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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王,不卖瓜:最近写得最解气的一篇文章

Thursday, September 8th, 2011

同学高校都很贱

不接触国外的学术圈,不知道“关系”这个词有多么热。据我有限的所知,大凡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最后都要提到guanxi,英文里现成的词connection,
relationship都无法充分表达这个汉语词微妙的含义,所以国外学者只好引进这个中文外来词。对于“关系”的运作机理,西方文献有很多研究,感觉都是隔靴搔痒,并不通透。什么角色认同、社会资本、心理合同这类大词,把关系这个概念说得玄而又玄,反倒找不到门径了。

其实要想了解关系的发生和运作,只需要看身边的例子即可,同学会就是最鲜活、最典型的例子。

同学关系,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盖因中国人习惯用“自家人/外人”的两分法来对待人际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说:“‘自家人’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
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
真是天下可以是一家。“而无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怎样拉伸,同学关系都处于靠近圆心的位置。杜甫诗中说:“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同学这个词语自古与少年和团契联系在一起。由于人在年轻的时候,世界观还较为纯然,与他人的交往全凭志趣,几无功利上的考量,所以同学少年就成为最长久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杨宜音博士做过一个调查,受访者关系维系最长久的,除了血亲之外,就是同学了。小学同学的交往可达40年,中学同窗的亲密关系可以维持30年,大学同学也保持联系20多年以上,这是同事关系、同乡关系所不能比拟的。

正因为同学是一个温馨、非功利的词语,同学关系是一种持久、超稳定的关系,在中国才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有一批人通过参加高校举办的各种MBA班、EMBA班、总裁班、国学班的,与跟自己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建立了一种短期的“同学关系”。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那就是通过认识自己所需要的人,实现社会资本的无缝对接。名义上是“充充电”,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电,只需要遇到合适的对象,就立即迸发出电光火石来。各大高校,也乐得一边数钱,一边为这些“同学中年都不贱”提供长袖善舞的戏台。到网上看看,就会发现,那些名牌大学总裁班的同学会,搞得比正牌毕业生的还要正规,从会长到理事到联络员,组织比工商联还细密,从座谈k歌到喝豆汁比赛,活动比老干部还频繁。而且,他们无论是网站还是会场,都会把“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金字招牌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这种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感,让正牌学子们都抱愧含羞。

我认识一位企业家,在浙江丽水一个镇开工厂,自从自费上了浙大的总裁班之后,他那张初中毕业文凭分明熠熠闪烁着211大学的光辉。在班上,他认识了杭州一家国有事业单位的老大,两人一拍即合,从此业务上了个新台阶,财源滚滚自不待言。高校收他们每人3-4万元的学费,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殊不知别人借助这个平台做一票业务,纯利润就是学费的十几倍。

现在,正经的同学聚会越来越难搞,因为总有一些人,为生活所累,不能出席,或者混得不太好,不能出席。渐渐地,同学的关系也就淡了,不过再淡也毕竟是一起度过青春时光的伙伴,那是一种真正的“自家人”。而天天觥筹交错的临时同学会的成员们,一面乐此不疲地把“同学”当成煤矿勘探和开采,一面目光又投向下一个“班”。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奥威尔说:无知即力量。在中国,他俩说得都不对,打着知识幌子的关系才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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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与单位春晚

Monday, February 21st, 2011

每到岁末年初,每一个上班族都关心两件事:一是年终奖发多少,二是单位的年会上演什么节目。

今年关于年终奖的小道消息特别多,最轰动是一则关于腾讯游戏开发部门每人年终奖是48个月工资的传闻,不过马上有内部人士出来辟谣说,48个月其实是“4至8个月”的误传。另外一则被广泛转发的消息是,某个公司的老板在年会上,让出纳抱着一箱金条,一一发给有突出贡献的员工发。

单位春晚是很多公司、机构的保留节目,充分体现了“山寨着我的山寨、模仿着你的模仿”的草根跟风精神。单位春晚追求的不是创意,而是凡俗和热闹。男扮女装、粉词艳舞、调侃领导、捉弄自己,各种滑稽和丑角戏,都在单位小舞台上呈现,这一年一次的狂欢,像极了民间的舞龙,人们对龙又怕又恨,所以打着过年庆祝的名义把它戏弄一番。这龙就是老板,就是单位,就是体制本身。

