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鼠记

May 13th, 2011

上个礼拜天,我正准备从上海坐高铁回杭州,接到老婆的电话,声音急促,显然刚受过惊吓。

“吓死我了,白菜头刚刚叼了一只老鼠到房间里来,还吱吱地叫。现在老鼠跑到沙发下面去了,白菜头正在沙发边蹲守。”

我让老婆保持镇静,并告诉白菜头说,再坚持一个小时,援军马上会到。

抓老鼠这件事我非常在行,有一个关于我和老鼠的故事一直在家乡流传,还是让我家乡的好友强强讲给你听吧。如果你跟我俩一起吃饭,这是他必讲的故事之一。

强强讲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王佩的发小。2008年我到杭州来玩,住在他的出租屋里。我觉得有些异样,因为床上看到了一颗颗大米一样的黑色颗粒,很像是老鼠屎。我问他,这个房间有老鼠吗?王佩摇头否认:

“怎么可能?你看我房间里衣服和书都没有被咬过的痕迹。”

我一看也是,哪有这么听话的老鼠。也就放松了警惕。

王佩每天都夜里回家,因为我的到来,有一天,我们不到晚上10点就回家了。一开门,我看见一只大老鼠正在桌子上跳舞。

谜底解开了,这只老鼠平常跟王佩和睦相处,它摸清了王佩活动的规律,从来不在1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活动,所以,王佩才对他的存在浑然不绝。

老鼠看到我俩进门,立即刺溜窜进了卧室。我让王佩急忙把门关上,今晚一定除恶务尽!

谁知道这只老鼠,由于长期与王佩同居,已经有了灵性。它知道王佩爱书如命,所以从不动他的书。当我们追它的时候,它能够在晾衣绳上快走如飞,让杂技演员都自叹不如。

本来,我们也不想杀生,就把窗户打开,希望它能自己跳下去。谁知道这老鼠太聪明了,它知道从六楼跳下去没有好结果,所以负隅顽抗。

最后这只老鼠筋疲力尽,被我们逼到一个墙角上,我拿了一只储物箱的塑料盖子,狠狠地向老鼠压过去⋯⋯直到,老鼠变成一直蝙蝠。

强强的故事讲完了。

接了电话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急匆匆走进家门,只见白菜头还在沙发边上警觉地蹲守。老婆说,它一会躺下,一会站起来,但从没有离开过看守岗位。有一次,老鼠探出头,想逃走,被它低声一吼,又吓进去了。

我让老婆离开这个房间,把房间里的柜子箱子搬到院子里。然后移开沙发,只见一只12公分左右长度的小老鼠,惊慌逃往床下。白菜头像一道白色的胖闪电,冲了过去。我俩紧密配合,它负责我钻不进去的床下、橱柜,我负责它到达不了的空中,并用一根登山杖进行空中毁灭式打击。

但老鼠毕竟是老鼠,它忽而像《碟中谍》里的汤姆-克鲁斯单爪把自己吊在床板上,忽而像《LOST》里的John只身隐藏到窗帘背后。白菜头非常尽力地追赶,并且注意跟我形成配合。最后,我们终于合力把老鼠逼到了一块木板下面,由于白菜头强大的威慑力,老鼠不自觉地发出滋滋的叫声。

我对白菜头说,退后,然后平地跃起,以减肥反弹的体重踏向那块木板。

世界清净如初,只听见白菜头疲倦的喘息。

接下来是消毒洗地的时间,由于场面过于血腥,我没有拍照片,把尸体装进塑料袋扔到小区的垃圾箱里。

老婆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当她准备表扬白菜头的时候,发现它已经累得昏睡过去。恪尽职守的白菜头,无惧无畏的白菜头,你成就了新时代的传奇,作为猫居然还抓耗子!

所以,当你以后看到我因为丢了白菜头而揪心,不要以为惊奇。

Loading

丑角中的丑角,笑话中的笑话--关于中国文学的大吐槽

May 8th, 2011

今日吐槽是从茅盾文学奖开始的。今年茅奖,浙江提名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如果能够获奖,这会是文学奖项多年来第一次实至名归地颁给“文学”,如果文学的定义就是给人看的人学的话。

茅盾文学奖对于作家为什么重要?因为一旦获奖,就意味着获得官方的嘉奖,成为几个一工程,变成文化立市、文化大省的政绩,同时也意味着一连串令人咋舌的官方奖励。在沿海城市,意味着奖励价值以百万元计的“人才”房、进入当地政府的名人堂、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包养。更何况还会获得市场回报。

茅奖、鲁奖有多少猫腻,外界不得而知,但不断有内幕消息维基解密一样传出来。曾有一个作家获过此奖,有人提起来非常不屑地说,这个奖是给评委送茶叶送出来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带有理想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义”的意思。尽管屡受争议,偶尔错勘贤愚,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原则和标准的。但是这个茅盾文学奖的标准是啥呢?

