的东西之一），店员问为什么，答说昨天父母买了两个，感觉很丢人。”

另一位日本记者 @furuhata_yasuo 在推特上说：“看起来中国民众比我们更恐慌。”日本新闻媒体用“盐恐慌”来形容中国民众的抢购。

有没有人反思过，抢购这种行为是国民的耻辱。正如新浪微博上一位叫“小西故事”的网友说：“多买了别人急需的东西，自己一下子又用不到，这么自私不惭愧？请问什么事惭愧，什么事损人利己？中国的教育我以为在幼儿开始已经相当畸形，什么学这学那，就是不学无私和多为他人着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抢购就贬低中国人的民族性，财新网报道：大洋彼岸美国民众也在抢购碘化钾。

面临盐骚动，很多人呼唤政府看得见的手紧急干预。我认为正确的选择还是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吧，等大家情绪冷静下来，盐价自然也会降下来。个别民众的短视与疯狂，不是超级大政府存在的理由。中国需要市民社会，形成一个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隔离层。中国更需要独立知识分子，为发热的两极降温。

在福利缺失的农村，生老病死都意味着要风险自担，尤其是年老之后，如果鳏寡孤独，或者儿女不孝，晚景将十分凄凉。所以，当旭日阳刚在春晚的舞台上用颤音唱出“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在乡间，如果你看到70多岁的老翁在下地干活，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只是在用汗水在做最后的抗争，为的是怕被社会当作废物而抛弃。我一位好友的爷爷，80岁的时候还在仓库里扛麻包。这实在是没办法，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地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除夕上午，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虽然已是白天，女人的尖叫声还是传得很远，街坊四邻都赶了过来，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了一截焦炭。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裤着火，她从里屋爬到外屋。试图到舀水自救，但缸里的水被冻住。烧焦的四奶奶右手拿着舀子，左手拿着几张烧焦的钱，桌子上还有另外的600块。她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把怀里的钱掏出来。因为大年除夕，四奶奶又没有亲人，大家合计了一下，不必发丧，当天就把她给埋了，只有村里几个妇女跟着送葬的队伍雷声大雨点小地干哭了几声。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了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这事就发生在2009年。

针对老无所依，中国自宋代开始，民间发展起一种族田制度，即宗族中留出一块田地，雇人耕种，其收益用来供给族中老幼孤寡者。例如，清代安徽庐江章氏义田规定：“存谷以周族之穷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余谷出钱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

如今农村，宗族制度已经倾颓，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但老年人不会坐等福利国家从天而降，《侏罗纪公园》里有句话：“生命自会找到路。”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在我的家乡，一种“嫁人养老”的方式悄然蔓延。在这个交易市场上，男方都是城里人，六七十岁，退休后丧偶，女方一般都来自农村，五十多岁，干净利落。双方结婚，半点都不是为了感情，老夫是为了有人照顾，打完太极拳回家有热饭，少妻是为了老有所依，买菜回来进屋有暖气。在农村福利缺失、道德约束松弛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市场化自动配置的城乡结合的养老方式。

不过对于农村妇女来说，这种养老方式风险也很大。首先，她们再嫁之前，就书面约定，放弃对新丈夫财产的一切继承权。我二伯去世后，他后娶的农村大婶只得到了2万元的补偿，就被扫地出门了。其次，她们与新夫的儿女关系紧张、倍受歧视。还有，万一新夫生病，她们就不得不挑起照顾老年人的重任，本来想进城养老，想不到成了包身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夫妻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畸形的，双方各怀揣动机，感情基础脆弱。女方付出了尊严的代价，男方也顶着社会舆论和儿女的压力，三重压力下，双方都很难有幸福可言。

在种种努力都失效的情况下，农村人还有最后一招撒手锏：自我安慰。他们会举出反例，证明其实老无依也挺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例子是：某个人得了癌症，他有四个儿子，轮流带他去北京等大医院，做了大手术，花了几十万，不到半年就折腾死了。而另一个人，也得了同样的癌症，但没儿没女没人管，没钱治疗也没折腾，结果你猜怎么着：到现在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