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围棋，我略知一二。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围棋，经常抱着棋书啃，而且还装模做样打谱。但始终是臭棋篓子一个。鼎盛时期（也就是敢跟人叫板的时期），棋力不过在业余三级左右（我一个业余初段的同学的评价）。

围棋虽是小道，但始终担任着中日文化交流道具的重任。如果没有日本，就没有世界围棋的今天。因为围棋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并在你所说的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而实际上中国的围棋是不行的。这因为中国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就是先在四个星位（既然围棋棋盘的”四·四”位）上对角放上黑白两子。其用意是双方实力平衡（其实这也是后人瞎扯，棋盘空空如也最平衡了。）但这严重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因为稍微学过一点围棋的人都知道，一个小目（围棋棋盘上的”四·三“位置）定式会有多少变化。而做出这一大胆改进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爱围棋到什么程度？到不要命的程度。日本围棋史上有著名的吐血名局，井上家的棋手赤星因彻（20年了我依然记得这个名字）向第12世本因坊丈和（这个名字Google了一下）发起挑战，对弈了四天四夜（当时日本围棋界的规矩，高手随时可以打挂，意思就是暂停比赛，等待回家跟众弟子研究后，次日再弈），难分胜负。到了第五日，执白棋的丈和给了赤星一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妙击，一举奠定优势。最后下到第246手，（你如果下过围棋肯定直到这时轮到黑棋走了），赤星老师一看盘面上白棋领先10目，顿时觉得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同门，一口鲜血吐到棋盘上，后竟为之殒命。

吐血名剧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年间开始，日本围棋的水平就扶摇直上。中日围棋交流最盛的民国初期，段祺瑞邀请日本五段棋手来华，让中国一流棋手们三子。让三子是什么概念？这要从”棋份“说起，顾名思义，“棋份”就是在棋界的辈分。要知道在近代日本，不按棋份是没人跟你下棋的。

“棋份”有几种，最高的叫“分先”，因日本棋手下棋都是番棋，所以轮流执黑，这叫分先。（那时黑棋是不贴目的，所以先下自然占便宜）。

其次，先相先，就是三番棋两番执黑。这是高手给下手的待遇。

再次，让先，高手让下手总执黑。

再再次，让二子（让一子没法让，让一子就是让先了）。

再下一等，让三子，直至让九子，乃至二十五子。

所以，可以说，民国初年，日本五段高手（当时还有本因坊秀哉在，大概九段以上的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手要高不少级别。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吴清源，那是因为吴清源（原名吴泉），真的给国人争了光啊。

1927年，吴泉作为神童已经蜚声东亚，日本来了个五段，让他二子，双方基本打平。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吴清源去了日本，与木谷实二人，威震日本，把所有日本一流棋手打到了先相先的级别。

尤其是他初到日本，（这一段请允许我不借助任何搜索引擎，纵容记忆的纰漏），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向日本围棋第一人秀哉名人发起挑战。这个棋谱在我大学时代，我打过若干次，它甚至成了某种安慰，当我感到沮丧和被弃绝的时候，就往往想起这个棋谱，因为吴清源实在走得太豪迈了。他第一手星位，第二手三三，第三手天元。在当时的日本棋界，把三三当做禁手，面对大神这样下棋，会被解读为僭越与狂妄。秀哉沉着应对，但还是屡屡打卦。有时一天就走一手棋，他就宣布封棋。后来，第160手，秀哉弈出比妙手还要精妙的”鬼手“，吴清源无论如何应对，都会吃亏。但是多人作证说，这一招是秀哉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这个名字没有借助Google）想出来的。吴清源回忆说，有一次他对弈中去上厕所，经过名人弟子的棋室，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把每一手变化，都研究透了，封盘之后，他们再把研究结果告诉师傅。后来，这棋吴清源输了。但是他赢得了很大的名声。

川端康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人》，说得就是无名小卒向秀哉名人挑战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映射的不是吴清源，而是与之争锋的另一高手：木谷实。在小说里，木谷实小人得志，名人有风度地被打败，像一个莎士比亚的君王，虽然失败，但并没有丧失其尊严。

中国围棋赶超日本，始于陈祖德。

建国后，周恩来和陈毅对于围棋都很重视，也邀请了日本职业棋手来华交流。当时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叫什么我忘了，打遍国内所谓的”南刘北过“等高手，并且给他们让两子。这对于继续在各个方面树立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祖德在后来那本战胜癌症的教科书《超越自我》中承认，这是”民族的耻辱“。

