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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听广播

Tuesday, February 4th, 2014

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杭州的大农村,那里有一张烟火气息很浓的《都市快报》,文风俗,标题亮,代表作是《我这个月的大姨妈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还有一个市井气息很重的电台《交通91.8》,一听这个台主题歌就大致可以猜出其特色:“欢迎打开,欢迎进入,交通91.8的family……”话说报纸可以不看,广播有时却不能不听。《交通91.8》几乎是杭州每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最爱,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在杭州打车(如果你能幸运地打到车的话),广播就灌到你耳朵里。

在杭州这个地方,本地媒体都很乖巧,很少敢做批评性报道。但《交通91.8》是一个例外,它有一档《我的汽车有话说》,开创了批评报道的先河,批评的对象是跟汽车有关的服务机构:汽车厂商、4S店、保险公司、甚至外地交警。这档的主持人于虎在杭州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经常把汽车厂家的经理训得像三孙子似的,也经常把4S店的主管问得哑口无言,还会把保险公司接线生给教育成复读机,一遍一遍重复服务套话。所以,司机们,无论开的是五菱之光还是玛莎拉蒂,都喜欢听这个节目。什么?开玛莎拉蒂的还听这个?是的,不但听,还打热线投诉呢。有一次,一位开这种豪车的车主打通热线,反映该车号称手工打造的发动机盖里,填充物是竟然破棉絮。于虎很痛快地答应帮他维权。这期节目很火,因为《交通91.8》深知,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看到富人犯傻、上当、被虐,实在太过瘾了。

除了汽车维权节目,《交通91.8》还有一些其他特色栏目。每到下午和晚上,司机们犯悃的的时候,它就播出一档《钱塘夜色》的栏目,一个叫“南哥”的主持人,在迪厅音乐的伴奏下,故意气喘吁吁地讲一些网上段子,配上罐装笑声,让司机们很有蹦迪或去健身房的感觉。还有一个插科打诨的节目,一男一女俩主持人,把舌头打了很多卷,模仿北京人的口音,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偶尔也有正经的时候,连线港台二三流学者,对热点话题进行评论。说的都是没营养的片儿汤话,但电话那端学者们的语气语调却像在中央党校给常委们授课一样。

说到播送路况,本来就是交通台的本行,但是当你真正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也不要对它抱多大指望。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冒雨开车去城北看朋友,回来发现路上一片汪洋,很多车抛锚在水中。此时,我打开收音机,迫切想听到水淹城北的新闻以及哪条路可以回家,但是《交通91.8》却一直在播两个主持人逗闷子,另一家交通台也在扯一些无关的闲篇。最终,我关了广播,改放《命运交响曲》,涉水把车开回了家。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交通台此刻不贴心,因为批评暴雨就是批评市政就是批评官员,他们可不像4S店那么好惹。

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电台的竞争也很激烈。十年前,我曾经在《西湖之声》客串过几期节目,帮主持人一桐老师接过夜间热线。可能是做情感、做夜话没有多少市场,几年前一桐老师去了余杭电台,《西湖之声》开始打造“汽车电台”概念,提出“开车,就听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的口号。另外一家《城市之声》也改成了《私家车电台》。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特色服务:全部女主播。我觉得,这种定位和策划真是太二了。广播是一门只能听声音的艺术,男声女声各有千秋,缺一不可。把电台的主播全换成女的,有点跟竞争对手赌气的成分。就像一个餐厅全用女厨师不但不能提高菜肴的品质,反而减少顾客的选择一样,在一个电台消灭男声,只剩高频,也不是一个好主意,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好噱头。

除了市级省级电台,杭州有两个区还有自己的区级电台:一是余杭,二是萧山。这两区一直在杭州一直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杭州任何惠民政策出台,文件中几乎都会有一句:(萧山、余杭除外)。余杭台我没听过,但萧山台确实办得很有生气。我听过几次,被一个栏目吸引,栏目名不知道,内容是请一位萧山老太太用夹杂者方言的普通话讲民间故事,特有灵气,也特接地气。是啊,本来萧山的经济就发达,市民社会形成也早【注1】,文化自成一脉,还不想带杭州城区的土鳖玩呢。