按照官方说法,茅奖颁给符合两个标准的作品:1、思想性,要宣传社会主义思、改革开放思想,反映历史规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2、艺术性,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能获此殊荣者,除了《科学发展观读本》,就是网络小说了。

茅奖的重头奖颁给长篇小说,这本身是件十分搞笑的事。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即novel。西方小说的谱系非常清楚:史诗-罗曼司(传奇)-小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别跟我说《格萨尔王传》,那玩意叫民间文艺。中国小说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民间通俗文学,一种是文人创作。

小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直重要的原因。小说在中国不过是历史之余墨,虽有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两大奇书等文人小说的出现,但本身并不承载文明与启蒙。小说在中国就是用来消遣的玩意儿,那些模仿西方的长篇更缺乏根基,成为政治思想的图解读物。

敢问衮衮诸公,从小到大,可曾读到过一部中国在世作家创作的,能够跟《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局外人》略为相似的小说吗?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读到的只有两类:垃圾和渣滓。

中国小说的现状是:现实主义是一个大粪坑,90%的中国小说家都跳了进去,先锋主义是一个抽水马桶,剩下的10%都被吸了进去。

四大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书店里畅销不衰,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古典小说,而是因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太烂了。曹雪芹笔下的一只水鸟,都比《白鹿原》的主人公更鲜活,更立体。

当雨果写下珂塞特这个名字,他的心中有苦难,有救赎,有上帝。当陈忠实写下小黑这个名字,他心中只有鸡零狗碎。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成一只大甲虫,我们背上也好像长了坚硬的壳。当军统用狼狗舔舐共军女情报员的裸体,我们都笑一笑,希望作者脱光坐在那里。

中国非但没有novel,还没有亚里斯多德《诗学》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是悲剧),中国有的是笔记,通俗文学,文人奇书,杂剧南曲,无一是现代意义的文艺形式。中国最强大的是文体是史,尽管24史充满了帝王将相的杀戮权谋与谎言,但至少是能拿得出手的传统。我们的文学全是沙上城堡。

如果每个民族都拿出一个在文学史上立得住的人物,英国人推出哈姆雷特,法国人推出冉阿让,俄国人请出安娜-卡列尼娜,美国人抬出推销员威利·罗曼,中国人把西门庆抬出来,想了想不妥又抬了回去,最后换成了福贵少爷。

我们嘲笑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可曾想过,美国文化来源于欧洲,有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一支正脉,我们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学,音乐等等)只有区区90多年的历史,中国才是世界上文化最贫乏,最落后,最原始的土著国家。

一群人整天写长篇,拍电影,创造史诗,其实都是白忙活,实在一点,承认吧,你们搞得那玩意就是传奇,就是评书,别瞧不起故事会,从血统上讲,它比《当代》《收获》正宗多了。

国粹,你们就剩下这点国粹了,于丹们发财还甭不服,至少乃们卖的那玩意是百年老店生产出来的。中国当代有啥?只有两样东西,小品和京味小说,这两者一个是天桥的产物,一个是文脉的传承。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非贬义)。

我再说一遍,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凡是承认这一点,放下身段认命的都赚钱,凡是否认这一点,试图拔高,试图营造悲剧的,都粉身碎骨,变成笑话中的笑话。

所以,所有中国关心文艺,热爱文艺,从事文艺,以及搞文艺工作者的人联合起来,笑吧,尽情笑吧,笑我们自己吧!

Loading

两个人的音乐剧

May 6th, 2011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我们一起录制了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芳汀和冉阿让的一段唱:Come to me.

芳汀贫病交加,在弥留之际,仿佛看到了女儿珂塞特,她把女儿托付给冉阿让。

由于老婆微感风寒,没有唱出在女王剧院演出时的水平。

[audio:https://baibanbao.net/files/20110506-come2me-low.mp3]

在线听不流畅?点这里下载MP3文件(高音质)

点这里下载MP3文件(低音质)

如果以上方法还听不到,请点下面土豆播放:

歌词:

Fantine
Cosette, it’s turned so cold
Cosette, it’s past your bedtime
You’ve played the day away
And soon it will be night.
Come to me, Cosette, the light is fading
Don’t you see the evening star appearing?
Come to me, and rest against my shoulder
How fast the minutes fly away and every minute colder.
Hurry near, another day is dying
Don’t you hear, the winter wind is crying?
There’s a darkness which comes without a warning
But I will sing you lullabies and wake you in the morning.

