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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的密码

Sunday, April 24th, 2011

在中国文学史上四大名著的地位无可取代,但对于这些巨著的研究却鲜有突破性成果,基本上依然停留在批注派、索隐派的水平上。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一批名家,解读四大名著,但也差强人意而已。

就拿刘心武来说吧,号称研究红楼20余年,不但创立了“秦(可卿)学”,而且花费了7年时间,续写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他把秦可卿的出身安排到了皇宫,挑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考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没办法自圆其说就生拉硬扯,例如他提出秦可卿和贾蓉是假夫妻,理由是全书没有一个地方描写过他俩有亲密行为。诸种逻辑不通、强作解人之处还有很多。

与此相对照,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以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储备和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文学遗产,尤其对明代四大奇书和《红楼梦》进行全新的叙事学解读,为我们理解四大名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早在九十年代,他曾被邀请到北大演讲,随后整理出版了《中国叙事学》一书,这本只有220页的小书对中文读者来说,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他不但一举推翻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古典小说属于“缀段”结构的论断,而且还推翻了五四以降来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的四大名著起源于民间通俗文学的观点。浦安迪认为,中国四大名著和《金瓶梅》都有着一致的精妙结构,都是文人的创作,而非民间白话文运动的产物。

继《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后,今年《浦安迪自选集》又出版了,尽管作者曾谦逊地说“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步入初学小儿之初”,而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举凡中文叙事学研究专著中,再没有比这些书更富有洞见的了。

浦安迪比较了中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发现,中国和西方所说的“小说”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西方的小说(Novel),来源于史诗,中国的小说是“史余”,来源于史书这一传统,到明代以文人小说的出现为一个高峰,一直延续到清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诞生。

基于这种发现,浦安迪否定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提出的四大名著是民间俗文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看法。浦安迪认为,从这些小说的语言、结构和思想境界来看,绝非是民间通俗文学可以相比的。尽管四大名著里常常出现“列位看官”“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说书人的口气,但这也仅仅是文人可以模仿的一种叙事口气而已,并不能证明它跟民间说书有任何关系。我认为浦安迪的这个论断,解决了五四以来,人为挖开的文言文传统与白话文之间的鸿沟问题,使得我们能够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汉语文学语言继承性。原来我们被胡、鲁、郑糊弄了这么多年!

浦安迪继而发现了隐藏在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五大名著“百回定型”规律。中国古典小说的定型长度是100回,每10回为一个单元。这一特征在《金瓶梅》和《水浒传》中最为明显,所谓“武(松)十回”“林(冲)十回”“宋(江)十回”,在其他名著中略有变化。在古典小说的第50回左右,必有一大的转折,形成小说的中点。《三国演义》第50回是赤壁大战,《红楼梦》第50回是大观园盛极一时制灯谜。与西方小说追求直线性结构不同,中国古典小说追求的是更替与循环。浦安迪总结说:“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玄幻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和对明清奇书规律的总结,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镜鉴,也可以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的文学模仿西方之风,划上一个句号。原来,神不在异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可以找到那些失落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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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武《恶口的技术》

Saturday, April 16th, 2011

很多人都知道北野武是日本最著名的导演,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作家,他写过八本小说,六本杂文。

《毒舌北野武》展示了他作为一流杂文家的摧花辣笔,这本书的书名直译是《恶口的技术》。里面收录了北野武写的10篇文章,从世界杯到亚当-斯密,从两性关系到爱因斯坦,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北野武年轻时做过相声演员,语言辛辣幽默,又能率真自嘲,使得这本书读起来畅快淋漓。

北野武的电影里充满暴力美学,在一个越来越崇尚雅致孱弱审美的世界里,始终是个异类。据说,日本黑道很敬重北野武,虽然他不是同道中人,但身上有侠气,有男人气概。他的电影,都是本色演出。

北野武这本书坦率随性,敞亮豁达。他说没出名之前,梦想有一天有了钱一定要开跑车,吃高档餐厅,跟女人们睡觉。但真正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发现开保时捷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因为“看不到自己开保时捷的样子”,他就让朋友开,自己打个出租车,在后面跟着,还对出租司机说:“看,那时我的车。”同时,他觉得最大的乐趣不是自己吃什么,而是把没进过高档餐厅的朋友领进去,分享他们大快朵颐的快乐。他还喜欢扮演王子,把一个普通女孩带到商店,说,随便挑你想要的东西,最后看着满身名牌的女孩满脸喜悦,然后就这么说“再见”,自己回家。