年终奖和年会聚餐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西方的企业里也发奖金并组织圣诞聚餐,餐会上也会表演一些节目,但是只有中国的公司和单位,才会让全员把年终奖当成一年中最重要的收成,把内部晚会当成一年内最隆重的文化活动。

我们单位每年都办春晚,并且还有评奖,根据我的观察,真正有创意的节目如凤毛麟角,受欢迎的节目都是山寨和模仿。就拿今年来说,几部贺岁大片是模仿的重点,尤其是《让子弹飞》,从台词到配乐,一贯穿整台晚会。舞蹈从《Nobody》到大葱舞,台词从“给力”到“浮云”,了无新意,乏善可陈。偶有一些灵光闪现的瞬间,讽刺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和不疼不痒的现象,已足以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一年的辛苦烦恼似乎在这一刻也烟消云散了。

单位春晚的盛行,从文化的角度看,并不是民间智慧的涌动,而是一种对鲍德里亚所说的“模拟物”的模仿。“模拟物”是这位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由现代传媒所营造出的虚假的“真实”。姜文在《让子弹飞》里营造出一个鹅城,这个鹅城就是现实社会的模拟物,而单位春晚又模仿了这部电影,那么呈现在舞台上的就是”对模拟物的模拟“。于是模拟物俘获了真实,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串模型到模型的复制,符号到符号的演绎。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春晚和年终奖有异曲同工之处。春晚并不是快乐,而是对快乐的模仿,年终奖也不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虚拟。如果员工上班足够开心,是不需要用年终晚会来彻底开怀一次的;同理,如果薪酬足够优厚,老板也不必用”朝三暮四“这种耍猴的办法在”年终奖“上做文章。

鲍德里亚讲过一个故事,美拉尼西亚的土著居民曾经见过天上掠过的飞机,他们认为那是神话里的大鸟。然而,飞机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他们就用藤条和树枝扎了一架飞机,并找了一块平地点起篝火,期待真正的飞机降临。如果说年终奖是幸福的模拟物--那架飞机模型,单位春晚不过是人们设定的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燃烧的篝火,人们围坐在篝火旁,期待着虚假的幸福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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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短信烦不烦

Tuesday, January 11th, 2011

我一直觉得,节日祝福短信是运营商策划出来的一个阴谋。先是雇佣一批写手,编写一些祝福段子,然后开始大规模无目的转发。由于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已经被手机所控制,即便是收到陌生号码的祝福,第一反应都不是厌烦而是愧疚。是的,愧疚。这个陌生的号码,可能来自把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上的那位的小学同学,可能来自冷餐会上相谈甚欢的一个业界同行,也可能来自某次未遂的艳遇,谁知道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居然没有存此人的号码。想到这里,你一边回复“祝你也某某节快乐”,一边迅速地点开电话联系人名单。你已经准备好了,用实际行动来消除内心的愧疚感,加入发送节日短信的大军。

在我的众多朋友中,有两个人明确表示出对节日短信的反感。一个是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他在微博中说:“我最讨厌什么新年祝福、节日祝福之类的短信。识相者统统不要给我发这些垃圾!”另一个是专栏作家连岳,他在推特里说:“收到一些陌生号码的群发祝福短信,说实话,只有烦,要看要删,一点也不感激,聪明人应该知道这对人际交往起负作用,别做这蠢事,但愿这类短信以后越来越少。”

广天和连岳说出了讨厌节日短信者的心声,但像他们这样保持本色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即便是真的不喜欢节日短信,也不会这么直率说出来。我在推特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大部分参与调查者的态度是“不赞扬也不抵触”。大家一方面觉得,这里面有形式主义的成分,不乏虚情假意的应付,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被人记挂和祝福总不是一件坏事。至于如何回复节日短信,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简要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三种办法:

一是保持静默、干脆不回,这需要很强大的定力,也需要掌握好概率学。既然对方是群发短信,按照80%回复律,对方一段时间之内应该忙于看各种回礼短信,差我一条回复,应该不会看得出来。不过要是对方特别较真儿,那就有点小麻烦了,积少成多,就会引发龃龉和不快。