[Valjean enters.]

Valjean
Oh, Fantine,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But Fantine, I swear this on my life

Fantine
Look, M’sieur, where all the children play

Valjean
Be at peace, be at peace evermore.

Fantine
My Cosette…

Valjean
Shall live in my protection

Fantine
Take her now

Valjean
Your child will want for nothing

Fantine
Good M’sieur, you come from God in Heaven.

Valjean
And none will ever harm Cosette
As long as I am living.

Fantine
Take my hand,
The night grows ever colder.

Valjean
Then I will keep you warm.

Fantine
Take my child, I give her to your keeping.

Valjean
Take shelter from the storm

Fantine
For God’s sake, please stay till I am sleeping
And tell Cosette I love her
And I’ll see her when I wake…

Loading

渴望表达

May 5th, 2011

会写字的牛人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江山代有才人出”,言外之意,好像自己曾经是一代才人似的。

最近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行动无力,很多想法,在脑子里盘旋,但是变不成行动,落不成文字,甚至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就闷死在脑海里。

5月2日本-拉登殒命,我内心翻腾成一片江河。我是一个渴望亲历历史的人,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朝代,我希望是东汉末年。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我的好友和菜头,用中国传统史家的笔法,写出了《拉登列传》(我觉得为败者讳,标题叫《拉登本纪》也通)。虽然文字尚有可推敲之处,但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确实让人由衷佩服。至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和菜头选择了不缺席。

而我何尝不想留下一点动静,我构思了一个剧本,把莎士比亚的《裘里斯-凯撒》改编成《巴拉克-凯撒》,拉登对应庞贝,拜登对应安东尼,迈克尔-摩尔对应布鲁特斯。我写了个开头:

第一场

第一幕 纽约大街上

(一群人欢呼游行,迈克尔-布鲁特斯,乔木司机上场)

--布鲁特斯:回家吧,你们这群傻瓜,你们在庆祝什么?今天难道是节日吗?
--市民甲:是的先生,今天是个大喜日子,英美盟军结果了希特勒。
--市民乙:今天,哈利波特消灭了伏地魔。
--布鲁特斯:他们在说什么?
--市民丙:本-奥萨马-庞贝被帝国兵团消灭了。毒箭从左眼射入,后脑射出,尸体在兵团手里,不过为防止事端,马上进行了海葬,现在……
--甲乙丙(齐声):鲨鱼兄弟们,该开饭了!
--乔木司机:这就是他们欢乐的原因吗?
--布鲁特斯(西皮流水):
敲什么锣鼓吹什么笙?
放什么焰火庆什么功?
今天人死皆欢笑,
明天死人又悲声。
自古春秋无义战,
从来草民厌刀兵。
此去凯撒唯独大,
寰宇几人可抗衡?
台伯河水滚滚怒,
黄石火山渐渐红。
痴人惟盼天下乱,
我为苍生祈太平。
--乔木司机:愚众退去吧。(众散)

第二幕 白宫

(巴拉克-凯撒 乔-安东尼上场。)

--凯撒:Justice is done is done.
My enemy is gone is gone.
Hard battle is won is won.
Antony, have your say.
--安东尼:I have none.

但我只写了一个开头,下面就没有了。

最近网上出了一个写手,网名叫--里八神,他写了两篇堪称神一样的作品。一篇是《快递传说》,一篇是《沙县小吃不是为了赚钱才开遍全国的--战争从未结束》。

沙县小吃是对抗兰州拉面这个段子是两年前我讲给一个朋友的,她又写进了博客,里八神同学说,他看了那篇博客,触发了写《战争从未结束》的灵感。如果我不是那么缺乏行动力,那么写这个故事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我,也许写得不如里八神好,但至少我把一个想法变成了现实。而从无到有,是神的工作。

然而,我没有写,从表面上看,我不写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失去了早年作为写手的灵动性与非功利性,九年媒体的洗脑,使我写字之前先想能不能发表,再想能不能换成钱。但细想这并非症结所在,商业化写作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预支稿、为钱写作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赌徒》、《高老头》的诞生。为什么写作不是问题,怎样写作才是。

