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推销员之死》

December 11th, 2021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其人道主义光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洗,不减反增。威利是一个推销员,已经花甲之年,却还要在外面跑码头。他房子的分期付款即将还清(80年代上演的时候,很多观众肯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却面临着人生最艰辛的时刻。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卖的不仅是有形的商品,还有无形的梦想。推销员要靠笑脸和铮亮的皮鞋才能吃得开。然而,威利发现大家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他想向老板求情,换个不必在外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明天不用再来了”。回首往昔,处处都是破碎的梦想,难以弥合的伤痛,早年荒唐留下的过犯,以及一系列连锁的罪果。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两个儿子,全都一事无成,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逃避现实。

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话剧中心,我看了吕凉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我承认现场看话剧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录像无法代替的。

当剧情发展到最后,当威利准备用自杀来骗取保险金,并且信心满满地跟自己想象中的哥哥本对话。

现场听得见观众们的唏嘘之声,我甚至听到一个上海阿叔对旁边的阿姨说:

他想骗保。

观众们试图用叹息声告诉台上的威利,你不能这样做。

舞台上,威利为儿子设想的前程越来越美好,他越想越高兴,可观众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生最闪亮的时刻。能演此戏,一生何求?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怎样的戏?它跟中国的渊源如何?无论你在凉爽的家中,还是在闷热的旅途,无论你是在空旷的高铁,还是在拥挤的医院,无论你在江边、在广场、在山脚下,在车上、在便利店,还是在餐馆,无论你刚刚签了合同,还是刚刚还完一笔贷款,都应该来听听这个故事,因为它与你我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阿瑟·米勒是谁?

你可能不知道阿瑟·米勒是谁,但你肯定知道玛丽莲·梦露。阿瑟·米勒是梦露的丈夫。

对,那是一个编剧可以娶当时最耀眼的女明星的时代。高攀的那个人是明星。

这里要说个梦露的八卦。

梦露受邀到米勒的母亲家里,才住了一个晚上,婆婆就不喜欢她了。米勒母亲家房间隔音不太好,米勒太太说:“她上卫生间的时候,撒尿的声音太大,像一匹马。”(这个八卦是比利·怀尔德说的。)

《推销员之死》也是阿瑟·米勒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初稿。

阿瑟·米勒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米勒做过一次木匠活。他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长10英尺,宽12英尺。从绘制构架草图,到钉钉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All right. I‘m coming back.)”

这是阿瑟米勒创作时想到的一句话。

阿瑟·米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那间小工作室还没上漆,依然散发着粗木和木屑的香味儿,装钉子的口袋还跟其他工具一起藏在一个旮旯里。4月的阳光找到我的窗户照洒进来,那些嫁接在野树上的苹果树晃动着花骨朵儿,露出初生的淡蓝色花瓣。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米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

是什么让阿瑟·米勒一边写一边流泪呢?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8年,反映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利•洛曼代表了那个时代承受家庭重担的所有美国男人。中国美院教授牟森说:“今天,中国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的时代,大江南北,山河处处,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威利•罗曼式的父亲正在为了家庭,到处奔波,身心交瘁。”

卡佛诗《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道尽男人的心酸、荣辱和尊严。

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初次相见是1978年,当时米勒匿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访问。

英若诚路子广,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跟曹禺两个人到了米勒下榻的宾馆。当时米勒正一个人挠墙。他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八百万)一个人不认识,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更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去十年当中发生的事。

被曹、英发现后,待遇马上不一样了。给他换了宾馆,贵宾待遇,签证也从旅行团的1周,变成了一个月。

米勒被英若诚邀请去看郭沫若的《蔡文姬》。米勒看完后一针见血指出:“剧本犯了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故事在第一幕就讲完,没有给后面留下发展余地。”满座皆惊,当时没人敢批评郭。幸亏,郭不在,他几个月前过世了。

当时郭沫若被认为是中国的男神,代表了戏剧的最高成就,俗称:郭老曹,郭沫若第一,老舍第二,曹禺排第三。

米勒敢这么说,实在太直爽了。不过也让曹禺扬眉吐气了一把。

一九八二年英若诚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他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现在一般翻译成《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故事发生在1692年的美国,一个名为萨勒姆的小镇之中,在这里生活着一群思想单纯,甚至有些愚昧的村民们。阿比盖尔是牧师的外甥女,她爱上了名为普罗克托的男人,然而,普罗克托已经有家室了,这段感情在普罗克托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了破灭。 阿比盖尔失败的恋情在小镇里传开了,她遭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和奚落,愤怒和羞愧中,阿比盖尔在森林里举行了诅咒仪式,诅咒伊丽莎白。这场仪式被刚好经过的帕里斯牧师给看到了,虽然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举行仪式,但是村子里存在女巫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个故事翻译一下就是:

一群红卫兵小将在某个心怀鬼胎的小姑娘的唆使下,借愚昧而自私的大人之手大开杀戒,有人为了保命有人为了复仇最后所有的人都疯狂了。信任和真理在愚昧的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英若诚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米勒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事实上英若诚有自己的私心。

英若诚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

尤其是,他自己想扮演其中的男主威利·罗曼。

大家想想,如果演《严峻的考验》,英若诚能演谁呢?只能演迫害和煽动无知少女的坏蛋。

伟大的精神操控师会把一个念头植入别人的脑海,还让这个人认为是自己的主意。

经过英若诚的劝说,米勒同意了。并且说:

“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这好比报纸的男小编去跟文化部长游说,为了整顿演艺圈,应该让王珞丹这些女明星放下架子,嫁给媒体工作者。

部长听完说: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把王珞丹娶回家。

英若诚和小编异口同声地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米勒又加了一句。

《推销员之死》演出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看不懂这出话剧,毕竟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他们能理解一个有冰箱、汽车的家庭,竟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吗?况且这出戏长达三个小时,人们看完还能赶得上公共汽车吗?万一赖着不走让剧院管吃管住可怎么办?

