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习惯，当朝为前朝修史，并把当朝的历史留给后朝去修。这比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显然要客观得多。
《1942》就是一部用胶片修成的历史，我把它看成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虚构剧情片。这部片子很赚人眼泪，我承认，我坐在黑暗中，也眼圈发红，还看到电影散场时，一个老先生坐在座位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
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中没有灵魂与信仰，尽管出现了教堂、神父和传教士。
冯小刚刻意表现饥饿的残酷，有的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步，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所能容忍的极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残酷不能当饭吃。史诗电影必须有美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否则只能算是记录，而非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张艺谋拍的《活着》（不喜欢孟京辉的话剧版，以后有空专文论述），尽管富贵少爷遭受的苦难不比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少（在余华原著中，也是死一户口本），但是影片传达了中国人的救赎理念：”好死不如赖活着“、”孩子就是希望“。而《1942》是虚无的，虚无到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近期上演的电影中，我最喜欢《Life of π》。我喜欢用这个π，而不是英语的Pi，更不喜欢那个花俏的中文译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进入惊涛骇浪的城市，只有虎狼一样的青春相伴，我们就是π。
我发现，写一个人一生的文学作品，怎么写都好看。相反，很多传记反而不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看过老美写过一篇《传记之死》，涉及过这个问题。传记不好看，是因为传记作者，总是努力试图从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从没有逻辑的人生中找到逻辑。
例如，一本典型的传记，往往是这么开头的。
刘淼出生于1984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演员里根正在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一个叫乔布斯的青年私吞了朋友开发单片机的7500美元，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距离权力中心只有半步之遥。在距离莫斯科8900海里的太平洋底部，一座火山正在喷出岩浆。而加德满都的天文学家发现，半人马座的嘎嘛星已经有一年没有发出射线了。
看了这样的传记，你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What’s the fxxking point?
而写一生的小说和传记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文学家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而没有义务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找联系。
我的目标就是修史，还原个人史，还原时代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以下潜的姿势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