一天中午,我跟老婆一边吃炖杂排,一边讨论《悲惨世界》。我说,一部伟大的作品,仅仅故事框架抽出来,就能衍生出次伟大的副产品。音乐剧《悲惨世界》从原著中抽取了冉阿让和珂塞特的故事骨架,重新写了歌词体的对话,就成为演出经久不衰的经典正剧。这就是格局大与格局小的区别。假设把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改成舞台剧,肯定伟大不到哪儿去。也许是我说得太激动的缘故,我的喉咙被一块骨头渣卡住,连忙去医院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不治自愈。

我们处在一个隐喻和冷嘲的时代,抖机灵成了最迅速最讨好的写作风格,但是我一向认为,幽默和喜剧的最大作用,只是在正剧间隙的起到放松的作用,让受众的神经得到片刻调整,然后继续快马加鞭进入正剧。

不再搞笑,恰恰是成熟的开始,为钱写作,恰恰是创作的永续。我不惋惜丧失的技巧,我只痛恨错过的表达。

我怕的不是写得烂,不是作品被人批评唾弃,我怕的是写不出来。我害怕无边的沉默,我害怕白昼里的黑暗。我怕有口不能言,有喉不能唱,手粘在键盘上,脚焊在大街上,眼神无光,泪水蒸发。即便让我受罚一千年,我也要顽强地表达。这是我来此世界的唯一证据。

想想吧,我们处在一个多么美妙的时代。一部作品,只要有可观之处,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流传并永存。火烧不掉,斧砍不掉,黄土埋不掉,深海也掩藏不掉。新闻书报检查制度,只能对作者进行经济上的制裁,使其得不到稿酬版税,却无法进行内容的封禁。所以,我们缺乏的只是强大的表达的渴望,还有留给创作的时间。

日本人的勤奋是出了名的,村上春树及其崇拜者们,会在凌晨4点起床,然后写作写作再写作。把创造变成力气活,是日本人的强项。但创作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它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表达的渴望。

生命会找到路,语言会找到舌头,文字会找到手指,心灵之痛会找到歌喉,灵魂喜悦会拂动琴弦,我只需要不加干扰,任其流出就够了。

濒临死亡,造就了我的表达。从今往后,让江河流。

Loading

倾述的力量

May 5th, 2011

【按】翻出两年前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惊奇地发现内中的愿景,正在一个一个变成现实。这说明敢于正视并说出内心的渴望是多么重要,倾述是一种力量。

我时常陷入自制的牢笼,戴上自制的枷锁,成为自己的囚徒。一切都可能把我舒服,社会的权威,世俗的智慧,人情世故,经验教训,一切的一切,都会让我片刻沦陷。

比如我现在的工作,这是我在杭州奋斗近7年得来的职位。它的优点是,每年带来白领的收入,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会用巧劲,还不算累,只要伺候好老大们,做给他们看就可以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不是我的志趣,需要投入身心,要面对阴晴圆缺的老板的脸色,更要应对暗流汹涌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光这些就足以把我搞残。这份工作让我有一种沉重的负担,以及随时悬在头顶焦灼感。确切地说,只有每天凌晨2:00之后(老大们下班的时间),以及早晨9点之前(主管部门上班的时间),我心里的重担才暂时放下。

工作真有这么累吗?肯定不是。是我给自己铸造了无形的樊笼。让我辞掉这份工作,我却又不甘心。在杭州不可能找到与此相当的工作,而移居到另外的城市,对我又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那么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有时不禁让我浑身打一个机灵。

我的理想,如果说还有理想的话,是这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足以放下我所有的书,足以容纳晨曦和月光。有一个相依为命的爱人,可以背靠背各看各的书,看累了就彼此猴着(曹雪芹对本词独有贡献),说相干以及不相干的话。我要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不受打扰地写作,每年出一本书,不一定畅销,但版税足以还清每年的房贷。每周写三篇专栏,零星写两篇约稿,所赚的钱足以维持每个月的开销,而且还足以支付两个人每年一个月的旅资。

每天拉着她的手,散步,讲说不完的话。接待朋友,也被朋友接待,介入社会,却又随时保持距离。读好书,看好片,每天坚持锻炼。当我们谈跑步的时候,我们谈的是骑车。

如果上帝祝福,我们将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天资如何,他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看着著作慢慢变厚,看着皱纹爬上脸颊,看着青丝变成白发,看着看着,就老了。就在收兵的号角在天边吹响,我的时代却刚刚到来。人们会记住这个名字,会记住他的挣扎与救赎,人们也会记住他的爱人,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分离。

生命如此可贵,安宁如此甜美,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愿意用一切的代价去换取。

2009年10月27日

Loading

A letter to nobody

May 5th, 2011

Hey, Dear Jude:

You have been waiting for something for many years. But you were disappointed every time when you opened your door. It was the postman, it was the wind, it was nothing at all.

