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博客上介绍过民营企业家投资5000万、老历史学家奋斗7年编写的《二十四史全译》的故事。最近，我忽然发现这套PDF版的图书有一个妙用。
因为它的排版是一页两栏，特别适合在手机上阅读。
我用iPhone做了一个测试，用Good Reader这个PDF阅读软件，把《二十四史全译》导入手机。
整页显示的效果是这样的（截屏效果，屏幕尺寸略小于图片，但清晰度比电脑上要高。）
看上去字体还是太小，不要紧，因为这本书的排版特殊，我们可以选择只看古文。
也可以选择看另一半译文，效果也不错。
请注意这个PDF版本的清晰度。
因为这是出版社自己出的PDF配套版，清晰度不是中华书局那些破铅字漫漶、山寨扫描的PDF所同日而语的。
《二十四史全译》原文有4000万字，译文有6000万字，相加1亿字，装进手机的话，够看一辈子了。
我请教牟森读史的办法，他说，24史只能当成史料，不必也不可能通读，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读就够了。
单从读书的角度讲，我们真是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白板报按】不是所有的新闻事件都能在我心里掀起波澜，然而发生在2004年6月4日的一桩人间惨剧，让我倍受煎熬。成都吸毒女李桂芳被警察带走，她三岁女儿李思怡被反锁在家中。尽管李拼命哀求，警察却对这个孩子的死活置若罔闻。后来，孩子死在家中。我的心里充满怒火，连当时做得如火如荼的一份《语文运动报》都停办了。等到一毛不拔策划《手工历史》，我渐渐冷静下来，写了这一篇第一人称小说《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新闻背景】2004年6月4日，成都吸毒女李桂芳把三岁女儿李思怡反锁在家中，入超市行窃，被民警羁押。李告诉民警，她女儿关在家中无人照管，并告诉了姐姐家的地址和电话。李随后被处以强制戒毒三个月。6月21日，李思怡尸体在家中被发现，已高度腐烂。2004年8月20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2年。
【手工历史】
一
我是一把锁，一把门锁，一把暗锁，全世界的锁都是无辜的，唯独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6月21日，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身首两异。我看到一束红光，那一刻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死了，结束了。
现在，我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不在废品站，也不在博物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更好，这样能全世界早一点把我遗忘。
我不为自己辩护。
二
6月4日，李桂芳，那个吸毒的女人，把我重重地反锁上。她去哪儿，干什么，我一概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回来。
房间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孩，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起初，她还蹦蹦跳跳地跟自己玩，对她来说，一个人呆在家里已不是第一次。
夜晚很快来临了，房间里没有亮灯。我不知道是停电，还是小女孩不知道如何开灯。反正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随后，我听见翻腾厨柜的声音，后来又听到喝水的声音。对李思怡来说，一个人过夜也不是第一次了。
半夜，我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橱柜又乒乒乓乓想起来，她大概是饿了。我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我是铜做的，从来没有饿过。我知道，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挨饿也不是第一次了。
有几次，她搬着小板凳，来到门边，想打开我，可是我已经反锁。反锁是我们锁类最基本的功能，我在出厂之前，听技术员讲过，这是为了防备盗贼。与那些假冒伪劣不同，我是一把高质量的锁，只有钥匙从外面才能把我打开。我从铜矿运到锁厂那天起，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只认钥匙。
小姑娘有钥匙，但她应该从外边把我打开。所以，尽管她用钥匙把我捅得浑身生疼，我也没有开。
以前，她总是打开窗户，隔着铁护栏，把钥匙递给路过的邻居，让他们开门。但现在是深夜，邻居们都已熟睡。
我虽然没有开门，并不是坚持原则，我就是这么设计制造的。
但我决不是铁石心肠。每次门外脚步声响起，我都希望是李桂芳回来了。然而，直到天光大亮，她都没有回来。
三
6月5日，第二天上午。我听见她的喊声，从窗户那边传过来。
