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按】自2015年春节开始，我的好友邵风华在医院陪护父亲。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坚持在病房里写下《陪护笔记》。这些笔记帮他释放了内心的痛，陪他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今天在白板报发表这些笔记，并没有事先跟风华商量过，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反对我这么做。从这些质朴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到朱自清《背影》一样的苦涩与怀念，也就是《诗经》所说的“蓼莪之思”。愿邵伯伯在天之灵安息。
一
自2月1日以来，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之前我的想法是不再带他去任何一家医院，让他尽可能的呆在家里，这样吃饭，睡觉都会更加正常，还能看电视，喝茶，跟大家聊天。我们要好好呆在一起，直到必须进入医院的那一天。我知道医院并不能挽救他的生命，只能想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可是，有一天，当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爸爸对我说，我的病，就不治了吗？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我不想让他带着对我的怨恨离去。于是我说，明天我们就去东营！从此，我开始辗转于东营，河口，济南之间，联系我的朋友，哥们，找能找到的专家看片子，会诊。有一次，从东营回来的路上，我边开车并大声的和爸爸，弟弟说话，因为爸爸的耳朵有点背。我说你的同事朋友里面，已经走了四分之三，你的寿命算长的了。你现在还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喝茶，跑散步，生活质量不错。只有活的好，才有活的价值，能好好的活几年就活几年，强过在医院里受罪，拖延。爸爸一路上都没说话，我以为他没听见。当我回到家躺在卧室休息时，听到他和妈妈的对话，才知道他其实全听到了，只是在生我的气，不愿理我。他一直把希望押在住院治疗，他觉得医生可以救他的命。我决定不再说什么，只要他愿意，就带他去任何医院。然后，他的病情就在一家家医院的辗转中变的越来越重，很快就不能吃饭，只能靠打营养液维持。
我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但我还能再说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妈妈的负担也更重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做饭，满足爸爸各种不通情理的要求。那天我回去看他，妈妈说，你爸爸一直胆小，特别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敢说。我看了她一眼，说，他担心的，只有他自己而已。妈妈没管我的话中话，只管说，我不怕死，从来不怕，等你爸爸死了，我也不活了。
二
昨天晚上，邻床的宫老几乎吵闹了一夜。有一阵，我几乎要睡着了，忽然被他怪异又含混的喊声惊醒。二大爷！二大爷！他的喊声持续了至少四分钟。我想，他大概看到他的二大爷来到房间，来到他的病床前。我觉得这是他不久于人世的征兆。他的亲人要来带他离开了。他的女儿不停的叫他。并叫来护士给他打吗啡。在吗啡起效之前，巨大的疼痛又使他不停的喊叫，亲娘啊，亲娘啊！我躺在折叠椅上，内心感到如此凄凉。想起了丁尼生勋爵的哀叹，“哦，生命如此徒劳，又如此脆弱！”
三
这一定是我有生以来遭遇到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之所以加上“之一”，是因为也许有过的选择对我生命的影响比这件事还要重大，也比此次更加隐蔽和深远。谁知道呢？父亲与我的关系紧密而又特殊。前者无需赘言，后者则要复杂的多。在我们姐弟三个中，我一直是他最不喜欢的那个。姐姐是长女，她的到来为家庭增添了最初的欢乐和幸福。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儿子，可这份荣宠仅仅保持了三年，就被转移到刚刚降生的弟弟身上。老二身份之尴尬，在农村，人们常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来形容。我清晰的记着两个童年的场景，长大后我明白这两个童年记忆决定了以后漫长的时间里我和父亲的紧张关系。
四
父亲身体舒服些的时候，情绪也为之高涨。我紧绷的神经也会得到片刻松弛。这种时候，他就拿着遥控器换台，看电视节目。我也有机会低下头看会儿书。通常是体育频道，足球，台球，排球，乒乓球比赛都是他爱看的。不看的时候，他就把遥控掖在褥子下面，不知是否担心被邻床的陪护人员拿去。他睁大眼睛看着屋顶，墙面，窗子或布帘，有时在窗玻璃上发现一只蚊子，有时在布帘上看到一只苍蝇，都要大声喊我拿苍蝇拍把它们打死。我不愿意打死它们。在我眼里，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尤其两个月来，我在病房之中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和凄楚，更对它们产生了一丝怜惜之情。人类难道真的比苍蝇更高级吗？你趴在垃圾堆里吃上一天试试，看你能不能想苍蝇一样不会拉肚子！于是我对父亲说，大白天的蚊子又不会咬人。看到父亲面露不悦之色，下次他让我打苍蝇的时候，我就挥舞着苍蝇拍追过去，然后手一偏把它放走。此时，父亲开始大声的咕哝，对我的笨拙表示不满！我表面沉默，却在心里大声为自己辩护：爸爸，难道我们人类即便到了生命垂危的边缘还不能善待一个弱小的生命吗？您不觉得我们把它拍的血肉模糊也算是一场重大的杀戮吗？我想，当一只苍蝇被杀，死神也会同样降临！爸爸啊，我把它放走，是因为我不希望死神来到您的床前，呆上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五
前天傍晚，父亲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为此，我心里突然感到了轻松。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出口，父亲的压力也会随之变小。他问身边的弟弟，医生说没说我还能活多少日子？弟妹接过话头，如果医生知道这种事不成神仙了吗，你早着哪，好好活。父亲不吃这一套，非常清醒地说，医生根据病情会有一个判断的。到了晚上，病房里只剩我一人，父亲喘着粗气，断断续续，然而十分清晰的跟我谈起了自己，说起了自己最大的缺点，说起自己最亏欠的人，说起了母亲的执拗，还批评了我的不谙世事。我情不自禁的抓住父亲的手腕，又把他的手放到我的手里，紧紧地握住。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双手紧握，仿佛一对仇家终于冰释前嫌，泯却恩仇。
六
病危通知已经下了三天，父亲的意识依然清醒。而这正是我担心的。一个清醒的离世者，大概比一个昏迷的人承担更大的压力，痛苦与死亡恐惧。我还能做什么？找到主治大夫，让他把抗生素和脂肪乳停掉，抗生素没用，长期打脂肪乳反而会造成呼吸困难。我站在床前看着他，这个做了几十年，现在仍然还做着我父亲的人。面对死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它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