北野武说:“我不怎么关心钱,因为我自己就是商品,我自己就能变成钱。”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赚钱,而是成全别人。他发现,了不起的师父会让自己的数百弟子都吃上饭,作为艺人,要让那些成绩不突出的弟子也有饭吃。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关于茶道的电视节目,看到一地落叶,就问为什么不打扫,得知落叶是打扫后故意散落在院子里的,就领悟到,白璧微瑕,故意留个破绽,才是真成熟。他夜里四点给弟子打电话,“混蛋,我的黄色网站打不开了,快来修。”几天过后,他看到弟子们做客电视台,兴致勃勃地讲述他深夜要看黄色网站的故事。于是,非常欣慰,这至少为了给弟子们在电视上露脸制造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

北野武说,当师父的基本素质就是淡定。有个师傅带弟子做节目,弟子们上厕所,发现没有卫生纸,就悻悻地出来。这时候,师父自己也去厕所。半天也没动静,弟子们都等着师父大喊给我送手纸,然而没有。过了一会师父很平静满足地从厕所出来,细心人发现,他右脚的袜子没了。

北野武看透了男女关系,他总结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男女交往过程中,谎言是基础。如果谎言被揭穿,就用钱来弥补。结果就是,一切靠谎言和钱就能摆平。”

而爱和性的核心,在北野武看来乃是心跳加速。而现在的日本,做爱跟握手一样简单,很难体会到心跳了。也许偷偷跟黑社会的妻子交往,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吧。

北野武的一个朋友,在黑老大进去的时候,睡了他老婆。黑老大出狱之后,抓住他,一顿暴打。打完问:“你跟我老婆做过吗?”此人说:“大哥,对不起。”黑老大一听,立即脱下裤子,说:“我也要跟你做。”原来,老大在监狱里自学成才成了同性恋。

北野武说自己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同性恋钻进他被窝,开始舔他的小弟弟,北野武心想,闭上眼,假装他是女人好了。没想到,同性恋添了一会对他说:“轮到你了,该舔我了。”北野武把他暴揍了一顿。

坦率的北野武不回避性这个话题,“对于健全的男女来说,他们恋爱的一半以上是性爱。想见某个人,实际是想跟她做爱。恋爱感情越深,性爱也会越深。”

北野武讲了个更重口味的故事。日本有个演员叫仙田,年轻时在公共浴室里自慰,被看澡堂的老大爷隔窗看到,大吼:“小子,在干什么?”仙田连忙回答:“洗澡。”然后把手里黏稠之物,连忙往头发上抹⋯⋯

日本也有变态袭击校园的事情发生,一旦出现校园悲剧,大家就谴责老师没有抵挡坏人。但是北野武认为:现代教育不准老师体罚学生,排除了一切暴力,这个时候让老师去对付歹徒,岂不很矛盾?

北野武1994年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突遭车祸,造成了面瘫,因此他有资格说:“没有心灵创伤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味强调心灵创伤,岂不要照顾他们一辈子? ”

在这本书中,北野武还讨论政治、科学、教育、体育、管理等诸多话题。他真是一个“骂人不带脏字”的恶口大师。大阪曾经跟北京一起角逐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最后得了6票垫底。北野武讽刺说,这好比四口之家中的家长参加乡村选举,最后只得到一票。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仰皆是。更多妙趣,诸位还是自己找一本来捧读,细细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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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质胜于文的乡村特写

Saturday, April 9th, 2011

在读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我得承认,喜欢了美国非虚构作品的文风,再来看中国人写的纪实,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梁鸿的问题在于,叙事不分轻重缓急,动辄穿插抒情回忆,缺乏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要素:画面感,行文老实巴交,丝毫没有幽默感。

非虚构作品的第一段太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整篇的基调,也让读者做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下去。何伟《江城》开篇是这样写的:“我乘慢船从重庆顺流下到涪陵。这是1996年八月末的一个暖晴之夜,幽暗的星光在头顶闪烁,黑漆漆的杨子江面上竟无反光。”

再看《梁庄》开头:“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不踏实,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够了,作为一部记叙梁庄变迁的非虚构作品,第一句就决定了它的格局不大。接下来一通天人合一的乱抒情,倒胃。

是艰涩的文笔,女文科生的抒情,啰嗦的结构,都无法掩盖这本书的价值,它太真实,太残酷了,揭示了一个被媒体忽略,被喉舌掩盖,被电视剧粉饰的社会主义真农村!

