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引力波存在,这个观测和证明是有缺陷的,即假设光速恒定不变。科学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证明给我们看,其实不过是玩弄一些术语和黑话。我不相信宇宙的存在历史超过一万年。13亿光年之外的黑洞合并,不过是天文学家用来骗取科研经费的杜撰。
迷信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迷信科学,还是迷信星座。
我不相信引力波存在,这个观测和证明是有缺陷的,即假设光速恒定不变。科学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证明给我们看,其实不过是玩弄一些术语和黑话。我不相信宇宙的存在历史超过一万年。13亿光年之外的黑洞合并,不过是天文学家用来骗取科研经费的杜撰。
迷信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迷信科学,还是迷信星座。
微信是一个封闭系统,微信朋友圈是一个暗网中的暗网。
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还是要在开放的平台上写作,哪怕微博,尽管有万千审查,也好过微信。
新一年的点点滴滴要多用博客记录下来,方法是:
在英国电影学会出的电影导读丛书中,《七武士》被译成中文。里面详细解读了黑泽明的匠心独具之处。
其中一点就是,如果电影中有一个年轻人陷入悲痛,会有一个老者将其从悲伤的泥潭中拉拽出来。当久藏牺牲,胜四郎悲痛不已,这时勘兵卫就说了劝勉的话,将年轻人拉回到战斗的现实之中。
在我生日之前,收到了同事加好友汤葛月人的信,宣纸、毛笔、正楷,字里行间,友情满溢。我看罢两行老泪留下来,连夜回了一封信,并且抄了一首陈宁翻译的里尔克的《秋日》,并嘱一定最后打开。
昨天这封信到达她手里,她已经睡下,借着手机的光把信和诗看完,激动难眠,敲下了一篇回复。
汤葛与我,识于微时,虽然现在我俩也没发达,但一直保持着这份友情。我们做过两次同事。第一次是9年前,我做了她的上级。我这个人有个缺点,不喜欢跟女下属打交道,所以跟她交往极少,只是认识而已,只是记得办公室里有一个喜欢大笑的姑娘。第二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舟共济,2010年,我们一起办了一份杂志《新西湖》,被杭州文化界的师友们引为知己媒体。
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少难忘的时光啊!编辑部的诸同仁们:主编派派、彭总、指导余青峰老师、编辑徐琳、韩佳佳、石磊、何静、小金、外援杨鹏飞、马会强、何晟旻、李华老师、美编王闻宾、曹宁等等。每个月的编前会对我们来说,简直像过年一样。我们的足迹遍布杭州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我们的笑声惊散了西湖边的每一只喜鹊和每一对鸳鸯。翻着带着油墨香味的新出的杂志,看着自己采访的人物被凝固在印刷品中烙上时间的印记,那种快乐是新媒体时代点击发送按钮所无法比拟的。
我和汤葛经常一起结伴采访。汤葛作为记者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她对世界有着婴儿般的好奇心,对于美好、有趣的事物有着革命小将一样的热情。所以,每一次我们两个人的联合采访,都变成一次心智的探奇和文化的盛宴。
每次采访,我俩只要联手,就能让被采访者敞开心扉。
曾在绿城队踢球的荣昊,面对汤葛的问题:“如果有网友在微博上说你的坏话你怎么办?”毫不伪装地回答:“我要是见到他,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到板凳上。”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面对汤葛镜片后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讲了一段从来没对媒体说过的童年往事。原来他小时候,被父母打,决定跟着一个卖货郎离家出走。走了很远很远,卖货郎看到他,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高士明,面对我们的采访,终于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跟有钱人打交道,永远记住一点,要让他们求你,而不是你求他。”
我们采访了画家王公懿,见到了一个知行合一的艺术家。她告诉汤葛,她画画从来不做命题作文。她说:
“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汤葛采访有一个好习惯,一边采访,一边记到电脑上。刚开始我还纠正她,告诉她应该用手写的笔记,更专业一些。直到她交完稿子,我还在面对着采访本的涂鸦发呆,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有效率的。
汤葛的采访文章,扎实生动,饱含真情。几乎每一位被她采访的文化界名人,都对她印象深刻,只要碰见我,就问起汤葛怎么样,最近可以新的大作。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汤葛在养娃。
2015年,汤葛的生活面临巨变。她的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这对她全家的打击可想而知。在追悼会上,汤葛代表家属致辞,感人至深,满堂掩泣。
另外一个变故就是《新西湖》的停刊,这发生在她休产假期间。等重新回到工作的单位,她的岗位已经与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做营销,卖邮局的猴年邮票。我非常理解,在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之后,汤葛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和休整,但是心里却也按按为她鸣不平。所以我在手写的回信中,这样期许:
愿你重归写作的战场,愿你把手中钢笔擦亮,愿你不要忘记:“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们歌唱。”
汤葛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曾离去,何问归期。
加油啊,汤葛君,我们相信你会如期归来!