“帮我开开门！”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开开门！”
我知道窗户被销死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我身边，用小拳头擂门。
“救救我，救救我……”
她哭了，先是抽泣，后来嘤嘤地哭。
几次，楼梯上响起脚步声，然而很快走远了。似乎，没有人屋里发出的声音。
她喊累了，脚步声去了厨房，我又听见一阵哗哗的水声……
而黑夜不管这一切，一秒钟不差地来临了。
四、
6月6日，第三天，已经第三天了。
我度过了心惊肉跳的一夜。她哭声很大，似乎用尽了全部力气。那是一种毫不间断的哭声，始终维持在同一种声调，同一种音量……
如果我是一个人，纵然我是一个杀父娶母、十恶不赦的人，心都会被这哭声划破。
但，我是一把锁。
我只认钥匙，只认李桂芳家的钥匙，只认李桂芳家的、从门外插进的钥匙。
五
6月7日，第四天。
没有哭声，只有偶尔传来一阵唏唏簌簌的声音，还有器物坠地的声音。
她喉咙哑了，手也捶不动了，失去走路的力气能力，开始爬行。
六
6月8日，第五天。
她在衣柜里度过的。
夜，静得可怕。
七
6月9日，第六天。
她在衣柜里没有出来。
忽然，我听见门外有人说“李贵芳”三个字。我打起精神，只隐约听到两个人在说话。
“好久没见她了。”
“准是……”
说话声随着脚步远去了。
八、
6月10日，第七天。
如果我有眼睛，我宁可刺瞎它们，也不愿看到李思怡向我爬过来的样子。
我只听到一阵细弱游丝的呻吟，然后砰的一声，她小小的脑袋，触在门上。
九、
6月11日，第八天。
一只苍蝇嗡嗡的声音……
十
6月20日，第十七天。
更多苍蝇嗡嗡的声音……
十一
6月21日，第十八天。
我的灵魂离开尘世，来到造物主面前，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审判，但并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那些人类的灵魂还没有到齐，那个有罪的母亲，那两个被人间的法官判定有罪的警察，那些邻居，还有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人……都没有来。
在我身后，是幽深的冥河，河面上漂浮着无数眼睛……但没有李思怡那双最明亮的眼睛。
这里是天国，不像人间，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用不着指控，我也不会辩护。我为李思怡的死负责。不用问我有没有主观故意，不用问我有打开生命之门的能力，不用问这个女孩的母亲、邻居还有那些警察都干什么去了，既然是我直接导致了李思怡的惨死，我就在这桩罪上有份。
我跟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不推诿。
我是一把锁，一生下来就为了把守住门，不管是幸福、生命，还是厄运、死亡，我都把它们拒之门外。
假如我一堆废铜烂铁，假如我不反锁，假如我会自动开启，假如我有嘴巴会大声呼叫，假如我能亮起警灯，假如我能放出烟雾……李思怡都不会死。
但一切假如不存在，我是一把锁，我恪尽了一把锁全部的职责，审判我吧，把我钉上耻辱柱，把我写进历史书。历史书太薄，不足以记下每个罪人的名字；历史书太厚，每一页都是重复。不管薄与厚，把我写进去吧！
我没有痛苦，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后悔，我不乞求恩典和原谅，万物之主啊，按照着你的公义和圣洁，惩罚我吧！
请你赦免门和钥匙，他们都是无辜的，罪恶都在我身上，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完）
走在西安的城墙，一个人再文盲也会想起几句唐诗。我当时想到的就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摆弄手里的相机，忽然想起陈子昂的故事。此事不见于新旧《唐书》，而是记载在《全唐诗》陈子昂集的小传中。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富家子，尚气决，好弋博。后游乡校，乃感悔修饬。初举进士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子昂顾左右，辇千缗市之。众惊问，子昂曰：“余善此。”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入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奉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贱工之伎，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名满都下。
好一个陈子昂，比马克思早1100多年，提前想到了人的异化问题。胡琴作为消费主义的象征，跟徕卡相机一样，不过是“贱工之伎，岂宜留心？”，而生命的终极价值体现在“有文百轴”之中，岂能靠照相这种雕虫小技！
历史不仅容易被记述者歪曲，还会被阐释者们糟蹋。
