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更喜欢电影版《活着》

February 4th, 2013

去年我看了孟京辉版的《活着》,主演是黄渤、袁泉。孟京辉完全忠实于余华的原著,在3小时5分钟的时间里,福贵家死了5口人,这部戏应该改名叫《死一户口本》。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张艺谋版的《活着》,读了当年剧组成员王斌的《活着•张艺谋》之后,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了。

《活着》拍成电影纯粹是一个偶然,不过,哪部小说拍成电影不是偶然呢?张艺谋看到了余华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一夜看完,很感兴趣。让余华写成剧本。剧本改了三遍,张艺谋还是不满意。

书中说:

张艺谋念念不忘的是福贵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孤身平静地牵着老牛远去的那种感觉。

福贵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种暗合关系。

张艺谋说:“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女人戏,就会显得不好看。”

二喜在原作中是歪脖,张艺谋说在电影上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也不好演,不如改成瘸子。(孟版《活着》中,二喜就是以“偏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很夸张,这是孟喜欢的风格。)

张艺谋没有套用小说的叙述方法,原作中福贵向一个采风的作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张艺谋认为,搞一个作家采访,挺文人气的。

创作班子认为,关于大跃进、文革的电影已经有了,我们不应该搞成控诉的东西。

张艺谋主张在《活着》里,小背景、小命运与大背景、大命运的交融。

原小说中幽默的“点”或者说“戏眼”太少。

在电影中增加皮影戏是张艺谋的主意,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福贵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内容,而且还可以冲淡作品的沉重感。

因为芦苇熟悉皮影,所以张艺谋把他拉进剧组。从第四稿开始,剧本由芦苇来写。

由于增加了皮影的内容,故事的发生地只能由南方改到北方,因为南方没有皮影。

皮影戏的道具箱,成为整部电影的贯穿道具。《读库》0804发表的《电影编剧的秘密》一文中,芦苇说过,电影要有三个东西:“贯穿台词、贯穿行为、贯穿道具”。

40年代的戏,比较好搞,一进入50年代后,让人感觉每个剧情细节都是为死一个人准备的,这太戏剧化,太能编。

张艺谋说,小说太沉重,一沉到底,我们想把这些冲淡一些,增加了点幽默成分。

为了增加本剧的人情味和喜剧成分,加重牛犇扮演的镇长(原作中是村长)的戏份,这个人对谁都乡里乡亲的,古道热肠,一团和气。

50年代的两场戏,大炼钢铁和大食堂,一定要有幽默感。

后来张艺谋构思出的幽默小段是:凤霞被欺负,有庆替阶级报仇,大食堂里把面条扣在淘气孩子的头上,顽童爹斥责福贵“破坏大跃进”,福贵打有庆,有庆和家珍对福贵耿耿于怀,把醋当茶给福贵喝。

在原作中,有庆是被医院抽血救县长夫人而活活抽死的。张艺谋认为,这个缺乏真实性,太残忍,太刺激,观众接受不了。另外福贵家俩孩子都死于医院,在影像上过于重复了。

拍有庆之死的时候,葛优嘴唇翕动,神情恍惚地叫着“有庆,有庆”,两眼木然呆滞但有一种大难来临时的绝望,然后仰天长啸,嚎啕大哭。

凤霞之死,大家攒出许多是生动的细节,到牛棚找大夫,大夫吃馒头吃撑了,昏过去了。使得悲剧情节变得荒诞可笑。

这部电影用传统形式拍,但景别是饱满的,拥抱式的 ,该煽情的提防就煽,让镜头始终跟着人物走,而不是来开距离。色彩漂亮,节奏快,紧锣密鼓。

张艺谋喜欢原作中一句话:“我们家原来就是一只鸡,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牛。”这话是本剧的贯穿台词,反应了小人物活下去的基本理由:“相信生活最终会越来越好。”

讨论会最后,决定不用倒叙,而是按正常时序,从40年代到70年代,在影片的尾声,让家珍,二喜,馒头(小说中的苦根)抖一直伴着福贵,并且一家人看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鹅,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张艺谋说:从绚烂的开头(赌场)慢慢走向一种质朴,从浪漫走向现实,挺哲学的。

第五代导演喜欢玩不说话,咱这片子不走这条路,该说话就得说,只要说的是人话。电影里的对话,都是家常话,大家都能懂。

余华对剧中二喜、苦根(即电影中的馒头)没死,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味道就不对了,福贵这个人物就缺少力量。