我的朋友小楠,是一位演出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她负责带领一个古典乐队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去参加新年音乐会。可是赶上当地机场天气不好,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她心急火燎,如坐针毡,在微信群里询问谁有当地机场的关系可以疏通,因为如果当天到不了的话,整个演出都会取消。
我告诉小楠,不要着急,音乐是一个最神奇的行业,它最容易诞生奇迹了。稍安勿躁,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2013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寻找小糖人》你看过吧?(她回答:看过。)在小糖人的故事背后,还有一连串神奇的故事。
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工人出身的歌手罗德里格斯,在美国录了两个唱片,一共卖出去6张,他干脆打消了搞音乐的念头,继续做建筑工,搬运工。
他不知道,他的专辑在南非卖出了近百万张。而且他成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与偶像。
他的故事被两个南非粉丝给发掘出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想不到他还活着,并且依然做重体力劳动。瑞典导演 Malik Bendjelloul,把这个故事拍成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获得了奥斯卡。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2013年,奥斯卡把最佳纪录片奖颁给《寻找小糖人》,这个片子命运多舛,差点难产,投资的机构看了样片之后说这是狗屎,不会有人到电影院去看这样一部片子。导演只好到处借钱,没钱的时候不得不用IPHONE拍摄。 《寻找小糖人》获奖之后,美国重新发型了罗德里格斯的专辑,他也到南非、澳大利亚、英国开了演唱会。
然而,谁也想不到,2014年,《寻找小糖人》的导演Malik Bendjelloul自杀了。因为抑郁症,年仅37岁。
Malik Bendjelloul留下的唯一纪录片就是《寻找小糖人》,他正计划拍第二部音乐纪录片,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Bill Drummond英国KLF组合烧了100万英镑钞票的故事。 音乐带来的奇迹:小糖人找到了,但神奇的故事仍在继续
Bill Drummond和他的KLF是英国老牌乐队,地位显赫,到了90年代,哥几个发现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认为都是钱闹的。就从银行里提出100万英镑现钞,拿到苏格兰一个小岛上,当众烧掉。 烧成的钞票灰,做了一块砖。
烧完,哥几个真的来了灵感,又出了新专辑。
问题是,十年以后,BBC采访KLF组合,他们承认,自己后悔烧了钞票。不是心疼钱,是没法跟孩子们解释。
回头说,罗德里格斯,不是关于他的纪录片获得了奥斯卡吗,颁奖礼邀请他参加,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抢夺导演的荣誉。
罗德里格斯,被他在南非的粉丝寻找了出来,并且组织了演唱会。他在南非享受了王子的待遇,但回到底特律继续当自己的建筑工人。
他的专辑买了100多万,他自己没拿到一分钱,钱都被唱片公司给黑了。
小糖人火了后,唱片公司又重出了他的专辑,特意在CD上印上“本唱片的受益中包含着给罗德里格斯的报酬”
当时他的歌比鲍勃迪伦更有力量,他在南非比猫王还火。然而,70年代,他销声匿迹了。
后来采访到他,问你干嘛去了,他说,我唱片录了之后,觉得自己不是吃音乐饭的料,就回工地干活了。他女儿见过他背冰箱爬楼,脏活累活重体力活。 在底特律,继续当建筑工人,搬家工人。
罗德里格斯穷人出身,谦逊到什么程度,到了南非巡演,人家安排他星级套间,他睡在沙发上,不睡床。女儿问为何,他说:“省得给人弄乱了,服务员还要打扫” 他一上台,亮相,人群欢呼了10分钟,乐队只好等着。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欢呼晕眩时间是3分钟。
罗德里格斯71岁,才在纽约开了演唱会,72岁第一次在英国演出。
所以,你真不知道人生会发生什么。
我就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小糖人。
