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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 Village:A Memoir

Wednesday, December 3rd, 2014

The T Village

Chapter One

Last night I dreamt my uncle, then my father. They are becoming old, so am I. I remember, in my dream, my uncle talked in a manner of a real old man, resembling his younger life being as a fisherman.

‘If I fished a big fish, that’s awesome. If an oil-fish,’ he grunted, ‘I would sell it in the market. ’ ‘Oil-fish’ is a term coined by my uncle, which refers to the fish being contemplated by the oil-drillers.

My father was preparing food, in that dream. It seemed like we would have a celebration for event, a traditional festival, a banquet, or some body’s birthday? Oh, no, no birthday. In our family we never celebrate birthday. What’s in a birthday except for the burning pains to mothers?

Mother was not in that dream. I often dreamt her separately. She once had a mother, but died unnaturally, which had haunted her for many years, I believe.

My uncle is only 10 years older than me. So I’d like to address him Little Uncle. He’s a brilliant man with a clumsy tongue. This mixture has proved Heaven is fair, as grandma always said before or after a long sigh.

‘Heaven is fair, little boy.’ Grandma took my small hand, signed, ‘You’re clever, so Heaven made you fat.’

What? Fat! No! That’s the only word I hate to hear, even nowadays. ‘Granny, I’m not fat. I’m just having too much meat.’

Meat is grandpa’s favorite, any meat. The last meal he cooked for me was chicken meat, in that bleeding winter, with the stomach cancer he suffered. I was a prodigal son, and still am because of his funeral I didn’t attend. Where was I in that summer? I stayed in the city of my university. Maybe the moment he died, I am holding a few fingers of a girl whose mother was my sister in church. Their names are long forgotten in my mind.

To my knowledge, grandma in Heaven, sometimes, Heaven is not so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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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默雷声,秘想旁通–曹晓阳和他的山水帝国

Monday, June 23rd, 2014

如果在大街上遇见曹晓阳,你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当成一个画家,他不留长头发,也不屐着拖鞋,也不把墨镜戴到脑门上。他更像一个种茶叶的邻家大哥,一个不会漫天要价的手艺人,一个在自己秘想的国度隐居的国王。

跟曹晓阳初次相遇是在天鸿美和院,此处山水俱佳,黄公望山近在咫尺,顶层露天剧场,被云雾围绕,仿佛来到了奥林匹斯山顶,与众神对视。在美和院的艺术中心,看了曹晓阳的“山水”展,全部纸本木炭,部分写生,部分默画。曹晓阳亲自讲解,令人一见就喜欢。先锋戏剧导演牟森用“戏剧性”来概括自己的观感。他说:“曹晓阳的世界始终呈现一种紧张感,属于时间的紧张感,平静被打破之前的紧张感,夜幕将临、天将破晓、暴雨将至的紧张感。以及,面对这些紧张感的从容不迫。非常喜欢。对士老的“山水”影片方向有了感受,突如其来。”

曹晓阳选择木炭为材料,起初只是因为方便。因为他经常要带中国美院的学生外出写生,相对于油画、水彩来说,木炭是最适合携带,是方便应手的材料。可是木炭用多了之后,它自有很多天然巧成的特性,这便为他打开了一个神奇的山水世界。

曹晓阳承认他画中确实带有一定的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的形成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他小时候在江苏由不识字的外婆带大,8岁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文化熏陶。只有8岁被母亲接到安徽住之后,他才看了平生第一场杂技、第一出话剧、第一部电影。曹晓阳的母亲也是画画的,当时在安徽安庆文化馆工作,负责组织文艺活动与专业创作,所以经常会带他出没影剧院。他记得第一次看完戏,母亲带他到了后台,当看到刚才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小生卸妆之后竟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他简直惊呆了。因此他很早就有了台上台下、台前幕后的概念。小时候看露天电影,他也喜欢到银幕背后去看,这样所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观众的反应,自己就像一个游离在外的旁观者。这种多维度的剧场体验,对后来从事艺术工作很有影响。曹晓阳说自己的绘画与戏剧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

曹晓阳说,从小就梦想成为艺术家。因为有一天他跟着母亲去买菜,路上遇到一位老人,拄一拐棍,拐棍上挂着一瓶打来的散酒。母亲告诉他:这个老人是个画画的,他是解放前当地制药厂老板的大公子,当时在上海美专求学,据说还与著名演员赵丹同学,改天我带你去拜访他。过了几天,他们去了老人的家。他家有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阳光透过石榴树打在桌子上,老先生就在桌上教曹晓阳画了只麻雀。母亲对曹晓阳说,老人有一枚最能体现老人家状态的闲章,上书“一月二十九日醉”,意思是一个月中有29天都在醉酒状态。曹晓阳觉得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当时觉得这种生活太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小酒喝喝,兴致来了画张画。后来,由于英语太差,他高考考了好多年,但磨练了自己的基本功,而且对于艺术史也有了只鳞片爪的理解。自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大学破格录取之后,他跟循规蹈矩的学生便不一样,对于艺术有了自己的主见。

曹晓阳大学的专业是版画,他认为对自己理解版画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黑白构成。黑白构成是一个知识化的体系,通过掌握这套体系,他看问题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找到了打开新的感知的门径,今天的山水素养便起源于学版画的那个阶段。“其实我的内心很希望用色彩去表达一些东西。”艺术史不是一部PK的风格演变史,而是涵盖了各种可能性和创造力的通道。

每当人们看完曹晓阳的画都喜欢问他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用木炭?二、一张画卖多少钱?”曹晓阳笑着说:“如果我想卖钱的画,绝不会用木炭画。 木炭山水虽然少见,但因为艺术生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市场问题上还是传统的水墨、油画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于这组山水作品,曹晓阳更乐意把它们当成是一种自己的日课,是一种自娱自乐和自我纠缠,从来没想到要卖钱,甚至没有当成是艺术作品来完成。曹晓阳有个同学的父亲,每天醒来,必先写两张书法,一天才算开始。尽管他临的是同一个贴,字写的也不怎么样,但这件事给了曹晓阳很大的启发。这样反复做一件事的过程会让人笃定,内心变得丰富和强大。