二是转发对转发,通常做法是把甲乙丙发来的短信,原样拷贝,改换顺序,发给丙甲乙。这种回复方式的优点是节约时间,也节约感情,不必搜肠刮肚、改编原创。不过也有缺点,弄不好容易忘了修改姓名,自摆乌龙,因此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过也有捷径,我认识一位程序员,就编写了一个短信自动回复发送程序,用正则表达式替换称谓。我曾经向他提出购买这个软件,但他以“文科生不应在这种事上偷懒”为由,拒绝了。

三是原创回复。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涨的热情才能做到。我认识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醍醐君,他从第一个手机起一直坚持原创短信,一般是把亲人老友发一遍,其他人谁给他发,他就给谁回复,绝对手打,从不粘贴。这得需要多么热爱生活啊!

我个人喜欢第三种方式,尽管我承认自己充其量只能做到原创对原创。原创的节日短信,不管有无文采,不管文字长短,原创的文本里总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活气。每到春节,我总能收到一个熟人的短信:“我,XXX,在浙北一个小山村向您发来问候。我苦孩子出身,通过个人奋斗,渐渐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一切跟您的照应帮助是分不开的。值此新春佳节,请接受我,一个农村子弟,由衷的祝福……”读到这里,我眼前闪过许多熟悉的画面“高祖还乡”“胡汉三回来”“李敖北京之行”。最后,我激动地在瑟瑟寒风中,在手机上敲下一行字:“苦根苦藤连苦瓜,天下苦娃是一家。祝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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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十年,又十年

Thursday, December 30th, 2010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十年担当”专稿,见报标题为《负责报道一切》)

媒体是人的延伸,既感知的延长,也是表达的延续。岩层中一块化石,天边外一颗流星,咖啡馆一张餐桌,公园里一条长椅,电磁波的一次起伏,世间万物,不分刹那永恒,有形与无形,皆可成为媒体。

然而,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电子介质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凭借信息技术,一个人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人。这种媒体形式曾被称为“自媒体”(We Media),不过这种叫法就像当年“自留地”一样,很快过时;也有叫“新媒体”的,但天天推陈出新,新不过来;所以,现在争议最少的叫法是“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而我们习惯所说的传统媒体,在西方又称为“工业化媒体”。

为社会化媒体分类,并不比为人群分类更容易。Kaplan和Haenlein把它分为六类:合作项目,博客微博,内容社区,社会化网络,虚拟游戏世界,虚拟社区,姑妄信之。

从目前来看,社会化传媒跟工业化媒体相比,除了“快”之外,还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除非是圈中人,读者对快新闻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早一分钟知道发生地震,还不如晚一分钟知道具体的地震方位与震级。至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抢来新闻,还得靠工业化媒体以传统新闻工艺去采访和深挖。

工业化媒体在西方之所以讲求客观性,是其生存需要的必然,只有不偏不倚的报道才能争取大多数有消费能力的读者,从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而社会化媒体对于使用者来说,没有自我养育的顾虑,所以更能促进极端思想和惊人消息的流布。工业化媒体以新闻生产单位的整体信誉为新闻背书,社会化媒体目前只能以意见领袖的个人信誉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前者是商业上的担当,后者是道德上的承诺,哪个更靠谱,不言自明。

然而,社会化媒体强大在于,本身有一套新闻验证筛选机制,社会化传媒上的质疑之声,往往具有“疑似假新闻”解毒剂的作用。社会传媒各发布者之间的互相证伪,最终增加新闻的真实性。不过,这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这样,社会化媒体的速度优势就被验证过程给抵消了。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影响了媒体的议题设定,造成工业化大众传媒的新闻人,习惯了在网上找新闻,而不去考虑大众所真正应该关心和了解的内容。社会化媒体爆炸的碎片,也击碎了传统媒体。从“报道一切适宜的新闻”变成“报道一切信手拈来的新闻”。

别问我中国社会化媒体在未来怎么发展。这事谁也说不准,谁说也不算,一不小心就会触动那隐藏在暗处的机关。如果不消除那些迷墙,再多的博客、微博、社会化媒体都成不了新型的媒体,至多不过是猜测的聚集,情绪的弥漫。

