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我出生在山东北部临近渤海的一个叫丁家村的小村落，祖祖辈辈都是本村人。我印象中看过家谱，似乎我们这一支是明朝从四川迁来。确否，还待考证。母亲出生在邻村，那里有春秋时期的杨家窑文化遗址，挖出国陶制的坛坛罐罐，是古代人熬盐用的。传说中曾经把治水的大禹吓了一跳的徒骇河，在我们村旁流过。因为临近渤海，家乡有大片盐碱地，当地叫做“碱场”，又叫“洼”。碱场里庄家无法生长，但并非不毛之地，那里长满各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简直可以说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最常见的植物叫“碱蓬”，长在地表，叶子是松针状，夏天呈绿色，到秋天变成金黄、橙红色，所以家乡人给它取了一个形象而好听的名字“黄金菜”。对于农民来说，它们的确是黄金。其绿叶挤干之后可以蒸食，种子可以用来榨油，根茎晒干之后可以做燃料。

除了盐碱地之外，丁家村也有大片可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和大都。我小时候的记忆，都与田野、农业有关。

小时候家里养猪，还养兔子。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拐起篮子，到田野里为猪和兔子打草。有时候跟小伙伴们一块去，有时候独自一人。

天上云雀叫着，田阳暖暖地烤人，在草木无边的芬芳中，我在头脑中编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我，打入国民党内部，当上了机要科科长，保密局局长的独生女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她多次对我示好，都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但是有一次，党组织要我马上拿到一份绝密情报，营救关在牢中的56名党的高级干部，千钧一发，刻不容缓，我只好为了革命屈从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作家，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具体来说是当个物理学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公社的初中当物理代课老师，在我心目中，物理是一门最神圣的科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自然常识》课上，老师讲了电磁铁的原理。绕铁棒缠上线圈，通电后，就会产生磁性。我和班上的一个小伙伴新伟，决定利用这一原理，研制一台电动机，并且用它做动力，制作一台电动模型船。

每天下午下课以后，我俩就在一起做实验、搞研究。后来我们发现，无法解决动力传输的问题。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搞不定的那套装置叫“曲轴连杆”。电动船泡汤了，我们决定退而求其次，研制一个电铃，献给我们的母校。因为当时上下课还是手动敲钟。但是电铃也没有发明出来，我这个小小爱迪生从此跟科学结下了仇。

我童年赚了一笔钱。有一年书架，我到盐碱地里打了一些芦草，晒干，装了满满一口袋，卖给了生产队，队里给了我一毛三分钱。我激动地接过一夏天的工钱，有些愤愤不平，我这么多草，怎么才卖这么点钱？大人们笑着说：草一晒就没分量了。你那一口袋，也没有十斤重。从此，我就知道劳动致富是一句安慰老实人的谎言。

我小时候有时自私，有时慷慨。

家中庭院里种了一棵桑树，结桑葚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带小孩的亲戚。俺娘觉得没什么稀罕物待客，就到院子里来摘桑葚，准备给这孩子吃。当时，我正在树下拿着一个搪瓷碗玩沙土。看到有人要分我心爱的果实，顿时，怒从心起，我拿起碗扔了过去，正好打在娘的头上，血流了下来。我吓傻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我一生中关于羞耻的最早记忆。

但我并不是总这样，也有非常热情的时候。有一次，小姨大老远来，我非常希望她能留下来在我家吃饭。但是灶膛里没有柴草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狗窝给拆了，用搭窝的木柴去厨房烧火，害得我家的黄狗一夜冻得瑟瑟发抖。

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这得益于良好的家教。我的爷爷虽然对子女非常严苛，但深知诗书传家的道理。父亲是民办教师，从小就给给我启蒙。当同村的孩子们还在“啊博此得”背拼音的时候，我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倒背如流了。有一次，我把数学课本掉到了尿盆里，因为味道实在难闻，我就把它扔掉了，然而凭着记忆，我上了半学期的数学课，连课后练习题都背得一字不差。

有一年,水患严重,要饭的人躲起来.有一对母子,来我们村里讨饭,别人家给的都是窝头,而我每次我都给他们一个大白馒头。秋天，水退了。这对母子又来到村上，提着一网兜甜瓜。见了俺娘就说：“你们家儿子是个大好人，要不让他跟俺家儿子拜个把兄弟吧？”俺娘在这个事情上一点都不含糊，谢绝了她的提议。现在想起来，俺娘是对的。同情要有一个度，越过这个界限，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在我4、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最重大的一件事。我的姥姥因为被邻居辱骂，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用我们家乡的说法，这叫“寻头”。苦难看不到边，要寻找一个尽头。这件事对于俺娘，对于我全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从此不再开朗，爱生气，爱絮叨。我的天空在他们的庇护之下，没有觉察到异样。但是父亲承受了由此带来的诸多不幸。