创作组认为,凤霞,有庆的死已经很特殊了,如果再安排死几个人,最终会遭到观众的抵触。电影与小说毕竟不同。

王斌说原作中胖妓女没必要附加一个妓女身份,就是一个人轿子。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张艺谋认为,龙二在小说中是一个坏人,但电影中是个很正常的人,跟一般跑江湖的差不多,实际上人很简单。家珍身上的特点有三个,烈,柔顺,不知深浅的乐天派。

福贵败家后的反应不能遗漏,就像灾难片,灾难后人们惊恐不安,拍的那么足,就是为了后面的戏制造效果。

龙二死这场戏,“戏眼”鸭子啊福贵身上。枪毙龙二的枪声一响,正在撒尿的福贵以为打在自己身上。“地主早输给龙二了。”这句话是张艺谋想到的。

张艺谋说,在情节设计上不怕媚俗。所谓媚俗就是仅仅为逗大家一笑。我们不怕媚俗,只要你有一个好的主题、灵魂,就不必怕俗。

张说:一部片子在现场很难看出它的好坏。其实,只有导演心里清楚他要什么,兵从总体上考虑一部电影的成败,一般人不会关心这个。

小场景,几个人物的戏,最考验导演的功力,例如获戛纳的《美好的愿望》。

张说:“《活着》是我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电影,我们几乎天天晚上谈剧本,谈人物,就是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我们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自己装傻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地老老实实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走。”

《活着》送审未获通过。但是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谋被禁止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电影节还是专门为他折了一张空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葛优本来不想去戛纳,因为怕坐飞机。在王斌劝说下,终于前往。当官方宣布葛优获奖的时候,他在台下愣住了,巩俐捅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这部电影,成就了葛优。把他从一个“笑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悲喜剧演员。

孟京辉邀请葛优来演出话剧版《活着》,葛优以忙推掉了。

孟京辉似乎不知道“知遇之恩”这个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含义。

黄渤接受了邀请,他演得特别卖力,凤霞死那场戏,他在台上摔了30多个矿泉水瓶子,筋疲力尽。

至今,黄渤还停留在“笑星”阶段,或许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二十年前的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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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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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读木心

January 23rd, 2013

木心的诗

《农家》

农民的家
几乎不讲话

来了个客人
忽然闹盈盈了

大家都讲话
同时讲同样的话。

《失去的氛围》

从前的生活
那种天长地久的氛围
当时的人是不知觉的

从前的家庭
不论贫富尊卑
都显得天长长、地久久

生命与速度应有个比例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自然
人类在灭绝地球上的诗意

失去了许多人
失去了许多物
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氛围

《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木心的一句俳

遇事多与自己商量。

有的书,读了便成文盲。

凡倡言雅俗共赏者,结果都落得俗不可耐。

惊世骇俗,就是在媚俗。

爱孩子,尤爱孩子气的成人。

你再不来,我就下雪了。

哥儿们聚吃一顿涮羊肉就算赴汤蹈火了。

美国人喜欢色彩,因为美国人不懂色彩。

美国人非常钦佩契诃夫,我笑笑。

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

天鹅谈飞行术,麻雀说哪有这么多的讲究。

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礼失,求之野。野失,求之洋。

写到粗犷处,特别要细腻。

春雨绵绵,隔墙牛叫,床上欢娱无尽。

现代的那种住房,一家一套,平安富贵地苦度光阴。

不时瞥见中国的画家作家,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欧洲打水去了。

致帕斯卡尔,您的《随想录》,开始,我逐节读,后来,凡涉及上帝的,我像傍晚放学回家的小孩,阵雨乍歇,跳过一汪一汪的水潭……

中国人哪,在没有功没有利的状况下,也要急急乎功近近乎利。

商业广告上的男女都在笑。烟笑,酒笑,冰箱笑,汽车笑,音乐厅门前的海报,提琴家笑,钢琴家笑,指挥,笑。难于想象上个世纪欧洲的音乐会的海报,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笑。司汤达说:“真的爱是不笑的。”–20世纪是不爱了。

斯瓦希里语的谚语:“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树上还有一只硕大清芬的椰子,比整棵树更冤。

路上行人,个个脸色虔诚地朝自己的方向走,似乎要到幸福的所在去。如果那里并不幸福,何必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还举着伞哩。

