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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小眼睛干部的后果
Sunday, January 13th, 2008转载：索尔仁尼琴谈普京
Saturday, January 12th, 2008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图 “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 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钛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彩。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今还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来源:左岸文化 作者：殷叙彝（编译）
慎用告别以谢天下
Friday, January 11th, 2008萧瀚因为杨帆门事件，今日宣布辞职以谢天下（详见他的博文《关于杨帆门事件的致歉与声明》）。我以前不知道萧瀚是做什么的，现在知道了，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明天又将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提出辞呈。
萧瀚说：“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这话听起来这么熟悉，让人联想到谭嗣同、陈天华。但是，我认为萧瀚的牺牲可能未必有那么大的作用，不是牺牲得不够，而是牺牲这种方式本身就有疑问。
告别很具有悲剧的美感，会唤起人们的敬畏与怜悯，亚里斯多德地下有知会感动的。可是在悲剧性已经渗透进生活每个缝隙的今天，人们很难被戏剧性的场面所震撼。
萧瀚辞职就讨论到这里，以下是另外一件事，跟上面的议论毫无关系。
这两天，天涯在讨论另一场更悲壮的告别。一个女子，因为男人的背叛而跳楼，她留下了一个博客，最后一篇是在她自杀前两天写的。
这事太惨了！可以说是每个女人的断肠崖，也是每个男人的大恶梦。任谁遇上，都会诅咒自己出生的那个日子。
如果加以理性的分析，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男人的背叛是主因还是诱因？
天涯上的讨论称，这位女子早有抑郁症，男人背叛和小三的出现，促使她走到了这一步。
如果以上为真，那还应该追问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小三，她会怎么样？
我们都试图从一堆繁杂的事物中理出头绪，都试图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不是用C++写成的，缜密的逻辑关系，可能永远无法看透。
那么，面对告别的背影，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只能说，不要轻易去“谢天下”，第一，“天下”可能不会领情，它甚至都不会说“不客气”或是“我的荣幸”。第二，“谢天下”的成本太高，每个人一生只能“谢”个一次、两次。谢完，就只能转身走了，只留下巨大的谜团，让天下人猜个不休。
别急着告别，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做，让天下去谢它自己吧。
非畜生们，行行好吧！
Monday, January 7th, 2008那个说出“很黄，很暴力”的小姑娘成为某些网民口诛笔伐的牺牲品，以至于她的父亲不得不出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对于这件事，我很愤怒！未成年人有免受黄色暴力内容侵害的自由，即使在你们崇拜向往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我不是道德家，我承认我比你们还黄，我有钱了，就会买一台双核8Tb的服务器，里面装满毛片。
我也不赞成网络扫黄，反对一切伤害表达自由、浏览自由的管制。
但这不等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这不等于没有底线！
畜生们非畜生们，行行好吧！放过这个小姑娘！
小网站大新闻
Monday, January 7th, 2008《魔戒》中说：“即使一个小人物，也可以改变未来的进程。”（Even a small figure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future.）引申一下，即使是一个小网站，也能够对未来的改变起一点作用，你怎么知道你放到骆驼背上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今日杭州一家网站在头条做了艮山桥塌陷的新闻，据我有限的所知，这是浙江省内媒体就这一事件唯一的报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艮山桥2006年已经陷过一次了。该网站链接了去年的电视新闻。当时市政部门找出百般理由为自己辩护的同时，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当年国庆之前对所有桥梁进行大检修。
对于不在杭州生活的人士们来说，这条新闻可能没什么价值。但是对于杭州，它是可能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不要说人微言轻，未来的进程可能就取决于一双小手。
转：《系统》之疑与媒体之职
Sunday, January 6th, 2008万能时评家
Sunday, January 6th, 2008闲来无事，继续读《纽约时报》07年推荐专栏。
今天读的是瑞士作家Peter Stamm《瑞士迷失（Swiss Miss）》，文章以瑞士军队误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为引子，介绍了瑞士军事现状。文笔轻松调侃，颇有宋石男没当教兽前的文风。例如：“瑞军入侵列支敦士登干嘛呢？那里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瑞军配发的来复枪只用于自杀和偶尔的暴力犯罪。”“瑞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绝对是负重行军最强的。当地球上的石油消耗殆尽的时候，最后一支还在的移动的军队一定是我们。”
前些天还读了美国70-80年代脱口秀主持人Dick Cavett写的专栏《当那伙计死在我的节目里（When That Guy Died on My Show）》，用豁达、幽默又怜悯的笔调，记叙了一场节目中的死亡事故。
《纽约时报》的Op-Eds（类似“专栏版”）请来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擅长的领域，只谈自己知道的事。比如Frank Rich，在80年代之前以写百老汇剧评为主，进入90年代，改写中东问题，21世纪主要写政论时评。
横跨多领域、全学科、全知全能的维基百科式专栏作家，似乎以我国最为盛产。
在中国浩大的时评作者队伍中，像连岳那样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常识写评论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是Google+偏见学派的传人，先预设观点，再筛选材料。他们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部立陶宛独立思想史，只要有人约稿，尽管动笔之前的24小时，还不知道波罗的海在地图上哪个位置。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援引凯恩斯、弗里德曼、巴菲特、加菲猫来评述CPI,FPI,QFII,QDII，只要他们认为此刻不该噤声。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可以刊登在《心经报》上，并被各大门户广为转载。
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中文大专辩论会盛行的时候，那些参加辩论会的大学生们也是全知全能的。无论辩论何种社会难题，正反辩方都有一个万能的解决办法，叫“综合治理”。（可能受其启发，后来我国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成效如何，不做评价。）如今辩论赛衰落了，叱咤辩台的学生们也长大了，没想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title，叫时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