我从小就有了仇人的概念。因为一只鸡，俺娘跟邻居结下了仇家。邻居有两女一男，跟我年龄相仿，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话。假装怒目而视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了自己的娘，我们之间不能有来往。

住在乡村，城里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天大的大事。有一年，俺娘借了村里富户的一个大铝盆，洗被单。在用搓衣板的时候，不小心在盆底留下几道划痕。家里仿佛天要塌下来了，俺娘急得满地转圈，嘴里喃喃地说：“这可怎么还人家？”后来，父母二人抬着铝盆到富户家赔礼道歉，这件事才算平息。

虽然遭遇不幸，俺娘教我最多的是同情与怜悯。我家养过一只猫，被坏孩子剁掉一根后腿。当时，俺娘眼泪汪汪地把猫抱回家，我也跟着默默流泪。

我的童年是在收音机的陪伴下长大的，小时候，很少有书读。一本没封面的《林海雪原》足够我陶醉一个冬天，我几乎所有的文学熏陶都来自广播。

在油灯下，开着收音机，母亲在纺线，我支着耳朵在提昂。忽然墙外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通常都会喝一点酒回来，我喜欢他满脸酒气喷到我脸上，并且跟我说一些平常不说的快乐有趣的话。很多年后，我才理解父亲那时由于在收麦时节，为了多挣点工分，干活太猛，患上了神经衰弱。整整十年，他被失眠困扰。喝酒也算是一种治疗手段吧。

但是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父亲被人抬回家，手脚冰凉。经过乡医的抢救，他好歹醒了过来。从那以后，他喝酒节制了很多。

而父与子的亲密交流，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在家门口的榆树下写作业。抬头看到绿油油的田野，忽然一只大手从我头顶轻轻抚过。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爸爸。如今，摸着儿子的头，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想起童年的贫瘠与丰盛，羞耻与荣耀，更想起把我们兄妹二人抚养长大的不容易的爹娘。

动荡的中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融化。如果从童年中能够学到什么，那就是，尽我所能，让苦难中止，让爱延续。

我7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读到高中，由于毛泽东取消了高考，他的出身又是中农，被推荐无望，没几年，就结婚生下了我。那时候，高中生在社会上已经是罕见的高学历，父亲做了民办教师，边教书，边务农，每个月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我从小对文字有一种着魔的热爱。这得归功于我爷爷。爷爷参加过八路军，因为识文断字，在部队里负责记账管仓库。有一天，他的连长要从粮库里背一袋麦子回家，让我爷爷开仓放行，我爷爷死活不肯。结果被打击报复，从部队赶回了农村。若干年后，我叔跟爷爷拌嘴，还常说起这件事。叔说：“你就是死心眼，换了我，哪怕把仓库里的粮食都给连长，我也愿意。”爷爷说：“说这些用不着的干啥，要是换成现在，我也让他背呀！”

爷爷最疼自己，家里做饭一定要做两种，糠菜归大家，最好的那份–一个窝头或者半个馒头–归他自己独享。有一年秋天，一个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里中午要给整劳力一人发一个窝头，新打下来的高粱面做的窝头。不到中午，还是十几岁少年的父亲，就开始一边打草，一边慢慢朝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移动。父亲认为，爷爷至少会把这个新窝头分一口给他，因为有的家长干脆把整个窝头都舍不得吃，带给自己的孩子。等父亲见到爷爷，爷爷看看他，继续喝水，似乎发窝头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明白，爷爷把窝头全都自己吃了，一口也没给别人留。

爷爷虽然自私，但在对儿子们教育问题上毫不含糊，在异常困难，不小心就变成饿殍的时代，父亲和叔叔都读完了高中。那时爷爷是生产队的会计，他终于学聪明了，不再把集体的财产当成圣物，开始把记账本多领几个，给父亲制成作业本。

也许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儿女的亏欠，爷爷对我非常疼爱。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的收成还不错，面食还算稀罕，但窝头顿顿管饱。爷爷经常带我去用网打渔，他站在岸边，把缀满了铅块的网撒出去，网在空中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圆形，哗地落在水里，等网托上岸，在一堆烂草污泥中，总能找到蹦跳的小鱼小虾。晚上回家熬个鱼汤，鱼就成了我跟他共享的食物，其余人可以在鱼汤里兑上水，喝更稀的汤，管够。

爷爷教我认字，并且让我在旧报纸、废账本上写毛笔字，每到过年，还鼓励我写春联。我写的最多的是四个大字“抬头见喜”，贴到每一个需要抬头仰望的门楣上。有时候，我还把见写成繁体字的“見”，爷爷看了很高兴，说书法还要写繁体字好看。