英若诚记录了首演时的情景: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鸦雀无声,演员们认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歔。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

此时,阿瑟·米勒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当时由于胡波事件,中美关系刚刚降到一个冰点,文体交流几乎停滞。这出戏的上演,让中美关系重新有了热度。

文科生无用论可以休矣。

演出结束的当晚,没人顾得上去卸妆,大家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

接下来演出结束了,但英若诚代表的中国人的好客并没有结束。

英若诚为阿瑟和英格安排了一辆车、一名司机、康生居住过的四合院,还为他们留出几天时间游览一些景点。

此时米勒早已跟梦露离婚,他此时的妻子英格是奥地利贵族出身。英格给英若诚夫妇讲过她在欧洲的生活。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办过多次展览,其中包括一些阿瑟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

还有四合院的隔音非常好。米勒的母亲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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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影评《不期而遇的夏天》

December 11th, 2021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不期而遇的夏天》

2021年9月1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中心博悦汇4号厅观看了《不期而遇的夏天》。这片地产的老板是复兴集团,最近沾了辉瑞疫苗的光,股价一飞冲天,日子相当地滋润。

我带了笔和纸,一边看一边在纸上盲记,这是电影节养成的好习惯之一。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哪怕在纸上随便画个符号,都有助于记忆。

我的笔记本一共记了6页,黑暗中看不清,字写得潦草又大个,但我自己能看懂。

以下,我纯粹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

创作者角度就是非观众角度,非欣赏者角度。

创作者角度也非影评人角度,没那么高屋建瓴,站着说话不腰疼。导演不如阿巴斯,这是废话,他要是阿巴斯,还需要我写评语吗?

创作者角度,就是假设我是主创团队中的一员,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现在看到样片,我谈我的直观感受,并且说如果换成我,我会怎么拍,有时候也承认,我也没办法。

承认自己有时候『智尽辞穷』。

那我开始了。

第一个问题:从故事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好故事。

别跟我说这是童年三部曲,这里面有乡愁、有方言、有回忆,那与我,一个创作者无关,作为创作者我不关心编导的奶奶过年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我关心的是观众想要看到啥?

观众想要看到一个好故事。

好故事有很多类型,情节强的,情节弱的,甚至无情节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你得吸引人。

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不吸引人,从第一个镜头开始。

四毛和水生(这名字取得也不对,这一代留守儿童都叫逸轩、志豪吧),两人坐在阳台上,外面潺潺雨声。接着故事倒序。

镜头太平,没有悬念,人物平淡(给我一张北野武的扑克脸也行),还没有美丽的女人(特吕弗说电影就是关于美丽女人的艺术。)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坐在这儿?

作为主创者,我的观众一开始就晕菜,肯定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看完了枯燥的全都猜中的第一幕,水生终于跟着四毛混了。我看了看表,即便是再敷衍的电影,也得坚持到90分钟,还有60分钟,可该怎么办?还有啥好讲?

我甚至想过最极端的情况,水生一家遭遇不幸,水生的妹妹秀秀上山失踪。

但是导演并不是奉俊皓,他选择了最安全的平庸。

全篇最高潮就是打架,而且都是顺拐的那种打法。

坏小孩三人组欺负水生3次,其中一个是殷老板的儿子。

一个老板的儿子要靠霸凌和勒索才能去网吧,好吧,民营企业很难,你替他们发声了,谢谢啊。

殷老板打四毛两次,四毛的情敌打四毛1次,四毛打回来1次。

全篇的假高潮是水生怀疑四毛偷了他外婆的600元,这个烂梗,一亮出来我就知道是谁干的了。你真让四毛偷了,我反而敬你是条汉子。至少你敢往一般观众想不到的地方带嘛。

第二个问题:对白不行

不要以为用了方言就能掩盖对白的苍白,相反更显露出对白的无力、直露。

水生跟四毛刚刚认识,就迫不及待地说:

“我爸妈在深圳打工,我跟着外公外婆住。”

试想,卫西谛在等公交,刚认识一个问公交几点来的大伯,他会主动说:

“我家是南京的,在小西天上班,我太太也跟我来北京了,除了气候都挺习惯的。”

要记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叛逆程度是卫西谛的10倍。

他会主动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些?

好的对白,一定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淑女Eve在邮轮上告诉亨利·方达扮演的查理:“洒满月光的甲板就是一个女人的事务所。”

哈尼在一片肃立的国歌声中,披着大衣走到礼堂门口,质问:“谁叫你们开演唱会的?”