如果为《梁庄》这本书提取关键词的话,死是其中之一。作者的爷爷在养老院被饿死,60年代大饥荒,梁庄死了六、七十人。这笔帐跟3000万人饿死的账目一起,至今还记在自然灾害头上。

梁庄有三大家族,分别是韩,梁,王。韩家书香门第,曾经出国开封大学毕业的国民党官员,1951年,任乡亲求情,依然被共产党给毙了。其家眷见大势已去,一起上吊死了,死之前吃了油旋馍。村里人本来挺难过的,一看她们吃的油旋馍,立即骂起来。

1962年,作者的父亲弄了些碎烟叶,挑着担子到山里去换了些粮食,到了邻县,粮食被政府给没收了。“我哭了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你妈也没怨我。” –哭了一路,两手空空,这八个字让人看了痛彻肺腑。

梁鸿在第二章啰里啰嗦讲了村里河流的污染问题,还采访了当地水利局局长。基层官员对污染和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被我们县以前的县太爷给说尽了。面对反对他上马皮革城的下属,他反问:“你们谁在县委大院里养猪?没有吧。但是农民就会在自家院子里养。不但在院子里养,还在屋子里养。为什么?一个字:穷。穷怕脏行吗?脱贫就不能爱干净!皮革城上马上定了!”这个皮革城成为我家乡现在一大公害,空气水都给污染了。

梁庄发生离奇强奸案,82岁老太太被少年先杀后奸。但这并不是重点,书中提到,公安局为了命案必破,提审村里两个老光棍,结果这两个人“神经”了。可怕的真相,潜伏于中断的因果关系链条里。公安用了什么手段,让无辜者精神失常,书中一句都没有提。

需要表扬一下梁鸿追求真相的执着,她采访了强奸命案的当事人,甚至到看守所见到了罪犯本人。但是,她接着写到:“我又能问些什么?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真服了这位姑奶奶!既然已经见到了当事人,为什么不问对问题呢?不过,从选材上讲,作者采访方向错了,这样一桩惨绝人寰的丑陋案件,没有任何新闻美感,应该采访公安局,怎么让两个老光棍精神失常的。

梁庄的小学,被改成了养猪场,学校围墙上标语也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是这本书唯一的幽默之处。

本书第四章,打工青年毅志的口述实录血腥而震撼。他揭露了这个社会平静表面下面的残酷真相。他在北京倒火车票,被收容遣送,警察打他,“犯人”打他,武警也打他,他最后被倒买到砖窑厂,成为奴工,被人看管,遭受毒打。他拼了命逃脱出来,发誓再也不去北京。

梁鸿这本书反应了一个基本事实,也印证了我春节回家见闻所得出的判断,农村的意外死亡率很高,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车祸造成的。酒后驾车,胡乱行驶,乱穿马路,形形色色的道路违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由钢铁橡胶组成的生死丛林。在农村,活着就是奇迹

农村人很现实,人死了,哭归哭,考虑最多的还是钱的问题。要求偿命也罢,护尸不火化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钱。什么正义,报复,都是虚的,钱是最紧要的,并且获得赔偿越高,越能得到村民尊重。

乡村一点都不浪漫,乡村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无论谁统治,无论什么制度,这种根深蒂固的仇恨,都不会消除。这是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理解。

乡村里的暴力,埋藏与血亲冲突之中,也隐藏在资源匮乏的争夺里,更根植于人性的蒙昧与残忍中,作者的父亲,文革期间,屡遭批斗,经常被打得浑身是血。人性在这里毫无市场,他向打人者的母亲求情,对方心软了,但打人者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

梁庄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麻木现实主义”,村民似乎全都自生自灭,任何灾祸遭际,都是天命使然,政府始终不在场,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作者梁鸿在村中的实际调查发现,农民对现状满意度很高,尤其对合作医疗,赞不绝口。正如一位老人所说:“早晚都穿得跟客人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只是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越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越怀念何伟的寻路三岔村,这不仅是两种写作风格的差异,还是两个世界的差异。当何伟带着魏嘉去医院看病,与中国冷漠残酷的医疗体制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报道,超越了纪实,而是一出古典英雄剧,引发恐惧与怜悯。

