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写作’ Category

用什么写作,才能不分心

Wednesday, December 15th, 2021

《纽约客》本周登了一篇文章,Can “Distraction-Free” Devices Change the Way We Write?  | The New Yorker,作者Julian Lucas 是《纽约客》的员工,她说自己为了能够在写作时不分心,这些年来一直持续在硬件和软件上加大投入。

原来,生产专注写作的设备,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这些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用电,但不能上网。有的甚至都不能回看刚刚写过的内容,以免动了修改的心思,影响往下走。

作者说,一款已经停产的输入设备AlphaSmart在二手网站上很是抢手,因为它只能做两件事:打字和存盘。

AlphaSmart
AlphaSmart

而日本产的一款会议记录设备Pomera,也很受欢迎。我查了一下购物网站,这个只支持日文和英文的打字机,一台要卖3200人民币。

Pomera
Pomera

所有这些设备的功能,一台拆掉wifi模块的旧笔记本电脑都完全可以做到,价格仅相当于这类收割智商税的新奇点子设备的几分之一。当然,还有几乎不用花钱的替代方案,用笔和纸。

包括Julian Lucas 在内,许多人试图用软件解决专心的问题。作者自己就使用iWriter,尤其钟情于这类软件的聚焦模式,也就是,在打字的时候,每次只突出显示一行文字,这样就不会分心去看前面的内容。当然,这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写着写着忘记了整体的结构。

正像一句俗语所说的:差生文具多,破车爱贴字。喜欢折腾工具的人,写的东西往往不怎么样,甚至写不出东西。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折腾了几十种写作软件、笔记软件之后,我选择了程序员们都喜欢用的一款古老的文本编辑器vim来写这篇短文。

我选择vim是因为它满足了我写字的几个基本要求:

  • 纯文本,用简单的Markdown 语法,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排版与格式。
  • 纯键盘操作,基本用不到鼠标,理论上可以更专心一些。
  • 使用上反直觉,用着不习惯,若要修改得手忙脚乱,这样就不会在写作的时候想三想四了。
  • vim 有好几种模式,输入是一种模式,修改编辑又是一种模式,拷贝粘贴又是另外一种模式。反正文字改起来挺麻烦的,客观上阻止了我回头去修修改改。

当然,这些理由有的并站不住脚,比如,我的程序员朋友们告诉我,在vim中,修改是最方便的,可以精确地删除几个词,或者一行,再也不用移动鼠标或者按着方向键到处找……

那我承认,我就是喜欢它极客风的界面,才找出上述这些理由的。每次当我打开配置好的主题,全屏打字的时候,感觉我进入了黑客帝国。

让自己不分心的方式有很多,追求硬件是下下策,到头来充其量只是满足于自己的购物欲罢了。一旦新玩具到手,新鲜劲一过,又会去追求更新的『专心』产品。

《阿甘正传》《本杰明·巴顿奇事》以及最近上映的《沙丘》埃里克·罗斯,至今用的编剧软件还是Dos系统上的一个古老软件,最多只能打印40页。所以,他不得不把一个剧本,分成几次完成。当然,这样的程序对于电脑硬件的要求就更低了。电脑厂商休想从他身上赚到钱,更不用说那些生产稀奇古怪写作机的收智商税的公司了。

我的朋友,哈佛尼曼奖学金的获得者安替老师,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2016年买的小米Air,才4G内存,但经过我Ubuntu改装,好用得到现在不想换,内存小就不同时开微信和飞书,还反复催电脑维修店帮我买内存硬件升级,如果能升到8G就再用几年。

我从14年前第一次认识安替开始,他就一直用Linux,这期间我的电脑换了7台,他依然坚持用最朴素的硬件。若论成绩,他被后面不加x的TED邀请去做过演讲,并且负责《财新》的世界说,致使财新付费订户达到70万人。这又一次说明,写作与硬件无关,甚至负相关。

设备越好,写得越差。

曹雪芹用毛笔、草纸就能写出红楼梦,我拥有一台M1芯片的Macbook Pro,却不敢写我所在城市的小红楼。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再为用什么硬件写作而纠结了。一个人的才华有高低,只要肯写,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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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最佳翻译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这些天来写作效率很高,每天5000–10000字速度推进,每当完成之时,就关掉电脑,用看书来犒赏自己。