因为有这件事，才于1956年制定了围棋职业化的一系列标准。当时全国棋手定段，是以一位日本棋院颁给4段的中国棋手（名字待查，但也懒得查）为标准的。

这一抓，还真灵。1963年和1965年，陈祖德两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在当时，这是一个可以与抗美援朝比肩的成果（这句评价是我胡诌的。）

棋迷为什么会喜欢围棋？并且如痴如醉？

首先，因为毫无疑问，围棋与象棋相比，更高一个档次，属于高智商的贵族运动。象棋，很市井，围棋，很贵族。这不用过多解释，围棋的变化更为复杂，理论上讲有（361!）这么多种变化。一个大斜定式，就有成百上千种变化，号称”大斜千变“。更不用说中盘和官子的技巧了。（这里需要说一句，看《官子》这样的书，是学围棋的基本读物，谈不上高深与专业。因为一盘好局，往往因为收官不慎，而转胜为败。）

其次，围棋就是头脑的摔跤，是残酷的搏杀。别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对于下棋的人来说，一局棋简直就是他的一生。围棋有很多术语，哪怕外行听起来都觉得心旌摇荡。比如形势好的时候：顺风满帆，堂堂正正，攻击的急所，点中要害，追击大龙。形势差的一方：被搜根，形势窘迫，苦苦治孤，大龙被屠……

再次，围棋是生活的隐喻。围棋的道理，完全可以用到生活中。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围棋十诀，说是做人的道理，也不勉强。比如说：入界宜缓，对于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着更好的忠告吗？动须相应，不可贪胜，赢棋不闹事（既得利益者应有宽阔胸怀）。

最后，围棋作为业余爱好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让许多人爱上了围棋，并成为终生的喜好。如果没有聂卫平势如破竹（老聂的鼎盛时期，真的是所向披靡。他有一局棋，一个大角都被吃了，但是他通过不断借用这片死期，居然把局面挽回了。在棋诀上，这叫：临危须弃，弃子争先。），围棋在中国不会这么普及。

围棋，对于一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条命啊。

【白板报按】父亲找人打字，发来了《姐姐》一文的完整版，比短信发来的缩略版更好看，也更让人心酸。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大姑是因为家里欠了别人的高粱，才嫁给了我大姑父，而大姑父10以内的数都不会数……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啊，一辈子。

姐姐

六十四年前的今天，我来到这个世界。生日之际，儿时对姐姐的点滴记忆不时浮现脑际。只怜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又没写任何东西的实践经历，更不懂得怎样写回忆录，有的，只是对姐姐真实记忆自然流露的冲动……

一九六○年，是我们这代人想忘也忘不掉的一个特殊时段。全国大饥荒的爆发，使自然界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树皮、树叶，还有池塘里的水草等等……村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但没有人哭，没有人看，也没有人抬。因为人们实在没有了多余的力气，只有求助生产队里的牛车往外拉……

那一年，我十二岁，上小学三年级，姐姐二十二岁，已经结婚一年多。

水利工程还是有的，上面有专项补助粮。因为工地上开食堂，男女劳力都争着去挣口吃的。

姐姐婆家的工地就在我们村东边，食堂设在我们村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姐姐就去食堂排队领饭。主食是先用水煮而后用笼蒸熟的地瓜干。一人一份，按斤按两。分到每个人的碗里也就大半碗，一般人只能吃个半饱。姐姐把块大点的、颜色白点的地瓜干拣出来，。包在事先准备的一块旧布片里，然后揣在怀里。每当早晨我抱着课本（那时没有书包）快到学校门口时，远远看到寒风中姐姐那单薄的身影……姐姐把布包塞到我的手里，转身追赶已经远去的工友……一个多月的工程，天天如此，致使我那蜡黄的小脸渐渐显现出些许血色和光泽……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姐姐当时正值年轻，靠吃捡剩的、碎小的、发黑甚至发霉的那点地瓜干，怎么能承受起工地上那一百多斤重的土筐？姐姐是在用对自己年轻身体的透支补充着我幼小身体的营养……每每想起，心里躁动着不宁，眼里涌动着泪水……