满目坏电影……看一次等于受一次辱。偶尔看到了好的电影,报了仇似的痛快。

夜渐渐亮了,芥川才写这种句子。

西方早已文明,尚剩下舐食指、拇指的小野蛮。

你煽情,我煽智。

秋天的风都从往年的秋天吹来的。

骑着白马入地狱,叼着纸烟进天堂。

雨后,总像有谁离去了。

汉家多礼,称愚人为笨伯。

云影暗了街这头,那头的房子亮得很。

动物从不一边走一边吃东西的。

铜绿的绿是铜不愿意的绿。

孟子曰,存夜气,我对肖邦一笑。

要恭维残障人的长寿真为难呵

寂寞无过于呆看凯撒大帝在儿童公园骑木马

穿件黎明似的丝衫,牵条黑夜般的大狗。

说直爽,他是汽车加油站那种直爽。

霓虹灯,商业的弄臣。

不太好看的人最耐看。

活在自然美景中,人就懒,懒就善。

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风格之诞生。

脏到了眼镜片也不拭干净。

在西方,下雨了,行人带伞的撑伞,没带的一样走,没见有耸肩缩脖的狼狈相;若两车相撞,在警察到达前,不说一句话。

蓝布旗袍的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是当年洋场尘焰中唯一的慈凉襟怀。

耶诞将临,家家枞树,户户彩烛,徐家汇教区号称东方梵蒂冈。

男孩系球鞋带而抬头说话很好看

新买来的家具,像是客人。

我不树敌敌自树。

别碰,油漆未干的新贵。

怀表比手表性感。

十月小阳春,走访旧情人的天气。

好像《红楼梦》这部书是红学家写的。

美国人喜欢色彩,因为美国人不懂色彩。

牛津的建筑和环境甚美,学生等于在教堂中上课。

乡绅入城,阿狗改名。

魏晋人健谈,书简寥寥数行,所以好。

古典的好诗都是具有现代性的。

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书法是一笔一笔地救出自己。

世界乱,书桌不乱。

监狱的墙上不挂画。

我喜欢冷冷清清地热闹一番。

我书固劣劣,不愿做人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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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噩梦

January 20th, 2013

近来经常会做噩梦,梦见由于我的无力和疏忽,造成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醒来,有想哭一场的感觉。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知道某个地方肯定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这种幻灭感时常悬浮在我前后左右,挡住了前进的路,也挡住了回去的路。

前些日子回老家,因为育儿理念的差异,跟父亲大吵了一架。我一向是顺从他的,但这一次却火力全开地爆发。我也不知道哪里的邪火,虽然我依旧坚持认为我是对的,但还是感到羞愧。父亲在一贫如洗的毛时代把我辛苦养大,在惊涛骇浪的邓时代一次次救我于水火,我却始终悖逆于他。

我不想再写育儿的博文,因深知,在网上炫耀父爱的都是虚妄,显摆时刻陪在孩子身边,也近迂腐。千道理,万道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才是硬道理。去年,我有一位网友去世了,大家在惋惜之余,也欣慰地说起,他已经把儿子送出国,并留下丰厚遗产。

写作是我唯一的出路,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今后一丝一缕,一粥一饭,一升油,一本书,都要从键盘下敲出来。而我,事实上,已经厌倦了写字。拖延症是结果,真正的原因是内心的枯干与疲惫。

看着荒芜的博客,我觉得羞惭。看着空白的文档,我无地自容。我有千百个想法,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我读了千百本书,但是又有什么用?我不断折腾,不断否定自己,决绝地与昨天的我告别,却又在下一个路口,跟那个不争气的自己撞个满怀。除了写作,我真的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

那么让我用写作来消解那些噩梦吧。老婆今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巨大豪华的LEUCHTTURM1917的空白笔记本,让我尽快写满它吧。得救之道,就在其中。

我有目标,但再也不会未行动先宣扬,因为研究发现,把目标告诉别人,目标将几乎不会实现。

默默地开始,默默地结束,默默地重来,默默地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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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一句话

January 2nd, 2013

牟森摘引了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的“一句话体”。下面是我所摘引的:

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主要和重要的文人都未受累。明朝文字狱才叫厉害,让文人不敢写,故晚明尽出小品。

艺术家知道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带走,死了算了。

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

天才幼年只有信心,没有计划。天才第一特征乃是信心,信心就是快乐。

成也好,败也好,我们的阵地在书斋。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

说到底,还是贵族出身有骨气。小市民一得势,如狼似虎,一倒霉,猫狗不如。

诽谤我的人,拔了我一根羽毛,插头上也不是,插尾巴上也不是,原来那是一根天鹅羽毛。

西方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要么帝王将相画,要么春宫图。

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好起来。

狄更斯小说结局都是英式小团圆,壁炉熊熊烈火,烛光热茶,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你看我,我看你,恍然若梦。

