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千家诗》里的这句，用在花鸟画家田舍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在他的工作室正中央，悬挂着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双手交叉肚前，腼腆地笑着，旁边，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他的画册。
田舍郎，本名田振玉，1968年出生，6岁开始跟外公许竹楼学习绘画。许竹楼在浙地也是书画名家，但他一再警告外孙不要以画画为生，因为“作画家是要饿死的”，而应该学一门真正的手艺。田舍郎一想，民以食为天，还是学烹饪吧。1986年，许竹楼参加政协会议，了解到机关事务局正招收第一批合同工，就给他托了关系，经过严格政审和培训，他提毛笔的手开始掂起了大勺。
做了近三年厨师之后，田舍郎决定回归绘画。此时，艺术的行情转好，他的外公成立了江南书画院，他就到那里边学习边工作。1993年他考上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幼时的私塾教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历练，再加上学院派的训系统学习，使他练就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同样是画红色题材，他总能独辟蹊径。有一次到井冈山采风，别人画的都是井冈翠竹、黄洋界里炮声隆，唯独他画了一片野草，中有孤木，上面挂着一顶红星闪闪的军帽。他活学活用了齐白石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中“只画蝌蚪、不画青蛙”的技巧，并给这幅画取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在诸多献礼画家中鹤立鸡群。他获得了不少奖项，但他一直在体制的边缘游弋。
2004年，在一次画展上，他的作品打动了女画家高晔的心。高晔说：“真可惜！你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怎么能没有个好的单位！我让老吴给你动动脑筋。”老吴，就是高晔的丈夫，著名国画家，浙江美协副主席、西泠书画院院长。
事实证明，名人的脑筋不是白动的。2004年9月7日，田舍郎接到通知，到西泠书画院报到上班。但由于上级主管单位文化局改组成文广新局，使他好事多磨了三年，才通过考试、竞聘环节，正式进入体制。此时他已经39岁。当浙江省人事厅工作人员收到他的上报材料时，纳闷地问：“你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也被当成人才引进？”田舍郎苦笑着回答：“我刚进来的时候，年纪不大的。”
在翘首等待被组织接纳的日子里，田舍郎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边在武汉进修学业，一边兼顾杭州的工作，每周一次坐火车回单位点卯开会，次日再返回学校。
当社会画家的时候，田舍郎从没有考虑过职称的事，他认为只要画得好，就可以被市场认可。后来，一位学医的朋友一番话点醒梦中人。朋友说：“我告诉你职称有什么用。论看病，我的医术比主任要高。但他有职称，坐镇专家门诊，挂他的号得走后门。我因为没有职称，只能呆在普通门诊。”田舍郎如梦初醒，连忙递交材料，当年评上了初级美术师职称。又经过六年的努力，他越过了三级美术师的台阶，登上了二级美术师的平台，这是美术界的副高职称。距离美术界的宝座–一级美术师只有一步之遥。
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艺术品的好坏和艺术家的水平不是由受众、也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各种评奖所决定。在田舍郎的工作室里，摆着一排奖杯和奖状：2007年全国画展优秀奖，纪念叶浅予诞辰100周年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黄河壶口赞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尽管在这些奖励里，没有看到金奖和银奖，但已足以使他在体制内脱颖而出。2009年，他填了一套表格，由上级单位报送到市委宣传部，经过专家评审，杭州市政府奖励了他一套房子，按照市价，这套房现在价值300万左右。不但田舍郎这样的画家，获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曹禺剧本奖的编剧余青峰、荷赛摄影金奖的摄影家陈庆港，都得到了人才房的重奖。在杭州这个即使神笔马良健在也会画一套房子的城市里，人才房是体制所能给艺术家的最强刺激。
最近组织决定让田舍郎“多挑一点担子”，委以西泠书画院院长助理之职。现在他每周一天必须到画院上班，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室搞创作。随着节庆的到来，统战部、民革、西泠书画院，都有展览要他参加。对于花鸟画是否能反应时代精神，田舍郎从不怀疑。西湖区举办西溪湿地花朝节，他送了两幅画，其中一幅画了一把茶壶，一支桂花，龙井茶是杭州的名片，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在他看来，这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果是一位更大胆的国画家，应该画一把铁锹、一堆黄土，因为“土地财政、掘地三尺”才是这个城市的时代特征。当然田舍郎不会画这样的东西。从走进尽管拿起炒勺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体制的重要。“吴冠中说要取消美术家协会，这是说乱话。什么机构都没有，谁来评奖？”
没有评奖，官方就失去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天平，同时也失去了衡量的政绩的标尺。对于田舍郎来说，祖父“做画家要饿死的”这句教导并没有失效，如果只做一个社会画家，将会陷入各种匮乏。有钱有时也会成为麻烦，杭州有一位文化干部升任地税局领导之后，倚仗自己对本地画坛的熟悉，拟定了一份33人的税务征稽重点关注画家名单，一时弄得“上榜”画家们人心惶惶。有了体制的庇佑，则不会有这样的烦忧。
望着墙上那张跟领导合影的大照片，田舍郎说：“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不知道以后他还见不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