而在《梁庄》之中,看得见死亡,看得见苦痛,但唯独缺乏这种古希腊悲剧感。确切地说,梁鸿没有抓住能够引起人恐惧和怜悯的东西,尽管有这样的素材和动机,但都在作者琐碎的陈述中,轻轻漏过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不懂古希腊悲剧,莫谈非虚构写作。

《中国在梁庄》看完了,没有感动,只有感喟。这本书把一个琐碎但真实的农村原原本本呈现于读者面前,内容缺乏剪裁,结构比较凌乱,但她做了很多人没有做过的事,已经十分难得。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话,这将是一本绕不过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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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中国三部曲”之《甲骨文》读书笔记

Friday, March 18th, 2011

《甲骨文》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跟第一部《江城》集中写他在四川任教的经历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散,里面的人物故事都不连贯,好像一张随意拼贴的文章剪切簿。也许何伟陷入了很多到过中国的外国作家都陷入的误区:太喜欢谈论政治。

何伟呆在中国的那段日子,中美之间的几十年不遇的大事都让他赶上了。1999年5.8游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1999年,何伟到南京出差,听到一阵震天的呐喊声,南京的学生们上街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由于南京没有任何美国领事馆,学生们一怒之下把麦当劳砸了。次日,只见麦当劳叔叔(有南京亲历者回忆是肯德基上校)只剩下一个屁股和一根杆子立在春风中。

读何伟的书,发现一个规律,写中国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一定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把自己描写成被欺负的角色,这样才能抖落一地机灵,博得一片同情。何伟说5.8之后,他在中国抬不起头来,人人见了他都先问国籍,再让他表明对轰炸大使馆的立场。

在北京一个清真餐馆里,何伟又被邻桌的汉人问起从哪儿来的。何伟毫不避讳说美国。汉族人就问他对美国轰炸大使馆怎么看? 何伟说是美国政府干的,我不了解情况,跟我无关。大家就问他难道不道歉吗。僵持之下,一个维族人出来挑战汉人,何伟跟他交了朋友。

我觉得何伟在5.8之后过街老鼠一样的日子,有些是为了制造戏剧性而故意装孙子所致。因为当中国人问他国籍的时候,他如果真想避免麻烦,完全可以回答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但他坚持自己是美国人。这是一种迎战姿态。当然找烦恼也是为了写书需要。

中美撞机事件,中国要求美国道歉,但美坚持不肯,双方开始玩辞藻游戏。美方先用了regret,后来用了两个very sorry,在美国人看来都不是道歉的意思,分别是“非常惋惜”,“非常抱歉”。道歉应该用apologize,而鲍威尔多次表示拒绝向中国apologize,因为道歉即意味着美国在撞机事件上有错。中国外交部将Very sorry翻译成“深表歉意”!中国媒体随之宣布:美国道歉了!

何伟想起自己在涪陵师专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学的一本《美国社会调查》的课本,里面罗列了南加州的犯罪、种族主义等问题,何伟说,书中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在这个遥远的中国的江城,抛开具体背景,讨论这些美国社会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何伟认为,负面新闻的报道,本质上是为社区和群族服务的,一个社区中出了个混蛋,记者就应该把他揪出来,哪怕这个混蛋是美国总统。但是,报道遥远国家琐碎负面新闻,实在看不到什么意义。

很多西方媒体,每天让助理寻找中国的负面消息,当成大新闻报道。但是何伟说他看不到这种报道的意义何在。甘肃贩卖婴儿,这个美国的读者知道有什么用?中国是一个变化的社会,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语境,谈论这类琐碎的社会问题。

书中最有趣的一段是他写姜文的。姜文当时正拍《鬼子来了》,他向何伟解说了自己的理念,而这些话几乎从没跟中文媒体说过。姜文说:我们是受害者不假,但我们也要反省。不能指着别人说,他邪恶。那样把问题简单化了。

姜文对何伟说:把中国想成一块地,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都是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方式生长,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坏。当鬼子来了,你可以说他们本来都是坏蛋,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变得更坏。咱中国人得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坏东西都是越变越坏。

姜文继续说:很多人头脑太简单了,只会说我们是受害者,他们是坏蛋。其实历史都是个人史。我有个朋友说,如果你到电影局当领导,一定能百花齐放。我说,那会把我变成一个坏蛋!我门口要是有站岗的,我准压抑死。那不是人呆的地方,这是体制、环境造成的。