在大量写生的基础上,曹晓阳开始了《24节气》的创作,这是对风景的背临,是对山水的默写,是他一个人在山水之境中的潜行沃游。尽管我们已经脱离了农耕时代,但是节气关乎自然人事与我们这个世界相互关照、生息的机缘。天地本混沌,自在自然,自成自化。四季的更迭、温湿的变化、昼夜的交替,此二十四节气即是人间生机万象。

曹晓阳的画更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样是清明,在他看来就不是“路上行人欲断魂”,而是一种疏朗、暖湿的感觉。所以,他画了一张烟雾弥漫的夜间的清明。这并不是24节气一一对应的字面关系。

曹晓阳说:“我的工作室在龙坞,每日行走在山间田头,自己在工作室画画,那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从而形成了这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另一个完整的世界。”在画画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一片砖、一片瓦地把这个世界构建起来。也感觉自己是个导演,让一幕幕剧情在画纸上先后出场,反复排演。
当地的茶农经常会跑到他的工作室看看,茶农会说,你画的跟我们这里的风景一样啊。曹晓阳说:其实大家的视觉都是一样的,我只是画出了他们身之所居、心之所系、情之所生的日常。

写生对于曹晓阳来说是最重要的积累。他画写生带有修为的成分,是不断地遭遇,不断地修功。他一幅写生一般要画三四天,在写生过程中,山势和树枝的形落到画纸上都是不变的。他让自己不依赖原有的一切经验,怎么长的就怎么画。带着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强迫,他慢慢分析,慢慢接近,慢慢明朗。比如他画龙坞的一幅写生,整整画了一天,直到天暗下来,他整个画面的调子也随着天色一同压了下去。他认为,此时绘画是一个接近的过程,山水则在慢慢向你逼近打开。这慢慢打开的是一幅时间的长卷,是一幅连绵不绝的山水。

他指着一幅画向我解读:

“山间的雾气每分钟都不一样,远远的这座山只是一个剪影。边画边看,你会发现云气起来,这里变淡了,这个山形向你打开了。画着画着才发现,原来这座山跟后面是两座山,不是一个山,再过了一会儿发现,这座山后面还有一个谷,这座山跟它又不是一座山。最后,你会认识到这座山是在不同时段、不同状态下慢慢向你打开自己的每一个真相,不断展示着自己每一刻的真实。当画到傍晚,一个同事的车从山路上开过,车灯划过一道光痕,这让我想起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录像艺术作品中的一个情境,于是,便有了这张作品。”

曹晓阳的画风无门无宗,但他很注意博采众家之长。他从小临摹了大量连环画,还自编自画过许多。他画过无数套《水浒传》108将,他从贺友直画的连环画《山乡巨变》中发现了 “多机位”处理空间结构的技巧。他画《五台山佛光寺》的时候,尽管他人在半山腰的佛光寺,而画面的视角却是从对面看过来的逆向角度,是他从山脚下一路向上的行走,连寺门口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歪脖松树都画上了,这一切都是凭借他超强的空间想象力与视觉记忆力画出来的。

我们处于一个完全视觉化的时代,扁平的景观留给人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少。曹晓阳小时候,为了画108将,曾经把《水浒传》读过四遍,按照每个人物的出场诗,把108将画得栩栩如生,并组织在一个场景中。他画的时迁是爬到旗杆上的,旗杆下左边是两员大将在马上对决,右边是数名武将徒手博弈。而看到近些年拍摄的名著电视连续剧,完全不是他心中想象的样子。有一次他看到电视剧里吕布鼻子上居然挂着铁链子,这哪里是人中俊杰,明明是街头朋克嘛。

如同很多在杭州的艺术家一样,曹晓阳有很深的西湖情结,他自己的爱猫过世,他就把它葬在三台山于谦祠边。三年前,他曾经有一个计划,画西湖十景。然而,繁多的教学任务与管理工作让他无法全情投入到绘画中。曹晓阳说:“我现在的心思都在这一千多学生身上,这是美院的未来。”曹晓阳有个观点:教育的本质要在源头上给人以希望,给人信心。尽管就读美院的学子未必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给学生理想与正能量。

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取山水之势还是观精微得玄妙,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对于曹晓阳来说,山水世界从来不会远离,而是凝结在心里。虽然比不了李太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但他还是有希望凭借三分侠气、一点素心,画出这个时代的渊默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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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轻重缓急

Friday, February 14th, 2014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挣扎,连春节都没消停过。从去年开始,构思一个新剧本,关于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故事。试写了几场戏,都不满意。由于我还没有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经验,写出的文字难免肤浅,甚至轻佻。我知道,国外有一类“临终写作”,就是患了绝症的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出的自传体文字。它们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在细细回忆中,充满对美丽人生的留恋,对无情命运的蔑视,以及摆脱绝望后发自心底的笑声,例如:《一年有半》、《潜水钟与蝴蝶》、《最后一次演讲》等。

交稿期临近,我大脑一片空白,只好在网上瞎转。无意间在苹果的iBooks在线书店里,看到一本《纽约时报》上榜图书《The Priority List》(直译为“优先表”,可意译为“生命的当务之急”)。光看简介,就把我深深吸引。这是一本自传体的纪实作品,作者David Menasche是迈阿密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他在六年前被诊断出脑瘤,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左半身开始不遂,视力也近乎半盲。就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决定放弃治疗,好好活一回……

今天杭州下起了大雪,在一家咖啡馆里,我捧着Kindle Paperwhite读完了这本书,几次热泪潸然。

David Mennasche忽然感觉左耳耳鸣,他没有在意。几个月后,耳鸣变成了左半身的痉挛,他知道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之后,医生宣布他的左脑中有一颗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会不会是良性的?”他怀着最后的希望问。
“脑瘤没有良性的。”医生说。
“那我等到暑假再治好不好?”他问。
“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医生终于实话实说。