这是马年第二篇千字文。

【注1】关于萧山市民社会的形成,国外早有专论。详见Gordon White的论文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发表于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 1993), pp. 63-87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94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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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

Monday,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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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Sunday, October 21st, 2012

虽然我对媒体的道德操守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看到今天浙江一份报纸刊登的分类广告,还是吃了一惊。这则广告就刊登在体育版的下方,非常扎眼。

讨债分类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东北兄弟”是个什么机构?至少看上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也不清楚“东北兄弟”用什么方式追债,用“东北”的方式,还是“兄弟”的方式?至少这则广告隐隐给人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感觉。

媒体刊登这样的广告,有没有核实过刊登者的身份?有没有调查过“东北兄弟”的追债行为是否合法?有没有咨询过律师这样做是否符合广告法?有没有考虑过读者尤其是订户的感受(他们预付了报款,按照默认契约理应看到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善良民俗的内容及广告)?

这些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报纸刊登这则分类广告,又获得了几百元的广告收入。业务员又会有几个点的提成。年终总编的工作报告里,又会有广告额增长百分之几的业绩。至于,类似广告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没人在意。

长期以来,媒体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有没有想过,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一个恶魔,会怎么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媒体要侍奉两个主子–党和市场。一方面,媒体是喉舌,被赋予了合法出版和经营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里讨饭吃。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怪物:既没有纯党报的非牟利性,也没有纯市场报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双重控制的双头怪兽,一口吞没真相,一口吸金吞银。它尽管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也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但很容易变得怯懦与贪婪,伪善与势利,即鲁迅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媒体介绍一个旺销的楼盘的时候,当媒体邀请你参加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当媒体推荐一个好吃的餐馆的时候,当媒体介绍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心眼。媒体从业者里有很多好人,但是媒体本身很可能是一个为了利益毫不留情的野兽。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理性,建设性,一纸风行,温暖,美好,幸福久一点…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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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笔记(5)凤凰卫视评论员主讲香港媒体生态

Thursday, May 20th, 2010

凤凰卫视评论员主讲香港媒体生态。

香港媒体的自由历程,殖民政府的政策是,只要不反对殖民统治,说什么都行。保皇VS革命,共产VS国民之间的论战都在香港展开。

港媒总体情况。报业发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700万人口,中文报纸13份,英文2份,免费3份。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不仅仅是货物、技术、资金进出没有限制,(只有香烟、大米收税),49年以前,按照英国与大清的协定,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出。50年,香港和大陆有个协定,只要大陆发证,香港就允许进入。此政策至今仍然延续。香港也是信息中心。

邓小平说,没有香港信息不灵。香港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俄罗斯之所以转型不成功,跟资本主义隔绝太厉害。俄国人移民之后,往往融合进当地。华人则不同,1949年之后,北京方针是,维持现状,长期利用。

香港是内地走私基地,霍英东先生就是做这个的。1978之后,中国最早的外商投资。霍英东联合李嘉诚等,在广州修建了白天鹅宾馆。最早投资的都是香港的中小商人,这些人文革期间偷渡到香港的。1962年,广东有一度边界故意失控,几十万人劳动力给香港帮了大忙。

最早的对外开放是从香港开始,从小商人开始。南洋的华侨也利用香港逃避本国资金的限制。最有名的是泰国正大集团。

大陆房地产全套学习香港,但是只学了一部分。香港房地产分两部分,一是私人房屋市场,一是公屋市场。公屋只租不卖。大陆一开始就没有考虑给老百姓预留。弄到现在尾大不掉。最好的地不可再生,价格怎么再下来呢?