姐姐虽然没有文化，却文静端庄，亭亭玉立，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姑娘。就因为上辈人借了人家一口袋（大约100斤）料头子高粱（没有脱糠皮的高粱，约六成粮），为了避免人家天天催要，便把姐姐许配给人家的孩子。有了亲家关系，人家再没催要那口袋下风头的、带着糠皮的箅高粱，作为代偿，失去的却是姐姐一生的幸福。

姐夫长姐姐一岁，属于村里那种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不光没文化，连十以内的数也数不过来。记得姐夫到我们家，嫂子们取笑他说：他姑父，你数一数俺家窗户有几根棂子？姐夫憨厚而为难的说“您糊上纸了咋数？”惹来一阵哄笑；还有一次，嫂子们取笑姐夫，正巧碰上生产队里的饲养员牵着两头牛到井上去饮水，一个嫂子说：“他姐夫，你数数这两头牛一共几条腿？”姐夫憨笑着说：“它走着谁能数的过来？”自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每当遇此尴尬，姐姐总是默不作声，她已经屈从了命运的安排，人生的辛酸和苦难，似乎剥夺了姐姐笑的功能，以致我从小不记得姐姐笑的模样……

姐姐人前极少说话，别人说话她总是静静地听。有人问她：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姐姐说：“听比说好，人家说得对咱就记住，说的不对，就当没听见。”

姐姐虽然没有进过学校门，但对读书人特别崇尚。多少个早晨起来，饥肠辘辘的我都想不再去学校。因为学校里剩下的学生已经不多，四个年级合起来还不够一个班。老师们也是轮流上课。每个年级讲课不到十分钟，其余时间就是自己默读或者默写，以不影响其他年级上课。

不上课的老师有的躺在床上等下一节课，因为躺着可以减少对体力的消耗，以保证上下一节课时，能够发出让三十多个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下节课还轮不到的老师就到附近田里去找吃的。野菜是没有了，就挖土里的野菜根……

每当看到我有退学的念头，姐姐总是给我鼓励，说：“今天再坚持，说不定明天会好点……生在我们这个地儿，活八辈子和没活是一个样，多识几个字，说不定就有熬出头的时候……”。我最听姐姐的话。完全是为了不让姐姐失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就有了“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的信念和勇气。

也完全是为了姐姐的企盼，我咬紧牙关，挺过了那段时光，改变的却是我及子孙几代人的心理路程和人生轨迹……

姐姐虽然少言寡语，但对人情是非，善恶曲直，心里明镜似的。饥荒年的春节，是姐姐结婚后过的第二个大年。大年初一早晨，她和婆、公、姐夫围坐在炕上吃全年唯一的一顿饺子。为了这顿饺子，不同的家庭在想着不同的办法。有的拿出祖传首饰；有的拿出为女儿准备送嫁的铺盖；有的老人忍痛拿出准备自己后事的棺木和寿衣；实在没有办法的家庭就从房梁上抽出一根檩条，到黑市上换几斤麦子，磨面时掺上点碎地瓜干，凑合全年这唯一一顿饺子……

吃饭间，门口来了一位乞讨的妇人，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大爷、大娘，给口吃的吧……”。公公、婆婆不说给，也不说不给，只是默不作声。也难怪二老，为了这顿饺子，二老跑到一百多里外种洼地的亲戚家借来五斤麦子。说是“一顿”，其实就是一人一平碗，吃光就算是一顿，就算是没有挡在“年”的那边。姐姐看着站在门外冻的瑟瑟发抖的妇人，一向不多言多语的姐姐试着问婆婆：“娘，今天太冷了，给她舀碗饺子汤吧”？见婆婆点头，姐姐把自己的饺子碗放在灶台上，从妇人手里接过脏兮兮的讨饭碗，放进灶台后面的洗碗盆里刷洗干净，舀了慢慢一碗饺子汤，趁家人不注意，又从自己碗里拿了一个饺子放进汤里一并递给妇人。妇人接过热腾腾的饺子汤，几乎是一口气喝个精光，却唯独没有吃那个饺子，而是转身把饺子倒进背在身后的布袋里，然后拖着弯弯细细的打狗棍（其实已经没有狗，只是作为讨饭的象征）满足地离去……,后来,姐姐每每说起,眼里总是含着泪花:想必家里有等她回去的孩子……,婆婆每每说起:咳,见过打发讨饭的,没见过给讨饭的刷碗的……