反观本片,唯一一句让人记住的对白。

你在发财哟。

发财,发个豆芽菜。

其余,都是解释给观众听的对白。

例如,四毛的暗恋对象,夫妻吵架,丈母娘劝解:

回家再也不要赌博了,一起好好过日子。。。

真实生活不是这样,哪怕姑爷赌博,也一定会用隐晦的大家都懂的体面的方式说,而不是直接提赌博。

尤其是送到大道上,有外人听见的情况下。

我的岳母不会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说:

你这个喜欢跟女学生交心的毛病得改改了。

我:知道了,回去吧,老妈。我一定重新做人。

有的地方,实在令人尴尬。

四毛跟水生讨论女人屁股大好不好。

这不仅仅是三观的问题,简直是脑子里是否漏雨的问题了。

既然咱们是创作会,关起门来说话,我就放开了说,说过算过,一切以会议纪要为准。

第三个问题,人物塑造失败

里面唯一没毛病的人物是四毛在路上拦下的一个挑担老人。

-四毛: 有烟吗?给根香烟吃吃。

-老人: 有,不是好烟哦。

秦海璐客串买衣服,你既然都请她来了,怎么也得安排她演打架的小吃店的老板娘吧。

导演对于人物的处理,没思路没想法,得过且过,很像中国男足。

四毛进了派出所,警官的表现好像是对着宜春晚间新闻表演爱民如子的警察。还能再假吗?

任何一个嫌疑人进了派出所,是这个待遇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警官管殷老板叫殷老板,叫个老殷,就不错了。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水生和秀秀的大伯和伯母,处理太脸谱化了。伯母再坏,也一定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让人无话可说的那种坏,绝不是为了省电费,不允许兄妹聊天。

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小酒馆老板夫妇够坏了吧,尚且懂得假装可怜可塞特而擦眼抹泪,你一个剧情片电影塑造的人物还不如人家夸张的舞台剧。

第四个问题,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道德前提塌陷

我不在乎主人公是不是小偷,因为小偷也能做主角,这是共识。

但做主角的小偷,必须有不得已去偷的理由,并且偷的过程中有道德上的内心挣扎。

我也不在乎主人公是不是想做第三者,暗恋有夫之妇。

但这么做必须出于真挚的爱情,并且做得要有诗意,要美。

偷窃女人羽绒服距离恋物癖只一步之遥。

警察在四毛家搜出女人羽绒服就怀疑他偷窃。

进警校一点也不考文化课吗?单身男人家里就不许有女士衣服吗?

看看《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单恋有多美,阿利萨深爱着医生的妻子菲尔米娜,有一次,菲尔米娜路过餐馆,被一面大镜子照到了倩影,阿里萨就把这面镜子买回家,只因为里面出现过自己索爱的女人的影子。

这叫诗意,这叫文学,这叫艺术,这叫永恒。

偷衣服那叫下三滥。

一个往钢管里灌沙子的人,是一个有严重道德问题的人。

除非他忏悔和实现救赎,否则是不可爱的。

不可爱的人不能做主角啊。

我最最不能忍受的,也是几乎所有主创都不会同意的就是让四毛打一个父亲,当着他儿子的面。

没有任何一个主角正面人物,会这样做。

这样做比在西方当着主人杀掉一条宠物狗还恶劣。

导演是怎么想的,你们主创是怎么想的,这样的情节怎么过的关?难道咱们整个团队,整个影视公司不反思一下吗?

第五个问题:环境与人物的脱节

整个电影,外景虽然真实,且很美,但是人与环境不搭。

一看这个电影就有一种,村里来了个剧组的感觉。

人物是游离的,感觉进了寂静岭,村子没有生气,没有社区感。

第六个问题:镜头和画面

这个我不是专业人士,但也看出一些问题。

例如,电影不敢用大景深,不肯像《公民凯恩》学习。

镜头一塌糊涂,把人框进去就万事大吉的样子。

也有构图还可以,例如:四毛在路灯下与水生讨论女友。四毛面对观众,水生背对观众,两人被一根电线杆隔开。

没有一个镜头让人惊奇:哇原来这样啊。

例如,我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看到骑驴可以上下台阶,就发出过这样的惊叹。

可惜这个电影的画面语言太普通了。

第七个问题:音乐

电影模仿《菊次郎的夏天》,可惜没有请到久石让那样的作曲家。

以吉他电声为主的音乐,我给打1分。

实在不行,就用古典音乐嘛。

陈奕迅还给写了一首歌,我还等到片尾听了,歌太一般了,我还以为会诞生:我的背包,十年,这样的作品呢。

我要是陈奕迅就会说:大家都是干行活,凭什么这么要求我?

第八个问题:主题

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

四毛有时候跟阿Q很像,但是《阿Q正传》这部电影可以pk《一条叫旺达的鱼》。

因为《阿Q正传》主题明确:不要做阿Q那样的人

阿Q的道德前提被他所遭遇的革命悲剧给升华了

他做了闹剧的替死鬼,临死执迷不悟

四毛做了什么?

他偷了一条女式羽绒服,钢管里灌沙子,还打小孩,当着儿子打父亲。

四毛值得同情吗?他可爱吗?他有道德教化意义吗?他荒诞吗?他有必要存在吗?

我的答案都是:NO.