最近香港最好的公寓70万一平米,曾荫权说“我不担心”,遭到媒体炮轰,但曾说的意思是,有公屋保障,所以才不担心。

香港的电视业。香港从60年代发展,很快成为华人电视中心,特别是电视剧制作。住在公屋里的人,看电视的选择范围很小。无线,亚视是免费的公共电视台。问题在于香港中下层民众,没有付费看电视的习惯。香港政府把新闻媒体当成商业,放任其自己发展。

90年代开始,香港有了有线电视,包玉刚女婿吴广政(音)主持。有线电视进私屋没问题,因为居者收入高。公屋居民难以达成共识,使有线进入成为问题。李泽楷又办了NOW宽频,利用电讯盈科的霸主地位,利用此网络进军有线电视。另外还有一家香港宽频。

香港电台情况。香港政府有个电台RTHK,也做电视节目,但不是喉舌,也骂政府,有7个电台,没有交通电台。免费电视台必须在黄金时段播放政府电台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有一家商业电台,陶杰半夜主持一个节目,嬉笑怒骂。

李嘉诚财团办的新城电台,一个财经,一个娱乐频道。香港政府对电视、电台控制很严。频率由政府控制。无线电视台最大,不断有内地财团来接洽想购买。亚洲电视台的前身叫立地呼声,目前吵得很厉害,实际上是台湾人与上海人之争。

亚视之争原先是张茂生家族主导,旺旺的老总蔡严明从大陆回到台湾,买了中时集团,买了亚视股份,胡女士做了亚视行政总裁。蔡觉得出的钱与所掌权不成正比。张讲法律,蔡讲义气。又杀出一个叫王筝(舒同之子),派出兄弟来到香港,要从张茂生那里买股份。

蔡严明、张茂生、王征为了股权正在打官司,打得不可开交。王筝,豪气干云,说要做亚洲CNN。我的判断是,很多商业人士,其实未必会做媒体。

香港互联网。非常发达,家家户户有电脑,政府给与帮助。香港没有防火墙,没有类似内地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香港只有一个雅虎,内容也不怎么样。发网贴,议时政,没有内地多。也不容易形成内地网络事件。

香港政府广开言路接受投诉,香港网络跟内地不一样。除了BUS大叔,少有网络时间。谷歌搬到香港,进退自如的方式。

香港报摊书店里很多关于大陆的书籍,里面的内容真真假假,书中的内容如果造假怎么办?香港的诽谤法是谁控告谁举证,控告媒体诽谤,要自己拿出没有这回事的证据。

香港的平面媒体。香港有四份免费报纸,三份中文,一份英文。香港人有读报习惯,有了三份免费报,基本信息都有了。为什么还要花5-6元买一份报纸呢?

香港的平面媒体,从晚清开始就成为内地的工具,香港报业的大发展是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期。香港的左派报纸,文,大,商。文革之前这些报纸占有半壁河山,非现在所能比。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理念是报纸是办给香港人看的。

当时的外围左派报纸,不宣传社会主义,对国家民族乡土有感情。刊登了很多市民喜闻乐见的新闻。足球版、马经版是左派报纸先办的,武侠小说是左派报纸创新出来的。梁羽生,金庸,每天1000-15000字,读者非常喜欢看。

文革给左翼报纸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横排,简体,报头加毛语录,越来越脱离群众,足球武侠马经都没有了,只刊登北京的社论。于是,香港的左派报纸就慢慢没人看了。

查良庸英文很好,在大公报做翻译,后来他的领导说,你写写武侠吧,他就写了,一发不可收。查先生1960年代初离开了大公报系统,另起门户,创办明报,靠武侠小说带火了一份报纸。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查良庸每天一段武侠,一篇社论,让明报获得成功。当时有内地难民来香港,明报采访难民,了解到中国饥荒情况。与左派报纸分道扬镳。查先生熟读中国历史,从姚文元的文章嗅到中国有大事发生。

文革爆发之后,明报靠采访逃亡到香港的大陆逃民,报道了大陆的真相。有一段时间,文革高潮的三年,明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真实状况的重要渠道。

1969年,东方日报创刊,目前还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东日从创刊开始,以社会新闻为卖点。东方日报的创办者是个毒贩,现在还在台湾,不敢回香港。通缉令今天还有效。东方一贯反港英,回归后一贯反港府。