昨天看的是徐和瑾《追忆似水年华》。他自2004年发愿翻译这套大部头,2014年出版了第四卷。

他的翻译良心到什么程度呢?知道大家看不下去,就在每一本后面,加上了故事梗概,梗概里注明详细故事的页码。

还有长长的人名、地名索引,更不用说,每一卷后面掏心掏肺的译后记。

然而不幸的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文译者徐和瑾去世,享年75岁逝者澎湃新闻-The Paper,广陵散从今绝矣。

另一位老先生周克希也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但是译文质量不如徐和瑾。

不过周老先生在翻译了,1,2, 5之后,也宣布放弃剩下的部分。

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中文译本只有一个15人合译的老译本了。

如果你读这套书,我的建议是:

1–4 读徐和瑾版,周克希版对照
5 女奴,读周克希版,
6–7,英文版。或者老的译林版。

当然,我也没有勇气从头读完。

太卷轶浩繁了。

而人生苦短。

需要干个大活,作为消解痛苦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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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中学文言文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中学语文文言文译注

以上为初中部分

以上为高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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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原之梦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五丈原之梦

by Jo

嗡嗡嗡……,电扇左右摇着脑袋。

我捧着《三国演义》翻到第一百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读得正起劲,突然感到一阵凉风,接着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此地可是五丈原?”

“五丈原”,我家什么时候成了五丈原了?循着声音望去,一位羽扇纶巾的老者站在我的面前,须发皆白,面容疲惫。

“我认识你!”我指着《三国演义》兴奋地问:“是不是你,你是诸葛孔明先生。”

老者接过书翻了几页,仰面朝天,长叹一声:“吾之将星将落也。”说完他指了指天边的一颗星星,不一会儿,那颗星就从天边缓缓坠落,仿佛正在熄灭的烟花。

我大惊失色地嚷道:“不会的,不会的,您可是孔明先生啊。”说着,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算华容道,巧摆八阵图,还有空城计,七星灯,骂死王朗……您可是诸葛孔明先生啊。”说完我扔下手中的《三国演义》,嚎啕大哭了起来。

诸葛先生先是一笑,又用悲悯的目光看着我:“后人若不如此写,书则无人问矣。吾乃布衣,一生散淡,幸遇两代明主,无他,唯鞠躬尽瘁而已。”

“那我宁愿先生一生散淡,一辈子做一个闲散,快乐的布衣。”

诸葛先生笑着捡起《三国演义》,翻到其中一个章节,笑着问:“这篇,你读过否?”

“爸爸说过,这是前、后出师表。”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可我没读懂,但我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会读懂的。”说完他拔剑指星,口中念念有词,“战事正酣,我怎可此地久留,姜维、杨仪听令……”

天愁地惨,月色无光。我再举头看去,只有电扇转动,窗帘轻摇,原来是个梦呀。说完我举起书,大声读了起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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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推销员之死》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其人道主义光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洗,不减反增。威利是一个推销员,已经花甲之年,却还要在外面跑码头。他房子的分期付款即将还清(80年代上演的时候,很多观众肯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却面临着人生最艰辛的时刻。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卖的不仅是有形的商品,还有无形的梦想。推销员要靠笑脸和铮亮的皮鞋才能吃得开。然而,威利发现大家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他想向老板求情,换个不必在外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明天不用再来了”。回首往昔,处处都是破碎的梦想,难以弥合的伤痛,早年荒唐留下的过犯,以及一系列连锁的罪果。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两个儿子,全都一事无成,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逃避现实。

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话剧中心,我看了吕凉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我承认现场看话剧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录像无法代替的。

当剧情发展到最后,当威利准备用自杀来骗取保险金,并且信心满满地跟自己想象中的哥哥本对话。

现场听得见观众们的唏嘘之声,我甚至听到一个上海阿叔对旁边的阿姨说:

他想骗保。

观众们试图用叹息声告诉台上的威利,你不能这样做。

舞台上,威利为儿子设想的前程越来越美好,他越想越高兴,可观众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生最闪亮的时刻。能演此戏,一生何求?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怎样的戏?它跟中国的渊源如何?无论你在凉爽的家中,还是在闷热的旅途,无论你是在空旷的高铁,还是在拥挤的医院,无论你在江边、在广场、在山脚下,在车上、在便利店,还是在餐馆,无论你刚刚签了合同,还是刚刚还完一笔贷款,都应该来听听这个故事,因为它与你我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阿瑟·米勒是谁?