David此时才知道,如果不治疗,他这个病的患者的剩余寿命是一年半。他感到他的世界要崩塌了。作为一个东欧来的二代移民,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全国闻名的高中谋得一个教职可真不容易。他还成了家,在机场旁买了一座房子,虽然随着飞机起降而摇晃,但毕竟是自己在这世上的第一处不动产。他在高中教英语,他的课堂,既是语文课,又是心理课。受《奥赛罗》启发,他经常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做一个给人生重要事项排序的游戏:爱,隐私,家庭,灵修,事业,友谊……通过分析学生交上来的清单,他再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在他的教导下,酗酒的少年戒了酒,自残的女孩承认自己是拉拉,一个准备嫁个富人做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印度裔女孩决定不服从父母给自己安排好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已经毕业,分散在美国各地,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的。

但是,David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境况。他坦然告诉亲人和学生自己的病情,一面接受了开颅手术,一面继续教书。英语文学滋养了他的身心,也带给他蔑视无情命运的勇气。他是一个天生充满热情和同情心的人,当发现抗抽搐类精神药物会让他情感麻木之后,他果断停药。对他来说,让自己变得麻木冷漠,比死还可怕。

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经常用螺旋的比喻,来教导自己的学生。

人一生关心的人和事,是一圈圈的螺旋线。婴儿时期,饿了要吃奶,尿了要换尿片,除了自己,对什么也不关心,此时心在螺旋线的原点。幼童时期,除了自身,会关心零食和玩具,一辆小汽车被抢走,就哭得昏天黑地,好像失去了全世界,这种关心目光短浅,此时心稍微外移,位于螺旋线第一圈。到了七、八岁,看到妈妈哭,会不知所措,再大两三岁,则会给妈妈一个拥抱,安慰她,此时心随着螺旋线向外延伸。直到真正成年,发现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亲人、爱人、别人,此时螺旋线已经远离了最初的原点。最终,心到了螺旋线的最外端,多数人到不了这儿,但是每个人都期盼自己能抵达。心位于此处意味着,你把过去、现在、未来、自己、别人都放到一起去观照。你关心不会马上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物:贫困地区的饥荒,骚乱地区的战火,他人的痛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们的心应当到达这儿。

他是文学史上那些璀璨心灵的同行者,也是自己所传之道的实践者。在奇迹般活了六年之后,他脑中的肿瘤长大了,从一个高尔夫球变成了网球。若不是及时抢救,他早就不在人世。在经过了第二次开颅手术和一系列化疗和放疗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渐渐地,他的左半边身体逐渐半身不遂,他的视力范围在收窄,只能看到一道窄窄的扇面,照镜子只看到半张脸,几乎半瞎。他与妻子的心也开始相互远离。他甚至不能再去上课,生命马上失去存在的意义。

忽然,他明白了。癌症夺走了他的过去,也会夺走他的未来,但夺不走他的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采取行动,真正地活一会。想到这里,他觉得一切重担都放下了。他对医生和护士说,他放弃治疗。大家都很吃惊,不免给他劝诫和警告,但他毅然走了。他找到了对抗癌症的办法:健康、快乐、有目标地活着。他决定实现40年来最大的愿望,周游美国,去拜访自己全国各地的学生们。

他的内心回荡着迪兰·托马斯的一句诗:

“不要柔顺地走进黑夜,要对正在死去的光线暴怒、暴怒啊!”

他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消息:

“所有Coral Reef高中大家庭的成员:首先,我要谢谢大家的相伴。你们把自豪、意义和喜悦注入我的生命。曾经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这是我最大的荣耀。在大家为我擦眼抹泪之前,请允许我说说我的计划。我要上路了。我计划用坐大巴、乘火车、搭便车、拄手杖等方式横跨这片国土,到达太平洋沿岸。所以,请告诉我你们都在哪个城市,并且让我知道能不能为我提供一张过夜的沙发。”

在48小时之内,他得到各地50多名学子的响应,大家纷纷表示,我的家里有一张沙发属于你。

就这样,他拖着一条瘸腿、拿着盲人用的手杖,踏上了旅程。乘坐汽车和火车,他一共周游了101天,拜访了31个城市,行程18000英里,见了上百学生。每到一处,学生们远接近迎,跟他一起回忆中学时光,分享自己成长的故事。他也遇到过歹徒,扒过飞车,用大麻贿赂卡车司机搭过顺风车,他见过人世间的温暖,也目睹人世间的冷漠。那个曾经喝酒的问题少年,如今已经成了IT精英,那个用火柴自残的同性恋女孩,如今幸福地跟自己的同性伴侣生活在一起,那个不愿意相夫教子一辈子的印裔美女,如今已是主流媒体的记者。他当初撒下的种子,如今已经发芽、开花、结果。他与学生们泡酒吧、玩赌场、交流纹身经验,用残缺的肉体享受物质带来的小小与短暂快乐。

哪怕是已经发财的学生(比如在Google工作并且有几套公寓的成功人士),都忘不了他的教导。David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培养学生们的金钱观。他先问学生们,给你足够多的钱,你会做什么。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但基本都是两类:一是买东西,各种梦寐以求的商品,给自己买,也给自己所爱的人买。二是周游世界,跟自己爱的人一起去目睹全世界的美。他继续问,如果这些都满足了,你还有大把的钱,你准备怎么打发时间。这时候回答就有意思了,有人说希望去免费教孩子跳舞,有人说希望能做探索外太空的宇航员。看到时机已到,他就启发孩子们说:“既然你们愿意义务去做这些事,如果有人愿意付钱请你做同样事岂不是更好吗?”通过这个课堂互动,他希望让学生们明白,尽管金钱很重要,但是没必要让自己的梦想建筑到赚钱上。他鼓励学生们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既能带来收入又能满足灵魂需求的职业。