第九个问题:换我怎么拍

如果换成我,我就会跟观众说实话。

我说,我特想拍家乡三部曲,可是我已经对这篇土地不熟悉了,演员我也控制不好,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知道他们演的不是我想要的。我的台词也很傻,因为是我自己创作的,我选角很有问题(水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孩子,而秀秀怎么看怎么像南京弹吉他的miumiu),我不是张艺谋,找不到张惠科,我就是一个平庸的导演,但是现在陌陌影视签约了我,我得干点什么呀,谁家也不养闲人。

您看我就这么拍了,错的地方,你们多担待,不真的地方,很正常,因为是演的。

我,导演才是这个电影的主角,大家恨我也罢,骂我也罢,千万不要不理我。

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了美丽的诗意的女人(比如,我请了蓝盈盈)她的演技可能不好,但她热情似火,捧出了自己的美丽作为礼物献给大家。

请大家看我一眼吧。

总结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点点粗浅的看法。

很不成熟,说过算过。

换成我自己创作,也许还不如这个。

我知道我自己编的电影有多烂。

大家都不容易,说出来,是为了咱们以后都还有口饭吃。

毕竟这一行不好混日子。

2021–09–17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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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一个小小『动物园』

December 11th, 2021

小小“动物园”

by Jo

你知道吗?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呢!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首先是我的棕熊爸爸。他整天笑呵呵,做任何事情都不着急,他总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呆在他的身边我觉得特别温暖又安全。有一次妈妈不在家,我上学找不到红领巾了,爸爸说:“不急,我帮你做一个。”说罢拿出一件崭新的红色体恤衫,用剪刀剪了一个三角形,给我围到脖子上,到了学校就被老师发现了,棕熊让我好丢人啊。

接下来,是我的章鱼妈妈。她仿佛有三头六臂,无论脏衣篮里有多少衣物,她总能三下五除二给清洗干净,要知道,可是先手洗再机洗。刚洗完衣服,她又去做饭,半个小时就能端出三菜一汤,味道吗?有米其林半星的水平。

你们可别忘了熊猫宝宝我。别看我整天憨憨的,好像只会卖萌,实际上我可忙了。忙着每天在知识的竹林里觅食。一会爬到一棵叫语文的竹子上,一会又荡到一棵叫数学的竹子上,最后还要挖出叫英语的竹笋。

我们家的小小“动物园”还不止这些呢!比如像黄牛一样勤劳的爷爷,退休了还在负责老年大学;像鱼鹰一样的外公,每天喜欢到小河里钓鱼;像长颈鹿一样的大姑,炼就了铁头功,专门为民工讨薪。

你们说,我家的“动物园”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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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歌》导演阐述

December 11th, 2021

导演阐述

by 丘赫莱依

我是一个士兵。我走过从斯大林格勒到维也纳的战争道路。许多我敬爱的人都永远地留在这些道路上了。

我想在影片中描述的就是他们,直接从学校走向战场的我的同年人。

命运把我和电影编剧瓦连丁•叶若夫联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也为这个主题感到激动。

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讲述主人公是怎样战斗的,不如说是讲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这样战斗。

我们抛弃了战斗场面,抛弃了战争影片一般会有的点缀,我们寻找着能够谴责战争的情节。影片的基础是关于一个青年士兵的短故事。

他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最初,在战场上他胆怯了,坦克来时,他跑了。但在最后一分钟,他抓起一只反坦克枪,击毁了两辆坦克。他就这样成了英雄。

为了奖励他的功勋,给了他6天(电影中是2天)假期,他于是回到故乡的农村去。

他很幸福,可是周围有许多不幸的事。战争……

在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悲哀和需求分赠给他。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和他们共命运、帮助他们,他的整个假期就消耗在这上面了。

这样,回到前线以后,他又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交付出去了。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父亲,一个多情的丈夫,一个工程师或是科学家,他可以种出粮食,用花园美化大地,但战争使得这成为不可能。他没有回来!而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回来啊!

整个影片穿插着主人公与他在短暂的生活道路上相遇的姑娘—舒拉的动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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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博尔赫斯:亚伯和该隐

December 11th, 2021

朋友Dawn问我喜欢博尔赫斯的那篇小说,我的回答是每一篇。我甚至想把它们一一改写一遍,变成自己的。

例如下面这个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我当时读的是英文译本,印象深刻。我根据自己的记忆重写了这个小说。

亚伯和该隐

夜幕升起时,在高高的山岗上,升起一堆篝火。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围坐在篝火旁。距离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已经过去很久了,在那次凶残的杀戮时刻,该隐因嫉妒弟弟亚伯献的祭物更得上帝的喜悦,就抄起一块石头,向弟弟亚伯的头上砸去。亚伯立刻,血流到大
地上.地张开口子向上帝诉说亚伯的冤情。

上帝垂听了,并目惩罚该隐在大地上流浪:劳碌而不得饱足,迁徙而不得安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如今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了,亚伯微笑着看着哥哥,把烤好的羊腿递给他。他也含笑接了,把烤好的无酵饼递给亲爱的弟弟。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默,该隐终于开口了:

“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真高兴你忘记了那件事。”

木炭在僻啪作响,亚伯愣了一下,问:

“哪件事?“

“就是”,该隐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扔了一块木柴,砸到一块暗红的燃烧的木碳上,啪地一声,木炭裂成两半。

“就是那件,我用石头砸下去的时候,只想给你一点教训,没想到……”

说到这里,该隐忽然增添了无限的勇气。

“我太沖动了,没想到砸得那么重。对,我现在依然可以看到那道伤痕,不信,你自己摸一下。”

说完,他大着胆子伸手去摸了一下那道暗红色的伤疤,亚伯居然躲都没躲,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该隐流出了眼泪。

“弟弟,你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是多么懊悔,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就看见你倒在血泊里。都过去了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亚伯看着破涕为笑的该隐,开口说:

“你知道吗?只要懊悔还在,罪就仍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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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极短回忆录

December 11th, 2021

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北方农村。因为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我认字早,多,快。小人书到我手上,念两遍,就能背下来,现在还记得两句:

机智勇敢好小强,完成任务受夸奖。

住在村子里,大自然是我的游乐场,鸟兽鱼虫是我的玩具。地里的农活也跟着干一些,春天拔草,夏天浇地,秋天拾穗,冬天跟大人们一起农闲。

游戏是就地取材,滚铁环,弹球,丢沙包,打尜,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还创造了真正的野战:打坷垃仗。村南村北的孩子,各属一方,组成团体,向对方投掷土坷垃(砖头硬物是绝对禁止的)。在冬天的星月光下,麦地里,盐碱地,经常响起孩子们的喊杀声。大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任由我们。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披星戴月去上早自习,点起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在如豆的灯光下,读课本。同学们渐渐多起来,人人都点起油灯,教室里充满着浓浓的煤油味。天寒地冻,鼻涕往下滴,双手插在袖子里,去迎接鼻涕。久而久之,袖子就油亮起壳,可划火柴。

有两件事冲走了童年的幸福:

  1. 一是有一天独自坐着,看着墙头的秫秸,突然明白自己横竖将来是要死的,顿时被这个年头吓住又抓住。从此患上了夜里恐惧症和强迫症(成年后才知道)。

  2. 二是姥姥跟邻居起了纠纷,被辱骂,喝下了敌敌畏,没抢救过来。

娘成了没有娘的人,变得敏感、警惕,容易跟人发生纠葛。

爹半教书,半务农,喜欢喝酒,一次醉得不省人事,被抬回家。从此不再贪杯。

读完小学,升到初中。开始面对更复杂的世界。要对付,老师规训、同学关系、以及朦胧的性觉醒。

投稿《少年文史报》,发表300字的散文诗。成为校园名人,被称为“作家”。于是,继续投稿,屡屡被退稿。班主任拿着一堆退稿信,叫我到办公室,劝我“齐头并进”,我内心委屈,哭成泪人。

此时爹考上了公办教师,去几十里外师范读书。家里重担,娘一人承担。有亲戚远避,唯恐被拖累。

爹放假回家,看到我跟班上一个女生的通信,连夜写了5000多字的信给我。我又羞又愧,从此父子不再无话不谈。

初中升高中,我成绩全县第六,被录取到重点班。

班主任是位怀才不遇的老师,年轻时,各项成绩都好,只是得罪了他的班主任,一句“该生不得录用”的评语,断送了他前程。他认为我有物理方面的潜力,刻意培养。我志不在此,一心想当作家。班主任给我四字评语:“恃才傲世”。后来,我一傲到底,报了文科。

高二,我自己改了名字,并贴了小字报,全校公布。改的根本原因是看到隔壁师范,一位穿红衬衫弹电子琴的男老师,也叫这个名字。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或第二。得空搞过文学社,还办过油印刊物,叫《芦芽》。

高三填报志愿,看到家里墙上的挂历是厦门风光,就报了那里的一所大学。

跟父亲坐火车72小时,到达厦门。全新的生活,偌大的都市,又是改革开放前沿,我在努力适应。

喜欢上一个姑娘,给出并得到了童年以后第一个拥抱。她说我们不合适,我就相信了她的话。

专业我不喜欢。课外书猛读,课内书不看。不擅自我管理,缺乏情绪控制,我童年的恐惧,追上了我。在校一年半之后,因学分少一分,被逐出校园。

灰头土脸,回到故乡,面临选择:就业还是读书?

父母尊重我的意见,继续让我读书。回母校高中复读,半年后,考取了山东一所普通大学。这次读完了,拿到了毕业证学位证。

毕业到一家国企,学会了互联网。

1998年开始到北京闯荡,从夫妻店小职员做起,熬成了网站的中层。结识了一些朋友,开始了文艺工作。

这期间省略了好多,省略的都是:

  1. 不重要的。
  2. 不能说的。

两者必居其一,也有重叠。

2002年,来到杭州,创办了一份报纸。2004年报纸被关门,又在内部轮换了几个岗位。2011年,跟领导闹矛盾,辞职。开始专职创作。这一年,儿子出生,也一口气发表了27万字。

2012年,朋友帮助下,开始涉足戏剧编剧。第一部,没上演,但拿到了大部分钱。第二部,在北京上演了,但戏被改得面目全非,并没有成就感。以后的,挣钱而已。

2015年,决定到上海生活。依然自由职业。2016年,做了一部电影,都不满意。受雇于公益组织,给他们写书,到现在还没写完。

2017年,创办了好中文写作群,300多人,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讲了31课。还有5节课,第一期结束。通过授课,找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我还是喜欢当老师,喜欢琢磨语言。

看来还是初中那篇300字散文诗的发表,种下的种子。

我信仰基督教,户口本上也是这么填写的。遇到什么又大又难的事,就祈祷。有的蒙垂听,有的没有蒙。但我依旧信。

有车和房,最基本的那种,收入受接活这个变量的影响,没有支出稳定。

以上是古典文体的训练,写得很糙,等以后再修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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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工作帶來方便的幾個硬件