你可能不知道阿瑟·米勒是谁,但你肯定知道玛丽莲·梦露。阿瑟·米勒是梦露的丈夫。

对,那是一个编剧可以娶当时最耀眼的女明星的时代。高攀的那个人是明星。

这里要说个梦露的八卦。

梦露受邀到米勒的母亲家里,才住了一个晚上,婆婆就不喜欢她了。米勒母亲家房间隔音不太好,米勒太太说:“她上卫生间的时候,撒尿的声音太大,像一匹马。”(这个八卦是比利·怀尔德说的。)

《推销员之死》也是阿瑟·米勒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初稿。

阿瑟·米勒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米勒做过一次木匠活。他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长10英尺,宽12英尺。从绘制构架草图,到钉钉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All right. I‘m coming back.)”

这是阿瑟米勒创作时想到的一句话。

阿瑟·米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那间小工作室还没上漆,依然散发着粗木和木屑的香味儿,装钉子的口袋还跟其他工具一起藏在一个旮旯里。4月的阳光找到我的窗户照洒进来,那些嫁接在野树上的苹果树晃动着花骨朵儿,露出初生的淡蓝色花瓣。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米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

是什么让阿瑟·米勒一边写一边流泪呢?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8年,反映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利•洛曼代表了那个时代承受家庭重担的所有美国男人。中国美院教授牟森说:“今天,中国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的时代,大江南北,山河处处,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威利•罗曼式的父亲正在为了家庭,到处奔波,身心交瘁。”

卡佛诗《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道尽男人的心酸、荣辱和尊严。

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初次相见是1978年,当时米勒匿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访问。

英若诚路子广,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跟曹禺两个人到了米勒下榻的宾馆。当时米勒正一个人挠墙。他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八百万)一个人不认识,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更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去十年当中发生的事。

被曹、英发现后,待遇马上不一样了。给他换了宾馆,贵宾待遇,签证也从旅行团的1周,变成了一个月。

米勒被英若诚邀请去看郭沫若的《蔡文姬》。米勒看完后一针见血指出:“剧本犯了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故事在第一幕就讲完,没有给后面留下发展余地。”满座皆惊,当时没人敢批评郭。幸亏,郭不在,他几个月前过世了。

当时郭沫若被认为是中国的男神,代表了戏剧的最高成就,俗称:郭老曹,郭沫若第一,老舍第二,曹禺排第三。

米勒敢这么说,实在太直爽了。不过也让曹禺扬眉吐气了一把。

一九八二年英若诚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他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现在一般翻译成《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故事发生在1692年的美国,一个名为萨勒姆的小镇之中,在这里生活着一群思想单纯,甚至有些愚昧的村民们。阿比盖尔是牧师的外甥女,她爱上了名为普罗克托的男人,然而,普罗克托已经有家室了,这段感情在普罗克托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了破灭。 阿比盖尔失败的恋情在小镇里传开了,她遭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和奚落,愤怒和羞愧中,阿比盖尔在森林里举行了诅咒仪式,诅咒伊丽莎白。这场仪式被刚好经过的帕里斯牧师给看到了,虽然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举行仪式,但是村子里存在女巫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个故事翻译一下就是:

一群红卫兵小将在某个心怀鬼胎的小姑娘的唆使下,借愚昧而自私的大人之手大开杀戒,有人为了保命有人为了复仇最后所有的人都疯狂了。信任和真理在愚昧的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英若诚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米勒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事实上英若诚有自己的私心。

英若诚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

尤其是,他自己想扮演其中的男主威利·罗曼。

大家想想,如果演《严峻的考验》,英若诚能演谁呢?只能演迫害和煽动无知少女的坏蛋。

伟大的精神操控师会把一个念头植入别人的脑海,还让这个人认为是自己的主意。

经过英若诚的劝说,米勒同意了。并且说:

“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这好比报纸的男小编去跟文化部长游说,为了整顿演艺圈,应该让王珞丹这些女明星放下架子,嫁给媒体工作者。

部长听完说: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把王珞丹娶回家。

英若诚和小编异口同声地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米勒又加了一句。

《推销员之死》演出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看不懂这出话剧,毕竟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他们能理解一个有冰箱、汽车的家庭,竟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吗?况且这出戏长达三个小时,人们看完还能赶得上公共汽车吗?万一赖着不走让剧院管吃管住可怎么办?

