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故事：从囚徒到圣徒
一口气读完了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很受感动，简单地写个读后感吧。
杨小凯，1948年出身在一个湖南高干家庭，高二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一纸成名，洛阳纸贵，被翻译成英文，流布海外，他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服满刑期。
在监狱里，他向政治犯们学习数学、英语、工程、苦读《资本论》，发现了其中最大的理论漏洞，是只讲商品的劳动价值，而不讲其使用价值。从而独立思考，推导出经济学的一系列原理与公式。
监狱里藏龙卧虎，有人可以默写全本《唐诗三百首》，有人独立编数学教材，有人疯狂写小说和电影剧本，被囚犯广泛传抄。
还有政治犯军医，利用职业身份勾引狱警家属，卧底多年，让干部喜当爹。
杨小凯更多地是接触各类了不起的民间政治人物，他们探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给世人留下一份国朝真史。
他从那些卑微的扒手、刑事犯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
杨小凯出狱之前，四人帮已经被粉碎，高考制度恢复，他被选拔去给干部子弟们辅导数学。
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给学生们上课，但明显感觉到了身份的差异。
出狱之后，他参加高考，但因为刑满释放人员，不被录取。
第二年，李锐和女儿向于光远做了推荐，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他通过考试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他不停地做研究出著作，其扎实的数理经济学功底，让他成为中国思考经济最聪明的脑袋。
一九八二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的研究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邹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然而他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平反，当时还是阶级敌人，没有人敢让他出国。
邹至庄利用自己跟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关系，给赵姓总理写了一封信，为杨小凯求情。
此信由赵的秘书转给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
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以个人的身家前途担保，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洲莫纳石大学的聘书，现在他是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其研究被学术界评价极高，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接近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
杨小凯把十年的牢狱生涯，写成了系列连载文章，后结集出版，取名《牛鬼蛇神录》，英文The Captive Spirit. 被囚禁的精灵。
这部书稿的价值，将永载中文史册与文坛，与司马迁《报任安书》，方苞《狱中杂记》等一起，辉耀在中文的星空。
然而，苦难未曾把他轻轻放过。
2002年他被检查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的活头。
在苦难来临之际，他决志信主，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并写下了一篇《我的见证》，从理性思维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信仰根基，成为华人知识分子罕见的理性护教之作。
他又活了两年，2004年，癌症复发去世，享年56岁。
他的一生曲折，最伟大的成就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而在于他的独立思考与史笔记录。
他曾在信主后，有悔其少作的意思，说，如果这时候再写牛鬼蛇神录，就不会有那么多仇恨和写实。
但，庆幸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做工。
牛鬼的价值就在于它赤裸裸的纪实风格，以及旧约一样冷静雄浑的笔触。
摘录几段：
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g，却不反人民，反g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使人惊心动魄。
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在劳改队写了几十本笔记，藏在一个木匠那里。
任何一本被搜出来，都会加刑，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三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三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一个英文词Forward（前进）。
杨小凯的本名叫杨曦光，一个狱友出狱后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学曦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讲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会有文艺重新复兴的日子，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否定文化革命也会以文艺的方式开路，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艺作品为反斯大林开路一样。我认为保持创作冲动，注意收集素材是种为未来变动做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黄启龙请曾爱斌讲过很多过苦日子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素材记了下来。
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于一个西南联大学生与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致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像张恨水鸳鸯蝴蝶派。
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
受黄眼镜的作品的启发，也因为《日夫科夫医生》和《古格拉群岛》的政治影响使我觉得文学是在中国搞政治的一个手段，1974年我开始写一个名为《同时代人》的电影文学剧本。黄眼镜很喜欢这个剧本，我们俩交流作品，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看到这里更加惭愧，人家在深牢大狱里，天天劳改，还能写剧本，咱们还好意思不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