在旅途中,他得到一个坏消息。他的妻子提出离婚,她甚至不愿意等到他入土为安。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妻子让他回来后马上搬出这所房子。这意味着他将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从头再来。

他乘坐飞机从太平洋沿岸回到故乡,他要回到医院取走做化疗而植入身体的一个部件,他本来以为医护人员会对他冷淡责怪,想不到所有的人都在走廊上排成两行,向他鼓掌、欢呼。

《The Priority List》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它能让我们的心灵苏醒,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找出自己生命中的当务之急。

请对下面的关键词按照它们在你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排序:

A、被接纳
B、冒险
C、艺术表达
D、职业
E、教育
F、家庭
G、友情
H、乐趣
I、健康
J、荣誉
K、独立
L、爱
M、婚姻
N、拥有的物质
O、权能
P、隐私
Q、受尊敬
R、安全感
S、性
T、庇护所
U、灵魂的需求
V、时尚
W、科技
X、旅行
Y、胜利
Z、财富

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人生的轻重缓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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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The Priority List: A Teacher’s Final Quest to Discover Life’s Greatest Lessons(《人生的轻重缓急:一名教师在弥留之际对生命意义的探求》)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美国中学老师写的自传体励志书,作者罹患脑瘤后,与癌症斗争了六年,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本书以作者最受欢迎的一堂课“人生的轻重缓急表”为基础,以大胆、自由的精神,以幽默、自嘲、笑中含泪的笔法,回答了“人一生中到底什么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David Menasche 是迈阿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语文老师,他热情坦诚、平等对人。从莎士比亚到凯鲁雅克,他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生存的智慧,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在不幸被诊断出脑瘤,并且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之后,他依然顽强乐观地教学、生活,直到六年之后,病情恶化,他几乎半身不遂,视力也几乎丧失。他做出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放弃治疗,只身周游美国,去拜访他的学生,学习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他一个人踏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之旅。癌症已经剥夺了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不想再拱手想让出现在。他一路乘私家车、灰狗巴士和火车从迈阿密到纽约,从新英格兰到旧金山,他拖着跛腿、拿着盲人手杖,旅行了上万公里,历时百日,拜访了一百多学生。他的无畏之旅探寻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学到的人生课,他把一张排列人生中轻重缓急次序的清单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家庭、爱、事业、安全感、独立、冒险、隐私、灵性……究竟如何排序,每个人都应当停下脚步来想一想。

推荐理由

这是用生命写的书,作者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坦诚又带着苦涩的幽默感讲述自己教书育人以及罹患癌症的过程,并且用荡气回肠的笔法,讲述了自己生命最后周游美国、穷究人生意义的旅程。作者是自由思想者,富有六十年代那种自由不羁的气息,他不笃信宗教,通篇没有说教气息。感人至深,催人思考,令人拍案。这样难得的好书是中国读者迫切需要的。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引进版权,请找我来翻译。他用命写书,我会用心去翻译。

亚马逊书评:4.7星
亚马逊销售排名:传记类教育工作者子类第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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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记

Monday, January 6th, 2014

​长这么大,我只参加过一次投标,然而就这唯一的一次尝试,成为我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的思想分水岭。自此以后,只要有人向我表露出对中国现状“江山如画宏图展”式的乐观,我就问:“你投过标吗?如果没有,等你投完一次标,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朋友老李(当然是化名)开了一家印刷厂,业务开展得不错,只是还没有在杭州拓展开。当看到杭州一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做一本杂志,立即想去投标。他知道我一直在办杂志,就请我去帮忙一起制作标书,如果项目能拿下来,大家就一起做。

我第一次看到正规而冗长的标书,其实质性内容是:

一、本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其中价格分占30分,技术和商务分占70分。

二、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准备标书,我负责标书中跟采编内容相关的技术部分,他负责商务部分。经过碰头,我们得出结论,价格分非常关键,谁报价最低谁拿30分。经过测算成本,我们报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低价85.2万元,这是要势在必得、赢棋不要命的架势。

开标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招标公司。在大会议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们是代表报社来投标的。见到我,他们也很诧异。也许他们本来以为我换了工作会发大财、揽范冰冰腰、走红地毯,想不到还是在这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不过,因为有同事之谊,大家都很客气,气氛也很融洽。
今天来参加投标的有五家公司,A报社,B报社,C广告公司,D广告公司,和我们印刷厂。其中ABD的实力很强,C一直跟招标的政府部门有合作,我们无宗无派,最逍遥。

招标公司的人宣布开标,先开的是价格标。由于首次投标,我对此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A报价138万,B报价131万,C报价122万,轮到公布我们的报价85.2万,我听到现场一片哗然,我有点羞惭地低下头,我真的不是来搅局的,我只是来帮忙的而已。

后来在知道招标结果之后,我才查阅了政府招标采购的相关程序,发现这个开标次序有问题。正常的开标顺序应该为:先查验资格证明文件,其次商务标、技术标,最后开价格标。这样一拍两瞪眼,谁都没有运作的空间。然而在本次招标过程中,先开价格标,从而使各供应商的报价提早暴露给相关各方,增加了对商务分和技术分进行认为干预的可能性。

然后进入议标环节,评标专家委员会把大家叫进去一家家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

在听完了我们的方案陈述之后,一位印刷包装行业的专家评委指出我们印刷厂提供的杂志样本有排版印刷错误:把一张溶洞的照片给放倒置了。我们一下子说懵了,拿过样本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就这样僵持了一分钟。事后经过我们反复核对,这张照片并没有放错。但这位专家的指责,已经无形中对我们的的得分造成了负面影响。

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更令人哭笑不得。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每一家投标单位有15分钟的陈述时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家获得的发言时间并不相同。评委对A报社说:“给你们5-10分钟的时间,快点讲完”。在评标过程中,评委还对C广告公司标书的装帧提出表扬,并对A报社标书装订提出苛责。评委还对B报社说,你们的印刷不好,采编不好,图片不好,文字不好。凡此种种,让人不得不怀疑评委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公正公平。