You have departed the time of innocence, the time of simplicities, when good is good, truth is truth, and your question always has an answer. N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You have been pushed into a stage, on which you have to act yourself, directed and watched by the audience, whose requirements you may feel powerless to reject.

We are living in a changing era; you are in a transitional age. Traditional values lose its favor; other values takes its position.
Peace and simplicity is on the way out; sound and fury is on the way in. Many books has been written, few are worth of reading. Every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you are facing so many choices, so much temptation, let alone conflicts and confusion which makes the circumstance more complicated.

What shall we do? What can we believe? What can we rely upon?

The answer resides your heart. Trust it, cherish it, above all, alert it.

I wish you will find something new, and I believe you will find a way. You will be yourself, undeceived and undisturbed, as tranquil as your eyes.

Yours faithfully

Wangpei

Loading

A Funny Letter Written by A Farmer

May 2nd, 2011

To the Superintendent, Atlantic City Railroad, Sept. 1896

Dear sir,

On the 15th yore trane that was goting to Atlanta ran over mi bull at 30 mile post

He was in my Pastur
You orter see him

Yore ruddy trane took a peece of hyde outer his belly tetween his nable and his poker at least fute square and took his bag most off and he lost is seeds. I don’t believe hi is going to be any more use as a bull.

I wish you would tell the President he is ded, for he is as good as ded ever since he was hit by yore trane.

Yours respectfully

A.T. Harris

P.S.– Be sure and report him as ded as he has nothing left but his poker. He was a red bull but he stand around in these days looking dam blue.

Loading

Death of a Newspaper-man: Analysis on The Lan Chengzhang Murder Case and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May 2nd, 2011

Death of a Newspaper-man: Analysis on The Lan Chengzhang Murder Case and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Author: Wang Pei

Introduction

It is said that being a Journalist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Until recently, this probably has not been true in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an annual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Paris-base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n 2006, eighty-one journalists and thirty two media assistants were killed in 2006, among which only two are Chinese(RSF 2006). Compared with the fact that 4,746 Chinese miners died in underground explosions, fires and floods last year(Watts 2007), this is a rather small death toll. It is no wonder why the public was so shocked and puzzled, when the news that Lan Chengzhang, an employee of a Chinese newspaper, beaten to death by a coal mine owner and his gang, was reported b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Even the president, Mr. Hu Jintao and other top leaders of China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news agency.

The aftermath of Lan’s death sparked hot debates both online and on the newspaper. Until now, in spite of that most of the suspects were arrested and the case has been in legitimate process, many facts still remain unclear. Is Mr. Lan a genuine reporter or a ‘false reporter’? Did Mr. Lan try to blackmail the mine owner or do a report? Should the local officials, who advocated ‘Crush False Reporter’ campaign, be responsible to some extent to Lan’s murder? What will the public regard the victim, a hero or a loser? This paper can not answer these questions due to their uncertainty.

However,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Lan murder cas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journalism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and to what extent were involved in Lan case? What kind of ethical issues rise from Mr. Lan’s death? Why these ethical issues are critical? How have these ethical issues been formed considering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more important, what kind of solutions can we propose to solve the ethical issues in order to avoid another victim?

Why the Lan Case?

The Lan Case is chosen with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 Although Lan’s Murder is a individual case,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normal criminal case. It reflects the deep conflict of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It discloses the long-exis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local government, problematic businessmen, and the media. It focuses on the moral test and ethical dilemma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short, the death of Lan is rooted deeply in the context, system and ethics of Chinese media.

The Lan Murdur Case

As the Lan Murder case is still in the legal process, many details are still clouded with doubts and controversies. The following story was based on the reports by CCTV (Wang 2007), the Guardian(Watts 2007), the Washington Post(Cody 2007) and other Chinese mainstream newspapers.

On the 10th January 2007, Lan Chengzhang, an employee of Zhongguo Maoyi Bao (China Trade News), visited to an apparently illegal coal mine near Datong, Shanxi province with two of his colleagues. He was heavily beaten by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men and died the next day in hospital. The local authorities refused to regard Lan as a journalist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a press card(Cody 2007). Lan’s employer, Zhongguo Maoyi Bao, first claimed that Lan had not received any official permission to do the report(Cody 2007), then announced: “We certainly regarded him [Lan] as a journalist and we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protect his rights,”’. Lan was also accused by the local authority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visit to the mine was to blackmail the mine owner rather than to do a report (Cody 2007). But this accusation was doubted and argued by Lan’s family and some intellectuals(Wang 2007).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at any possible accusation towards Mr. Lan can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he question is: Why ‘being a false reporter’ and ‘practicing blackmail’ is such a convenient charge to Mr. La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analyze the context of this particular case and think about the tough ethical issue.