你写一本小册子,做一个小网站,建一个小公众号,你一分钱也赚不到,你觉得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然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人们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力量,而这份力量又可以传递下去。
如果你会唱歌,歌声就是你的武器;如果你会写作,语言就是你的武器;总之,不要轻易被缴械。
有人膜拜金钱,有人膜拜成功,有人只攀附富丽堂皇的朋友圈,有人忘记了他的穷朋友,但是,也有人一辈子就留下几首歌,一本小册子,帮过一个黑夜里失路的人,把火种传递给下一个不知名的人,然后,继续背着冰箱上楼,挤着地铁上班,做世界上最卑微最默默无闻的工作。
谁是成功者?是上头条的人吗,是VIP室里的人吗,是踩着红地毯的人吗,是撒泡尿都有人品评其腥臊的人吗,是内环/二环内有几套房的人吗?不,恰恰是那些被这个世界瞧不上的人。这个世界,总会有人离开,问题是,离开后,你给别人,留下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话对小楠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只知道当天,她和乐队的航班终于起飞了,新年音乐会时间延迟了几个小时,但总算赶上了。
你看奇迹这东西,只要你肯相信,它就肯出现,从不会让有信心的人失望。
你肯定关心小楠和她的乐队怎么样了,这是她发的留言:
我当时就已经在想取消演出的应急预案了。但是佩佩老师讲的音乐奇迹的事,让我重新想办法去解决航班的问题,努力向圆满完成演出进发。最后真的成功了!昆明当时大雾,大部分航班都是取消,个别航班是延误。能所有人到达剧院圆满完成演出,真的是奇迹!我一夜没睡,真的比睡了还受用!
自从喜欢上金相凯和刘越的解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情愿付费在新英体育上看一场英超。金、刘这对黄金组合的解说,专业、舒服。两个人不聊足球之外的事,这相对于黄健翔那一代足球评论员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不刻意搞笑,但是经常有很高级的幽默。比如,刚刚看了伯恩茅斯对阵曼联的比赛,说起场上一个队员的姐夫,踢球也是同样的风格,刘越说:“是不是他帮他姐姐找的?”刚刚结束的比赛曼联因为伤兵满营,只好上了几个年轻的后卫,最终输球了。两个人表现出对于曼联现任主帅范加尔的理解,并没有一味去指责这些小将,因为刘越年轻时曾经有过比这更惨痛的经历。
我记得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住单位宿舍,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跟单身同事们一起看球。1996年亚洲杯中国和沙特的比赛,牵动了我们的心,因为队伍中有多名家乡国脚。宿茂臻、李霄鹏、还有刘越。当时刘越只有20岁,担任左后卫。按理说这么小的年纪,是不适合在这样的国际大赛中司职重任的,但当时也可能是因为无人可用,戚务生就派上了他。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形势大好,以2:0领先,谁知道场上风云突变,很快被对方追平。而对方进的第三个球,是刘越的失误造成的。当时担任中国队队长和中后卫的范志毅,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指着鼻子骂刘越,这种扰乱军心,缺乏担当的行为,凸显了一代球霸的作风,也是当时中国国家队精神面貌的一个写照。接下来的比赛,刘越更加紧张,技术动作完全变形,最终又犯下一个错误,让沙特4:2反败为胜。
我们当时都为刘越可惜,一个有才华的小将,就这样被放到炭火上烘烤。赛后媒体的声音也一边倒,一致指责刘越。当时国内的足球职业化刚刚开始,大家平常只能看看意甲集锦,根本没有见过国际顶级联赛的样子。后来,看了西甲、德甲、英超之后,我才明白,一个球队的队长和老大哥指责犯错的本队球员是一件非常失礼和打击士气的事,有教养的球员是干不出来的。内讧、互相指责、甚至推搡自己队友这种事,一般都出现在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队伍身上。但是上溯道20年前,谁懂这个规矩,大家还一致认为范大将军的指责是对的呢。
从此刘越的事业走上了下坡路,渐渐地在山东泰山俱乐部也失去了自己的主力位置,眼看已经呆不住,他转会去了云南红塔,在那里度过了4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最后在重庆力帆俱乐部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在这个时候,恐怕谁也想不到,他会转型成为国内一流的足球评论员。