December 8th, 2021

昨天,在京東買了一個腕托,配合Cherry青軸鍵盤使用,感覺打字舒服多了。當然這個腕托不便宜,要120多塊,幸好家裏領導理解,孩子支持,就買下來了。

因此我想盤點一下給工作帶來方便的硬件。

  • 電子類
    • iPhone, Macbook Pro等,Mac生態的系列產品,這個就不贅述了。
    • 筆記本電腦支架,可以把電腦擡高,利於保護頸椎,用來開視訊會議的時候,也可以讓攝像頭擡高到自然的位置。
    • 外置機械鍵盤、鍵盤碗托
    • 百元左右的頭戴式耳機。夜裏不想影響到家人,要戴耳機。頭戴式最舒服,太好的也沒必要,飛利浦100元左右的剛剛好,可以用很多年。
  • 非電子類
    • 筆,我喜歡用施耐德美工筆,規格爲1.1的绿圈那一款,寫字流暢,又帶點棱角,很符合我外表狂野的性情。同時,我還喜歡用多色圓珠筆,爲了在書上寫字或highlight方便。
    • 紙,什麼紙都行啦,我也是混着用,但最近特意用A4的活頁本。
    • 機械番茄鍾。我缺乏self-control,需要藉助工具才能靜氣凝神做點事(例如寫這篇清單),用個機械鍾的好處是可以減少跟手機的接觸。
    • 擦眼鏡紙。作爲一個眼鏡仔,鏡片經常會弄髒。木心形容一個人埋汰得不可救藥就說這個人眼鏡髒了都不擦。咱不能做那樣的人,所以我買了很多一次性眼鏡溼紙巾放手邊,帶包裏,隨時可以擦亮雙眼。
    • 實體書。雖然我也讀很多電子書,但更喜歡實體書。所以,能買就買,應收盡收。
    • 剪刀、膠水棒。桌上不能沒有一把好剪刀,不能沒有一瓶好膠水。用處太大了。
    • 登山杖。最近膝蓋受傷,我站起來行動的時候,都需要拄手杖。帶曲柄的登山杖,用起來很舒服,因下面有彈簧,還能減震。
    • 棒球帽。在室內戴上棒球帽,有一種在野外的感覺。
    • 摩卡壺。買星巴克的豆子,自己煮咖啡,比買成品咖啡外賣便宜多了,而且外賣每次送到家裏熱咖啡都變溫吞了。自己做的則不同,可以熱熱地喝。
    • 馬克杯。喝咖啡用。
    • 藥盒。我是一個藥罐子,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侶。
    • 聖經。聖經要單獨拿出來說,我家裏有很多版本和大小的聖經,但特意在桌上放了一本教牧版大字和合本中文聖經和一本大字版的KJV。聖經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正如那首歌所唱的: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

我要總結的硬件就這麼多,希望我能用這些工具榮耀神,討神的喜悅。也求神祝福我手中的工作。

今天就寫到這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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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September 28th, 2021

什么是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一个奖项,奖励给在新闻报导、文学成就及音乐创作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是美国奖励报纸、杂志、数位新闻报导和文学、音乐创作有杰出表现所设的奖项,被誉为新闻界的“奥斯卡金像奖”。于1917年,根据报业巨头、匈牙利裔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统筹。每年颁发21个类别,20个类别的每位得奖者可获得一份证书和15,000美元的奖金;公共服务奖的获奖者则领取一枚金牌。

一百多年来,已经发展为美国新闻、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普利策奖在每年的春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十四名会员评定,5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式颁发。

普利策奖由最初的“为公众服务优异奖”一项新闻奖发展至现在的十四项新闻界奖和七项创作界奖。新闻界的获奖者可以是任何国籍,但是获奖条目必须在美国周报(或日报)中发表的;创作界获得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唯一例外是历史奖:只要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书都可获奖,作者不必是美国人。

普利策新闻奖

  • 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 普利策普通新闻报道奖
  • 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 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 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
  • 普利策释义性新闻奖
  • 普利策专业性新闻奖
  • 普利策社论写作奖
  • 普利策漫画创作奖(1922年开始)
  • 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1942年开始,1968年分为现场新闻和特写)
  • 普利策特写摄影奖(1942年开始,1968年分为现场新闻和特写)
  • 普利策评论奖
  • 普利策批评奖
  • 普利策特稿写作奖

创作奖

  • 普利策小说奖(1917年开始)
  • 普利策戏剧奖
  • 普利策历史奖
  • 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 普利策诗歌奖(1922年开始)
  • 普利策非小说奖(1962年开始)
  • 普利策音乐奖(1943年开始)

对于普利策创作奖,我们本期暂且不讲。主要讲讲普利策新闻奖,其中重点讲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和普利策特稿写作奖。

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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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家肯定都见过,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以至于塔利班都模仿这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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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一张获得1945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照片。

这是摄影师乔·罗森塔尔拍摄的《在硫磺岛升旗》。1945年2月2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硫磺岛的折钵山顶上升起美国国旗。照片中有三个人后来在岛上的战斗中丧生。事实上,在硫磺岛之战中,有6000名美军士兵死于日军之手。

从这张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一个特点。

普利策摄影奖的照片展现了英雄主义、同情心和普通人在贫困以及灾难的重压下表现出的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其中不少照片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为时代留影

如果日后回忆我们经过的2020-2021新冠肺癌笼罩下的时代,大家会想到什么照片?