哈代行文迟缓、悠长、温和,沉得住气,伟大在平淡,不用大动作。

一个艺术家,人生看透了,人生成熟了,还有什么为人生,为艺术,都是人生,都是艺术。

生活要保持最低程度的潇洒,不要像王尔德那样弄到老脸丢尽,客死旅馆。

卡莱尔说:“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一上来起点太高,不容易上进。

不要构想或者参加什么主义,莎士比亚是什么主义。讲笑话之前,也不要说,我讲个笑话。

巴尔扎克的小说,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

读书,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

福楼拜教导莫泊桑:“你所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一定要找到它,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我理解是,这个词要,既准确,又美妙。

西方文学根本不是什么主义,只有三个字:写人性。或者说是希腊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

人是可以貌相的。

我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

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一进口到中国,北方人就称之为“皮猴”。

我母亲告诉过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文字推广不能靠立法。文字只有靠天才特高的文学家,他们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经使用,文字生机勃勃,传诵四方。

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

普希金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

纪德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需要极深厚的功底。

鲁迅的诗和哲学底子不够,写不成长篇。

要说周家兄弟二人的诗词修养还可以,但就是爱写打油诗。

真的写大主题,不能写古代,太隔。要写当代,至少是上一代。艺术家的宿命,不能写太远的过去,太远的将来。艺术家要认命。

我们谈文学和艺术的时候,只谈塔尖,不谈马路。

明于析物力,陋于知人心,这是马克思理论的要害。

我也想给党写颂诗,可是这种题目,一不许悲哀,二不许怀疑,三不许说俏皮话,四不许别出心裁。

中国当代有两件事可做。一、忠实、精美地翻译出版原著,不要加按语。二、堂堂正正地开展学术研究。

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

二十世纪实在是个平民的恶俗世纪。

许多人说话不诚恳,尼采诚恳。

歌词,合音乐可以,当诗念,不行。

可当众朗诵的诗,是粗胚。

文字不是读给人听的,是给人看的。诗人的加冕之夜是寂静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没有记忆。

完全随波逐流,从别人的思路转向别人的思路,那种转向,无源无基,无因无果。

什么是你的局限性:神,智,器,识。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艺术家,出不出国,是件终身大事。

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全书唯一一句粗话)。

艺术如酒,从搞葡萄到发酵,过程漫长而惨淡,一旦酿好,明艳爽口,饮之陶醉。现代艺术非要拉你到制酒厂一面看,一面喝,这又何必呢?

皮恰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有人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人风度。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晚了,不知道些什么对话呀。

荷马史诗的特点是: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荷马喜用直喻(simile),简洁的比喻。

蒙田是将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

蒙田引用一位古代水手的话:“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搞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

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大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司汤达等)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

弥尔顿说:“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

瓦莱里《水仙辞》中一句话(也是木心最后一堂课引用的诗句):你终于闪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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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读木心

January 1st, 2013

没有钟声,没有诗歌,没有蜡烛,今年的元旦除夕夜在书斋的台灯下度过。这两天一直在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饥渴慕义地读,废寝忘食地读。

读木心的书,不必全盘接受其观点,甚至不必半盘接受,关键是能够跟他在山尖上,一起呼吸思想自由的空气,共享独立思考的荣光。

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能让我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文学回忆录》可能将是一本。

这本书,并不是木心所写,而是他的学生陈丹青的听课笔记。类似《论语》,并不是孔夫子亲自写的。木心瞧不上孔子,大概也没想到死后自己的语录会变成书。

书中佳句俯拾皆是,但对我最有启发的,不是作文,而是做人。

木心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洁的精神,以及西方古典艺术家的求真求美的思想。在他身上,看不到酸腐的旧式文人气,也没有假国学大师身上的伪善气息。木心,是赤子,是耶稣所说的小孩子的式样。我觉得,能与他同用一种语言文字是一种幸福。

木心颠覆了许多文学上的庸众之见。

他认为《新约》的文学成就大于《旧约》。为此他曾在年轻时跟一位女笔友书信往来辩论了五年。看了他的解释,我被说服了。

读书一定要读精华,要找到精华中的精华,精华才是你的。他说不要怕接受他人的影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你不是天才,没你的事。