所以,在一个成熟社会中,无论是社会化媒体还是工业化媒体,其工作都是消灭情绪、过滤谣言,无论是传统记者还是新媒体记者,其职责都是零度写作、记录历史,无论是专栏作家,还是独立评论这,其作用都是训练思维、表达观点。再多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

我相信未来十年,社会化媒体能够由热变冷,沉淀如铁,淬火如钢。正应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那句诗:“给我沉默,给我水,给我希望。给我斗争,给我铁,给我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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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背面

Friday, September 11th, 2009

上一篇博文说了不少阿里巴巴的好话,本着平衡报道的原则,这一篇说说阿里巴巴的另一面。

阿里巴巴的增长模式是销售驱动,采取的是一次性掠夺开采客户资源的方式。这是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它打的招牌就是让采购商和供应商能够互相遇到,但是一旦双方建立了紧密合作之后,就不需要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了。基于此,阿里巴巴必须吸引足够多的付费客户,并且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所以为自己设定了很多免责条款,这与保护客户利益在本质上是矛盾的。阿里巴巴客服小姐的声音再甜美,态度再友善,也无法改变这个矛盾。

阿里巴巴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政府高官走得太近。马云不但在杭州平趟,北京的关系也很硬。不信试问衮衮诸君,最近看到过阿里巴巴的负面报道吗?那是因为阿里巴巴作为一个标杆和旗帜,已经得到了豁免与保护。今年,杭州的一个小区居民投诉居民路里开了很多淘宝店,每天货物搬进搬出扰民,这个报道最终被压了下来。相反,淘宝作为促进就业的典型,还得到了鼓励与表扬。不过无数企业家的翻船证明,在中国与官员绑在一起,虽然能获得一时的兴盛,但也有可能带来未知的祸福。

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阿里巴巴最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内部。阿里巴巴有一套严格的考核体制,其中以价值观的考核最具特色,它几乎成了阿里巴巴信仰大厦的基础。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从匿名消息源得知,阿里巴巴内部为了考核虚造流量、应付上层的现象绝不是孤例。当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口是心非、大家都做表面工程的时候,这个体制的衰败就开始了。

总之,阿里巴巴要想成为健硕的一流大公司,如果说建102年的公司的目标是认真的,那么就应该从内部进行改造,切实把客户放到第一位,而不是把他们放到案板上,再用菜刀剁成肉馅,接到投诉,还说跟我张屠夫无关,你去找张小泉算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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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装个红绿灯

Monday, August 17th, 2009

今天出门一趟,路过保时捷撞人案发生地:莫干山路上那条著名的画着血淋淋红心的斑马线,顺便用我的iphone 3gs拍了一段视频,放到博客上。网友balter留言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装个红绿灯呢?

iPhone photo

善哉此问!世界交通史上没有比红绿灯和摄像头最有用的发明了。红灯停,绿灯行,规则简单明确,处罚一目了然。然而,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提高车辆通过的速度,故意在很多人行道上不装红绿灯。这意味着一件事:司机要无条件为行人让路。这样的规则显失公平,因为司机和行人一样,都拥有同等的路权。

城市管理者不顾人们素质还没有普遍提高的现状,盲目地设定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司机,希望他们遇到行人,就像海水遇到摩西一样。殊不知,在路上奔命的车主,一个个都像杀红眼的法老,哪怕前面立着火柱晕柱,也阻挡不了脚下的油门。

十六岁打工女孩马芳芳的死,显然没有浙大毕业生谭卓那么有轰动效应,保时捷肇事案平静过去,有关部门顺利度过危机,作为死者的遗产,就是这条爱心斑马线。跟朋友聊起来,大家觉得,必须接受人与人不平等这一现实。假设被撞死的不是饭店的服务员,而是一名正在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占着鲜血的简历散落一地……那样结果如何,谁都难以预料。

一个月以前,杭州市主要领导曾经牵着两个儿童的手,在摄像机面前,走过这条斑马线,于是它成了爱心的象征。这条线经过血的祭奠,更有了一层魔力和象征意义。

加里·贝克在《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一项政策颁布容易撤销难,因为谁都不想承担废除这项政策的成本,谁都希望维持现状。

这条爱心斑马线,一定会在杭州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成为一片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成为司机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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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了“系统”还有“总部”

Sunday, March 9th, 2008

打开电视,跳到辽宁卫视,看到王刚在为U88网站做广告。王刚是我最讨厌的主持人(不是之一),每次看到他摇头摆尾、拿腔作调的样子,我就怀疑达尔文错了–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对自己的存在陶醉到如此地步–那么,凭什么说人类进化了呢?

