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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推销员之死》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其人道主义光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洗,不减反增。威利是一个推销员,已经花甲之年,却还要在外面跑码头。他房子的分期付款即将还清(80年代上演的时候,很多观众肯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却面临着人生最艰辛的时刻。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卖的不仅是有形的商品,还有无形的梦想。推销员要靠笑脸和铮亮的皮鞋才能吃得开。然而,威利发现大家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他想向老板求情,换个不必在外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明天不用再来了”。回首往昔,处处都是破碎的梦想,难以弥合的伤痛,早年荒唐留下的过犯,以及一系列连锁的罪果。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两个儿子,全都一事无成,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逃避现实。

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话剧中心,我看了吕凉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我承认现场看话剧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录像无法代替的。

当剧情发展到最后,当威利准备用自杀来骗取保险金,并且信心满满地跟自己想象中的哥哥本对话。

现场听得见观众们的唏嘘之声,我甚至听到一个上海阿叔对旁边的阿姨说:

他想骗保。

观众们试图用叹息声告诉台上的威利,你不能这样做。

舞台上,威利为儿子设想的前程越来越美好,他越想越高兴,可观众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生最闪亮的时刻。能演此戏,一生何求?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怎样的戏?它跟中国的渊源如何?无论你在凉爽的家中,还是在闷热的旅途,无论你是在空旷的高铁,还是在拥挤的医院,无论你在江边、在广场、在山脚下,在车上、在便利店,还是在餐馆,无论你刚刚签了合同,还是刚刚还完一笔贷款,都应该来听听这个故事,因为它与你我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阿瑟·米勒是谁?

你可能不知道阿瑟·米勒是谁,但你肯定知道玛丽莲·梦露。阿瑟·米勒是梦露的丈夫。

对,那是一个编剧可以娶当时最耀眼的女明星的时代。高攀的那个人是明星。

这里要说个梦露的八卦。

梦露受邀到米勒的母亲家里,才住了一个晚上,婆婆就不喜欢她了。米勒母亲家房间隔音不太好,米勒太太说:“她上卫生间的时候,撒尿的声音太大,像一匹马。”(这个八卦是比利·怀尔德说的。)

《推销员之死》也是阿瑟·米勒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初稿。

阿瑟·米勒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米勒做过一次木匠活。他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长10英尺,宽12英尺。从绘制构架草图,到钉钉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All right. I‘m coming back.)”

这是阿瑟米勒创作时想到的一句话。

阿瑟·米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那间小工作室还没上漆,依然散发着粗木和木屑的香味儿,装钉子的口袋还跟其他工具一起藏在一个旮旯里。4月的阳光找到我的窗户照洒进来,那些嫁接在野树上的苹果树晃动着花骨朵儿,露出初生的淡蓝色花瓣。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米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

是什么让阿瑟·米勒一边写一边流泪呢?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8年,反映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利•洛曼代表了那个时代承受家庭重担的所有美国男人。中国美院教授牟森说:“今天,中国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的时代,大江南北,山河处处,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威利•罗曼式的父亲正在为了家庭,到处奔波,身心交瘁。”

卡佛诗《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道尽男人的心酸、荣辱和尊严。

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初次相见是1978年,当时米勒匿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访问。

英若诚路子广,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跟曹禺两个人到了米勒下榻的宾馆。当时米勒正一个人挠墙。他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八百万)一个人不认识,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更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去十年当中发生的事。

被曹、英发现后,待遇马上不一样了。给他换了宾馆,贵宾待遇,签证也从旅行团的1周,变成了一个月。

米勒被英若诚邀请去看郭沫若的《蔡文姬》。米勒看完后一针见血指出:“剧本犯了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故事在第一幕就讲完,没有给后面留下发展余地。”满座皆惊,当时没人敢批评郭。幸亏,郭不在,他几个月前过世了。

当时郭沫若被认为是中国的男神,代表了戏剧的最高成就,俗称:郭老曹,郭沫若第一,老舍第二,曹禺排第三。

米勒敢这么说,实在太直爽了。不过也让曹禺扬眉吐气了一把。

一九八二年英若诚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他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现在一般翻译成《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故事发生在1692年的美国,一个名为萨勒姆的小镇之中,在这里生活着一群思想单纯,甚至有些愚昧的村民们。阿比盖尔是牧师的外甥女,她爱上了名为普罗克托的男人,然而,普罗克托已经有家室了,这段感情在普罗克托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了破灭。 阿比盖尔失败的恋情在小镇里传开了,她遭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和奚落,愤怒和羞愧中,阿比盖尔在森林里举行了诅咒仪式,诅咒伊丽莎白。这场仪式被刚好经过的帕里斯牧师给看到了,虽然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举行仪式,但是村子里存在女巫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个故事翻译一下就是:

一群红卫兵小将在某个心怀鬼胎的小姑娘的唆使下,借愚昧而自私的大人之手大开杀戒,有人为了保命有人为了复仇最后所有的人都疯狂了。信任和真理在愚昧的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英若诚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米勒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事实上英若诚有自己的私心。

英若诚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

尤其是,他自己想扮演其中的男主威利·罗曼。

大家想想,如果演《严峻的考验》,英若诚能演谁呢?只能演迫害和煽动无知少女的坏蛋。

伟大的精神操控师会把一个念头植入别人的脑海,还让这个人认为是自己的主意。

经过英若诚的劝说,米勒同意了。并且说:

“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这好比报纸的男小编去跟文化部长游说,为了整顿演艺圈,应该让王珞丹这些女明星放下架子,嫁给媒体工作者。

部长听完说: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把王珞丹娶回家。

英若诚和小编异口同声地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米勒又加了一句。

《推销员之死》演出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看不懂这出话剧,毕竟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他们能理解一个有冰箱、汽车的家庭,竟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吗?况且这出戏长达三个小时,人们看完还能赶得上公共汽车吗?万一赖着不走让剧院管吃管住可怎么办?

英若诚记录了首演时的情景: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鸦雀无声,演员们认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歔。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

此时,阿瑟·米勒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当时由于胡波事件,中美关系刚刚降到一个冰点,文体交流几乎停滞。这出戏的上演,让中美关系重新有了热度。

文科生无用论可以休矣。

演出结束的当晚,没人顾得上去卸妆,大家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

接下来演出结束了,但英若诚代表的中国人的好客并没有结束。

英若诚为阿瑟和英格安排了一辆车、一名司机、康生居住过的四合院,还为他们留出几天时间游览一些景点。

此时米勒早已跟梦露离婚,他此时的妻子英格是奥地利贵族出身。英格给英若诚夫妇讲过她在欧洲的生活。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办过多次展览,其中包括一些阿瑟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

还有四合院的隔音非常好。米勒的母亲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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