按照刘越的说法,他第一次客串做足球评论员是上海电视台的著名解说员唐蒙拉他去的,当时他正好有伤在身,就拄着拐杖去解说了一场中超比赛,想不到从此爱上了话筒。在大学修了一个本科文凭之后,他彻底转型,到上海的五星体育当上了一名专业足球评论员。
当时的足球评论界三分天下,央视在张斌的带领下有黄健翔、张路等人,垄断了国际赛事的解说;ESPN异军突起,以浑厚理性充满激情的声音,引起了球迷们的兴趣,其中桂彬、詹俊,还有一位苏姓解说员是这一派的代表。而刘越、唐蒙等人代表的海派,刚刚兴起。
刘越毕竟是在场上踢过球的队员,加上眼睛好使,善于观察和动脑,尤其是有着高超的语言天赋(其实也是写作天赋),很快引起了大家的主意。张路也当过球员,也喜欢讲解战术,但是对照刘越的解说,大家发现张路有时候是在信口解说,他手里画满箭头的战术板,只不过是一个帮助来自圆其说的道具罢了。
刘越和金相凯从何时开始搭档,我不得而知,感觉他俩在一起相当默契。两个人不会互相抢话,也不会一个解说,另一个唯唯诺诺。金相凯的声音是真正的都市之音,相当于汉语里的“伦敦音”,而刘越的声音略显老成,但发音绝不是北京胡同串子的那种,倒像是一个有教养的归国华侨(我想不到更好的赞美的词儿了)。尤其是刘越,从来不提自己的踢球经历,这一点跟其他的那些由球员转型的解说员很不一样,他们喜欢翻起过去的老黄历,拿自己当年的经验来套世界顶级比赛场上的形势,这好比用自己在校话剧团演出《哈姆雷特》片段的经历,来评论朱迪·丹琪在英国国家剧院的表现,类比荒诞,止增笑耳。
刘越可以说是职业转型的成功典范,他没有去开餐馆,也没有去经商,而是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足球领域,像足球名宿加里·内维尔那样,成为在自己语种中知名的评论员,其声音盖住了前央视解说员的自大、自卑、淫(过度)邪(不正)和狂妄。这是很值得人敬佩与学习的。
记得1996年国足失利后,我和小同事们喝了一顿闷酒。如今我们有英超还有其他四大联赛,谁也犯不着为国足烦恼。相反,足球成了庸常生活中最具有升华力的一个象征与图腾。我们看到瓦尔迪从业余队员变成打破英超进球纪录的英雄,会为之感动,也觉得自己买菜时掏硬币的手,都增加了力量。我们看到伯恩茅斯这样的小球队战胜切尔西和曼联这样的巨无霸,会感到与有荣焉,只因为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常常被更大的家伙所碾压。而刘越的声音,在网络中破空传来,穿过这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仿佛是一支竖笛吹响,叙说芳草、佳树和天涯。
快速写作,就是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把头脑中的想法记录下来。我们知道,说话的速度追不上思想的速度,而写作的速度又住不上说话的速度。在没有电脑之前,夸奖一个人写字快用给一个词叫文不加点,意思就是文章写完之后,一点一划都不用添加。但是人天生是一种喜欢犯错误的生灵,完全不加点是不可能的,不删除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名人的手稿上,可见修改的痕迹。据说古人买到苏东坡的手稿,发现有的文字都涂改了六遍,所以,真正写文章不需要修改的高人,实际上寥寥无几。
即使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普通的手写输入还是太慢了,因此人们发明了速记,拼音文字则率先发明了打字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欠人文债,必须在一个月内交出一部长篇小说,考虑到用手写已经来不及,他就雇佣了一位打字员安娜,自己口述,由安娜打出来,用了一个月时间写了《赌徒》,总算填上了欠出版商的一个大窟窿。后来两人产生爱慕之情,成为眷属。
进入电脑时代,尽管打字已经成为电脑操作的基本功,但是快速打字依然是少数人掌握的技能。专业的速记录入,需要专用的设备和受过专门训练的录入员。目前主流的速录设备是亚伟和E讯。我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读了E讯的培训说明书,发现它的学习曲线特别长。一个人从入门到精通E讯速记,至少需要一年的艰苦训练。因为速录机的秘密就在键盘和编码上,它们通过特殊布局的键盘和编码,同同时击键来代替依次击键,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录入速度。高级速录员平均击键一次能够录入1.6-2个汉字,而我用全拼写这篇文章,平均录入一个字需要击打三次键,两者的效率相差了5到6倍。所以,用电脑键盘的全拼输入法,每分钟打字100个已经是很惊人的速度,而一个入门级的速录员,速度是每分钟180字,而高级速录师,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字,那真是如飞的速度。