写人情比政治好玩多了。何伟的朋友Willy娶了一个四川妻子Nancy。南希持家,觉得婚礼太贵,只同意拍婚纱照。何伟翻着他们的影集,看到不同的背景和化妆,看上去好像举办过12次婚礼,尽管他们一个也没办。南希不让老公买DVD,说太贵。

对于一些琐碎的中国细节,何伟在这本书里津津乐道,我却看得昏昏欲睡。例如,他讲到乐清买9/11盗版碟的经历,以及碟是如何粗制滥造,我觉得他在没话找话硬写凑数。

《甲骨文》这本书写得真乱,东扯葫芦西扯瓢,浮光掠影,浅陋猎奇,内容组织没有逻辑,前后不搭,左右失联,中心人物是个维族人,却没有任何好玩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除了种族符号,实在想不出放这个人物的意义何在。

这本书问题出在哪里?亚马逊网站上一位读者说得好。写江城的时候,他写的是经历。写甲骨的时候,他做的是生意。前者充满了初到中国的外籍教师的惊奇,文字带着温暖,后者完全是职业记者的冰冷视角,文字琐碎,缺乏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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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改行了

Monday, March 14th, 2011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Frank Rich,在2011年3月11日发表了《一个梅开二度的专栏作家的忏悔录》,宣布终止30多年的专栏写作。

Rich在《纽约时报》写了14年剧评,是著名剧评人Walter Kerr和Kenneth Tynan的后继者。后来他改行写政治专栏,又过了17年,Rich决定从专栏界退出,他准备去做一个杂志的记者。

Rich说,他的决定不是因为对《纽约时报》不满,他的文章从来没有被审查过,即便是他在做剧评人的时候,他的文章也经常会刺痛一些纽报的广告大户。

他说,促使他改行的原因之一,在一个网络、Facebook和Twitter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发表观点,但观点的力量微弱,但没有一种观点可以阻止伊拉克战争这类事件。

他说,写专栏的意义在于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是那样,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会导致什么”,可现在看,更多地是挑起争论而已。

“我拥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但是观点都是廉价的。每个人都可以批判布什政府,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挑战是,要回答:为什么它那样治理并且一直那样屡教不改。”

由于截稿期的需要,专栏写作的一大问题,就是会陷入一种循环。这种循环迫使你不得不拥有一个强烈的观点(实际上你并没有),或者就你不那么关心的问题发表观点,或者被迫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信不信由你,一个评论作者就时候会对自己的观点感到恶心。”

Rich说他渴望写一些更花时间的、深思熟虑的、带实验性的文章,不管是发表在平面还是网上。

文章最后,他引用了一句歌词,“不要担心你去何方?Mo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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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吃饱

Monday, March 14th, 2011

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新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也在其中。

这本书初版于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书中写到中国人的膳食状况,陶孟和忆起船夫的伙食。

船夫为身强力壮的北方人,每日除三餐停船煮食之外,终日劳作不息。小米和咸菜。这种膳食,可以提供5000-6000卡及140-160克蛋白质。“彼等每日食如是简单而低廉之食品,不但能担任劳苦之工,且能保持健康之身体,实为一至堪注意之事实也。”

“中国膳食为数千年来中国民族适应环境之结果,历代人民均赖以生存,似不克认为绝对不敷用。中国人民多患营养不足者,吾人诚不能否认。但吾人敢信简单之菜蔬膳食,已足供中国人体质上之需要。中国人之食品问题,实为一经济问题。夫以中国之贫穷,购买力之薄弱,膳食中必须有牛乳肉类,不仅为贫民所难,即中产阶级亦认为奢侈品也。” (p.64)

说一句冒犯自由知识分子的话,中国人的膳食整体改善,也就是在近20-30年吧。几千年来,多数中国人与“牛乳肉类”实际上绝缘的。

分析中国的问题,都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刚刚吃饱。

陶孟和感叹,中国有25史,浩如烟海的史志,但里面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很少。哪怕司马迁泄气人民一般之真状,也是寥寥数语,失在空泛。例如:《史记》中《平淮书》曰: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

“人给家足”十人均多少石米,有多少家,多少人,一律语焉不详,这是中国古典文籍的通病。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哑民国。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除了些诗歌小说之外,绝少有写出来的。”陶孟和说。所以他下决心做一项笨工作: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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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孩》读书笔记

Monday, March 7th, 2011

隆重向大家推荐《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作者是WSJ前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她是《寻路中国》作者何伟的夫人。这对美国夫妻撑起了中国非虚构叙事的一片天。本书目前暂无中文版。