重点介绍了改变了香港传媒生态的《苹果日报》。从黎智英谈起。黎1962年从广州逃到香港,现在是右派大佬。他从小有冒险精神。据说因为邻居从香港带来一块巧克力,发誓要到有巧克力的地方去。到港之后,在服装工厂工作,慢慢熟悉了服装行业。

黎智英创办了佐丹奴,现在卖掉了。他在富豪中排一百多名,不算特成功,但可以长期安稳做下去。但黎对政治很有兴趣。想把媒体当作影响政治的工具。在80年代后期,卖掉佐丹奴大部分股份,套现转型,告别服装业,进军媒体。当时被香港人当笑话。

JIMMY LEE黎智英,当地人称为肥佬李,香港当时认为办报纸杂志是破产捷径。黎一开始创办了《壹周刊》,狗仔队文化的创始人,如今这一文化蔓延到中华大地。壹周刊一刊两册,一部分是软新闻,一部分是硬新闻。各种八卦新闻,生活资讯。形式创新,大量图片。

黎智英创办的壹周刊至今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周刊。黎智英的办法就是从别的报社挖,尤其是挖摄影记者。当时报业报刊老板很紧张。用这样的方式壹周刊开张。他显然有时间表,96年办苹果日报。他主张普选,也反共,但不是为了反共而反共。

黎智英聪明之处,就是把超越政治的东西,做得不带感情偏见。苹果日报也有创新,大字标题,图片用得多。香港报纸过去喜欢头版卖广告,影响销路,“不要脸”,苹果学日本报纸要脸,上半版内容,下半版广告。

壹周刊的狗仔队,不仅追踪名人,也做社会新闻。苹果日报把狗仔队文化发扬光大,跟踪政商界的名人,偷拍,追踪丑闻,这一招非常成功。早期,登大幅“艳尸” 照片,销路打开。卖一份报纸配一个苹果

(现场展示香港的各类报纸,明报,大公,东方等,以说明这些报纸的版式都是模仿苹果日报)从报纸的角度,苹果日报的做法都成了常态。

广州的报纸也有一些受到苹果日报的影响,这跟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有关。

0年代,黎智英开始转战台湾,变成过江龙,台湾媒体有自己的特点,国民党重视教育,报纸很严谨,图片不多。台湾报人觉得他行不通。黎智英把香港做的事情,在台湾又做了一遍。台湾壹周刊,台湾苹果日报,都成功了。苹果日报一创刊打破都卖10元的规矩,卖20。

黎智英在台湾刻意模糊自己的立场,同一天报纸两边都骂。狗仔队不分蓝绿,有丑闻必揭。苹果日报变成蓝绿都重视的报纸。

黎智英的壹传媒的集团。现在开始进军电视,他的创新,用动漫作为电视新闻的主要形势。我们现在看新闻都是摄像,他在电视上用动漫形式重现新闻。黎智英看重的是年轻人市场,如果电视新闻用动漫表现,肯定能争取年轻人。

关于90后,有人说他们跟我们不是两代人,而是两种人。对未来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会有什么影响,难以想像。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报纸,那么,总不能到处都是电脑吧。90后可能表达能力受到影响。

答问时间。

问:报纸会死么?

答:至少从香港来看,报纸不会死掉,有人赔钱也会办报纸。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有报纸办不下去,就会有人来收购。手里有媒体的老板,影响力更大。看不清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不看,将来会不会也不看。倒是杂志有点危险。

那个家里偷偷安装卫星锅的同学,又问了一个卫星电视的问题。何亮亮说:大陆4亿网民,防火墙他们要怎么弄?我认为对特别不堪色情信息,可以限制。现在的网络管制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它管理不了。最好的期望是未来松弛的管理,而不是无效的严管。

前几天我做了苍井空收到大陆网友的推崇,有观众打电话对我说,其实,我们什么都能看到。这其中有博弈。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国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回到钱学森的话,为何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觉得根现在的信息封锁有关系。

今天温总理在凤凰关于屠童案的讲话,全国媒体都在引用,可能新华社没有发稿。今天的报纸可能也没有。但是老百姓都知道了。现在传播的方式还是有很多的。

屠童案与媒体的关系可以探讨,报道就刺激杀童么?这个事件我很痛心,现在学校已经变成了碉堡,孩子现在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孩子不应在监狱中长大。但是不这样又不行。此事,对媒体。。。(未讲完)

问:屠童案温总讲话为什么透过凤凰?