专业速录设备把普通人拒之门外,那么语音录入却向大众翩翩走来。最近,我在iphone上试用了易迅开发的APP:语记,直接用语音录入,每小时可以录入12000字(含标点字符),当然文字的错误率也是很高的。我用语记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一个剧本的毛坯稿。
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两小时写一个剧本有诸多条件限制:
一、这个剧本的大纲是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里面的人物、故事、三幕戏的结构,我已经事先考虑清楚,在语音录入的时候,只是丰富细节就够了。
二、这个毛坯稿毛坯得比较厉害,里面充满了滔滔废话,也有着很多混乱的字符,加上萝卜快了不洗泥,这样的剧本质量可想而知,至少还需要花20个小时修改,才能算是草稿。
三、语音录入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首先周围不能有熟人,否则无论如何不好意思开口。其次,周围不能有人注意到你,这要求人与人之间应该隔着一段安全距离。按照以上要求,无论在家中还是在一般咖啡馆,如果周围有人,都会使语音输入受到限制。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有和没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想法在自己的大脑中,无论怎样汹涌澎湃,如果不变成文字,总是一堆思想的泡沫而已,只有变成比特,它才真正属于你。所以,只要能写出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值得嘉许的。
我最近接触快速写作是看到在简书上,一群人搞了一个活动,每天写一个“马拉松”,就是写42195字,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伙人简直疯了,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写这么多字。要知道,在我年轻气盛、精力最好的时候,一夜也只能写一万字,还是自己特有感觉和积累的内容。
后来,关注了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我发现这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且不说对于掌握了快速录入的人来说,达到这个字数只需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即使纯粹用语音录入,也不过只需要4个小时就够了。当然,前提是你不考虑内容。每小时万字的输入,意味着你不能停下来思考,只能随着思维的流动,让手指不要停。
快速写作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让那些隐秘的想法,从头脑中变成了字符串。这个过程是人类所独有的,非常了不起。千万别小看写作,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写作,就是把大脑中网状的思想,按照一种语言的句法要求,理成一条有着先后顺序的字符串,这好比,把一团棉花纺成棉线,或者把一只羊的毛变成毛线。快速写作,其实就是锻炼人快速组织语言的能力。
快速写作的第二个好处是培养作者的胆子,很多人写的少或者干脆不写,原因只有一个,不敢写。觉得珠玉在前,觉得自己写的不好,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太难了需要特别的天赋,这些顾虑都对,但是都不能成为阻止你写作的理由。对于写作,古人有一句格言:初学写作须胆大。这种胆大就是放弃完美主义,打破神秘主义,让写作变成简单的肌肉运动。快速写作使得精雕细琢、怯怯生生的写作成为历史,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最受益的。
快速写作的第三个好处是治疗写作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完美主义、断片主义、拖延症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原因都是让思虑拖垮了行动,治疗的办法只有一个:写。赫尔佐格说,如果你要戒烟,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是停止抽烟。我引申一下,如果你想要写作,首先要做的是写呀。光愣在那里,僵在那里,彷徨踌躇在那里,总让头脑中藏着一部红楼梦,又有什么用?别人看不到你的作品,你自己也无法通过写作来整理这些思想,所以你头脑中的好故事、好想法,等于不存在。