果不其然,次日,预中标结果公布,C广告公司以122万元价格预中标。

结果一出,令人震惊。论报价、论实力,C广告公司在这五家投标单位中都不突出。

首先,C广告公司的价格没有优势:C公司的报价122万元,我们的投标价是85.2万元,两者相差了36.8万元。按照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我们的价格分应得30分,C公司的价格分是20.95分,两者相差9.05分。也就是说,C公司的技术分和商务分相加应该超过我们9.05分才能中标。我认为,评委的打分偏差超出了合理范围,显失公平。

其次,C广告公司的实力也没有优势。在五家投标单位中,A报社、B报社的综合实力最强。尤其是B报社作为一家读者156万、年广告额7亿、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省内排名第一的报纸,拥有强大的采编团队、国内一流的印务中心(系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还有覆盖全省的发行渠道和强大的广告商务网络。本次投标中,B报社的报价为131万元,A报社的报价为138万元,换算成价格分与C广告公司相差分别只有1.44分、2.43分。而C广告公司是一家普通的广告公司,连企业官方网站都没有,在前程无忧招聘采编人员只要求大专生和应届毕业生。第一没有自己专业的采编团队,第二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第三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广告实力和商务网络也没有报社强,居然技术分和商务分大幅度超过AB两家报社,简直不可思议。

得知预中标结果之后,我连夜写了一份质疑函,交给了老李,希望他以法人身份递交给招标公司。因为按照规定,投标单位可以在开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对开标结果提出质疑。

我在函中提出三点要求,希望招标人公布以下信息:

1、各投标单位的最终得分和排名情况。

2、将每个供应商所得分数较低的打分项目在预中标公告上加以公示。
3、就本次招标过程中有无存在违规现象做出澄清与说明。

在质疑函最后,我接着写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节约型社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政府应当依法采购,招标工作不能走形式主义。在本次投标过程中,未中标的各单位都付出了认真而艰辛的努力。如果招标结果早有倾向性,如果招标过程不按照’三公原则’,如果招标单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的无奈,如果实力超群的新闻单位都不敌一家价格和实力都没有优势的普通广告公司,如果能够为财政节省下三分之一支出并且实力不弱的民营企业都没有机会中标,以后谁还敢来投市政府各部门的标,政府的公信力又彰显在何处?”

老李拿到这份《质疑函》苦笑这说,尽管他自己也很生气,但是还是不能意气用事,他会给律师看过,再决定是不是把这个函递交。

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对于老李的决定,我表示理解和尊重。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他作为民营企业家却还要小心翼翼做生意,民不跟官斗,这是血泪凝成的古训。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中学课本上所说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受了欺负会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不敢去斗争。

自从这次失败的投标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一直觉得杭州是一个吏治相对清明的所在,偶有贪嘴者吃相也不该这么难看。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是我自己太幼稚了!

几天后走在杭州街头,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杭州东站候车大厅的自动扶梯只修一侧,是小舅子中的标吗?百货大楼过街地道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是因为搞定了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吗?路边的广告牌,街头的宣传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往不毛之地的地铁……这一切的背后,有多少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小舅子们啊!

我想北岛的那句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30多年过去了,我要说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还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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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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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人在咖啡馆

Friday, January 3rd, 2014

CAFE

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存在,我为了编剧进驻咖啡馆,却发现我写的故事远远没有在那里听到的精彩。

为什么去这家咖啡馆

我常去的咖啡馆位于闹市,在一家书店的三楼。这里咖啡做得一般,食物只适合用来给饿汉充饥,但是有三个巨大的优点:

一、场地宽敞。桌与桌之间的间距大,大得可以跑马。我到过北京小资们最喜欢去的三里屯鱼眼咖啡,里面空间之逼仄,总让人想到八十年代夜幕降临后的上海外滩,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两对情侣,各自恩恩爱爱,井水不犯河水。又让人想起钢琴的四手连弹,不,两张小桌一拼,明明是十六手联弹。而在杭州的咖啡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占一张靠窗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就像李云迪在弹三角钢琴。对,那个人就是我。

二、设无烟区。很多餐饮场所,怕得罪主顾,都对吸烟者听之任之。但这家咖啡馆却把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分开,如同划出了航空识别区,虽然不能绝对阻止敌机来犯(烟气还是会飘到无烟区来),但比起身边有人喷云吐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三、服务最少。最好的服务,就是不过度的服务,你不需要服务的时候,服务员不必出现。这家咖啡馆的职员从不管你坐大桌还是小桌,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来去自由,选座自由,换座自由。哪怕点一杯便宜的饮料,甚至不点东西,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常客。从长远来看,他们泡咖啡馆的钱,还是基本会花到这里。“金簪子掉井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急赤白脸的,反而容易得罪顾客,不值。

是隐形人,也是观察者

这家咖啡馆,我以前也来,但频繁光顾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在写话剧《鱼眼》的剧本,需要十五天交稿。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咖啡馆报到,比上中班还准时。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视线良好,可以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观察。

咖啡馆是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人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隐形人。旁若无人的述说与不经意的倾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里我不想用偷听这个词,因为有意无意听到(英文叫overhear)乃环境使然,跟“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都不是“偷”来的。

在咖啡馆呆久了,扫一眼顾客和他们点的东西,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男一女,桌上只有两杯咖啡,说明两人关系正常或者过了热烈的阶段,如果桌上摆满果盘、冰激凌、奶茶、沙冰,说明一方正在取悦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谈话就会更有张力。如果桌子上摆着的是两杯免费水,不用问,肯定是保险行业的人在进行业务切磋。

黑泽明的御用编剧桥本忍为了写好乘坐地铁的“电车男”的生活,经常没事就去地铁站,买一张票,坐一天,耐心观察车上的人,遇到有特色的,就尾随他们下车,直到跟他们走到出口附近,再折回。用这个方法,他往自己人物的鼻孔里吹进活的气息。桥本在地铁采风肯定没有在咖啡馆好,因为乘坐地铁的人通常不说话,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沉默的人,哪怕是独坐的人,也会打电话呀。