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对所有自称发现了规则和定律的家伙都抱着本能的怀疑态度。带着坏情绪研究历史，处处都想着发泄和影射，预设观点，挑选史实，杂拌以一知半解的经济学、成本论，调制成一锅时鲜的历史理论，四处开坛讲座，广收信徒，这不是做学问，而是做法事。
与其听学者们郢书燕说，不如自己读史。可惜我们这代人都没有童子功，只好临时恶补，急学先用。可是一部24史，从哪里读起呢？
近来发现一套《经史说略》，淘自二手书店，我是冲着其中的《二十五史说略》去的。《二十五史说略》为读国史提供了一个基本纲目，每一章节的作者几乎都是该断代史领域的方家。读得我心花怒放，莫名欢畅。
在电脑城，我用10元钱买到了两张碟，是《二十四史全译》的电子版。看了这套书的序言，并且搜到一篇文章《七年只出了一套书》，我才知道这套书来得真不容易。
中国一直有盛世修史的惯例，按说改革开放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在北京随便划出一片地皮卖掉，就足以把24史翻译成24国语言。然而，上国并没有这笔资金。这如同我们家乡的一段歌谣所唱，不孝男对老婆百依百顺，“也有枣，也有梨，也有闲钱去赶集”；对老娘爱搭不理“也没枣，也没梨，也没闲钱去赶紧。”
以许嘉璐为主编的核心团队，只得借助民间资本，才使这一项目继续下去。民营资本家杨冠三先后投资了5000万，才使得这套书书在2004年问世。成书之日，全体员工莫不鼓掌相庆，并潸然泪下。
《二十四史全译》动用了国内史学界最精锐的力量，先后用了13年才完成。书未成，担当重任的史学家邓广铭等人都已仙逝。许嘉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不知深浅”和“悔不当初”，而总编辑孟繁华，回顾最绝望的时候，说自己“经常半夜里惊醒，猛然坐起，满头冷汗，心怦怦乱跳。”他说：“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
当我在电脑上，翻看此书，对投资人、编辑者乃至全体工作人员都心生敬佩。《二十四史全译》全套书原文4000万字，译文6000万字，合计1亿字。为了便于保存文脉，全书使用正体字（即俗称的繁体字），横排，左古文，右直译，便于对照，一目了然。这种不装大尾巴狼的排版，是中华书局不肯做，也做不到的。这套书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使没有扎实古文功底的人也可以自由畅快地读史，为中国史书向国民普及、向全世界翻译打了一个基础。
这些人没有入选感动中国，甚至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但是每一个读过《二十四史全译》纸质书和电子版的人，都会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感激。
让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倾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那痛彻肺腑的誓言：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白板报按】电影《梅兰芳》中对“梅孟恋”做了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演绎，事实上，梅孟一度同居，但孟后来嫁给了杜月笙。梅兰芳与杜月笙的关系非常微妙，当梅遇到难摆平的事情，还是会向杜月笙求援。《杭州日报》今天刊发的这篇陈东渭老先生的随笔，就回忆了当年梅兰芳在杭州演出遇到麻烦后求助杜月笙摆平的往事。哪怕你对梅郎不感兴趣，也看看这篇短文把，因为这年头难得有不靠GOOGLE、百度写成的文章。
“万人空巷看梅郎”
作者：陈东渭
现在杭州正在对中山中路进行改造，象清河坊四拐角的几家老字号重又恢复原貌，这是对杭州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杭州文化的发掘与传承，我觉得在恢复这一节才能字号工作中，有一家百年老店——“六聚馆”面馆是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
六聚馆于抗战前开设在惠民路口原浙江地方银行的斜对面。坐东朝西，一开间门面，显得很不起眼，但它经营历史悠久，在杭州城里赫赫有名。它制作的宁式面点，在杭城堪称独生。可惜在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后，它就歇业，以后也没有复业。
说起六聚馆还有这样一段佳话：
一九三五年华北大闹水灾，灾民流离失所，这年冬，杭州由当时中国银行行长金润泉牵头发起“华北赈灾义演”，邀请梅兰芳大师来杭演出。演出剧场选在延令路（今延安路）新春旅馆对面的大光明戏院。该院场子大、座位多、二楼还有包厢，舞台可以旋转，是杭州唯一一家可供京剧演出的场子。原名共舞台，没几度败名称大光明戏院，惜在一九四二年一场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剧院化为废墟，从此大光明剧院便在杭州城里消失。
一九三五年梅兰芳大师率团来杭义演，票价分十元、五元两个档次，那时化十元钱看一场戏可谓高价了，但观众为了能欣赏到梅兰芳大师的艺术，卖座平衰。到了演出的最后三天梅大师为了答谢杭州观众，贴出发大字海报，在最后一天由梅大师与金少山合演他的经典名作《霸王别姬》，引起杭城的一片轰动，海报贴出后门票立刻被抢购一空。