我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给整个背了下来，不但语文，还包括数学。我的童年有一个经典的趣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天夜里，不小心把数学课本碰下了炕，而炕下正好摆着一个尿盆，等捞出来的时候，不但骚不可闻，而且显然已经无法再用。于是，我不带课本上了几乎一个学期的课，我背下了所有的内容，包括课后练习题。老师知道后非常惊讶，把这件事当成奇谈。

我第一展示背功是亲戚送了一本小人书，讲一个小八路小强的故事，里面都是顺口溜，我能倒背如流。“机智勇敢好小强，完成任务受夸奖”，若干年后，我母亲经常提起这一句。

假如我的童年时代有四书五经，那么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什么事了。但如果真有那些书，也许我就不会读了。因为童年的阅读，都是处于饥渴状态下完成的。

那时候父亲教夜校，我有时会跟着去，混在一帮大孩子和成年人中听课。但是，上夜校的人显然不全是为了知识而来，还为了取乐。有一次课堂上语文老师讲修辞，提到“衬托的手法”，这帮农村半大小子们，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又跟“秤砣”发音相似，就把它作为一个外号安在我头上。我的童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被大孩子们追着叫“衬托“、”秤砣“、”铁托“的屈辱和悲愤中度过的。

当然，跟大孩子们在一起也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至少我可以看他们的课本，并且观摩他们的文艺排练。那个时候《洪湖赤卫队》特别流行，学校里拿了歌本，开始给学生们排练。我还记得那个印着简谱的小歌本的样式，并且我还用yi,er,san,si，而不是do,re,mi,fa的方式，唱歌本上我已学会的歌。

”手拿碟儿唱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每次唱这首歌，我都要手里敲个碟子，这才能表现出旧社会的万恶和新社会的幸福。

有一天，堂弟跑来神秘地对我说：”我在六叔家看到一本这么厚的书。“他用手比划了两个砖头那么大。我跑到六叔家，看到了那本没有封面的《林海雪原》，我忘了这本书怎么流落到他家里来的，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半借半强，带回家里，挑灯夜读。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煤油灯的灯芯还真得一会一挑，否则就越来越暗，直到灭掉。

由于母亲那一代人对《智取威虎山》烂熟，所以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可以交流的话题，我给母亲讲坏蛋徐大马棒和滦平的来历，母亲给我讲杨子荣的孤胆雄心。农村的夜晚，有100年那么长。母亲纺线，我在读书，煤油灯忽明忽暗，这时候只听到屋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我就兴奋地对母亲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用风雪中冻紫的脸，贴到我脸上取暖。有时还略带一丝酒气，那时候家里生活略微好起来，父亲也会跟村里和学校里的好朋友，小酌两盅。

父亲对文学不感兴趣，他喜欢纪实。那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上面印着”秘密“的16开的出版物《案件侦破录》，当时我悄悄叫了几个好朋友，每天晚上听父亲对着这本书给我们讲”无头碎尸案“。这些故事虽然有点恐怖，但情节跟电影比，实在太平淡无奇了。往往怀疑到谁，谁就是最后的主犯，一点都不曲折。很快，我还是说服小伙伴们，听我讲《林海雪原》。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林海雪原》里有一处最大胆的描写，白茹见到曲波，就故意把一头长发”象黑瀑布一样放下来，披在肩上“。我小时候读，只希望赶紧抓住小皮匠，哪顾得上分析这其中的微言大义。

家里的新屋落成了，四间瓦房，一个院落，大门面朝东方，正对着田野。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榆树，另一个棵也是榆树。我终于可以参与挣工分了，那就是为生产队看鸡。所谓看鸡，是在春天，把偷吃麦苗的鸡鸭赶出来，我被授权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只要不把鸡打死。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干的这个活在国际上有个学名–麦田守望者。

我高兴的是，小姨来我们家住了。小姨是妈妈的小堂妹，从小带着我长大。在我还只有四岁的时候，她最喜欢给我梳头，为了让我头发铮亮，她把唾沫吐在梳子上，然后再给我梳。我心里不满，又不敢发作，只有用手打自己的头。另外，我最害怕，早晨洗脸的时候，突然一个冰凉的东西贴到我的脸上，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团发着恶香的雪花膏就在我的脸上抹开。这也是小姨常干的事。

我有两个表弟，但小姨最喜欢我。因为我小时候表现非常特别。有一次在姥姥家，表妹把穿在脚上的一只布鞋给扔到小水沟里去了，一般孩子要么报复，要么哭闹，但我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大开眼界的一件事：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也扔进水里。嘴里还说：”反正都要洗。“后来，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个人表达过同样的观念–耶稣。