《工厂女孩》的亮点有:1、作者为写此书从WSJ辞职,用了三年扎根东莞,与工厂女孩交朋友,肝胆相照。2、观察视角是人道主义的、代入式的、平等的,书中流露出的悲悯情怀让人时时仰天长叹。3、英文简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词汇,但不失鲜活与色彩。

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讲述工厂女孩的故事,而在于教会读者如何观察中国,思考当下,如何摆脱那些标签式的陈词滥调,比如“农民工”这个称呼。在中国打工的的年轻人,并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也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工作,所以叫他们农民工是不确切的。

在工厂里交一个朋友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的流动性太高,还因为交友代价太大,留宿朋友被抓住要罚10元,请假一天接送朋友要罚款100元。在东莞一个人让自己断掉联系是很容易的事。

进工厂易,出工厂难。厂方会扣押两个月的工资,辞职的代价是你拿不到两个月基本的生活费用。所以,很多人发现,这是一个进来就很难出去的地方。不过对于农村女孩来说,走出家门来到工厂,才是最艰难的一步,其余都算不上困难。

城市里的移民是农村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父辈更有冒险精神。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被官方称为“流动人口”,暗示着他们一群漫无目的游民,而事实上,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工。

当作者遇到工厂女孩敏的时候,她已经从车间工人升为文员.敏的命运发生了小小的改变,因为她写的一笔好字。在中国,好看的书法意味着良好的教育、聪慧富有调理,因此她意外地被录用为文员,从生产线把自己解放出来。张彤禾还担心这女孩会不会就此安顿下来,生活从此波澜不惊,再也无法给这本书提供故事了。事实证明,她担心多余了。在东莞,在城市,在工厂,没有一个人可以安顿。

这本书会让中国那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纪实写作、田野调查的作者们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他们还有羞耻之心的话。非虚构写作,不是访谈的累积,不是口述的速记,而是把主人公的故事、时代大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情感精力联系在一起,裁剪出一个巧妙震撼的大特写。

作者从广州火车站写起,带我们乘上汗味弥漫的大巴,到达工厂林立的东莞,她带我们走上东莞的街道,她说:看看这些没有红绿灯的10车道,这座城市,是给机器修的,不是给人建的。夜深了,工厂里还是灯火通明,每一家都在加班。这是机器人的国度,没有记忆之城。

张彤禾看够了一系列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她想写点别的,这些工厂女孩是怎么看待她们自己的。

东莞是中国的极端代表,物质主义,环境破坏,腐败,交通,污染,噪音,妓女,胡乱驾驶,短视思维,压力……身为女人,作者更理解这些工厂女孩。

工艺也许会越来越复杂,但劳动只会同样地重复和机械。看了这本书,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富士康员工会跳楼。这种绝望和孤独在工厂里遍地都是,不过大部分工人选择坚强或者麻木。

在东莞一些大工厂里,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医院,有的医院有150名雇员,知道為什麼吗?这个工厂有专门的维修车间是一个道理,还有比自费、自愈、自理能力这么强的人更好的机器吗?

张彤禾参观了东莞博物馆,感触是:中国的博物馆真是一个纠结的地方。古代历史是辉煌的,但又是封建和落后的。外来文明是先进的,但列强是侵略者,激起了英勇中国人民的反抗。只有1949年中国才站起来了,但有几个年头又是不能提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那年春夏之交。所以博物馆就成了一个任意涂抹历史的涂鸦馆。除了石头,一切都是人造的。人造的鸭子浮在人造的水上,嘎嘎嘎噶的叫声循环播放。

书里讲述了一个女强人春明的故事。她对自己要求甚严,每天还有记日记的习惯,她自学电脑,后来终于跨越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凛然界限,成为工厂里的白领。但她并不满足,一跃进入另一个更惊险刺激的行业:传销。作为上线,她成了成功楷模,直到一天,组织被朱镕基取缔。

看这本书我忽然明白了两点:1、不存在所谓农民工,他们也是从小就上学,一毕业就进入工业生产,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历。2、工厂女孩没有故乡,她们父母家并不是自己的家,她们注定要嫁人,去往无主之地。