至少目前我没想出来。

对于爱读书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会记得这个画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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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5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正式启用,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位读书哥。

他读的书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后来连福山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张照片,并给他寄来了一本签名本著作。

在当时那种诡异恐怖的气氛下,这张照片的确给了很多人安慰与鼓舞。

但这张照片达不到普利策获奖的标准,因为如果不加注解,它就是一张普通的住院照片。

而普利策摄影奖的作品,哪怕一个字也不配,仅凭画面本身就可以给人极大的震撼。

处决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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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叫《处决越共》,它的摄影师是艾迪·亚当斯。1968年2月1日,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龙在西贡的一条街道上,用手枪倍怀疑是越共军官的阮文林的头部开枪,

请注意一下阮文林脸部的肌肉,那是在那种情况下人最自然的反应。这照片会让很多人看了难以入睡。

海滩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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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约翰·冈特在加州赫莫萨海滩的前院里闲逛,一个邻居喊道:“海滩上出事了。”他立刻拿起一台禄来相机就跑过去。在海边,冈特发现海岸线上有一对惊恐万状的年轻夫妇。他随后了解到,几分钟前,他们19个月大的儿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不知何故,突然被潮水卷走了。小男孩不见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冈特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他能体会到这种痛苦。他本能地为这对悲伤的夫妇快速拍了四张照片。后来,这名小男孩的尸体后来在大约一英里外被找到。

冈特虽然1955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十分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对不起这对夫妇,不该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罗科·莫拉比托《生命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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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电工兰德尔·G·查普恩在高空作业时触电,立即休克,由于身上有安全锁,并没有摔下来,而是挂在空中。这时,他的工友J·D·汤普森看到了,立即爬过来,对他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鉴于当时的情况,他无法进行心肺复苏,但他坚持不懈地进行人工呼吸,直到他感到有轻微的脉搏,然后解开他的安全带,用肩膀把他扛到地面。

汤普森和另一名工人在地面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在医护人员到达时,查普恩已经苏醒,最终完全康复。

1972年: 迈克尔·劳伦特 《孟加拉国的酷刑和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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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独立的孟加拉国,达卡的士兵在几个月的内战中用刺刀折磨并杀死了四个被怀疑与巴基斯坦民兵合作的人。

1960: 安德鲁-洛佩兹《最后的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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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四张照片之一,拍摄的是一名下士,古巴革命之后,前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军队成员,被卡斯特罗的行刑队处决,这张照片显示了死刑犯跪在地上接受神父给他做最后的圣礼。

1982: 罗恩·埃德蒙兹 《刺杀罗纳德-里根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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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30日,埃德蒙兹在希尔顿酒店外等待里根总统。约翰·辛克利加入了人群。里根出现并开始挥手。“我把手指放在按钮上,”埃德蒙兹说。“枪声响了起来。通过我的镜头,我看到他面无表情。” 辛克利向总统开了六枪。特勤局特工将里根推入他的轿车,然后飞快地离开。

1961: Yasushi Nagao-《东京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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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10月12日。那一天,日本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浅沼因次郎被一个叫山口大也的右翼极端分子暗杀。这张照片是在山口刺伤浅沼后直接拍摄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试图进行第二次刺杀。山口大也是一个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浅沼因次郎是日本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在战后的日本,他倡导社会主义,支持中国共产党,从而引发争议。浅沼在为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进行的电视政治辩论中被暗杀。当浅沼在讲台上发言时,山口冲上台去,用一把武士刀刺穿了浅沼左侧的肋骨,将他杀死。日本电视公司NHK恰好把这一幕录了下来。

1962: 保罗-瓦瑟斯-《沉重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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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后,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美国暗中支持的侵略古巴的『猪湾事件』,被卡斯特罗挫败。美国军队在古巴土地上登陆时,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并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戴维营与家人在一起的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一起讨论了局势的严重性。保罗-瓦瑟斯跟随两人边走边谈。他从背后拍摄的二人讨论世界的未来和恐惧的照片,被命名为 『沉重的 脚步』。这张照片在发表后被授予1962年普利策摄影奖,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决定世界命运的人物的孤独。

1963: 赫克托-隆多《神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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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帕迪拉神父为一名在委内瑞拉起义期间被狙击手打伤的士兵举行最后的仪式。冒着狙击手的枪林弹雨,为即将死去的人做最后的仪式,神父遇到了一名受伤的士兵,他紧紧抓住神父的袍子,试图把自己撑起来,而子弹却把他们周围的混凝土咬得粉碎。摄影师赫克托-隆东(Hector Rondón)不得不平躺以避免中弹,他后来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如何成功拍摄这张照片的。“我发现自己在弹雨中待了四十五分钟……我被压在墙上,而子弹在飞,这时神父出现了。事实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拍下这些照片的,我全程躺在地上。” 隆多拍下了政府军士兵拽着随军牧师路易斯-帕迪拉的长袍,而帕迪拉看着叛军狙击手射击的方向。

1958: 威廉-比厄尔《信念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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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摄影师。1945年,他因报道冲绳战役而获得航空奖章,但他最著名的照片是这张。在华人举办的庆典上,一个警察正弯腰跟一个孩童说话,场面生动,把人心萌化。

1967: 杰克-索内尔–《詹姆斯-梅雷迪思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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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6日,民权活动家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西西比州赫尔南多市被枪击后,表情痛苦,爬过51号公路。梅雷迪思被枪击时正在领导 “反对恐惧游行”,鼓励非裔美国人行使他们的选举权。在治疗伤口后,他完成了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的游行。

1971: 约翰-菲洛《肯特州立大学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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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事件也被称为 “五四屠杀”。1970年5月4日,在俄亥俄州肯特市的肯特州立大学,一名国民警卫队员向校园内的反战抗议者开火,四人中枪身亡。照片中的姑娘叫玛丽-安-韦基奥,她跪在20岁的杰弗里-米勒的尸体旁,悲痛地尖叫。

1972: 大卫-休姆-肯纳利《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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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复活节周日的激烈战斗后,一名士兵疲惫地坐在他的机枪后面警戒,一名美国大兵走过被破坏的风景。肯纳利在越南战争中拍摄的照片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业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委员会说,他的照片 “捕捉到了战争的孤独和荒凉”。