答:温总理很重视用非主流的传播方式,我们凤凰非常重视用同期声,我们不属于这个体制,又在这个体制内有限地生存。温总理昨天的表态我也非常意外。我们推测,总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他当然知道内地的禁区。

这或许是国家进步的一个标志,也不排除今后还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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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笔记(1)凤凰卫视记者谈世博报道

Thursday, May 20th, 2010

凤凰卫视记者在谈世博会采访心得

国内报道世博会都是整齐和谐快乐的,而我们每天都在世博园里,每天尝试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体验消费是否有困难,展示真实的角落。

在世博园里还有一堆堆垃圾,游客随手抛垃圾的场面,反映了参观者到素质问题。

凤凰卫视尝试新闻从弱势群体入手,关注园中农民工和清洁工人。报道了蔡国强“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展览。

记者要扩展自己的思维。世博会公布人数,刚开始每个小时公布一次,后来改成每天17:30公布一次。通过分析这一有趣现象,原来有很多玄机。

关于香港媒体与世博会志愿者吵架事件。中国馆门口,民众抢预约券。产生争执的这家电视台拍摄人群近景,志愿者拍了一下摄像机,取景器拍歪了一下,当时没有保安,警察不管,顿时志愿者小朋友成了媒体围拍,小朋友一怒又拍了一下,把取景器拍下来了。

世博局为了息事宁人,把这件事,降格为志愿者小朋友与媒体之间的个人冲突。小朋友不得不发布道歉声明。但是他家根本赔不起摄像机。香港媒体不依不饶。采访中发生冲突是正常的。世博要承担的责任,冲突发生之后没人站出来处理,而让事件发酵。

世博会的安保人员可能有个潜规则,都不敢惹海外记者,尤其是香港记者。

如果只听大陆网民或者香港舆论的意见,都是不完全的信息。反映出两个问题:世博局用志愿者有问题;媒体如何行使采访权,也值得反思。如果挡镜头的是代表公权力的官员或者警察,媒体执着是必要的。而对一个志愿者一个平民,这样做就不妥了。

以下进入提问时间:

有个家里偷装卫星锅的同学问,为什么凤凰资讯台没有象CNN,FOXNEWS那样有口号?

凤凰记者答:说到底,只是广告PR手段不一样而已,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问:假如你服务的是内地电视台,你将怎么做?
答:如果我在内地媒体工作,跟凤凰服务的观众差别并不太大。我知道内地有很多限制,但同样的限制我们每天也在面对。例如,一篇负面新闻出来,都会有各方面的电话打过来。但这不影响我做新闻的考虑。

我觉得最基本的是,前线记者,不应该给自己设定框框,那么经过后面几道编审,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对前线记者说,你应该把第一线的事先做好,不能做做筛选和审查,并且一线记者的筛选未必准确。

问:你对全媒体记者怎么看?

答:全媒体记者,凤凰卫视前些年也提过,虽然貌似降低成本,实际上降低效率。记者不可能一边拍,一边记录。在国外NYT, 华邮在05年左右也要求过,后来发现是不可能。就算手可以同时在用,脑子也不可能分开用。在香港,剪片不需要记者来做,那样效率更高。

为了节省人力,而搞全媒体记者,是不划算的。最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在香港电视台,有专门的剪片师。分工明确。记者就是出镜和写稿子,不用自己剪片子。

问:凤凰卫视和凤凰网是什么关系?

答:凤凰电视和凤凰网是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只不过凤凰网可以无偿使用凤凰卫视的视频而已。

问:假如有机会,你会跳槽吗?