姐姐和婆婆分灶立户以后，住进三间破旧低矮的小东房，尽管屋子摇摇欲坠，但姐姐生来勤快，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再去姐姐家，不管生活多艰难，姐姐总是想办法给我做碗面条。

姐姐与公、婆分家后，和婆婆、公公、邻里乡亲相处极好，从没拌过嘴，更没红过脸。有人问姐姐用的啥办法，姐姐总是淡淡的说：好办，离“亏”近点，离“便宜”远点。姐姐虽然不会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却有着自己做人的准则和本分。她从来不占别人家的便宜，不管是人家知道的时候还是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街坊邻里家的母鸡跑进她家的鸡窝下蛋，姐姐总是守候在一边，等鸡发出“咯咯咯”的报捷声，姐姐就把热乎乎的，还散发着鸡的体温的鸡蛋拿在手里，尾随在鸡的后面，看它到谁家去，问清楚是谁家的鸡，然后把鸡蛋给人家送去。那时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五分钱能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难题，能买四两盐，或三两煤油，或两盒半火柴，或孩子上学用的一个作业本。

姐姐与人为善的人品，使她心里充满着爱。在她的眼里，全世界都是好人。如遇别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旁观者都愤愤不平，她却心怀宽容：咳，谁还不做点错事，再说，人家未必是故意的。

姐姐平和、淡然的处事心态，使她心静似水，从没有大喜过望，也没有愁眉苦脸。若偶遇幸运，她总是说：咳，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她总是劝慰别人：“不用愁，会过去的……”事过之后，孩子们问姐姐：娘，你咋知道“会过去”？姐姐说：我知道个啥，我只知道一是愁也没有用；二是老天爷不会堵死好人的活路……

参加工作以后,我就想攒点钱给姐姐,可是姐姐一生清贫节俭,极不情愿接受别人的资助。我就偷偷把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或褥子底下，可姐姐从来不花，总是找个机会或找个理由（如孩子上学、结婚等）再把钱返送回来。

姐姐喂了十几只母鸡，春秋季节每天能拾七、八个鸡蛋，可她总不舍得吃，够了十斤、八斤就给我们送来或捎来。她说她的鸡只喂粮食，不吃饲料，下的蛋城里人稀罕，乡下人吃下还不一样……

或许是上帝眷顾姐姐的善良，同情姐姐的命运坎坷，赐给她一副健康的身板。七十五岁的年龄，腰不弯、发不白，耳不聋、眼不花，与姐夫种着六亩地，喂着两头牛，十几只鸡，平常年景自给有余，从不让别人帮忙。去年三外甥养鸭欠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姐姐一次拿出三万多元，不光孩子们万分惊叹，街坊邻里都纳闷：啥时攒了那么钱？姐姐说：嘴里不吃肚里攒，有钱不花行，没有钱不行，老了长病长灾，指望谁也不如指望自己……

今年姐姐种的棉花遇上特大涝灾，六亩棉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减去化肥、农药、种子、薄膜等费用，人工白搭、力气白搭，净收入还不到一百元。我对姐姐说：“明年别种了，歇歇吧，缺钱和我说。”姐姐说：“庄稼不收年年种，当官的不种地，老百姓都认，老百姓再不种地，再大的官，再多的钱，也得把脖子绑起来（白板报注：家乡方言，指的是比“勒紧裤腰带”更严峻的挨饿状态。）……”

每逢集日，姐姐总是骑着脚踏三轮赶邵家集、下河集，天好的时候还赶富国集，往返六十里，从来不在我们家住下，说是家里忙，离不开。实际上姐姐知道城里人爱干净，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记忆和现实中的姐姐，在我心灵深处，更有叫不出口却铭记于心的称谓——“姐母”……

草于癸巳正月廿八日

今年十月底，我去A市参加了同学会。我曾是A大学的一员，理论上讲应该1992年毕业，今年正好20周年。但是我于1989年被学校以“学业退学”之名逐出校园。半年以后，我又复读考取了一所大学。两次高考都是全县文科第一。我的舅舅，当时是这样安慰我：“当两次高考状元比当一次更好。”

第二个大学读了四年，磕磕绊绊，但总算顺利毕业。但是跟同学们的感情并没有A大同学深厚。这是因为A大是我第一次从小县城走到广阔世界，第一次接触五湖四海的同龄人，第一次心理断奶，第一次暗恋大学女同学，那种刻骨铭心，是无法替代的。我和班上一些同学保持了24年的友谊，并且还会保存下去。