艺术家不要在乎读者,把衣食住行安排好,然后一心弄艺术。要一点清醒,要一点才能,要一点钱。

艺术发端于自然,自然界花开鸟叫,落落大方,开过了,叫过了就算了。小到蒲公英,大到上帝,都不签名,不要钱。

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关于信心。

木心说,信心,新年,一半凭空想,一半凭行动。

下了海,就要走下去。

信心就是快乐。信心何来?信心就是忠诚。立志容易,忠诚其志太难,许多人立志,随立随废,不如不立(好像说我)。

求道,坚定,忠诚,无疑,虽蹈海,也要走下去。

他瞧不起空谈家,认为文学家著作第一,著作有了,才演讲。有些人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身等著作。

他师承尼采,主张精神独立,不攀附,不妥协 。他说,我们在现代,碰到的不是黄金期,只能做做异数,各造各的宝塔,不怕孤独,不怕单干。

木心对于鲁迅可谓爱憾交加。他说,知识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品性的贫困,鲁迅,学者教授都没看清楚,他就骂上了。

他主张生活与艺术的统一。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静静地狂欢,连连地丰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知人性为何物,专向怪癖处求。

艺术家另有摩西。

他独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没,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

他曾经迷恋过罗曼-罗兰,后来厌弃之。因其将艺术和艺术家概念化,其道德力量也是迂腐的。

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把《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成《圣经》的人来说,这话的确很震撼。不过想一想,木心说的很有道理。罗兰所谓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婆婆妈妈,所谓理想主义,就是伤感情调。

木心鄙视时髦,他认为时髦就是上当的意思。

他也瞧不上现代派后现代派。他说,我不要出奇兵,我要正规军,大军压境。

木心善用妙不可言的比喻。谈到《五号屠场》所代表的黑色幽默派,他说,这些反战的作家好比是原告,原告在法庭上插科打诨,弄得被告也嬉皮笑脸。法官一看说,算了吧。油滑是无力的,狂欢节上可以扮小丑,法庭上不兴。在作品中要保持法官的尊严,这是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道德不能拿出来张扬,道德是隐性力量,要埋进土里,滋养花朵。你看,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过什么道德。

文学不是拿来忏悔用的。从此改了,就是忏悔了。否则就是装腔作势,是继续犯罪。

他评论写《最后一课》的都德。说他,沉静而不觉得寡言,一举一动都在说话,偶尔兴奋,说一阵子,你会感到新奇,待要再听,他又不说了。(这不是说我的朋友老蒋吗?)

鲁迅评价契诃夫是“含泪的微笑”,他嘲笑这是中学生水平。文学不需要含泪,也不需要微笑。

艺术上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你活我活。自己去弄一套,不要搞打倒别人那一套。

大前提弄清楚,看小事,一目了然。

木心自称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买了一套叶慈诗集,被一个朋友接走,当晚就电话他说,书弄丢了。木心当即与之绝交。他说,近人情?近什么人情?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靠的就是决绝。

《文学回忆录》1102页,我大约用了两天基本读完。还需要再细读一遍。这本书的意义,就像木心所说的:

一扇门要开,手里有一万把钥匙,一把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捅,就开了。

读木心的意义不在于获取知识,而是获得力量,获取思考方法。

“命运、菩萨都不要相信,要抗争。”让我把这句话,当成2013一年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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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中的一年

December 30th, 2012

又到了一年一度照片盘点的时间了,2012年的主题非常简单,育儿。我照片库中十分之九是儿子的照片。这一年,我跟他一起成长。

儿子的小手

这双小手,一年来一直拉着我向前走。我的朋友张广天说:“王佩啊,想尽一切办法把儿子养大,你就赚了。“

爷爷与孙子

我把这张照片设为电脑桌面,这是父亲夏天来看他孙子时,我悄悄拍的。一代人渐行渐远,一代人却朝我们走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学车

2012年,个人里程碑事件是考出了驾照。驾校就设在拘留所旁边,每天练车的时候,给人以警示教育。在这边不好好学,早晚要到那边去学。

冯一刀与月小刀

上帝不能来到每个人面前,所以创造了朋友。一年来,偶尔跟朋友们小聚,成了浮上来透口气的最好办法。

老高

老高得遂所愿,开了一家牛二羊锅,这也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内蒙

2012年,去了一趟内蒙。读了几百万字与内蒙相关的史料。

内蒙歌手

内蒙歌手胳膊上的纹身,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圣天之威的蒙古大印,所到之处,所有子民,服矣,惧矣。”

