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推特微博上一片抢购盐的消息，我下午1点左右路过杭州屏风街的世纪联华超市，决定进去探个究竟。发现确实排了两行队伍，有一个临时增加的收款台是专门卖盐的。加碘盐没有限卖，价格1.5元一包，没有暴涨。现场有人买了20包，但大多数人只买了两包。从昨晚开始，针对各地发生的抢购食盐的现象，浙江省政府承诺稳定盐价，敞开供应，今天我所看到的就是政府动员能力与社会恐慌行为的正面交锋。从局部和表面上看，杭州的消费者是较为理性的。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乐观，有的地方盐价暴涨10倍，并且到处断货。

抢购盐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们简单算一笔账就可以知道。按照健康饮食标准，每人每天摄取最多5克，一年也就1825克，如果500克装的盐每包涨价10元，每人每年需要在盐上多支出36.5元。假设一人每天大米的消耗量是1斤，那么只相当于米价涨了0.1元。我们知道，米价从去年到现在涨了远远不止1毛钱。

在我看来，很多人之所以抢购食盐一是因为不算账，二是因为怕吃亏。中国自古就是资源匮乏的社会，人们抢夺有限的资源已成习惯。

一个人人都不想吃一点亏的民族是一个十分绝望的民族。让盐价涨一点又如何？让盐贩子赚一点黑心钱又如何。只要大家不参加抢购，不火上浇油，一切自然都会正常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民是做的。一位日本推友 @gatten_taku 在推特上说：“一个日本中学生去药妆店退一包卷筒纸（一般一包有6-8个卷筒纸，是目前东京等地最缺的东西之一），店员问为什么，答说昨天父母买了两个，感觉很丢人。”

另一位日本记者 @furuhata_yasuo 在推特上说：“看起来中国民众比我们更恐慌。”日本新闻媒体用“盐恐慌”来形容中国民众的抢购。

有没有人反思过，抢购这种行为是国民的耻辱。正如新浪微博上一位叫“小西故事”的网友说：“多买了别人急需的东西，自己一下子又用不到，这么自私不惭愧？请问什么事惭愧，什么事损人利己？中国的教育我以为在幼儿开始已经相当畸形，什么学这学那，就是不学无私和多为他人着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抢购就贬低中国人的民族性，财新网报道：大洋彼岸美国民众也在抢购碘化钾。

面临盐骚动，很多人呼唤政府看得见的手紧急干预。我认为正确的选择还是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吧，等大家情绪冷静下来，盐价自然也会降下来。个别民众的短视与疯狂，不是超级大政府存在的理由。中国需要市民社会，形成一个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隔离层。中国更需要独立知识分子，为发热的两极降温。

在福利缺失的农村，生老病死都意味着要风险自担，尤其是年老之后，如果鳏寡孤独，或者儿女不孝，晚景将十分凄凉。所以，当旭日阳刚在春晚的舞台上用颤音唱出“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在乡间，如果你看到70多岁的老翁在下地干活，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只是在用汗水在做最后的抗争，为的是怕被社会当作废物而抛弃。我一位好友的爷爷，80岁的时候还在仓库里扛麻包。这实在是没办法，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地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除夕上午，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虽然已是白天，女人的尖叫声还是传得很远，街坊四邻都赶了过来，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了一截焦炭。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裤着火，她从里屋爬到外屋。试图到舀水自救，但缸里的水被冻住。烧焦的四奶奶右手拿着舀子，左手拿着几张烧焦的钱，桌子上还有另外的600块。她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把怀里的钱掏出来。因为大年除夕，四奶奶又没有亲人，大家合计了一下，不必发丧，当天就把她给埋了，只有村里几个妇女跟着送葬的队伍雷声大雨点小地干哭了几声。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了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这事就发生在2009年。

针对老无所依，中国自宋代开始，民间发展起一种族田制度，即宗族中留出一块田地，雇人耕种，其收益用来供给族中老幼孤寡者。例如，清代安徽庐江章氏义田规定：“存谷以周族之穷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余谷出钱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

如今农村，宗族制度已经倾颓，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但老年人不会坐等福利国家从天而降，《侏罗纪公园》里有句话：“生命自会找到路。”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在我的家乡，一种“嫁人养老”的方式悄然蔓延。在这个交易市场上，男方都是城里人，六七十岁，退休后丧偶，女方一般都来自农村，五十多岁，干净利落。双方结婚，半点都不是为了感情，老夫是为了有人照顾，打完太极拳回家有热饭，少妻是为了老有所依，买菜回来进屋有暖气。在农村福利缺失、道德约束松弛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市场化自动配置的城乡结合的养老方式。

