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又落雨了，淅淅沥沥，像台湾文人的讲座。众鸟已经跃跃欲试地叫起来，像乐队开场前的调弦定调，虽然已经是凌晨四点，我却睡意全无。
读完了阿城《威尼斯日记》，颇有启迪。不过阿城这么好的文笔，却一心一意去搞电影，让人不由得为他可惜。据说，阿城是最会聊天的人。他留下的作品，也足以传世，但依然太浪费才华了。除了《威尼斯日记》，其实他还可以出《旧金山日记》《巴黎日记》《台北日记》……但，他竟然没有写，或者写了也没准备出。
阿城，受他父亲锺惦斐的影响，一生致力于电影事业，也参与过多部电影的编剧和台词润色。但是，他独立完成的编剧作品，亮点委实不多。
可是他对语言的使用可谓神乎其技，这又是不可否认的。
对我而言，我告诫自己：不要看别人，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创造主，也定睛查验自己。
写作是与文字谈一场恋爱，否则就是一些无聊的动作而已。
写吧，像从前的阿城那样。
写吧，像从前的自己那样。
1928年，波兰格但斯克，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搬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她的丈夫，一位教师刚刚死去，她已经付不起房租，只好搬到这里。她所有的物品，值钱的只有一部打字机。
房间不大，只有2米多宽，不到5米长，一个壁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张床。
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现在她拥有的只有一样东西，自己的大脑。
她名叫Stanisława Przybyszewska，太长了，谁都记不住，所以在西方都叫她Stasia，斯塔莎。
自打住进这间小屋，到她34岁死去，一共有七年时间，她把自己投入到剧本、小说的写作之中。她的主题只有一个：法国大革命。
她几乎得不到鼓励，几乎没有食物，经常没钱，但需要注射吗啡，因为她已经成瘾。
在这间小屋里，没有客人来，在这间小屋外，她也没有朋友见。
温暖她的只有她内心的一团火苗。
斯塔莎的父亲也是个作家，却是一个混球。早年离家出走，后来找到了她，很可能诱奸了她，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带会了她使用吗啡，并且上瘾。
斯塔莎遇到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搬到了格但斯克。但是她丈夫也是瘾君子，两年后在巴黎因为毒品使用过量，而身亡。
斯塔莎写道：“我是为精神生活而生的，现在可以快速越过被性所累的阶段，获得自由了。”
也可以说，斯塔莎把自己的情感和激情都投入到历史人物之中。
在读了Georg Buchner的《丹东之死》之后，她彻底地迷上了这个剧本，读了11遍之多，并且找到了自己的calling，写法国大革命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
丈夫留下的一点点遗产，可以让她勉强撑一年，她于是搬进开头所说的小屋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写作。
她偶尔外出，买张报纸，看场电影，后来钱不够了，她就闭门不出，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买离不了的吗啡。
她从没有看过一出戏剧，也不知道剧本的长度与格式，但是她凭着自己的内心的火苗，写着这个剧本。
冬天的寒冷和风暴不会把她轻轻放过。她写道：
1928年12月
对我来说，写作太困难了。她写道。我的手指已经冻得麻木，击不动打字键……两年前，我还可以每天烧煤烤火。去年，我只能一周点一次炉子。而今年，一点火也见不到了。
1929年2月11日
昨天摄氏零下20度，今天零下25度。从晚上九点开始，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小镇。我的窗户从下到上，慢慢地被羽毛般的大雪覆盖了。这让我的小屋，成了一个我绝对孤独的地方，像极了坟墓。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她回答：
“我要么成为一个作家，要么什么都不是。“
她一直相信，只要自己愿意，还可以出去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有种东西抓住了她。
一年以后，她的剧本完成了四稿。她万分忐忑，把剧本寄了出去。
这个剧本长度是普通剧本的四倍，但还是引起了懂行的剧院的兴趣。因为里面的天才是任谁都不可忽略的。这个剧本，简直不像剧本，简直就是亲历法国大革命的人，做的速记。那么真实，那么具体，生动。