既然快速写作这么好,是不是人人都应当学习语音录入,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学习速录机录入呢?没有一定之规。任何方法都是可行的,只要这个方法适合你。
我找到一个测试打字速度的网站,用搜狗拼音的全拼输入法,我一分钟输入速度是100字左右,正确率是94%,这让我恍然大悟,我只要不停下来持续地打下去,一小时也可以写6000字,只比语音输入慢一半。但是手打和口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状态,所动用的脑子里的区间也不一样好吗?手打更少扰民,手打更加准确,手打更加自然,更加像写作。
即使用电脑键盘进行手打,也可以借鉴速录机培训的一些重要原则。E讯速录培训教材中强调,如果要提高打字速度,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不要删除字,也不要频繁回去修改,这两个动作都大大拖延打字的速度。其实,我们平时用拼音输入文字,也是耽误在这个删改上。有鉴于此,应当对错别字有容忍态度,通过盲打来提高输入效率,少做或者不做无用功。
说来说去,快速写作跟输入法的关系不大,它跟心态有关,跟创作方法论有关。认同快速写作,意味着尊重创作的规律,接受写作最艰难的挑战,能够以更加健康而积极的心态对待写作这回事,让写作变成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最为重要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自信。原来所有“我写不出来”的毛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去写。
我写这篇文章用时45分钟,一共2672字,相当于每小时3562字,虽然只相当于语音输入的三分之一,但对我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这样的速度飚起来,写一个两万字的剧本,也只需要6个小时就够了。
我为这篇文章的标题绞尽脑汁:《天堂里没有坏天气》、《告别苏俄喜剧之王》、《带走莫斯科的眼泪,留下人世间的笑声》。自媒体时代,一个标题吸引眼球的力度,决定了文章的阅读数的多寡。后来一想,干脆还是用最平实的题目。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诚恳是文章的关键。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恰恰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诚恳的导演。
艾利达尔·梁赞诺夫(Eldar Ryazanov) 1927年11月18日出生,2015年11月30日病逝,享年88岁。他是俄罗斯的喜剧之王,也是中国观众最熟悉、最喜欢的苏俄导演。
我上中学的80年代,好莱坞电影还没有席卷大陆,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外国电影主要来自两个国家:法国和苏联。我们最喜欢的喜剧和悲喜剧有:法国的《虎口脱险》,苏联的《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办公室的故事》、《命运的捉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两个人的车站》。苏联的这些经典电影正是出自梁赞诺夫之手。
《办公室的故事》是我和邵风华、祝子、莎漠等几个发小最喜欢的电影,它的台词成为我们日常模仿和调侃的“切口”。单单女主角的名字就会让我们捧腹大笑:
柳德米拉·伯洛哥菲耶夫娜·卡卢金娜
这将近半公里长的名字成为我们平常练习嘴皮子的贯口。在祝子家只有五、六个平方的小屋里,我们常常在一起对台词。
女:您总是支支吾吾的!
男:我没支支吾吾……
女:我没法摸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男:干嘛要摸我?别摸我……
女:您说我铁石心肠!
男:哪的话……豆腐心肠!
女:说我冷若冰霜!
男:不!您热情奔放!
女:说我没心肝!
男:您肝胆俱全!
女:说我干巴巴的!
男:不!您湿乎乎的!
尤其是这个“您湿乎乎的”,总会让我们笑上大半天。等笑闹累了,就听当时还叫鸿冰的莎漠抱着一个破笤帚装成吉他,甜了嗓子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主题歌《自然界没有坏天气》。
《自然界没有坏天气》
自然界里没有坏天气,
任何天气都是见面礼!