不过对于农村妇女来说，这种养老方式风险也很大。首先，她们再嫁之前，就书面约定，放弃对新丈夫财产的一切继承权。我二伯去世后，他后娶的农村大婶只得到了2万元的补偿，就被扫地出门了。其次，她们与新夫的儿女关系紧张、倍受歧视。还有，万一新夫生病，她们就不得不挑起照顾老年人的重任，本来想进城养老，想不到成了包身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夫妻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畸形的，双方各怀揣动机，感情基础脆弱。女方付出了尊严的代价，男方也顶着社会舆论和儿女的压力，三重压力下，双方都很难有幸福可言。

在种种努力都失效的情况下，农村人还有最后一招撒手锏：自我安慰。他们会举出反例，证明其实老无依也挺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例子是：某个人得了癌症，他有四个儿子，轮流带他去北京等大医院，做了大手术，花了几十万，不到半年就折腾死了。而另一个人，也得了同样的癌症，但没儿没女没人管，没钱治疗也没折腾，结果你猜怎么着：到现在还活着！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字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涪陵任教，1999年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担任剪报员，后来成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他因写了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和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寻路中国》）而名声大噪。他的第一部作品《江城》（River Town），讲述了他在涪陵师专当外教的故事。作为中美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样本，这本书写得极为生动有趣。

何伟首先感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博大。何伟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对学生们对文学动辄进行政治解读表示十分无奈，但当学生们朗诵莎翁十四行情诗的时候，他被感动了。在美国，已经没人这样读诗、更不用说背诗了，而任何一个中国学生都可以背诵一批古诗词。

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太多，每当中国人跟他用汉语谈话的时候，都喜欢用手比划，把字写在空气中，写在掌心里，写在桌子上。何伟于是明白了，中文是一种可以触摸的语言。

何伟试着开始认识四川，了解中国。他跟妻子张彤禾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对电视的痴迷。刚当外教的第一年他给学生布置寒假作文，结果收上来大失所望。在春节，这样一个比圣诞节还要古老的节日，学生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

在中国，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因为他是涪陵这个城市将近50年来第一个定居的老外，他的一行一动都会被关注。乡民们也会叫他“洋鬼子”，拿他取笑。但他发现一旦跟这些人熟识了之后，他们马上变得非常友善。

开餐馆的黄家，除夕之夜邀请何伟到他们家吃年夜饭。他们明知道自家两岁的儿子见到洋鬼子就哇哇大哭，但还是邀请了他。何伟反思道，我们美国人会邀请一个黑人或外国人来家吃圣诞大餐吗？也许会，但肯定出于某种目的，例如教育孩子。但黄家邀请他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怕他孤单。

何伟其实不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除夕是家族团契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是绝不会邀请外人吃年夜饭的。甚至连自己出嫁的女儿都不行，因为她也已经是外人了。所以黄家的行为不仅仅是友善，而且简直是破天荒了。

但何伟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思想的矛盾与沟通的困难。何伟学中文，课堂上讲到科学技术这一章，一位思想正统的廖老师说：“你们美国人说中国没有石油，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了大油田，并且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何伟忍不住反驳她：“从1995年开始，贵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了。美国从来不会未石油能否自给自足而烦恼。因为美国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进口到石油。只有那些想闭关锁国的国家，才关心石油是不是自足。”

不过他很快发现跟中国老师辩论是无解的，一方面是中文教科书站在他们那边，另一方面语言也站在他们那边。中文设定了词语，例如“抗美援朝”，这让辩论朝鲜战争变得很困难，显然这个名词暗示了美国就是错的，是需要抗的，这还有什么好辩论的。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喜欢说，“我们中国”，“你们美国”。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两个国家的事个人化，上升到自尊层面，这就没办法辩论了。

还有一种情况，何伟在课堂上讲了学生不爱听的话，例如说中国也有种族歧视，学生们马上低下头、梗起脖子。这让何伟发现自己是个体，而学生们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孩子他伤不起。

但是沟通仍然在继续。《江城》中最感人的一幕是何伟的父亲从美国来四川看他，何伟带他去看当地一位老神甫。两位老人开始用拉丁文交谈，何伟静静地坐着，感受这奇妙的一刻。这门古老的语言，填平了文化、地域的鸿沟。