然而怎么把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放到舞台上，成了难题。
华沙国家剧院，准备排，但是后来放弃。1931年，一个缩减版终于上演，需要5个小时。
但是斯塔莎拒绝去看，她为自己的作品被篡改和删减，而感到恶心。《丹东》演了五场之后，就下线了。
1933年，这个剧本又被排演，这次演出了24天。但是斯塔山感到更加恶心，因为当时的右翼势力，把她的剧本篡改成了反对大革命的宣传剧。
她明白了，写剧本是靠不住的。她决定改写小说。这个好歹自己说了算。
除了写小说，她有时候也会给著名的作家写信，但绝大部分都没有寄出去。
此时外部的世界已经变化了，文学的世界、戏剧的舞台逐渐退去，让位于政治，灾变，与世界大战。
她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她感觉自己只能与死人为伴。
她已经没钱买书和报，甚至连买铅笔和草纸的钱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她写信给了当时著名的 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
曼读了她的信和作品，惊为天人，立即写信推荐给当时德国最大的出版商。经理带着一袋面粉和金币，坐火车，汽车，马车来到了格但斯克，把已经快奄奄一息的斯塔莎接到了华沙。在乡间别墅，她的健康逐渐好转，她的灵感如甘泉喷涌，她接连写出了两部剧本和一部长篇。
要是那样该多好！
事实上，这是她一生写的最后一封信：
”托马斯曼先生，我房间里每一个物品，都承载着痛苦。一点爱都没有。我不够纯粹。我已经把自己用光了。“
1934年8月15日，她在自己的小房间孤独死去。
房间里，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但都是大纲，未完成的草稿。
你或许会说，她度过了失败的一生。但是她自己说：不。
1929年，她写道：
我的生活没有娱乐，没有朋友，没有性，没有任何购买奢侈物品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感觉仿佛一道曙光把我照亮：我比99%的其他人过得都富足。我一个月经历的喜悦、惊心动魄、灵感启示超过了许多人的一生。
但她承认，她最想要的是读者，哪怕只有一个。
她死后，这个梦想实现了。她的三部法国大革命的戏剧，在波兰被排演。
她倾尽一生心血的《丹东》，被导演安杰依瓦依达，在1983年排成了电影，主角由法国影星德帕迪约扮演。
她的才华渐渐得到认可，她的英文传记出版了，她的戏剧被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排演，她的小说集也被翻译出版。
斯塔莎的生活是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如果谁认为写作能够治愈的话，斯塔莎是一个反例。
我们听一听《狼厅》的作者希拉里-门泰尔的总结吧。
什么地方错了？斯塔莎不停地工作啊工作为了找到真理，但是她却没有找到靠讲述真理而谋生的手段。她被自己的完美主义给绊住了腿。她没有后退一段距离，审视自己的作品。她没有发现，妥协一步有时候是最务实的手段，而不是丢脸。
细节很重要，但是有比细节更重要的：节奏，形状，抓住人的东西。
没有上演的剧本和完成一半的小说，除了显示作者有天才之外，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艺术家作家的生活中的一瞬间定格，我们看到的都是未完成。
谁做好了完成的准备？谁做好了死的准备？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把我们带走。突然，笔停止了，潜能无法实现了，解释中端了，一切的努力都蒸发在空气之中。
你写下的每一行字，每一个句子，都是胜利与失败的交织，胜利接着失败，失败连着胜利。
不是，我们写了书，而是书写了我们。
斯塔莎的写作是她为了自己需要而做出的创造。她发现了革命者中最孤独的人物，她融入了人物。她用文本掀起了一场复杂的革命。她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忘记了带上读者。如果她的生活是一个失败，那么，她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巨人们一样，是一场史诗级的失败。
苏珊-桑塔格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命和写作项目之见做出选择。斯塔莎选择了写作项目。项目杀死了她。你不希望跟她一样，你希望你的作品能拯救你，但一切由不得你。
所以，我们从斯塔莎的故事，得出如下结论：
The rest is, silence.