答: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希望影响力最大化。我考虑了很久,目前凤凰可能是唯一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媒体。另外凤凰在香港。我曾在北京常驻两年,直到回港才发现那两年思考与他人同质化。周围的氛围很重要。被同质化很危险。到目前来说,不是凤凰留我,而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

问:有人说你跟柴静是同一类人,你对她怎么评价。

答:我不太看央视,柴静的节目就看过一两次吧。柴静是个文艺女青年,她的文字很好,她更感性,我更冷血。我跟柴静不是同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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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诡异调查及其后续

Thursday, June 25th, 2009

最诡异调查(请注意每一条的选项)


调查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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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物 2009第4号

Wednesday, March 4th, 2009

1、在精神上相互摧毁

经济学者郭艳茹在博客上,发现的一个“小句子”,原文说:

早晨在厕所里看上周的《齐鲁周刊》,看到讨论婚姻的一句话,作者不祥:婚姻就是两个人在物质上互相帮助,在精神上互相摧毁。其刻薄而冷峻,颇有当年张爱玲的味道。为了这些偶尔冒出来的小句子,我经常买这份报纸,这差不多是我唯一买的纸质报纸了。

【造句】上帝看亚当一个人生活不好,就给他造了个夏娃做伴,原指望他们在物质上互相帮助,谁成想他们却在精神上互相摧毁。

2、卧槽泥马

上海机关报《解放日报》近日考证出“卧槽泥马”的出处是《战国策》。文中说:

“卧槽泥马出自《战国策》,形容虚有其表、窃居名位者,即使有相应的地位,其能力也不足以胜任,等同于烂泥扶不上墙。”

一时民间哗然,原来这句网络暗语系出名门。不过历史学者宋石男撰文抨击此说法纯属扯淡。他查遍了《战国策》,也没找到这句成语。

请教生活在杭州的人民他们会告诉你,“泥马”可是有渊源的,它来自一个荒诞的传说,“泥马渡康王”,赵构被金兵追击,骑上一匹泥马才侥幸逃脱。后来他建立了南宋,年号建炎,就是宋高宗。

在网上与一位办了个音乐网站刚被低俗的朋友聊天,讨论着这个典故,一副对联诞生了。

上联:泥马渡康王 几度铜驼悲夜雨
下联:卧槽小赵构 多少金鸡笑春风
横批:一蟹不如一蟹

3、壹亿陆

张贤亮在《收获》2009年第1期发表了一部小说《壹亿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张看到小报上说,现在最严重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男人精子量的下降,精壮正常男人,精液里精子的含量应该达到1.6亿,可是一般人只有1/3不到。小说的主人公叫王草根,是个拾破烂的,他的精子含量够数,因此成了被利益集团追抢的对象。

在《南方人物周刊》(2009.3.2第九期)上,张贤亮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一些跟壹亿陆一样生猛的话:

“现在的作家都退到哪里去了?要不写历史,要不就似写个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生活的遭遇。我借一个荒诞形式一下铺开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们写得出来吗?他又这么广阔的视野吗?有对社会这么敏锐的感受力吗?”

然而,在同一期杂志出现的美国记者何伟可能不认同张贤亮的自负。

4、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

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何伟,他的真名叫Peter Hessler。在《南方人物周刊》(2009.3.2第九期)上,何伟写了一篇《中国人什么时候想要公正?》,里面直言他对中国社会的感受。里面说的话,我同意得不能再同意了。I can’t agree more.

何伟说: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关于中国的小说,何伟很纳闷为什么作家们那么酷爱象征。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我试着提供给何伟一个答案。中国作家之所以酷爱象征,不直面现实,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商业利益,二是政治安全。写农民工的小说谁看?不用隐喻、暗语和象征,文字能安然存活吗?

不过张贤亮这么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一下铺开了这个时代”,确实挺雷人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跟大众有鸿沟啊。写字的认为写了整个时代;看字而不写字的人觉得不过是一个瞬间;既不写字也不看字的人假如听到这个故事,只会用一个字评价: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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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物2009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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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一代

Tuesday, March 3rd, 2009

杭州有7家主流媒体,3月1日这一天,全登了同一条消息。

青年时报

钱江晚报

今日早报

浙江日报

都市快报

每日商报

杭州日报

雨中求职

这张要得荷赛

最后一张

没有一代比这一代更需要伞
没有一年比这一年雨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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