我终于明白戏剧中道白的重要性,倾听几个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他们隐秘的生活。

有一晚,我邻桌四个男男女女在讨论参加一个婚礼送红包,结婚的这个人想必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当一个说送一千元的时候,另外的人马上说:“会不会太少,不好看。”他们四个人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送一千,但是全都换成20元的钞票。他们的理由是:“当时好看就行,反正也不会有人当面打开来看。”

保险的独白

还有一天下午,我一进无烟区,就听到一个男的在颐指气使地训服务员,再一看,四个人一桌,说话的是一个。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听了一会才明白,这男的是做保险的。

“我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诚恳地说。“我对天发誓,我用人格担保,有两件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有两个同学是温州的,应该说是命最好的,现在看来是命最差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家族企业,有三个姐姐,财产都给他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天发誓,我不会去诅咒别人,我找他说买人寿保险,他说可以的,但是我要去美国,去15天,等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我想15天也没有关系。等到他回来一个月,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后来我觉得不对,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是他太太接电话,说他在美国心机梗死,人没了。”

他的语调变得有些沉痛。“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保险真的也是一份爱,活着的时候,他太太和儿子是一家人,但是他死后,对于他三个姐姐来说,他太太就是一个外人。他太太一点保障都没有。”

另外三个人很认同他的观点,同时为那个没有来得及买保险就死去的富人同声惋惜。

“大嗓门”又说:“我家有一个邻居,大家都叫他周老师,太老也不太老,我经常陪他们打两块的麻将。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周老师看不到了,别人告诉我,他走了。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我反思一下,我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三单元从一楼到七楼,低头不见抬头间,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保险。老觉得对邻居说起不好意思,万一你不买呢,心里这一关过不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了一下,有时候,保险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要突破这一点,我已经在突破。我是一个非常认可保险的人。跟自己最亲爱的人,最好的朋友,跟周围的人也要说这一件事。真的是这样。”

另外几个人听得入了神,他的话继续如江河滔滔。

“对有钱人来说,最怕的是什么?生病。有钱的一大好处就是相信生病是看得起的,大不了我花500万,总行吧?中国看不起,到美国看,如果500万也看不了,兄弟,你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死的那天把钱花完。你有钱,你要把你的资产,从管理型资产,变成法定性资产。”

“从宏观上讲,中国一定会出遗产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一定出。以前到国外开公司,购买资产,国家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到国外放的资产,对不起,都必须向中国政府申报。中国唯一在遗产税上的问题,是房产70年有效期。如果等到遗产税,一半执行的话。如果遗产税执行的话,你不是想买多少保险就买多少。对不起,是有比例了,你资产的多少比例可以拿出来买保险。只不过现在来说,现在这么一个政策的窗口。我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企业最多干三代,第一代企业家,请问,到现在还存活多少,马胜利还听得到吗,傻子瓜子,仰融还听得到吗?连李嘉诚都给自己买了巨额保单,当企业家有这样的风险意识的话,他的生意做得好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非常稳健。”

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所以说兄弟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也帮我想,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他约过来,说白了,就是大家聊聊。公司也是这样的目的,了解了保险后,能够转化成实际的业绩。”

一个瘦子似乎被打动,说起他在电视台有个做领导的朋友,也许可以约出来谈谈。他们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听到瘦子问:

“把他约出来,我们是认识呢,还是装作不认识呢?”

“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装作不认识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开展保险。“大嗓门”打入瘦子的同学聚会,而瘦子假装跟他不认识。接下来四个人开始交流通讯录里联系方式,因为自己的同学,自己不好意思下手,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他们不但交换联系方式,而且还交换照片,辨认长相。他们筛选潜在客户非常敬业,连单位中怀孕女同事都不放过。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保险业的一些内幕。比如他们管年会请客叫“大卖场”,就是在一家好宾馆摆上六、七十桌,重要客户安排包厢。到时候不愁保险卖不出去。再比如,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体检中心,里面的检查严格到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法眼。

最后“大嗓门”总结发言。“保险就是在不影响你的风光的前提下,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你们想想,买个保险,也就每个月八九百,他妈的去卡拉OK,啥都没干,就是抱一抱,就要花这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不去卡拉OK,该抱还得要抱,哈哈哈哈!”

女孩的交谈

feibi

相对于大老爷们的喧哗相比,我更喜欢在咖啡馆倾听女孩们的谈话。她们或者叽叽喳喳,或者莺莺燕燕,有的低回,有的激荡。

有一次,邻桌来了一个男生和四五个姑娘,欢声笑语冲破了雾霾,连街灯也跟着摇晃。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劈腿”,轻松自如就像她们的奶奶们谈论“捶腿”一样。真有青春的活力啊,看得我在一旁羡慕不已。

也有问题女孩出现在这里,由母亲和“舅舅”式的人物领着。这个女孩浑身是刺,无论大人说什么,她总用赖唧唧的口气反驳。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想去南安普敦学工商管理。我数学不灵,脑子不好使。”

尽管母亲披肝沥胆,尽管“舅舅”细语轻声,但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在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回来发现女孩和她母亲都哭了。女孩赌气跑掉了。剩下两个大人在那里长吁短叹。

昨晚,在咖啡馆,我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独角戏。我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同桌的男友刚刚离开,剩下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吃蛋糕,打电话。

“你进产房了吗?开了几指了?我早就说吗,预产期这个东西不准的。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

她把“吃点心”三个字讲得又甜又自豪,仿佛吃的是凯特王妃亲手制作的点心。她容貌姣好,但从口音和用词判断,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

她开始八卦她跟电话里的产妇共同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怀孕了,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父亲,因为连对方住哪儿都不知道。