2013年7月12日，我随从《新西湖》美女记者汤葛月人采访了麦家。因为没有提问和写稿的任务，所以我很轻松地当了一回看客。麦家的工作室是杭州市政府馈赠的一栋别墅，位于西溪创意园，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绿树掩映，一步一景，贾宝玉当年也不过是这种待遇。同在这座园子里开办工作室的还有余华、孟京辉等名人。
麦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尽管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不太会去看（不是装，而是因为我不是侦探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作为把侦探类型小说和纯文学杂糅在一起的跨界作家，他凭借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200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近作《风语》没写完就卖了500万元。在采访中，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写作。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现在的收入，几辈子都吃穿不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很多存款，而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马上就能赚到。今年他又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在体制中混得叶茂根深。
麦家的工作室分成办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他的背后是一排落地长窗，窗外绿树葱茏，树枝摇摆着争做他的背景。
采访历时两小时，他谈了自己的童年、写作之路，还有如今的生活。出生于富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祖父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麦家从小就因为出身问题，在村里受到排挤与歧视。但他后来相信，“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正因为没人可以交心，他从11岁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33岁，直到1997年做了父亲，他才决定终止这一习惯。采访到最后，在汤葛月人的追问下，他还讲了一个童年的奇异故事，是他以前没有跟媒体讲过的。 由于小时候不受待见，所以他特别重视跟别人的关系。麦家人缘好在文学圈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讲过。 不过我觉得，“童年经历影响人一生”这种论断，本来就是一个自证实的命题。你相信它，就等同于心理暗示，然后生活中就处处留下童年的烙印。
同为写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怎样写。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写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地位，使他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麦家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写作天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常年坚持不懈地写作。自从童年时期坚持写日记以来，麦家就没有中断过写作，他说“写作是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大学毕业后，他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用写作来排遣。有一天看了电影《最长的一天》后，他来了灵感，写了一篇微型小说《最短的一天》，投给军报，竟获发表。这成为轰动他所在部队的一件大事，并且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军区领导爱才，把他调到机关工作。他终于不用再整天坐在无线电跟前做听风者了。
1997年，已经升到正处级的麦家转业进入成都电视台，按照他的级别和能力，领导想让他就任文艺部主任，这是一个难得的肥缺，不但工资有6000多，还有很多机会行使潜规则。但深知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他毅然选择去了电视剧中心，当了一名编剧。虽然月工资只有1100多，但不用坐班，可以专心写作。就这样他连续默默无闻地写了5年，到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麦家说，在所有作家中，博尔赫斯对他影响最大。有一年时间，他只读博尔赫斯的书，直到把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文字变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麦家一口气背诵了37首博尔赫斯的诗歌，几乎一字不差。
他认为，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正像没有人能用语言教会另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写作要靠自己去实践。“好作品都是烂作品堆出来的。”所以，写作这回事，“不要相信别人的经验，要相信自己的勤奋。”
尽管现在已经功成名就，麦家每天依然用8-10小时来写作。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单纯，就是读书，写作，运动。他典型的一天这样度过:
早晨7：30起床，到人少的地方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中午，不敢吃太饱，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写。傍晚4：30开始，雷打不动健身2小时。他爱健身，这点一进门从客厅的鞋柜就看出来了，那里放着一排运动鞋好像阿迪达斯的专卖店。高强度的写作需要身体的保障。晚上11:30，强令自己睡觉，12：30如果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十年前，他忧心忡忡地跟琼瑶说起自己吃安眠药的事，琼瑶说：“你怕什么？我都吃了40年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他专门用来接待七大姑、八大姨和各界朋友，包括记者。
麦家童年的奇幻之旅是这样的。一次，他跟同学打架，回家又被父母教训，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村里来了一个摇着货郎鼓的卖货郎，麦家就远远地跟着他走，心想走不动的时候，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从上午11点出村，一直走到华灯初上，不觉已经走出10多公理，来到了镇上。卖货郎这才注意到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孩，就问他缘故。麦家见到亲人一样倒出满腹苦水。卖货郎听了，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这个故事好得太像一个故事。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一件真事和一个传说，写下那个传说。
牟森摘引了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的“一句话体”。下面是我所摘引的：
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主要和重要的文人都未受累。明朝文字狱才叫厉害，让文人不敢写，故晚明尽出小品。
艺术家知道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带走，死了算了。
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
天才幼年只有信心，没有计划。天才第一特征乃是信心，信心就是快乐。
成也好，败也好，我们的阵地在书斋。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
说到底，还是贵族出身有骨气。小市民一得势，如狼似虎，一倒霉，猫狗不如。
诽谤我的人，拔了我一根羽毛，插头上也不是，插尾巴上也不是，原来那是一根天鹅羽毛。
西方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要么帝王将相画，要么春宫图。
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好起来。
狄更斯小说结局都是英式小团圆，壁炉熊熊烈火，烛光热茶，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你看我，我看你，恍然若梦。
哈代行文迟缓、悠长、温和，沉得住气，伟大在平淡，不用大动作。
一个艺术家，人生看透了，人生成熟了，还有什么为人生，为艺术，都是人生，都是艺术。
生活要保持最低程度的潇洒，不要像王尔德那样弄到老脸丢尽，客死旅馆。
卡莱尔说：“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一上来起点太高，不容易上进。
不要构想或者参加什么主义，莎士比亚是什么主义。讲笑话之前，也不要说，我讲个笑话。
巴尔扎克的小说，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
读书，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
福楼拜教导莫泊桑：“你所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一定要找到它，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我理解是，这个词要，既准确，又美妙。
西方文学根本不是什么主义，只有三个字：写人性。或者说是希腊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
人是可以貌相的。
我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
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一进口到中国，北方人就称之为“皮猴”。
我母亲告诉过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文字推广不能靠立法。文字只有靠天才特高的文学家，他们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经使用，文字生机勃勃，传诵四方。
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
普希金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
纪德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需要极深厚的功底。
鲁迅的诗和哲学底子不够，写不成长篇。
要说周家兄弟二人的诗词修养还可以，但就是爱写打油诗。
真的写大主题，不能写古代，太隔。要写当代，至少是上一代。艺术家的宿命，不能写太远的过去，太远的将来。艺术家要认命。
我们谈文学和艺术的时候，只谈塔尖，不谈马路。
明于析物力，陋于知人心，这是马克思理论的要害。
我也想给党写颂诗，可是这种题目，一不许悲哀，二不许怀疑，三不许说俏皮话，四不许别出心裁。
中国当代有两件事可做。一、忠实、精美地翻译出版原著，不要加按语。二、堂堂正正地开展学术研究。
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
二十世纪实在是个平民的恶俗世纪。
许多人说话不诚恳，尼采诚恳。
歌词，合音乐可以，当诗念，不行。
可当众朗诵的诗，是粗胚。
文字不是读给人听的，是给人看的。诗人的加冕之夜是寂静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没有记忆。
完全随波逐流，从别人的思路转向别人的思路，那种转向，无源无基，无因无果。
