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史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两份报纸，如果媒体是阴性的，她们都是我的初恋情人。

那时候我是一个农村小孩，《中国少年报》向我展现了一个美丽而惊人的世界。原来除了读书、打猪草，人生还有那么多未知的美好。我清晰记得，它的报头是绿色的，遇上重大节日，又变成红色的。

童年的很多记忆都和味觉联系在一起。我记得，边吃月饼边看报上连载的《十二个月》的连环画。当我在油灯下读到，有一个女人跑到大草原跟狮子生活在一起，我简直羡慕死了，看看我身边，只有虱子。

我最喜欢的两个栏目是《动脑筋爷爷》和《知心姐姐》。我还偷偷给他们写过信。给动脑筋爷爷的信是这么写的：

动脑筋爷爷：我们家乡有一句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请问有没有科学道理？

信寄出去，我天天盼着送报的邮递员，希望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我印成铅字的问题，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看到铅字印刷的我的名字。

然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谁会在乎一个农村少年幼稚的提问呢？

你不相信奇迹不行！大约过了25年，就在前天中午，我接到了《中国少年报》的电话。

一位女编辑，我曾经魂牵梦绕的“知心姐姐”给我打电话了，约我策划一份趣味语文试题。她是在书店看了我的书，顺藤摸瓜找到我的。

这件事让我非常激动，尽管再懒惰，也把它记在我的博客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切等待都不白费，只要你活的足够长，且有足够的耐心。

我决心，永不背叛穷人，无论发达还是潦倒。
我决心，永远当一个左派，当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者。

阶级理论，纯他妈扯淡。从小到大，我们的教科书上都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是个最先进的阶级。潜台词是，农民阶级，显然不那么先进，只配坐在无产阶级的替补席上，当板凳队员。

可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在乡野里长到16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工人，那是城里人，跟农民处在两重天地。

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去的一个地方，不是北京、济南，而是一个江西的城市－－吉安。因为我们村王卫东的爸爸就在那里上班。上班，按我们家乡人的话说，叫“吃工资”。能吃上工资的人，都是人上人，吃不上工资的，都是庄稼汉。王卫东的爸爸是吃工资的，他们家有《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杂志，还有一个微型电动机，他们家的家具散发着一种奇特的气息，那大概就是城里的味道吧。

而我们家唯一的藏书是一套《列宁选集》，里面没有飞碟，也没有电动机，满纸都写着“革命”和“阶级”。小学三年级，我跟村里几个小地痞混在一起，做他们的“军师”。我当街拿一本《列选》，在扉页上记下我们“组织”的名单。放牛的老汉看到我，赞不绝口：“你瞅瞅，这孩子多么爱学习！”

小时候村里的规矩，农民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不能喊“爸爸”，只能叫“爹”，“爸爸”那是吃工资的人的专利。有一次我喊了，被村里一个伶牙俐齿的愚妇听见，挖苦道：“你爹要是吃一分钱的工资，你喊他‘爸爸’也行。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叫‘爹’吧。”

我从小就不喜欢城里的男孩子，他们傲慢，最可恨的是他们有钱买书，而我却不能。我曾经跟一个回乡探亲的城里孩子去县城逛新华书店，他买了四五本书，而我只能眼巴巴地在旁边看。梦想这狗日的能良心发现，借给我一本看。但那是不可能的。他抱着一大堆战利品得意洋洋地回家了，只抛下我这个穷人的孩子，徒步三里，一个人回家。

城里的女孩子，哦，她们令我羞怯、恐慌。父亲在镇上中学当代课老师，我经常有事没事去看他。一次，碰到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她妈妈是牛老师，她叫什么，我忘记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跟城里的女孩子说话，我大概是满脸通红，一直低着头。她拿了一本彩色的图画书给我看，那画，我至今还记得－－竟是斯芬克斯之谜。画上是一个妖艳美丽的女人，她喜欢给人出谜语，答不上来的，就吃掉。我情愿被这女人吃掉。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这世界上有比猪头肉和面包更好的东西。可是，太遥远，太渺茫，太不可企及。

我说这么多，是为了证明我曾是一个穷人。我属于穷人阶级，而不是那个已经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无产阶级。如果马克思生在我们村，如果马克思的爸爸不在吉安吃工资，他的想法会跟我一样。

而今，为了摆脱贫困，为了让我将来的子孙获得我未曾有过的幸福，我在城市里漂泊、经营，但无论怎样，我决心决不背叛我的童年，不会背叛那些跟我一样出身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