此次20周年聚会，同学们想到了我，并且发来邀请。我犹豫再四，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坐了周六早晨的航班，抵达A市。同学派来的司机直接把我接到班级的游览大巴上，第一次跟这么多人相见，我有些羞涩与惶恐。发表感言时都有些语无伦次。我说：家中有事，但是最终还是来了，因为我想到很多同学20年不见，也许下一次聚会再也见不到我……大家说，别讲这种不吉利的话。我赶紧打住，给大家唱了哄孩子时天天唱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接下来全系集体去A大故地重游。我1996年曾经回过A市一次，那时百感交集，万念丛生。一句话，感觉整个世界欠我的，我也欠整个世界的。但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我心安稳，我灵宁静，我与世界和解，与命运和解了。我心里不再有愤怒，生活待我不薄，纵使我如此折腾，竟然还赐我幸福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磨难，都没有白费，它们变成内心的强大力量，变成诗章灵歌和文字，从伤口和笑口流淌出来。

众所周知，组织140多人参加的同学会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匡算下来，除了自掏腰包的交通费，每人的食宿费在3500元左右。然而，这次大家却几乎不用出钱，原因是班里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崔同学，慷慨赞助了50万元。也是人之常情，他获得了登台讲话的机会。他的讲演风趣，惹来笑声掌声一片。他总结道：创业就是抢钱，创业不要跟人合伙，创业就是要搞独裁。最后送了大家八个字：“剑走偏锋，刀刀见血”。当然，这些话都不能太当真。发言不过是一个荣誉，保持幽默是一个良好的公关手段。

晚宴在大家下榻的一个别墅酒店举行，我尽管生怕自己喝多，还是忍不住跟人拼酒。因为彼情彼景，不由得人不痛饮。仿佛宙斯降落在奥林匹斯山上，所有会计心中的神–90岁的老教授来到宴会厅。全体起立鼓掌。当年，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太好，志愿又选择了”可调“，从而被他的弟子们选中。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第二是法律，但阴差阳错成了审计班的学生。而选择A大，更是偶然，1988年，不知是谁送了我家一份《A市风光》的挂历，从此，这个挂在墙上的城市成为我做梦都向往的地方。假如挂历是西安呢，是广州呢？人生没有假如，只有无处不在的戏剧感。

晚宴的高潮是我的好朋友W朗诵班长为本次聚会写的一首诗。W声如金石，又借着酒力，读罢获得满堂彩。可是谁又知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台。W的专业选择也是一个错误。他本来应该去考北电、北广的播音专业，或者至少去学A大的广告，然而，一个农村孩子，哪里知道自己可以去报这样的学校？还不是任凭命运把自己带到陌生的地方。

然后是自由敬酒，我没有到老师的桌上去敬，怕引起不必要的尴尬。虽然当年参与驱逐我的当事人并不在场，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有任何难堪，毕竟，这是一个团聚而喜悦的日子。只有一个当年的辅导员过来敬酒的时候，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是你们班最难对付的。“

早晨来临了，我从陌生的柔软的床上醒来，没有普鲁斯特那么啰嗦，第一个念头是我昨晚有没有酒后失态。年轻时，有过太多惨痛的酒后失忆“断片”的经历，那种彻底摆脱理性控制的状态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用力回忆细节，拼酒时把红酒撒在纪念t恤衫上，还妄图喝下一壶红酒，但被同学夺下。花，对，还有花，我从一束鲜花中折下百合，送给了班上的女生们。最后一个镜头，我掏出身份证，在会务组领房卡。没有痛哭，没有失态。吃早饭的时候，跟同学们打招呼，让我彻底放心了，因为从他们脸上看不到那种“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做了什么”的微笑。

这一天是各班各自活动，我们班乘着大巴参观了A市金融区、湿地公园还有帆船游轮基地。看上去很像一个招商引资团。其实，这种安排却也显出A市同学们的匠心独具。中国人最怕没事做，只有提供一个密闭空间，一个固定而忙碌的行程，大家才会感到踏实。20多年，A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们以前游泳的海滨浴场上，建起了一条蜿蜒的海上环岛高架路，像科幻世界里的场景。很多海滩被圈起，旁边建起了别墅。在高楼林立的金融区，一大片人造沙滩被开发出来。湿地里有一个天鹅湖，里面游客恣意地喂着越来越胖的天鹅。上几次来A市的时候，我对这些变迁十分看不惯。现在站在有车一族、住别墅一族（尽管只住两晚）的角度，我豁然明白，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便利和享受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一切决策，为且只为一个目的，让有钱有权的人生活更美好。