“她非要药物流产,我说,流不干净的。但是她说为了省钱。她有个屁钱!我叫她去医院做个B超她都不肯,因为要花170块钱,所以她只用验孕棒给自己检查。她选药物流产是图便宜,以为吃了药就流下来了,你说傻不傻呀。我是不会借给她钱的,自己惹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接着女孩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她开始讲自己年底的结婚计划,她解释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公,是因为他家境好,卖洋酒的。“过年就要给我家12瓶红酒,我说带不动那么多,6瓶就够了,他说,6瓶就6瓶。”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昨天晚上,他因为回家晚,把我关到门外,我发货,他都给我跪下了。你等一下,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听了一会我就明白,电话应该是一个男的打来的,邀请她去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八堡去唱卡拉OK,女孩说:“我不去了,我老公会多想的,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让他多想。”

过了一会,她又接了男朋友的电话,粗砺的嗓子甜甜地说:“你过马路小心点啊。”

五分钟后,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走了进来。女孩挽着他的手往外走,路过我的桌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Macbook Air,像只画眉一样侧过脑袋问:

“老公,这电脑跟我们家的一样吗?”

女孩把这个男人的一切,包括红酒和Macbook Air都自动当成两人的共属物,她紧紧抓住自己的男人,好像在风暴中死死抓住筏子的少年派或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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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票大的

Wednesday, December 25th, 2013

牟森是我的戏剧启蒙老师和多年的朋友,2000年的时候,他和我曾经拿着资本家的风头一起搞过一个网站,网站没成功,但我收获了与他的友谊以及对当代戏剧的认识。牟森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拧开一个又一个“小二”,跟我探讨格罗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我一面随声附和,一面忙不迭地把面前油闷大虾消灭干净。那时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一个。听了牟森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戏剧可以用来表达那么多东西,包括心灵之痛。

有一个晚上,牟森拿来一盘录像带,我起初以为是毛片,就兴致勃勃地坐在地上看起来。舞台开启,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拿着电焊在焊钢筋,蓝色的弧光一阵阵闪过,而几个演员在前台开始了顽强的诉说。后来,钢筋焊好了,一根根立在台上,一个女演员,拐着一篮子红彤彤的苹果,在钢筋丛林里穿行,并且把苹果插到钢筋上。忽然演员们情绪激动起来,四处大叫、奔跑,并把苹果一颗颗从钢筋上摘下来,扔进一个舞台一侧一个大功率的工业鼓风机的扇叶上,噪音四起,汁液四溅……那一刻,我的心被刺了一下,但找不到痛点在哪儿。就好像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但说不出哪儿不对劲。这个戏就是牟森根据于坚长诗《零档案》改编的同名先锋戏剧。

2013年10月20日晚上,在黄浦江边原上海水泥厂的6000平米的预均化车间里,录像中的场景再现。这是牟森的一次新的航程,新的冒险。这也是上海徐汇区“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开幕式。巨大的车间穹顶,一束光照射下来,像创世纪。荷兰声音艺术家雅克·布朗克站在巴别塔一样的大型机械上,用他不懂的汉语,带领一群民工念《彼岸》的台词,继而又用荷兰语重复同样的台词。民工们亦步亦趋地跟着鹦鹉学舌,他们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里比在建筑工地干活轻松多了。演出的第三部分结合了《春之祭》、《零档案》、广场舞、现代舞和工地劳动。民工奔跑着把一排排焊在框架上的钢筋摆满舞台,场工把一车车水果市场批发来的青苹果倒在地上,中老年舞者把苹果一个个插到钢筋上。一个少女舞者出现了,她在钢筋之间轻盈地跳跃、艰难地挣扎,每一次披荆斩棘都让人为他捏把汗。最后,钢筋丛林和舞蹈队伍把她重重困住,与皮娜·鲍什《春之祭》版本中少女被裸体献祭不同,这个中国少女穿得明显要多一些。看到这里,我低头给牟森发了一条微信:“骗子,说好的《春之祭》呢?”

牟森无意与经典的《春之祭》PK,他要做的是“奥德赛”,是“盛墟”。牟森说:“当我看到主展场的宏伟穹顶、圆形360度铁轨,还有像巨树一般的搅拌机,自然而然地,用‘奥德赛’这种方式来叙述上海城市历史的想法就出来了。”他一再否认自己做的是戏剧,他说他做到是当代艺术。

牟森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西岸双年展”项目的发起人,高士明想借助这片工业废墟演绎上海开埠一百年的历史,不单单是反思,而是表现席卷命运、泥沙俱下的进程。走进水泥厂预均化车间的那一刻起,高士明就感到了搅拌像历史,把中国和上海的命运搅拌在一起。两人一拍即合,遂确定了《上海奥德赛》戏剧部分的主框架。

刘畑是高士明的博士生,一位典型的跨界青年才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因为机缘巧合来到了杭州,与中国美院邂逅,并考取了高士明的博士生。刘畑是《上海奥德赛》的导演之一,与另一位导演马楠以及王子月、亦璇、照照等美院才俊一起,来到牟森麾下,全程参与了新奥德赛的诞生。牟森告诉刘畑等弟子,“巨构”的概念是他从上世纪60年代建筑学里借用来的,当时日本有个建筑创作组织‘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他们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巨构”(Magestructure)概念,是对城市与有机体的生物学比喻,更多指向城市的区域甚至整个城市,跟城市规划、建筑都有关系。“对我来说,我其实早就不做剧场了,对那种有多少个座位的剧场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让我更兴奋、更着迷的是城市。”牟森说,“所以,云戏剧首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它不由情节来串联,而是N个独立的艺术家作品链接为一个超大规模、紧密相连的东西。它一定要有特定的主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间性结构,这就区别于普通的展览作品了。”

牟森对史诗、巨构、巨作、三部曲等概念一向非常着迷,他把叙事当成一种产业来对待,他说,叙事是一种生产力。我对牟森说,倘若我擅长讲故事的奶奶九泉下有知,听到你这话该多么欣慰啊。早知道这样,她就不靠纺线为生,而改行讲”瞎话儿“(山东方言:故事)了。