无论遇上刮风飞雪下雨,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精神上的创痛刻下印记,
心灵上的孤独留痕迹,
夜不成寐,多少烦恼忧虑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愿望破灭,事情常不顺利,
一天比一天更加难调理。
自然界它注定给你的一切,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岁月更替,太阳落下升起,
最后一次爱情惠顾你,
总有一天向这世界告别,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自然界里没有坏的天气,
时序行进永远不停息,
生命之秋就像季节之秋,
不用悲叹,安然不介意,
不用悲叹,安然不介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梁赞诺夫本人写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高考落榜的女孩卡捷琳娜进工厂成为女工,假装教授的女儿跟电视台的摄像师谈恋爱,并且意外怀孕。摄像师虚情假意,抛弃了她。她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并拉扯大,后来经过奋斗成为一家工厂的厂长,并且爱上一名电焊工,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想不到摄像师再次找上门,捅出了卡捷琳娜的秘密。电焊工走了。卡捷琳娜再次坠入深渊。
她的闺蜜们告诉她一句话: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卡捷琳娜鼓起勇气,找到了电焊工。
她:你知道我找你多久吗?
他:八天。
她:你知道我找你多久了?很久很久,真的。我不愿再回首那段往昔,但我也从没有放弃,否则我不会和你相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你,并和眼泪说再见。
我爱的作家也罢,导演也罢,音乐家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进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预兆和映像的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贝多芬、古尔德、大卫·里恩、黑泽明、梁赞诺夫……
梁赞诺夫走入我生命是因为《两个人的车站》。
“我们这部影片的故事,要从刑事犯劳改村这个叫人不太愉快的地方讲起,读者看了不必大惊小怪。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个儿的命运,自个儿能料到么?”
剧本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电影一开场,管教干部给了劳改的钢琴家普拉东一张通行证,让他去附近村里去看自己来探监的妻子,顺便把修好的手风琴带回来。
普拉东不想去见妻子,因为他是替妻子顶罪入狱的,但是他不能拒绝去取回手风琴,因为那是劳改村的公物。通行证的有效期是次日凌晨8点,在此之前下刀子也必须赶回来,否则以逃跑罪论处。
故事的定时器就这样设定好了,剩下的就是在明早之前会发生什么。在车站里,他遇到了女招待薇拉,两人从互相顶牛,到萌生爱意。最后,普拉东拿到了手风琴,但是大雪封路,他拼命奔跑,试图在8点前赶回劳改村,可是在距离高墙几十米的地方,8点钟马上要敲响,队长已经开始点名。他和薇拉已经再也跑不动了,停下来背靠背喘着气。这时候薇拉说:
“快拉手风琴!”
悠扬的琴声在雪地里响起,高墙内听到这琴声,都说“普拉东回来了。”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泪湿衣襟。
当然梁赞诺夫作为喜剧导演,带给我们的欢乐居多。他的《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可谓喜剧的高峰,是我见过最快乐,又最耐人寻味的喜剧。剧中丢了护照的医生,只能待在飞机上,在莫斯科和罗马之间飞来飞去,就是不被允许入境,直到胡子拉碴,人也长胖。每次看到这里,我就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啊。
《命运的捉弄》更是一部绝妙的讽刺剧。由于彼时苏联的建筑千篇一律,一位准备回莫斯科的外科医生错飞到列宁格勒,在与他家同一名字的路、同一个门牌号的房子里睡下,睁开眼发现房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我喜欢这部《命运的捉弄》,是因为它的插曲。
我问一棵岑树,
我亲爱的在哪里?
岑树不回答,只是摇摇头,
我问一棵白杨,
我亲爱的在那里?
白杨只是蹭了我一身树叶,
我问秋日,
我亲爱的在哪里?
它用一阵秋雨回答我,
我也问秋雨,
再问也是枉然。
我问月亮,
我亲爱的在哪里?
月亮藏进云层里,
我问云,
我亲爱的在哪里?
晴朗的天空下云散了。
我问唯一的朋友,
他说,我忠实的唯一的朋友,
她现在是我的妻子。
再见,带给我们欢乐与泪水的亲爱的梁赞诺夫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