可是在这时刻，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金少山人在上海，他拒绝来杭州。这倒不是金少山与梅大师有什么过不去，原因是金少山前一年曾率团来杭演出，带来配角是花旦张慧聪，就是因为水平不高，不能叫座。那时金少山住在湖滨一公园对面的利查饭店（后改称大上海饭店），因票房收入不佳，连旅馆的费用也付不出。加上金少山是爱抽大烟的，恰巧被杭州警察局看中了，有一天他正在吞云吐雾，被警察局抓了进去，经人保释后他回到旅馆，经受这样打击，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的行头抵押给了旅馆，当即返沪，签立誓以后现也不来杭州唱戏。
现在这里义演海报已经贴出，要更改戏码已不可能，如果换个角色凑合，又有捐梅大师的面子。虽然梅大师连发几个电报催金速来，金少山以直言相告，你自己立誓在先，坚决不肯来。这样相持到了要上演那天，情况十分紧急，经金润泉与梅大师商议，只肯请上海杜月笙出面去劝说金少山，一面由杜月笙与杭州警察局谈妥，千万不能对金有任何举动。在这些头面人物的劝说下，才请动了金少山。同时又由金润泉与上海=铁路局商量挂了特快专列，把金少山请来杭州，等金润泉去城站把金少山接到后台，这时离开演还剩三个小时。一场梅金合演的《霸王别姬》总算圆满完成。其实台下观众何尝知道他们在欣赏到梅兰芳大师与金少山的艺术时幕后竟有如此大的周折。
义演结束，金润泉为了庆贺演出成功，特地由他作东，请梅兰芳等到六聚馆吃面。这次梅大师来杭，住在里西湖西泠桥下的蝶来饭店，蝶来饭店是上海著名文人陈小蝶所开，他与梅大师有私交，所以陪伴梅大师来杭，请梅去住蝶来饭店，在六聚馆吃面时他也在场。当梅大师到六聚馆吃面，消息不胫面走，附搂大街小巷的居民纷纷倾巢而出，拥到六聚馆门口争睹梅大师的风采，一时途为之塞。席间东小蝶钥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向店家索要笔砚，即兴在墙上题诗一首，可惜全诗我已记不起来，只记得第四句是：
“万人空巷看梅郎。”
杭州因湖光山色而美；杭州因丰富的佳话而流传。到今天，时光已流去了七十多年，但这段佳话还存储在我这耄耋老人的记忆之中。
如果写不出一本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大书，就去读一读前人的巨作吧。
按我粗浅的理解，非虚构类的书籍，最容易配得上大书的名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无疑是这类书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有两卷本的译本，最近有一家豪华的出版社，出了六册所谓全译本，每册80元，全套要480元。惹得牟森芳心跃动，尽管我认为太贵了，但还是支持他把这套书收入书架。吉本为写这本书，花了23年的时间。他说：
1787年6月27日晚上，在11-12点之间，我在花园的凉亭里写完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我放下了笔，在金合欢树覆盖的林荫道上来回走着。从那里可以看见田野、湖水和远山。空气和畅，水面上印着银色的月亮，大自然一片寂静。我不想掩饰我的高兴，我自由了，也许还建立了大名。但很快我的得意被压了下去，心里充满了冷静的忧愁。因为我想到我已经永远告别了一位多年的好朋友，想到不论历史存在多久，写历史的人拥有的只不过是短暂而不安的生命。
我相信，读完《罗马帝国衰亡史》心中会充满这种“冷静的忧愁”。
我在书店的历史类书架前闲逛，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差点错过的大好书。这本书叫《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From Dawn to Decadence），作者是Jacques Barzun，曾经荣获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仅仅读了它的序言，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书中先引用了威廉-詹姆斯的一段话：
人类的一切作为可归结为大小发明家的创造和其余人的模仿。个人指出道路，确定模式。模式间的竞争即世界的历史。
这段话引发我的胡思乱想。模式，是典型的西方式思维，中国不讲这个，只说“格局、框架”。冷子兴只用了四句打油诗就给贾雨村描述了“四大家族”的大格局，红楼梦的宏大叙事就站住了。中国人在城市规划、建筑方面也尤其讲格局，例如：西湖的格局就是“一湖两堤三岛十景”，当然，在政治上就更相信这个了。
回归正题，接着Jacques Barzun说：
报纸爱用“历史的垃圾桶”这样的说法。……检视这只垃圾桶，会看到它远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满满当当。过去五个世纪以来，重复和恢复屡见不鲜。举个例子说，只要看看进来对圣经的经文和耶稣的生平的求知兴趣就可以说梦问题。或者可以想象另一个可以扔进垃圾桶却被忽略的东西：报纸的星相专栏。模式间的竞争很少以完全的胜利告终，败者仍得以生存并斗争不止，对立方永远存在。