我的A大同学，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镀金一代，他们学的是财会，经历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只要中规中矩，扎好马步，站好桩，就会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中有的发了大财，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当了跨国公司总裁，有的移民海外。同学自我介绍，一般都是这样开场：“我的经历很简单，省财政厅工作20年，审计处十年，财务处十年。”或者这样：“我97年下海，现在的公司就在前面那栋别墅。”

相比之下，W和我属于不成功一族。我们的未来都充满变数。但是吕同学断言，将来前途最不可限量的就是新明君。因为别人都是看得到天花板的，而他的潜力无限。我说：“那可要抓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忍俊不禁，终于善意地笑翻。

我相信吕同学的话，因为W最大财富就是他的善良。我们班的班长，有一些失意，W跟他关系并不密切，但发短信给老吕：“你劝他来参加同学会吧，感受一下气氛也好。”如果不是宅心仁厚，绝对说不出这样暖人的话语。可是，“好心没好报”往往发生在W这样的人身上，善良和好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相信，人生的磨难会得到回报。

参观完A市新面貌，下午全班集体去泡温泉。这二十年后的坦诚相见，来得太迟了一点，像我这样身材走形的老男人，在体型保持得很好的女同学面前，总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女同学不在乎这个，她们依旧能从肥胖的人形里，用眼光镂刻出那些英俊少年的影子。已经做了CEO的一位女同学，用池里的木勺舀起温泉，往我们身上浇，美其名曰“浇花”。这个时候，大家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变成了十八九岁的少年少女。

现在我可以说了，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夏天。我看得越发清楚了，那一年我的行为与民主、正义并没有多少关系。我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文科状元，离开闭塞的故乡来到这座沿海城市，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比我更优秀的同学。我有一种不甘被湮没的反叛情绪。我想出类拔萃，我想鹤立鸡群，我想让暗恋的那个女生敬佩我，怎么办？在高手云集的大学里，学习实在不再是我的强项，当学生会干部也非我所长，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家里条件一般，也玩不起高消费支撑的浪漫。那么可以拼的只有一腔冲动的热血了。在其他同学的诉求都遥指北京的时候，我贴了系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

当夏天来临，我心灰意冷，心思更加不放在学习上，仗着自己考试能力强，往往在期末考最后几天才看书。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已悄然注定。推迟了几个月的第一学年期末考，我比最低要求的学分差1个学分。我依然记得，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像一个无头苍蝇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转。有一个高我一级的学长，出了个主意，让我去开一张神经有病的证明，向校方求情，我当然不屑于这样做。我记得，我曾经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位判我不及格的老师的家，只有师母在，我痛陈自己的危险处境，师母答应老师回来帮我求情。我哪里知道，那时候成绩已经上报，老师层面根本不起作用了。

隔了23年以后，我跟W彻夜卧谈时，都认为，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些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在家庭毫无背景的情况下甘做出头鸟，肯定会面临被枪打的危险。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遇到的麻烦和危险。

我讲起张艺谋的故事。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张艺谋还在国棉八厂当工人，已超过录取年龄5岁。他在高人指点下，通过给文化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之后，张艺谋以非正常手段入学的事，被大字报揭发出来。他面临被退学的命运。当时，特爱面子的他，准备一走了之。此时，有身边同学给他出主意说，你不能这么放弃，你应该把自己的情况向学校反映，申请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张艺谋依计写下了陈情表。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结果。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层层上报文化部，文化部批示：可以让该生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学习。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中国影坛将失去一个大导演。

我和W都觉得，如果我当时能够豁出去，写一封真挚的陈情信给校园里尚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教授，也许处罚就不会是”学业退学“那么严厉，而是改成留级。或者，如果能不自作主张，而是提前告诉父亲，由父子俩商议，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吧。历史难以假设，只能回首一声叹息。

结局是来送我上学的父亲又来接我回家。那天是12月8日，星期五，全班有19个同学逃了早课到火车站来给我送行。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挥舞着他们送给我的鲜花，回头却见父亲在无声地流泪。我一手造成了个人和家族的悲剧，我成了自己青春的祭品。