The Context and the Ethical Issue: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Datong

Nowadays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China is not unusual. When a mine disaster happened, the catastrophe sometimes would draw ‘reporters and others pretending to be reporters who asked for “shut-up fees”’(Cody 2007). The mine own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and local officials who have interest in the mine business will buy silence from these ‘watch dogs’ to cover up the disaster from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t is reported that Datong where the Lan case happened, false reporters and blackmailing have been prevailing since 2000. About 80 newspapers established reporter offices and nearly 600-1000 people claimed to be reporters there. However, Only 8 reporter offices with less than 50 employees are approved officially, as reported by Xin Jing Bao (the Beijing News)(2007).

Several reasons attribute to this ‘chaos’. First, many illegal mines are operated under the tolerance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mine disaster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Datong in these years. Second, since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fear their illegal practices are disclosed, some reporter offices of newspapers hire many salesmen whose major duty is to persuade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to buy silence in the name of advertisement, circulation or donation. And these salesmen usually get non-official press cards from their employers and act as reporters. Third, some people who are not hired by any real newspaper, find it a prosperous ‘business’, therefore, pretend to be reporters and start to blackmail the illegal miners and corrupted officials.

The local government was furious with this extortion and blackmailing-like practice. In stead of punishing the illegal miners, they decided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counterparts. They organized a campaign called “Crush down False Newspapers, False Magazines and False Reporter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report released in January 2007, 36 ‘false reporters’ was caught during this campaign.

That is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Mr. Lan was killed. Mr. Lan, as stated by the boss of his employer, was hired a week prior his death and still in his trail period. His title is ‘director of special issue department’, as shown on his employer-issued press card(Wang 2007). It can neither be concluded that he was one of the salesmen, nor the local campaigns lead to his death directly. However, knowing the context of blackmailing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y so many disputes sparked and why the ethical issues are concerned in this case.

More Ethical Issues behind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Although,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s not rare, it is not an isolated ethical issue. Indeed, extortion is related with other ethical issues and deeply rooted in the system of Chinese Media.

Many observers have noted the widespread corrup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Chengju 2000). The obvious corruption of journalists is accepting ‘gift money’ or ‘pocket money’. Another general practic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s accepting freebies including gifts (Mp3 player, books etc.), free tickets, free trips, which is also practiced by some of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according to Keeble (Keeble 2001).

Some scholars attributed these problems to the fact that in general the Chinese journalists receive comparatively low wages(Yu 1997). So, these ‘gift money’ and freebies could be recognized as grease money which enables journalists to be better off. Most Chinese media tolerate these practice due to the tradition that a Chinese department often secretly undertakes business by using public facilities so as to provide staff members extra cash income or material benefits, argued by Chengju (Chengju 2000).

However, these scholars might miss the significant point that the media bodies practice corruption themselves. As argued by Zhao, in Chinese journalism, corruption ‘is not just a few individuals but an institu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involving the majori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majority of media organizations from the smallest to the very pinnacle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us(Zhao 1998).’

Actually, it is not rare for Chinese media institutions use commissions to bribe individuals who are in charge of buying advertisement and circulation. Apart from that, the media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heir journalists to involve in sales of advertisement and circulation.

How could this corruptive practice become blackmailing? In China, the media have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moral issues, as discovered by Hua (Hua 2000). For some business operating immorally or illegally, disclosure of their malpractice on mass media will bring them crisi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finance. In order to cover up the truth, they often offer money to buy silence. Finding it a easy way to earn more money, the media usually hand the criticism report to the relevant business for confirmation. It is not blackmailing, the media assert, only for confirmation. However, as a game rule understood mutually, businessmen would rather pay ‘money for eliminating unluckiness ’(pocai xiaozai), as a Chinese proverb says. Thus, the blackmailing-like deal is done at last. These practices, as long as not done for self-interest, are seldom heavily pun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An ‘internal criticism’ (neibu piping) and a ‘written regret letter’ (shumian jiantao) by the media leader to the authority is usually enough (Personal Interview, 30 January, 2007).