1973年:Huynh Cong (Nick) Ut 《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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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8日,在对疑似越共藏身处进行空中凝固汽油弹攻击后,南越军队追赶受惊的儿童,包括中间的9岁女孩,她不得不撕下自己燃烧的衣服。她身边是她受伤的兄弟和表兄弟,他们身后是第25师的越南士兵。

这张照片激起了美国民众对于越南战争中各种暴行的愤慨,从而加速了越战的结束。

1974: 斯拉瓦-韦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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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17日,被释放的战俘罗伯特-L-斯特尔姆中校从越南战争中回国时,在加州费尔菲尔德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受到家人的欢迎。

注意这张照片所表现出的动感,在摄影史上,无出其右。

1974 (2): 安东尼-罗伯茨-《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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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23日,在好莱坞的一个停车场发生的绑架事件中,保安员乔治-H-德比(George H. Derby)(左)用枪瞄准了39岁的爱德华-F-费舍尔(Edward F. Fisher),后者用刀架在22岁的艾伦-谢尔顿(Ellen Sheldon)的喉咙上。谢尔顿设法挣扎着站起来,几秒钟后,德比在反复警告嫌犯后开了一枪。费舍尔当场死亡;谢尔顿受了轻伤。

1975: 杰拉尔德-盖伊–《战斗中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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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消防员在与华盛顿州伯林市清晨的房屋大火搏斗后,在一个泥泞的堤坝上休息。雾气与残余的烟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迷离的效果。看看这些脸,带着人类的高贵、责任与尊严。

1977): 尼尔-乌列维奇《吊死在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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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一名右翼支持者在曼谷塔马萨特大学外敲打一名被吊死的学生的尸体。在学生们要求开除一位前军事统治者并在学校里设置障碍后,警察冲进了大学。这张图片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也许是树右边几个在笑的男孩。

1978: 约翰·布莱尔《借钱人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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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8日,安东尼-基里奇斯冲进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美利达抵押贷款公司。故事开始于几个月前,当时美利达公司借给基里奇斯钱来建造一个购物中心。贷款到期后,基里奇斯无力还款,他声称放款人欺骗了他。于是用一把猎枪抵住债权人霍尔的头部。联合国际新闻社的摄影师约翰-布莱尔在外面。“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武装营地’。布莱尔回忆说。”州警察、地方警察、警长,各种执法部门都有。“ 经过三天的谈判,基里奇斯最终同意释放霍尔。布莱尔在大厅里,相机准备好了。基里西斯走过去,仍旧把他绑在猎枪上,并说:”我是国家英雄,你别忘了。" 当基里奇斯向人群咆哮时,摄影师拍下了他的照片。

1981: 拉里-普莱斯《利比里亚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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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政变发生时,普莱斯正在利比里亚。塞缪尔-多伊中士和其他15名利比里亚军队的士兵溜进了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的官邸,用枪打死了他,并宣布他们现在掌握了权力。普莱斯是出席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之一。据普莱斯说,多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 “新闻部长 ”宣布 “将在海滩上进行一些处决”。托尔伯特的13名内阁部长被带着穿过蒙罗维亚的街道,来到附近的一个海滩,他们因 “叛国罪、猖獗的腐败和严重侵犯人权 ”而被处决。

残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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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白人政府军如此清剿游击队,进了一个村庄,让村民做俯卧撑,时间30分钟,第一个倒下的人被拖到墙后面,假装枪毙。。。

随着枪声响起,前面做俯卧撑的人吓得一哆嗦,继续支撑着颤抖的身体,生怕被处决。

后来普利策摄影奖越来越没意思

我们倒放从2021年到2000年的普利策摄影奖,再也没有一副照片把人打动。

而且这些摄影师最讨厌的是,都是靠组照获奖,凭借一张照片获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照片单独拿出来构图都不差,但不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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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战俘回家的动感照片没有了。

民权领袖中枪后的痛苦哀号没有了。

肯尼迪陪艾森豪威尔散步的照片没有了。

直击暗杀现场的照片没有了。

因校园枪击案而惊声尖叫的照片不见了。

人类的一部分有多善良,人类的一部分就有多残忍。

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普利策获奖摄影师中唯一一个靠一张照片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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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两名叛军士兵在阿勒颇的卡尔梅尔·贾布尔社区守卫着他们的阵地,光线穿过他们身后的铁皮墙上由子弹和弹片造成的十多个洞。一百多天的炮击、轰炸和交火所产生的灰尘弥漫在空中。卡梅尔·贾布尔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因为它靠近分隔该市几个主要战场的主要道路。(Photo taken October 18, 2012)

导致摄影师自杀的获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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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家应该不陌生,《饥饿的苏丹》.

1993年2月,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Kevin Carter)花了十年时间拍摄非洲的苦难。

这张照片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刊登。卡特收到了愤怒的信件和愤怒的半夜电话。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接走这个孩子?

在苏丹的记者被告知不要接触饥荒受害者,因为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对卡特来说不是安慰,他告诉一个朋友:“我真的很抱歉没有把孩子抱起来。” 争议和其他个人问题压垮了他。

1994年7月27日,警方发现凯文·卡特死亡,显然是自杀。

小结

当人们说这张照片应该得普利策奖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一张新闻照片的最大的赞扬。尽管如果照片没有在美国的媒体发表,是不能获这个奖的。

最后以一张本人拍摄的《西湖边的一棵树》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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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在光影中找到让生活值得继续下去的美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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