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少写了一封信。

如今，被送走的是我的同学，送行的人变成了我。我站在宾馆门口，微笑着，为大家拍摄合影，与男同学握手拥抱，递给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同学餐巾纸。等把大家都送走，我独自搭上返回杭州的航班，到机场地下车库取了车，交了270元停车费，把车开到最高限速。

车在飞驰，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我的头脑像被雨刷刮过一样清晰。在30公里外，有世界上最亲爱的两个人在等我，无论我经历过多么残酷的青春，无论我面临何等未知的岁月，他们都是我唯一的港湾和归宿，我的好处不在他们之外。

稍等片刻，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个人回来了。

已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双手紧紧握，名怕叫不对。尴尬报家门，双目放光辉，好比考古队，发掘马王堆。拂去尘与土，面目未全非，寒暄复欢笑，不觉天已黑。

接到高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的通知，我坐了两小时的飞机、三小时的大巴，赶回家乡，参加这次难得的盛会。据说，有两种人不喜欢参加同学会，混得特别好的和混得特别差的，而我混得不好不坏，正好没有压力，用家乡的谚语讲：“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坐中游。”

我们班这次同学会准备已久，其中有两个人出力最大。一个是在家乡当律师的刘同学，一直忙里忙外地张罗，一个是在上海开厂的牟同学，他负责为本次聚会的住宿和酒宴埋单。但为了给同学们留一些面子，他并没有把全部费用一起结掉。我们每人象征性地交了100元，算是印刷纪念册的费用。

同学会最尴尬的一刻是有同学驾到，直呼我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叫什么。只好握住对方的手，一边含混地寒暄着，一边在大脑里拼命搜索已经受损的数据库，然而却是徒劳的。直到另外一个同学斜次里杀出，握住他的手喊“殷树滨”，我才如释重负，在一旁帮腔说：“树滨啊树滨，想不到这么多年，你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我承认，看到班上女同学的那一刻，有一点惊悚，想必她们看我也如是。岁月，像一个后现代的艺术家，极尽各种夸张和变形的手段，把风度翩翩变成了大腹便便，把顶花带刺变成了护花红泥。班花没有来，自从毕业那年，全班第一名的男生追她不得而退学之后，她就变得愈发沉默，毕业后切断了跟所有同学的联系。而关于那个退学的男生的最新消息，还是十几年以前的：他退学后，精神不稳定，挥着锄头追他的父亲……

怡然敬老师，老师连声叹。早知你光棍，不禁你早恋。政治张老师，教我马克思。举身边事例，讲物质意识。“农村男同学，你爹在种地，你却传纸条，姑娘家城里，经济无基础，上层建个屁。只有考上学，才有出头日。”

尽管老师们都接到了邀请，但最终到场的只有三位，教数学的杨老师、教物理的张老师和教化学的王老师。最遗憾的是教政治的张老师没有到场，他的故事最多，除了我这首打油诗提到的这件事之外，他还有一件趣事。20多年前，由于教师地位不高，加上他其貌不扬，在县城里难以找到女朋友。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段子。他出差到北京，回到学校里跟人讲：“北京的女的围着我转。”大家都很纳闷，在小县城，女的都看不上他，怎么到了北京就走了桃花运。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理了个发，那理发师是女的……

一晃二十年，先生头已白，一生种桃李，半世站讲台。今日见学生，未语泪已倾，命运实多舛，浮生浪涛惊。“谢谢同学们，不忘师生情，给我们勇气，惊涛对残生。”

张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年轻时，成绩优异，只因高考的时候，他的班主任在毕业鉴定上的一句评语，决定了他的终生－－“该生不可录用”。我高一的时候，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对我要求最严，期许最多，他曾私下给我四个字的评价“恃才傲物”，我当成褒义词，默默地高兴了一个青春期。

杨老师同样命运多舛，他年轻时曾穷得吃不上饭，好不容易，从校长的位子退休，女儿车祸丧生，他形销骨立，须发皆白。站在话筒前，他的语调平静：

“20年过去了，同学们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发了大财。现在20年后再聚首，还忘不了我们，我谢谢大家了。”说罢，他弯下了腰，鞠了一躬。

全场寂静无声。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意朦胧之中，我听到了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