小姨来我家带来了一本《红楼梦》，虽然以前听母亲讲过越剧《红楼梦》的故事，但看到书还是很新奇。但这本书只看到第六回，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里面没有明确的好人与坏人，这与我从小建立起的艺术观是相悖的。小时候看电影，一定会问两个问题：一、打不打？意思就是问”里面有没有战争和打仗的场面“，二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分好坏的文学作品，在我当时看来，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还刚看到袭人和宝玉初试云雨情，看到”冰凉粘湿一片“，心里一阵悲凉。这不是我的路数，我还是打开广播，收听冯德英的《苦菜花》去吧。

小时候，有一类书是着迷，但求之不得的，那就是《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我们村里有一个孩子，他的身世比俄狄浦斯还神秘，他爸爸在江西吉安一个矿上当工人。在我们农村看来，工人是至高无上的阶级，他虽然常年不回家，但给自己的儿子定了上述两本科普杂志。我经常到他家里蹭这两本书看，通过它们，知道了电动机的远离，知道了飞碟的奥秘，甚至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名字。

新伟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在看了这些少年科普读物之后，结合自然课上学习的电磁铁的原理，准备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明电动机。

我们找到了线圈，电池，木板，每天放学之后，都在他家的院子里做试验。虽然电动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我们已经在无数次的交谈中，提前享受了成功的喜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艘航模船，并在水上试航，从而傲视那些没有动力的纸船和木船模型。

电磁铁让我们搞成了，通电后居然有了磁力，我们就像把这个磁力转化成动力。那需要发明一个轴承，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玩意叫曲轴连杆装置。但是这一关始终过不了。我俩只好调低目标，决定改成电铃。并且在兴奋的交谈中，想象电铃在教室门口奏响的那一刻所带来的荣耀，那时，学生上下课，要人工敲钟。

后来，电铃也没有发明成功。我的人生第一次（独轮）车库创业也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新伟同学把这股钻研的精神一生保留，后来他在家种果园，毫无疑问，他种的苹果是全村最好吃的，并且不贵，只要2元一斤。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他学会了脚踏实地，他18岁结婚，19岁有了女儿，他的女儿又19岁结婚，就在今年，他光荣地做了姥爷。

而我继续我的幻想。家里稍有余钱，我就步行三里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隔着高高的玻璃柜台上，请求一脸严肃的售货员把某本书递给我。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买的两本书，一本是《奇妙的曲线》，讲数学的，一本是《小鳕鱼历险记》。不对，《小鳕鱼历险记》是一个县城里的孩子买的，借给我看的。那个孩子一路上问了一个让我尴尬万分的问题：

”这么热的天，你为什么不穿凉鞋？“

我低头看了看满是尘土的我娘做的布鞋，脸上强堆笑容说：”节约光荣嘛。“

”节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尖叫，”等你得了脚气，就不节约了。“

谈话到此为止，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穷孩子。

穷孩子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高玉宝”我要读书“的呐喊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有形的周扒皮不再半夜鸡叫，如果不读书，无形的周扒皮将无处不在，比鸡叫更尖利的催促声将随时响起，人生将永无休息。

我们逃了晚自习去看电影，被老师抓住，他罚我们站了一节课之后，说出了我至今仍然记得的一句话：”不让你们现在看电影，是为了让你们将来天天看电影。“

30年过去了，DVD、蓝光普及，视频网站崛起，我才明白这是多么精准的预言。老师，果不吾欺也。

我的童年，读得最多的还是课内书，我的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并且越是大考，发挥越好。初中升高中，我考了全县第六。高考，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并且数学120分，也就是满分。

这一切在我父母看来，并不奇怪。母亲讲起这样一件我已经淡忘了的事。

有一年，她生病住院，我在医院守夜陪护。有两件事，让所有进病房的人印象深刻。一是，我一只抱着一本书坐在板凳上看。二是，只要有人进来，我总是放下书，站起来面带微笑，主动打招呼。一老叟甚奇之，与众人曰：”此小儿必成大器。“

很遗憾，他没说对，但好在我还保持了酷爱读书和与人为善的天性。

回头望去，我发现幸亏童年没有读那么多纸书，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自然这本大书。我在田野里见风就长，拔草，挖菜，滑冰，游泳、摸鱼、掏鸟窝、捡麦穗，种庄稼，跟村里的孩子们展开兵团作战，野草的芬芳，野菜的甘甜，池塘的泥醒，这些奇妙的味道都混合在记忆里，这是读任何书都换不来的。最重要的是，我有无条件爱我的父母，严厉而慈爱的老师，还有身边的亲戚长辈，以及童年的伙伴，始终都给我向上的力量，让我感受到生之温暖与成长之喜悦。虽然长大之后，行路也有倾跌，但美好童年的庇护，让我们避免了完全崩溃。跟书相比，这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