王刚的广告播完,接着是一个名为《生财有道》的节目,介绍一个什么“Q博士”特色玩具店。我起初没留意,但越看越别扭,这个节目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店主,面部肌肉都很僵硬,说话也不自然,像在背书。仔细一看屏幕右下角,依然贴着U88的小膏药。店主在节目中不过是一个道具,因为她只是特许加盟店家之一,“总部”才是赞美表扬的重点。片中称,总部对加盟店关怀得无微不至,加盟电话是021-XXXXXXX。

大家或许都有印象,以前杂志上都刊登很多“致富信息”广告,我记得“转让人造鸡蛋技术”的广告就是20年前在一本《故事会》上看到的。这些广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发财说得比许霆在ATM机提款还容易,当然前提是购买他们的致富信息。后来这类致富信息少起来,“代料加工”多起来,ZOLA就曾经揭露过一系列这类骗局。当然,跟真正的黑蚂蚁比起来,这些骗子都算不了什么,顶多是一只只小蚂蚁罢了。

从卖资料、卖信息,到买料加工,再到特许经营,中国的“致富业”三十年完成了三级跳,终于跟国际接轨了。U88连锁加盟网就是一家专门为“特许加盟商”提供平台的网站。网站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类特许机构的“总部”。

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只看到食物链的前半段,但看不到食物链的最底端,那些捧着带着体温的钱加盟各种店家的人。他们的加盟费可能来自多年打工的积攒,可能来自亲戚朋友的资助,也可能来自工伤或拆迁的补偿。他们是否能够像每个“总部”应许的那样发财,没有人知道,因为网站上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U88端坐在金字塔的顶层,从一个个“总部”吸取能量,而“总部”又从金字塔底的千千万万个加盟者那里捕获资源。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系统”。U88又把几家电视台拉到这个系统里来,一起造势,于是有了我今天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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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时评家

Sunday, January 6th, 2008

闲来无事,继续读《纽约时报》07年推荐专栏

今天读的是瑞士作家Peter Stamm《瑞士迷失(Swiss Miss)》,文章以瑞士军队误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为引子,介绍了瑞士军事现状。文笔轻松调侃,颇有宋石男没当教兽前的文风。例如:“瑞军入侵列支敦士登干嘛呢?那里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瑞军配发的来复枪只用于自杀和偶尔的暴力犯罪。”“瑞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绝对是负重行军最强的。当地球上的石油消耗殆尽的时候,最后一支还在的移动的军队一定是我们。”

前些天还读了美国70-80年代脱口秀主持人Dick Cavett写的专栏《当那伙计死在我的节目里(When That Guy Died on My Show)》,用豁达、幽默又怜悯的笔调,记叙了一场节目中的死亡事故。

《纽约时报》的Op-Eds(类似“专栏版”)请来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擅长的领域,只谈自己知道的事。比如Frank Rich,在80年代之前以写百老汇剧评为主,进入90年代,改写中东问题,21世纪主要写政论时评。

横跨多领域、全学科、全知全能的维基百科式专栏作家,似乎以我国最为盛产。

在中国浩大的时评作者队伍中,像连岳那样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常识写评论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是Google+偏见学派的传人,先预设观点,再筛选材料。他们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部立陶宛独立思想史,只要有人约稿,尽管动笔之前的24小时,还不知道波罗的海在地图上哪个位置。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援引凯恩斯、弗里德曼、巴菲特、加菲猫来评述CPI,FPI,QFII,QDII,只要他们认为此刻不该噤声。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可以刊登在《心经报》上,并被各大门户广为转载。

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中文大专辩论会盛行的时候,那些参加辩论会的大学生们也是全知全能的。无论辩论何种社会难题,正反辩方都有一个万能的解决办法,叫“综合治理”。(可能受其启发,后来我国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成效如何,不做评价。)如今辩论赛衰落了,叱咤辩台的学生们也长大了,没想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title,叫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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