In order to squeeze the market, some newspapers establish reporter stations nationwide or province-wide. Newspapers claimed that the mission of these stations is to collect news, however, their main function is to collect money from companies. Last yea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Press and Publications (SPPA) punished several newspapers who blackmail companies through their reporter stations(Yu 2007).

When the media practice corruption themselves, how could the public expect well behavior from journalis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in 1997(Yu 1997), about 66% of the surveyed journalists agree to sell advertisement for their employers. This consensus increases the posibility of touching the bottom line—blackmailing for one’s own benefit.

The Root of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Journalism

As analyzed above, the ethical issues arise from Chinese journalism is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But the root of them is the media system, which changed significantly since late 1970s.

In the Maoist era, Chinese media were simply political organs for the use of propaganda and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In the 1990s, the Party decided to severe media subsidies and push media to scramble for advertising revenues in the commercial sea(Chin-Chuan 2000). Or, as Zhao(Zhao 2004) argued, ‘China’s once state-subsidized and Party-controlled propaganda organs are rapidly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advertisement-based and market-driven capitalistic media enterprises under Party ownership…’ Since then, the Chinese media have served ‘two masters’,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Thi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figure 1 illustrated by Yong (Yong 2000).

Chinese Media System

Figure 1: Chinese Media System.

As shown on Figure 1, the dual compulsions of Party-state control and market imperative have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media. Being a ‘mouse piece’, media should take extreme cautions to keep ‘political safety’. This means that they must eliminate any reports conflicting with the Party’s interest and must propagandize the Party’s voice when needed. Any breach of these rules, would be regarded as a more serious misconduct, and would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 from sacking the boss to closure.

As a result, Chinese media tend to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and are disinclined to report domestic social conflicts. They rush to market, with profit motive as a driving force(Zhao 2004). However, since too many media competing in the underdeveloped marke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media outlets affiliated with various Party state units is intense. This zero-sum game certainly created winners and losers. For the losers they have to struggle to survive by malpractice. Although the winners seldom use blackmailing, they sometimes use bribery to sustain their market share.

How about the journalists? Most of them practically cooperate with their employers, obey the Party and favor their advertisers. Some argued that their increased economic and social isolation from the low classes and their increased materialism are likely to make them a ‘silent partner’ (Zhao 2004). It is incorrect to deny courageous and virtuous journalists exist in China. In fact, some journalists use blogs to express their true feeling and tell the truth. The murder of Mr. Lan was first reported in Tianya site using a fake name,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long to an anonymous reporter.

How to Resolve the Ethical Issue?

The ethical issues severely damage the image of media and reduce their accountability. The hot debates about the Lan case, on one hand is pouring fury towards illegal businessmen, on the other hand is expressing discontent with the media. To solve these ethical problems is nonetheless easy.

Some believe codes of ethics and codes of conduct would help because ‘a code may be a way of giving moral support to journalists who have been victimized, and of encouraging solidarity within the profession(Harris 1992).’

In 1997, the 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was enforced in China. As stipulated in this code, journalists are forbidden to accept ‘gift money’ and freebies. Moreover, reporters should never involve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like selling advertisement. However, study found that this code had done little to improve the journalistic ethics(Yu 1997).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is code not only attributes to the root of media system, as discussed above, but also to the code itself. This code does say anything about enforcement. As Harris argued, ‘If breaches go unpunished…, then what protection will the public gain from the existence of the code?(Harris 1992) ’

Some media outlets might think that the Code was too unrealistic. So they made their own practical codes. Chengdu Business News (CBN) took four anti-corruption rules. First, separating the newsroom from the business units to prevent journalists from making own benefits. Second, separating editing and reporting to curb the coverage of paid articles. Third, stipulat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rules to enforce the code. Finally and interestingly, ‘All gift money received by journalists from interviewees must be turned over to the newspaper’s financial office. Forty percent of gift money, however, will be returned to relevant journalists later…(Chengju 2000)’

These codes were proved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fficial one(Chengju 2000). However, someone may argue that these anti-corruption rules are not hard to play trick with, as a Chinese saying warns, ‘When angel grows one inch, Devil grows one foot (Daogao yichi, mogao yizhang).’

The real problem of these codes is, some of them are against morality. If getting gift money is acceptable, what the public would view the media? Indeed, nowadays most of the media have separated journalism and business, but how could they restrain their journalists from business activity, while their competitors have emptied the newsroom to visit the potential clients?