牟森一直憋着干一票大的,他所说的一件大事有六项指标:

一、它是你自己喜欢、热爱、迷恋和着迷的,为它做任何事都在所不惜,是一种享受。

二、这件事一定是你自己擅长的,包括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应该是你擅长的。

三、这件事应该是有市场的,或者说是有收益的,不是单纯的玩票,应该是有回报的。

四、这件事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是你干一票干两票这个事就完了,没得可干了,而是可持续的,一票接着一票地做。

五、这件事在最大程度上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你受制于人的因素相对小。

六、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件事要面对的市场环境、资源环境,都是瞬息万变,会发生各种事情的。但是一定要有个东西是贯穿的,是不变的,即所谓的愿景。

按照这六项指标来考量,《上海奥德赛》无疑应该符合一件大事的标准。牟森十年前还在导演抗击非典的主旋律戏剧,今天终于干了一票大的。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随着该项目的成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方政府和大地产商看上了牟氏跨媒体”巨构“的市场潜力,深圳、大理相继朝他挥来橄榄枝。背靠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这棵大树,牟森也许能像张艺谋”印象“系列一样,开创一种新型的演出和赚钱门类。

作为牟森的朋友,我希望他越做越大,兑现他十三年前的承诺,让我在他导演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扮演军需官迈洛,按照牟森的设想,他要在舞台上设计一个巨大的鱼缸装置,里面装满活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当我,也就是迈洛走上舞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螺旋桨从舞台顶部缓缓降下,伸进鱼缸里。只等我一声令下,马达开动,螺旋桨在鱼缸里剧烈搅动……假如这一切成真,我不会下这个命令。我会把鱼捞出来卖给观众,然后自己坐进鱼缸里,等待螺旋桨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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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成功的样子

Monday, July 29th, 2013

2013年7月12日,我随从《新西湖》美女记者汤葛月人采访了麦家。因为没有提问和写稿的任务,所以我很轻松地当了一回看客。麦家的工作室是杭州市政府馈赠的一栋别墅,位于西溪创意园,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绿树掩映,一步一景,贾宝玉当年也不过是这种待遇。同在这座园子里开办工作室的还有余华、孟京辉等名人。

麦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尽管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不太会去看(不是装,而是因为我不是侦探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作为把侦探类型小说和纯文学杂糅在一起的跨界作家,他凭借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200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近作《风语》没写完就卖了500万元。在采访中,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写作。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现在的收入,几辈子都吃穿不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很多存款,而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马上就能赚到。今年他又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在体制中混得叶茂根深。

麦家的工作室分成办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他的背后是一排落地长窗,窗外绿树葱茏,树枝摇摆着争做他的背景。

采访历时两小时,他谈了自己的童年、写作之路,还有如今的生活。出生于富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祖父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麦家从小就因为出身问题,在村里受到排挤与歧视。但他后来相信,“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正因为没人可以交心,他从11岁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33岁,直到1997年做了父亲,他才决定终止这一习惯。采访到最后,在汤葛月人的追问下,他还讲了一个童年的奇异故事,是他以前没有跟媒体讲过的。 由于小时候不受待见,所以他特别重视跟别人的关系。麦家人缘好在文学圈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讲过。 不过我觉得,“童年经历影响人一生”这种论断,本来就是一个自证实的命题。你相信它,就等同于心理暗示,然后生活中就处处留下童年的烙印。

同为写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怎样写。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写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地位,使他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麦家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写作天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常年坚持不懈地写作。自从童年时期坚持写日记以来,麦家就没有中断过写作,他说“写作是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大学毕业后,他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用写作来排遣。有一天看了电影《最长的一天》后,他来了灵感,写了一篇微型小说《最短的一天》,投给军报,竟获发表。这成为轰动他所在部队的一件大事,并且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军区领导爱才,把他调到机关工作。他终于不用再整天坐在无线电跟前做听风者了。

1997年,已经升到正处级的麦家转业进入成都电视台,按照他的级别和能力,领导想让他就任文艺部主任,这是一个难得的肥缺,不但工资有6000多,还有很多机会行使潜规则。但深知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他毅然选择去了电视剧中心,当了一名编剧。虽然月工资只有1100多,但不用坐班,可以专心写作。就这样他连续默默无闻地写了5年,到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麦家说,在所有作家中,博尔赫斯对他影响最大。有一年时间,他只读博尔赫斯的书,直到把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文字变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麦家一口气背诵了37首博尔赫斯的诗歌,几乎一字不差。

他认为,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正像没有人能用语言教会另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写作要靠自己去实践。“好作品都是烂作品堆出来的。”所以,写作这回事,“不要相信别人的经验,要相信自己的勤奋。”

尽管现在已经功成名就,麦家每天依然用8-10小时来写作。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单纯,就是读书,写作,运动。他典型的一天这样度过:

早晨7:30起床,到人少的地方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中午,不敢吃太饱,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写。傍晚4:30开始,雷打不动健身2小时。他爱健身,这点一进门从客厅的鞋柜就看出来了,那里放着一排运动鞋好像阿迪达斯的专卖店。高强度的写作需要身体的保障。晚上11:30,强令自己睡觉,12:30如果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十年前,他忧心忡忡地跟琼瑶说起自己吃安眠药的事,琼瑶说:“你怕什么?我都吃了40年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他专门用来接待七大姑、八大姨和各界朋友,包括记者。

麦家童年的奇幻之旅是这样的。一次,他跟同学打架,回家又被父母教训,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村里来了一个摇着货郎鼓的卖货郎,麦家就远远地跟着他走,心想走不动的时候,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从上午11点出村,一直走到华灯初上,不觉已经走出10多公理,来到了镇上。卖货郎这才注意到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孩,就问他缘故。麦家见到亲人一样倒出满腹苦水。卖货郎听了,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这个故事好得太像一个故事。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一件真事和一个传说,写下那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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