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再上微博，也不在网上看新闻，使得我对传统报刊的需求量大起来。几乎每天都要买两份都市报看一看。
在我住处方圆500米以内，有4个书报亭和1个报摊，以前我经常在路南的一家买报刊，因为看报亭的大姐人很和气，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买《译林》，每次到货后，她都帮我存一本。
然而，因为《钱江晚报》一个愚蠢的零售政策，使我改变了维持了多年的购买习惯。杭州的都市类报纸，上的了台面的，一共有四家，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过去每份零售价都是0.5元。
自从《钱江晚报》与《今日早报》合并成钱江报系后，为了拉小兄弟一把，《钱江晚报》零售价提高到1元，附赠1份《今日早报》。这个零售政策非常模糊，在上述两份报纸上都没有明示，《今日早报》上印着零售价0.5元。赠不赠《今日早报》，完全取决于报刊亭摊主。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被创造物，对钱价值的衡量跟面值没有关系。5毛钱，平常掉在地上，我都不一定捡。到菜场买菜，我也懒得跟人砍价，多花的菜钱可不止5毛。但是，每当报摊摊主假装没事人似的递给我一张没有夹带《今日早报》的《钱江晚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人偷了的感觉。我会问摊主，为什么不赠报。有的摊主，比如我家西面的那位，脸会轻微地红一下，然后说，这个赠报是可赠可不赠的，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赠给你。但是，南面那家报刊亭，换了一个摊主，态度马上变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没有赠报。
既然这样，我就绝不在他这里买任何东西了。古有以扫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长子权，今有报摊主为了5毛钱损失了一个大户。不对，是两个大户。我媳妇也决定不去那里买了。
另外，我也不再买《钱江晚报》了。我不想每天为了5毛钱而勾心斗角。现在我每天都买一份《都市快报》加《青年时报》，1块钱正好，不用找。
我把家西面那一家报刊听内定为我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从那里买了两份杂志《文史参考》（12下）和《看历史》（12）。《看历史》的封面专题“父与子-我们怎样做父亲”激发了我的购买欲，它外面套的塑料袋阻止了我的窥探欲，所以我掏了16元。《文史参考》是第一次买，但是我看到“人民日报社主管”，增加了我的好感度。通过这一段恶补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我发现，来自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买回家一看，证实了我的判断。《文史资料》里的文章，虽然不“新锐”，但多为扎实的史料。例如，讲到江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每个月伙食费30元（1970年代末的3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每周2斤水果，2次牛奶，1次饺子。江青吃得很香，并对看管她的人说：“我吃好养好，是为了跟修正主义做斗争。” 里面一篇大稿，采访党史学家杨奎松的，也不错。杨因为四五事件写诗而坐牢，狱中有一个“国民党燕北游击队参谋长”，其实是一个小偷小摸，因为不堪被监督劳动之苦，干脆按照香港电台的知识，写了一封要钱的信，信中表示要成立一支游击队。杨奎松后来出狱后，无意中看到布告，此人被枪毙了。
《看历史》则让我大失所望。里面的专题，东拼西凑，作者都是网上脸熟的那些“专栏作家”，根据我多年与杂志相处的经验，如果一本杂志的专题，不靠自己记者采写，全靠专栏作家们拼凑，是无论如何达不到内容、风格的统一的。记者至少去采访，专栏作家可都是在家坐着呀。里面的一篇《1919：鲁迅之问》，就是把鲁老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paraphrase了一遍。谁会放着大白馒头不自己吃，而是要让别人嚼一遍再喂给自己呢？
凡是整版大照片和专栏作家处处可见的杂志，都不值得信任，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杂志得出的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