The remedy might lie in legislation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vision of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a specific law is to establish bodies legally empowered to regulate the media(Sanders 2003).’ Unfortunately, China has no press law. If there were one press law, the rights of journalists and media employees including Mr. Lan would have been protected and the misconducts would be restricted. Interestingly, in 1999,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rty on Media Law Reform had spent a month at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to study English approaches to media law. They urged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press law to protect the news media from abuse from the executive and the Party”(De Burgh 2000). After seven years, media law is still not on the legislation schedule.

Codes of conduct and media law can not solve ethical issues alone. By and large, ethics is a personal matter. For anyone who faces ethical questions, self-regul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s the ultimate resolution.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maybe Bok’s model could be helpful. Bok recommends that any ethical questions should be analyzed in three steps. First, consult your own conscience about the ‘rightness’ of an action. Second, seek expert (living or dead) advice for advice to the act creating the ethical problems. Third, if possible, conduct a public discussion with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dispute(Patterson and Wilkins 1998). However, this model is not absolute.

Some Conclusion Words

Although the Lan Case seems like an accident, this kind of tragedy is almost inevitable. The media, on one hand,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been pushed into the commercial world since the reform in 1990s. Immoral and even illegal practices are not uncommon in Chinese journalisms. The journalists and employees of Chinese media,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Party, the market, the mass and their employers.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media law jeopardizes their situation. They are generally treated as a mean instead of an end. Although this situation cannot justify immoral or illegal individual behavior, it seems unfair to blame journalists alone for all the ethical problems. To solve these ethical issues, a realistic code of conducts, a media law and individual self-regulation seems equally important.

Lan Chengzhang’s death has enabled a lot of Chinese to see the dark side of the media system and society. Thus, the bottle of secrets has been opened. Currently, hot debates concerning social justice, media reforms and journalistic ethics are still underway. On Netease, a Chinese news portal, the majority of internet users are condemning the murderers and the disheartened officials, and appealing for more journalists to meet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by chasing truth and justice. Although the Lan case is still waiting for a trial. All believe that Lan should not die in vain.

Wang Keqin, a courageous journalist, who has received death thread for several times, wrote a series of report about Lan’s death. On his blog, he posted a photograph of Lan’s daughter. Holding his father’s portrait, the little girl lifted her misty eyes. What is ethics? Why we need ethics? How can a Chinese journalist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his ethics? The little girl’s eyes have explained all.

Reference

(2007). Shanxi Datong ‘Jia Jizhe’ Luanxiang (The Chaos of ‘False Reporters’ in Datong, Shanxi). Xin Jing Bao (The Beijing News). Beijing.
Chengju, H.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a Semi-Independent Press in Post-Mao China: An overview and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Business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 649-664.
Chin-Chuan, L. (2000).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559-575.
Cody, E. (2007).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China Seen As ‘Frequent’.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Washington: A01.
Cody, E. (2007). Fatal Beating Victim: Journalist or Fraud?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Washington: A21.
De Burgh, H. (2000). “Chinese Journalism and the Academy: the politics and pedagogy of the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1: 549-558.
Harris, N. (1992). Codes of Conduct for Journalists. Et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dia / edited by Andrew Belsey and Ruth Chadwick. A. Belsey and R. F. Chadwick. London, Routledge: 62-76.
Hua, X. (2000). “Morality Discourse in the Marketplace: narrativ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 Oriental Horizon.” Journalism Studies 1: 637-647.
Keeble, R. (2001). Ethics for journalists / by Richard Keeble, Routledge.
Patterson, P. and L. Wilkins (1998). Media ethics : issues and cases / Philip Patterson and Lee Wilkins, Wm. C. Brown.
RSF (2006). Press Freedom in 2006. Pari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1-8.
Sanders, K. (2003). Ethics and journalism / Karen Sanders, SAGE.
Wang, L. (2007) “Lan Chengzhang: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a “Reporter.”” Volume, DOI:
Watts, J. (2007). Chinese reporter’s murder sparks public debate. The Guardian.
Yong, Z. (2000).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617-635.
Yu, G. (1997). Woguo Xinwen Gongzuozhe Zhiye Yishi yu Zhiye Daode Chouyang Diaocha Zongti Baogao (A Survey on Professional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Beijing,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Yu, X. (2007). Lan Chengzhang Zhi Si Ying Chengwei Baoye Gaige Zhi Qiji (The Death of Lan Chengzhang Should be an Opportuty of Newspaper Reform). China Yougth Daily. Beijing.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 Yuezhi Zhao, Illinois U. P.
Zhao, Y. (2004).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o Owns the Media: Global Trends and Local Resistance. P. Thomas and Z. Nain. Penang, Malaysia, Southbound Press and London: Zed Books: 179-212.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