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播出了一期节目《如何死去？西蒙的选择》
西蒙·宾纳是一位成功的英国商人，在发现自己得了不可治愈的MND（运动神经元病—ALS也就是急冻人，就是五种MND之一）之后，决定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在英国安乐死是不允许的，协助他人自杀者可判14年监禁。但是在欧洲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这样做是合法的。
于是西蒙决定到瑞士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与瑞士安乐死中心约定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离开人间。
他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从不能清晰地说话，到无法自己穿衣，再到手握笔都出现困难。他怕自己彻底丧失交流的能力，被困在痛苦的肉体里，决定将协助死亡提前。时间定在10月19日。
在开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告别派对之后，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了瑞士。最后的晚餐，他喝了一点啤酒，跟亲友们大笑。
最后的时刻来临，协助死亡的医生问了他一些必要的问题，并得到他肯定的答复之后，说：
“我们允许你打开输液器的阀门。”
SIMON微笑着，通过别人远程念了一段他自己写给妻子的告别信。然后，略微笨拙但义无反顾地推开了装有致命麻醉剂的阀门。
我的泪再也止不住了。
BBC Two – How to Die: Simon’s Choice
1994版《三国演义》一共84集，是目前公认拍的最好的三国电视剧。
第59集《走麦城》的结尾，是关羽父子被东吴生擒。雪地之中，关羽仰天长叹，让人看了不禁动容。
再看第60集，孙权招降关羽，被拒后，推出斩首一段，却没有拍出来。而是通过报信人向刘备叙述出来的。
我认为，这段戏万万不能省。
孙权杀关羽，是为了成就关羽的千古英名。这比留他一条生路，更为重要。
关羽从此在民间成圣，被人敬拜，孙权也功不可没。
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堪的方式活着。
如何把关羽之死拍得气壮山河，是考验导演功底的试金石。
央视没拍，估计是怕拍不好，反而被人诟病吧。我的猜测，存疑。
昨天，春节悠长假期还没结束，报摊还没恢复正常，在地铁站附近一家报摊抢购了一张《南方周末》。
自由谈版面上有一篇曹元泰写的《日文能，中文何时能？》，文中列举了日文对于英语词汇的贡献。
牛津大辞典的2015年度词汇，emoji，其实来自日文「绘文字」。英语弃现成的英文词汇smiley和emoticon不用，而引进日文外来语，可见日本文化的自信以及对世界的贡献。
而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却不敢大大方方地使用音译。
何时我们自信地用jiaguwen，而不是oracle bone script，我们才谈得上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
有时，我像从梦中惊醒一样，慨叹，一些像健身节食一样如此简单又有益的事情，以前为什么不去做？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读《资治通鉴》？我为什么以前没有坚持写作？我为什么以前没有回家好好跟父母攀谈，以便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和家族？
一句话，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
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和呼召啊。我前半生做的任何一件事，错过的任何一件事，都指向一个路标：
我不相信引力波存在，这个观测和证明是有缺陷的，即假设光速恒定不变。科学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证明给我们看，其实不过是玩弄一些术语和黑话。我不相信宇宙的存在历史超过一万年。13亿光年之外的黑洞合并，不过是天文学家用来骗取科研经费的杜撰。
迷信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迷信科学，还是迷信星座。
微信是一个封闭系统，微信朋友圈是一个暗网中的暗网。
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还是要在开放的平台上写作，哪怕微博，尽管有万千审查，也好过微信。
新一年的点点滴滴要多用博客记录下来，方法是：
在英国电影学会出的电影导读丛书中，《七武士》被译成中文。里面详细解读了黑泽明的匠心独具之处。
其中一点就是，如果电影中有一个年轻人陷入悲痛，会有一个老者将其从悲伤的泥潭中拉拽出来。当久藏牺牲，胜四郎悲痛不已，这时勘兵卫就说了劝勉的话，将年轻人拉回到战斗的现实之中。
在我生日之前，收到了同事加好友汤葛月人的信，宣纸、毛笔、正楷，字里行间，友情满溢。我看罢两行老泪留下来，连夜回了一封信，并且抄了一首陈宁翻译的里尔克的《秋日》，并嘱一定最后打开。
昨天这封信到达她手里，她已经睡下，借着手机的光把信和诗看完，激动难眠，敲下了一篇回复。
汤葛与我，识于微时，虽然现在我俩也没发达，但一直保持着这份友情。我们做过两次同事。第一次是9年前，我做了她的上级。我这个人有个缺点，不喜欢跟女下属打交道，所以跟她交往极少，只是认识而已，只是记得办公室里有一个喜欢大笑的姑娘。第二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舟共济，2010年，我们一起办了一份杂志《新西湖》，被杭州文化界的师友们引为知己媒体。
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少难忘的时光啊！编辑部的诸同仁们：主编派派、彭总、指导余青峰老师、编辑徐琳、韩佳佳、石磊、何静、小金、外援杨鹏飞、马会强、何晟旻、李华老师、美编王闻宾、曹宁等等。每个月的编前会对我们来说，简直像过年一样。我们的足迹遍布杭州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我们的笑声惊散了西湖边的每一只喜鹊和每一对鸳鸯。翻着带着油墨香味的新出的杂志，看着自己采访的人物被凝固在印刷品中烙上时间的印记，那种快乐是新媒体时代点击发送按钮所无法比拟的。
我和汤葛经常一起结伴采访。汤葛作为记者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她对世界有着婴儿般的好奇心，对于美好、有趣的事物有着革命小将一样的热情。所以，每一次我们两个人的联合采访，都变成一次心智的探奇和文化的盛宴。
每次采访，我俩只要联手，就能让被采访者敞开心扉。
曾在绿城队踢球的荣昊，面对汤葛的问题：“如果有网友在微博上说你的坏话你怎么办？”毫不伪装地回答：“我要是见到他，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到板凳上。”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面对汤葛镜片后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讲了一段从来没对媒体说过的童年往事。原来他小时候，被父母打，决定跟着一个卖货郎离家出走。走了很远很远，卖货郎看到他，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高士明，面对我们的采访，终于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跟有钱人打交道，永远记住一点，要让他们求你，而不是你求他。”
我们采访了画家王公懿，见到了一个知行合一的艺术家。她告诉汤葛，她画画从来不做命题作文。她说：
“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汤葛采访有一个好习惯，一边采访，一边记到电脑上。刚开始我还纠正她，告诉她应该用手写的笔记，更专业一些。直到她交完稿子，我还在面对着采访本的涂鸦发呆，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有效率的。
汤葛的采访文章，扎实生动，饱含真情。几乎每一位被她采访的文化界名人，都对她印象深刻，只要碰见我，就问起汤葛怎么样，最近可以新的大作。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汤葛在养娃。
2015年，汤葛的生活面临巨变。她的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这对她全家的打击可想而知。在追悼会上，汤葛代表家属致辞，感人至深，满堂掩泣。
另外一个变故就是《新西湖》的停刊，这发生在她休产假期间。等重新回到工作的单位，她的岗位已经与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做营销，卖邮局的猴年邮票。我非常理解，在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之后，汤葛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和休整，但是心里却也按按为她鸣不平。所以我在手写的回信中，这样期许：
愿你重归写作的战场，愿你把手中钢笔擦亮，愿你不要忘记：“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们歌唱。”
汤葛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曾离去，何问归期。
加油啊，汤葛君，我们相信你会如期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