传销特适合中国,这个传统道德土崩瓦解,人们只相信硬邦邦的丛林法则–谁也别信,快点挣钱。

东莞的人才市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这是一座不会同情、没有原谅的城市。

中国人為什麼这么重视身高,因为在物质贫乏年代,人高马大是生活不错、携带优秀基因的标志,所以这个风俗延续了下来。

工人们为了手机省点花费,不停地换套餐,换号码,这是东莞短视思维的体现,为了省几分钱,把与人的关系掐断。

在东莞的工厂里,等级森严,有的大厂,管理层有13级,这是为了为了多设一些台阶,让员工有上升的空间和动力。

几乎每个工厂女孩都受到农村老家父母的遥控:“往家寄钱,别交男朋友,快点结婚,赶紧回家。”这是回荡在云层的天条诫命。

把打工女孩的故事和自己的家庭经历结合在一起。张彤禾认为,家不是一块地,家是一个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能找到归属感的那些人。

由于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张彤禾看中国更透彻。他总结在中国做生意的关键:永远别做计划,永远别关手机,永远不要守时。

城市中的新移民很快学会了对付父母的办法:他们不从,他们抗争,他们撒谎。

如果说国立教育与生存技能毫无关系,那么商业化的教育在城中却欣欣向荣。

工厂女孩》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用美国记者的眼光,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作者张彤禾跟随书中的女主角敏一起过年回家,目睹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未变的风俗。那种封闭、落后、蒙昧与孤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记录成文。

敏的家乡是湖北农村,她姐姐过年即将带男朋友回家。村里人见了就问:“小伙子是哪里的?”一听说是“湖南”,谈话就死在那儿了。当地人认为女儿跨省远嫁,父母将老无所依,所以都不赞成。又不明说,只有沉默。

农村人极其节省,电器很少用,吃饭经常在黑灯瞎火里进行。冬天奇冷,唯一温暖的办法是捧着一杯热水,边喝边暖手。那些倾情投入看电视的孩子们,也要不是站起来,跺跺冻麻了的脚。

根据张彤禾的观察,农村来的人从来不习惯说“你好,再见,谢谢”之类的话,大家见面更多地是冷漠相对。中国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来的,都连跟陌生人握手这么简单的社交行为都做不好。原生态的中国人重视理解,但与人交往的时候又显得粗鲁。

在农村人的生活中,电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整天盯着这个破盒子。它是农村生活的焦点。孩子们整天坐在电视边,如果你到邻居家串门,他们通常会把电视跟前的位子让给你。电视上千篇一律是清朝断案的戏。 敏千里迢迢回家,她的妹妹在看电视,望了她一眼,没打招呼,继续看电视。敏的姐姐因为男朋友跟母亲吵架,她父亲一言不发,一直在看电视。我作证,这一幕太中国了!

敏的姐姐带男朋友回家,初次与敏的父亲见面,小伙子像鸭子一样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叔叔”,然后递过去一支烟。这就是全部,没有介绍,没有对话,只是香烟--这种中国男人世界中的通用的交流工具。

张彤禾观察的中国农村人,都不怎么在乎别人。因为他们习惯扎堆,所以习惯了忽略他人。天还没亮,敏的父母就起床,用正常的嗓门说话,好像已经是下午茶的时间一样。

打工者因为揣着钱喝礼物回到农村老家,因而可以享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展示新手机新衣服,比较各自的工作条件,他们是活跃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父母因为穷而失去了话语权,只能唠叨孩子的收入和逼婚。

张彤禾说,在敏的村庄里,最难过的是全都是集体生活,没有人有独处的时间。她想看会儿书,孩子们马上很担心地一个接一个过来拉她去看电视。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打工者刚一进程觉得很孤独,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珍视在城市里获得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再也离不开它。 fro

没人知道这种传统还有什么意义,但大家都依然照着做。

当车窗外东莞工厂越来越近,工厂女孩说:“老家是挺好的,但不能呆很长时间。”

春明是工厂女孩一书中另一个女主角,她的人生跌宕起伏,每一步都像坐过山车。她被骗到发廊,惊险逃脱,刻苦学习文秘、演讲和广东话,后来成为工厂白领。她又去做传销,赚到了钱,但投资做建材又赔本了。她后来重新踏入传销行列,自己被骗。

作者张彤禾陪同春明去讨薪,她们花了一天时间跑劳动仲裁部门,见证了中国公务员阶层的懒惰推诿低效率。在一个全世界都在忙不停的时代,中国的公务员依然享受2小时的午休和午睡。