这段话让人会心一笑，岂止西方有轮回，东方何尝不是如此。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孔家店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想不到的是，近年来国学复兴，当年批判孔老二的红卫兵中，如今不少成了于丹教授的粉丝。
读大书需要大力气，这本书厚达824页，计划用两个礼拜读完。遇到动心的段落，再在博里与大家共享吧。
–他们这么一闹，让我差点感觉西藏真不是中国的了。
–某大师言之凿凿，唾沫四溅，难道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话吗？
–在西藏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该相信谁？
–做一个二极管多么简单啊，要么1，要么0，黑白分明。先站好队形，屁股卡好位，一开电源，马上发出信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哈，多么简单啊。
–要么做一个植物人，关心粮食和蔬菜，反正都是同类嘛。管它西藏东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不，我只想知道真相。真相，多少悲剧因你而生？
这些困扰，像乌云，像秃鹫，在头顶盘旋。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别急于表态，站队或选择。
从层层文件夹里，找到了20本关于西藏的书，其中有流亡者对历史的描述，有吐蕃王国的兴衰史，有民国14年的班禅东来记，有1959年关于西藏问题的汇编，有90年代大陆出版的西藏发展史，有台湾记者的回忆，也有天葬一类的稀见书。
与其陷入纷争，不如慢慢看点书。
作者序言中的困惑也是我所不解的。
统治给西藏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变故，亦为西藏带来在现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
藏人既有保留传统的愿望，亦有实现现代化的渴望，而传统和现代化却往往相互排斥；
一边是西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边农村和牧区却保持着千百年如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着一个难以思议正比关系；
对西藏的政策既强硬又软弱；
汉人在西藏掌握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又往往无效；
对西藏的统治最宽松之时，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更多指责……
而打开这把大锁的钥匙据说是–
经过长久的困惑，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作互不相容的独立事物，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
我不相信有什么钥匙，我宁可做一个矛盾困惑的人，也不稀罕那些廉价的答案。
我要读书，So be it.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94）叙述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动因。
It was at Rome, on the 15th of October, 1764, as I sat musing admidst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while the barefooted friars were singing vespers in the Temple of Jupiter, 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ity first started to my mind.
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我坐在加比陀山的废墟上发呆，听见朱庇特深面里赤脚的修士们唱起了晚祷曲，这是有个念头第一次涌上我心头：写下这个城市的衰落和灭亡的历史。
那一年他27岁，他50岁的时候，这本书完成了。他写道：
1787年6月27日晚上，在11-12点之间，我在花园的凉亭里写完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我放下了笔，在金合欢树覆盖的林荫道上来回走着。从哪里可以看见田野、湖水和远山。空气和畅，水面上印着银色的月亮，大自然一片寂静。我不想掩饰我的高兴，我自由了，也许还建立了大名。但很快我的得意被压了下去，心里充满了冷静的忧愁。因为我想到我已经永远告别了一位多年的好朋友，想到不论历史存在多久，写历史的人拥有的只不过是短暂而不安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