老蒋

去了两次北京,见了老蒋、张广天、牟森、欣燃等一群朋友。

路过人艺

路过人艺,大小剧场都一样红火。

同学聚会

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不管混得是否如意,老友见面足以乐而忘忧。

同学的孩子

同学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在她们母亲飞奔过的操场上继续飞奔。

远离这个城市

说声再见虽然很容易,但是这个城市将始终尾随着你。没有渡载你的船,没有指引你的道路。

圣母

夜色已降临,先知的手在墙上写下神谕。

shaiese

2012,最难过的是,有朋友已经永远地离去。

飞鸟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邹劲光

2012,最难忘的是,有朋友总是在急难时,给予最及时的帮助。

张远帆、杨婷夫妇

2012,最欣慰的是,有朋友跟心上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期待来年

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样宝贵的东西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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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所遇好书:《蒙古高原行纪》

December 30th, 2012

2012年,是我有史以来买书最多的一年,大部分书都没有看,看过的书之中大部分不喜欢,只有寥寥几本值得推荐,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蒙古高原行纪》,虽然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08年。

蒙古高原行纪

《蒙古高原行纪》
作者:[日]江上波夫
译者:赵令志
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这本书是“蒙古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本,这套文库极好,我买了其中的《匈奴》、《大契丹国》、《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蒙古纪闻》,只有一本《最后的游牧帝国》没有找到。

这本《蒙古高原行纪》的日文原名叫《蒙古高原横断记》,最早出版于1937年。作者江上波夫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四次被派到内蒙古考察。日本人派他来考察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更深入地了解蒙古地区的地理和人文,为实现其“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战略目标服务。当然,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政治动机并不是他所首先考虑的,他要行千里路,完成考察任务再说其余。

本书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江山波夫一行1931年考察锡林郭勒,第二部分是1935年考察乌兰察布,第三部分是研究成果杂记。

这本书既象科学考察报告一样严谨,又象游记一样好看。江上波夫所考察的蒙古高原,还处于混沌未开的时代,文物随处可见,在戈壁经常可以捡到彩陶碎片、石器,挖开坟可以找到完整的人骨。当时,外蒙已经独立,内蒙则处于中华民国和蒙古王公“旗县并举”的统治之下,正面临被日本人殖民统治的前夜。

江上波夫一行用文字、手绘图纸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内蒙的风土人情,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真切的历史横断面。书载,当时的喇嘛既愚蠢,又贪婪,书中描写了一个没有鼻子的喇嘛跟考察队要药的情形,让人恐怖而生厌。东北的汉人多耍小聪明,例如打酒的时候故意缺斤短两。而蒙古的王公对日本人非常友好。

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蒙古人会把次子送到召庙去当喇嘛,庸众之见多认为,这是宗教信仰虔诚的体现。江上波夫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其实是因为蒙古人贫苦,无力给第二个儿子分家产,让其组织家庭,另外加上清政府实行的盟旗制度,限制了蒙古人的流动,牧场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接纳新的家庭,于是为了调节牧区人口状况,才出现了次子以下当喇嘛的惯例。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经常在无心之间,散发出诗意。考察队到了东浩济特王府,遇到了王爷的养女,这个姑娘只有16岁,但“容貌秀丽,态度温和,气质高贵,知情达理,与王女的身份极为相称。看到她,可能连屠杀牛、羊的屠夫们也会改变人品,温顺地屈膝敬礼,非常高兴地为她效劳。”临走时,王女给他们送行。“王女走在侍从们打着的淡茶色的伞下……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缓缓走在绿色原野中的有众多随从的王女的行列,真像走进了罗曼蒂克的神话世界。”

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可能正是其最枯燥的部分《从地文学上看蒙古高原》(这部分由松泽勋执笔)。按照牟森的观点,历史文化背后的因是地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用相当大的篇幅和图表,来详细描述内蒙古的地文地貌,黄土有多深,红土有多厚,每个土层里都埋着什么样的人骨。

本书让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侵略与殖民倾向,考察队每到一处,固然给当地人免费看病,但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考察蒙古人的体貌特征。他们公开为蒙古人、尤其是儿童测量头部的尺寸,并采集他们的掌纹指纹。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中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到曼彻斯特测量英国人头盖骨的尺寸,揪着鲁尼新植的头发进行研究,当地人会有什么反应。

本书翻译晓畅优美,装帧印刷也属上乘,我唯一一点意见是第189页,图31《亚洲山脉分布图》,其中14,15两条山脉,在图片标注的时候遗漏了。

瑕不掩瑜,这本书值得反复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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