在给何伟送行的宴席上，外办的王先生不留情面地取笑何伟的汉语，这个时候那位平常喜欢跟何伟辩论的廖老师，义正词严地纠正了王。何伟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是啊，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比起来，政治观点的差异实在算不了什么。

《江城》首次出版于2001年，2006年再版后记中，何伟惊叹中国的巨大变化。书中很多描述都已经与现实不符了：去涪陵不用再走水路，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铁路也已经在修建中。当然最大变化是人，他的弟子们散落全国各地，没人留在涪陵。只剩下那座永远在建设中的江城依然锁在迷雾中，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驱走雾霭的晨曦，这就是何伟中国三部曲在今天的意义。

以上是见报稿，以下笔记是《江城》的另一面，它决定了这本书可能不会在国内翻译出版。

何伟学中文，发现针对外国人的中文课本实在太欢乐了。有一课编了两个美国学生对话。一个说中国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约翰说：”为什么一党领导的国家就不能高度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每个阶层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老师问，有人对“中国一党专政高度民主”有疑问吗？何伟举手说：“一般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民主。”廖老师跟他解释中国人素质低，不能现在搞民主，否则会被坏人欺骗。

在中国涪陵，让何伟重新认识什么是民主。在美国，何伟感觉不到多民主，他投票，但这一票无关大局。他参加游行，但也不是组织者。但是到了中国，他才明白，民主就是选择的自由和宽容。在美国，你有权利漠视政治，有权利不参与，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啊。

民主就是可以选择，而在中国你没的选择，作为异议者的代价高昂。

一个跟当朝同岁的老教师，深情地对何伟说邓小平的伟大在于结束了政治运动，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何伟心想，我没觉得你们有多自由啊。又一转念，唉，看来文革比现在糟糕多了。

在何伟看来，中国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就像蓄奴时代的美国宪法里规定了人人平等一样。他自己最喜欢中国宪法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当然，这是个Joke。

何伟说，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谣言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对，至少媒体是自由的。来到中国，他开始第一次怀念家乡的阴谋论。

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听啥信啥，因为邓小平说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大家就真诚地相信了。何伟开玩笑说，毛泽东有67%的功。马上有学生给他纠正：少了3%。

令何伟惊奇的是，学生们在表演课本剧的时候，模仿文革批斗的场景，场面极其欢乐。何伟本来以为，大家会沮丧呢。

何伟发现，中国人的笑里藏了很多东西。当学生告诉他邓小平死去的消息时，她脸上挂着笑容。但这种小时隐藏真实感情的笑，当中国人觉得难过，尴尬，愤怒的时候，也经常会笑这么一下。我不得不说，何伟观察得真细。

何伟惊讶地发现，街上的老汉比学生们头脑清楚得多。例如，老汉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如果不是殖民地，香港就没有今天的发展。何伟说，可是我的学生们跟你想的不一样。老汉说：瓜娃子懂啥？何伟说，老师们也不同意你的看法。老汉说：拜托，他们是吃这口饭的。

当地出租司机罢工，有一个跟何伟一个组织（Peace Corp.）派来的外教因深度参与而被请去喝茶，最后遣送回国。何伟这才惊奇地知道，原来外教们在课堂上说过的任何犯禁的话，派出所里都有存档。何伟想象不出是哪些学生在负责记录他的课堂言论并且告密，或许就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或许是自己的几个爱徒。

来中国之前，何伟原以为中国大学生中的异议者聪明、勇敢、有魅力、有远见，但是到了涪陵师专之后，他才发现这样的学生都早早入党了。唯一保持异议的男生，是个失败者，成绩差，常挂科，不爱社交，甚至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Rebecca.

我觉得何伟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习惯了圆通模糊、怎么都行的思维方式。他太相信人们写的和说的，而不知道他们可能在执行双重标准。当班上的学生写下政治正确的作文的时候，当一位老师告诉他一生只信共产主义的时候，也许这些人正在运用奥威尔所说的double think，模棱两可的思维。进而，中国人对信仰的理解跟西方是不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相信”上升到“因信称义”“靠信仰得救”的高度，信仰在中国跟一切东西一样，都是手段之一种，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只有权变。

远去的江城只是雾中风景，但是通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景物，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以前没有留意的真相。中国可以改天换地，但有些东西始终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