什么是你的局限性：神，智，器，识。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艺术家，出不出国，是件终身大事。
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全书唯一一句粗话）。
艺术如酒，从搞葡萄到发酵，过程漫长而惨淡，一旦酿好，明艳爽口，饮之陶醉。现代艺术非要拉你到制酒厂一面看，一面喝，这又何必呢？
皮恰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有人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人风度。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晚了，不知道些什么对话呀。
荷马史诗的特点是：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荷马喜用直喻（simile），简洁的比喻。
蒙田是将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
蒙田引用一位古代水手的话：“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搞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
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大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司汤达等）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
弥尔顿说：“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
瓦莱里《水仙辞》中一句话（也是木心最后一堂课引用的诗句）：你终于闪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风雨凄凄，正思故人。打开风华的博客，才知道他已辞职，准备在家做专职作家。
说作家是一个不赚钱的职业、出书是一种难致富的买卖，都不免有些矫情。昨天，我路过一家茶餐厅，看到门口的招聘启事，外卖员的月薪才1900元。作家这个行当再不景气，至少不需要每到饭点，就骑着电动车，为温饱奔忙。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他，靠写作为生是一条荆棘塞途的冒险、一次吉凶未卜的航程。写作，不管是写诗，还是文，都逃不出古人的法则：“发乎情，止乎义”，落笔要带感情，写作要循规则。人到中年，发情都不容易，何况“发乎情”？章太炎批评苏东坡做诗，每到一处，就写一诗，像完成任务。表达真情实感，大才子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说我等资质平常之辈了。写作的理法规则，并没有秘笈可参照。世界上没有比读自己的烂文章更痛苦的了，那是一种高空跌落的失重感。
让我们实事求是一点，哪怕是专职作家，自己真正想要又能写的东西，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是不得不写，或者认为自己能写其实写不了的。在写作这个问题上，再聪明多才的人，也难以同时处理三种以上的任务。比如，我，现在，有一篇文论完成了一半，还有最重要的一半没有开工。有一篇专栏，要用到这篇文论的结论部分，自然也没有动笔。还有一篇养家糊口的访谈，需要赶紧完成。天亮之前，还要改写一个策划案。于是，我干脆一样都不写，转而写这篇博客。
连续一周来，我每天的睡眠不超过4小时，日日夜夜都被这些稿子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写作不是早晨起来卖早点，不管自己心里多焦虑，油锅一支，面团一抻，往锅里一放，所有的压力都在金黄的油条出锅的瞬间而释放。写作需要精巧的心态，微妙玄通，一个地方不舒展，就半个字也憋不出来。
有时候，我像一队仓皇逃窜的白棋，被黑棋点中了要害。那种即将形崩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佯装一切还正常，才能缓过劲来。
一支枯笔写不出婴儿的笑容，也写不出风吹老人白发的那一声叹息。写作，于我，有时是一种刑罚。我拖延症越来越严重，非到最后交稿前几小时不动笔。这种利用肾上腺素完成写作的方式，与其说是懒惰，不如说是为了追求长时间窒息之后的那一口呼吸。
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因为濒临死亡造就了我的表达。
我想对风华说，不要把写作看得那么美好，写作是残酷的，有时像亲手杀一头猪。你要把猪的四条腿绑起来，用牛耳尖刀，直插到它的颈动脉，血溅一身，还要在猪的皮下，用打气筒打气，为了把皮剥下来。有时候，猪没死透，从皮中挣脱出来，兀自逃去。你握着刀，在乡亲们的哄笑声中，去追那一头鲜红的猪。
但这辈子除了写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朋友和菜头，已经许久没有音信。他以文成名，但最终悟出了文字道的荒诞，于是，转而去做IT人。以前那个菜头仿佛不见了，包括以前那个深夜电话里跟我互相忏悔的菜头。文字使人柔软，创业让人刚硬。但这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不妨碍我时常提到他。杜甫一生给李白写了15首诗，李白的回赠只有2首。友谊是不能用数量来计算的。
天快亮了，肚子饿了，我要去吃个早饭，然后继续写饭文。
愿风华在文字海中落下安静沉稳的锚，这是来自风暴中一片船板的祝福。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图 “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 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钛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彩。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今还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来源:左岸文化 作者：殷叙彝（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