在美国一个父亲的权威不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则不同,赚了钱的儿女拥有更大话语权。敏可以否决她农村父亲的投资计划,是寄回家的1万元钱给了她这么大的权力。

张彤禾也观摩了几次传销演说,她发现跟美国的传福音很像。只不过有一个不同,信耶稣无论多晚都能得救,按照传销者的游说,传销如果加入完了,赚钱的机会就没有了。

城市打工者无论成功与失败,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返回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回家结婚,然后夫妻重新回到城市里。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把农村的精英们吸走,只剩下老弱病残,维持着奄奄一息的农业。

《工厂女孩》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打工女孩的非虚构类作品,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慕,从枯燥的流水线,到济济一堂的夜校,从自由的城市到封闭的乡村,从夜总会到传销点,从无情的人才市场到白热化的生意场,在这里,读懂中国。

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作者把自己家族史插入书中,与整本书的主题不合,跟工厂女孩的故事比起来,是水和油的关系。如果当初写书的时候,把家族史部分精简舍弃,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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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孩

Saturday, March 5th, 2011

中国以打工者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不少,但往往摆脱不了两种东西的影响:一是报告文学,二是口述实录。前者喜欢天马行空、文学到没边儿,文胜质,输在虚,后者一味堆积材料,内容缺乏组织,质胜文,输在野。在这里,隆重向大家推荐一本《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作者是《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她是另外一本非虚构类作品《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的夫人,这对美国夫妻撑起了中国非虚构叙事的一片天。

这本书有三个令人瞻目的地方:一、质料扎实。张彤禾为写此书从《华尔街日报》辞职,用了三年时间扎根东莞,追踪接触了大量工厂女孩,取得了她们的信任,获得了第一手的故事和材料。二、视角平视。作者看够了一系列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她想写点别的,这些工厂女孩是怎么看待她们自己的。作者采取了平等的视角,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三、风格大气。非虚构写作不是访谈的累积,不是口述的速记,而是把主人公的故事、时代大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摹写出一个震撼生动的大特写。

一开始,我们跟来到了沸反盈天的广州火车站,接着乘上汗味弥漫的大巴,到达工厂林立的东莞,她带我们走上东莞的街道,她说:看看这些没有红绿灯的宽大的街道,这座城市,是给机器修的,不是给人建的。夜深了,工厂里还是灯火通明,每一家都在加班。这是机器的国度,没有记忆之城。

这本书主要写了几个典型的工厂女孩,第一个是敏。当张彤禾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从车间工人升为文员,张还担心这女孩会不会就此安顿下来,生活从此波澜不惊,再也没有特别故事了。事实证明她担心多余了。在东莞,在城市,在工厂,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安顿。

敏代表了进城的那些农村精英,她们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父辈更有冒险精神。把她们称为农民工是不公平的,因为她们也是直接从学校来到工厂,并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因为写的一手好字,而好看的书法意味着良好的教育、聪慧富有条理,敏被录用为文员,从体力劳动者上升为脑力劳动者。但这只是游戏的开始。在东莞的工厂里等级森严,为的是多设一些台阶,让员工有上升的空间和动力,在一个制造鞋子的大厂里,管理层有13级,足够任何人爬一辈子。

书中讲述了另一个工厂女孩春明的故事。她对自己要求甚严,每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她自学电脑,苦练口才,后来终于跨越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凛然界限,成为工厂里的白领。但她并不满足,一跃进入另一个更惊险刺激的行业:传销。作为上线,她成了成功楷模,直到一天,组织被国家取缔,她的生活又一落千丈。

敏也罢,春明也罢,她们跟其他工厂女孩一样,都没有故乡,她们父母家并不是自己的家,她们注定要嫁人,去往无主之地。进工厂易,出工厂难。在城市里她们孤独无依,友谊是奢侈品,不仅因为工人流动性太强,还因为交友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看老朋友至少要买一身好看的衣服。几乎每个工厂女孩都受到农村老家父母的遥控:“往家寄钱,别交男朋友,快点结婚,挣了钱回家。”这些话像上帝的声音一样回荡在云层。每个女孩都有不同的经历,但归宿只有看得见的几个。

《工厂女孩》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图景:工艺也许会越来越复杂,但劳动只会同样地重复和机械。但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示了工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个工厂女孩心里都有一块踏实坚固的所在–家。家不是一块地,家是一个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能找到归属感的那群人。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国,也展示了国人强大的生存哲学:在没有原谅的世界里,一切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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