英若诚记录了首演时的情景: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鸦雀无声,演员们认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歔。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

此时,阿瑟·米勒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当时由于胡波事件,中美关系刚刚降到一个冰点,文体交流几乎停滞。这出戏的上演,让中美关系重新有了热度。

文科生无用论可以休矣。

演出结束的当晚,没人顾得上去卸妆,大家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

接下来演出结束了,但英若诚代表的中国人的好客并没有结束。

英若诚为阿瑟和英格安排了一辆车、一名司机、康生居住过的四合院,还为他们留出几天时间游览一些景点。

此时米勒早已跟梦露离婚,他此时的妻子英格是奥地利贵族出身。英格给英若诚夫妇讲过她在欧洲的生活。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办过多次展览,其中包括一些阿瑟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

还有四合院的隔音非常好。米勒的母亲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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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影评《不期而遇的夏天》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不期而遇的夏天》

2021年9月1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中心博悦汇4号厅观看了《不期而遇的夏天》。这片地产的老板是复兴集团,最近沾了辉瑞疫苗的光,股价一飞冲天,日子相当地滋润。

我带了笔和纸,一边看一边在纸上盲记,这是电影节养成的好习惯之一。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哪怕在纸上随便画个符号,都有助于记忆。

我的笔记本一共记了6页,黑暗中看不清,字写得潦草又大个,但我自己能看懂。

以下,我纯粹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

创作者角度就是非观众角度,非欣赏者角度。

创作者角度也非影评人角度,没那么高屋建瓴,站着说话不腰疼。导演不如阿巴斯,这是废话,他要是阿巴斯,还需要我写评语吗?

创作者角度,就是假设我是主创团队中的一员,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现在看到样片,我谈我的直观感受,并且说如果换成我,我会怎么拍,有时候也承认,我也没办法。

承认自己有时候『智尽辞穷』。

那我开始了。

第一个问题:从故事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好故事。

别跟我说这是童年三部曲,这里面有乡愁、有方言、有回忆,那与我,一个创作者无关,作为创作者我不关心编导的奶奶过年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我关心的是观众想要看到啥?

观众想要看到一个好故事。

好故事有很多类型,情节强的,情节弱的,甚至无情节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你得吸引人。

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不吸引人,从第一个镜头开始。

四毛和水生(这名字取得也不对,这一代留守儿童都叫逸轩、志豪吧),两人坐在阳台上,外面潺潺雨声。接着故事倒序。

镜头太平,没有悬念,人物平淡(给我一张北野武的扑克脸也行),还没有美丽的女人(特吕弗说电影就是关于美丽女人的艺术。)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坐在这儿?

作为主创者,我的观众一开始就晕菜,肯定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看完了枯燥的全都猜中的第一幕,水生终于跟着四毛混了。我看了看表,即便是再敷衍的电影,也得坚持到90分钟,还有60分钟,可该怎么办?还有啥好讲?

我甚至想过最极端的情况,水生一家遭遇不幸,水生的妹妹秀秀上山失踪。

但是导演并不是奉俊皓,他选择了最安全的平庸。

全篇最高潮就是打架,而且都是顺拐的那种打法。

坏小孩三人组欺负水生3次,其中一个是殷老板的儿子。

一个老板的儿子要靠霸凌和勒索才能去网吧,好吧,民营企业很难,你替他们发声了,谢谢啊。

殷老板打四毛两次,四毛的情敌打四毛1次,四毛打回来1次。

全篇的假高潮是水生怀疑四毛偷了他外婆的600元,这个烂梗,一亮出来我就知道是谁干的了。你真让四毛偷了,我反而敬你是条汉子。至少你敢往一般观众想不到的地方带嘛。

第二个问题:对白不行

不要以为用了方言就能掩盖对白的苍白,相反更显露出对白的无力、直露。

水生跟四毛刚刚认识,就迫不及待地说:

“我爸妈在深圳打工,我跟着外公外婆住。”

试想,卫西谛在等公交,刚认识一个问公交几点来的大伯,他会主动说:

“我家是南京的,在小西天上班,我太太也跟我来北京了,除了气候都挺习惯的。”

要记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叛逆程度是卫西谛的10倍。

他会主动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些?

好的对白,一定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淑女Eve在邮轮上告诉亨利·方达扮演的查理:“洒满月光的甲板就是一个女人的事务所。”

哈尼在一片肃立的国歌声中,披着大衣走到礼堂门口,质问:“谁叫你们开演唱会的?”

反观本片,唯一一句让人记住的对白。

你在发财哟。

发财,发个豆芽菜。

其余,都是解释给观众听的对白。

例如,四毛的暗恋对象,夫妻吵架,丈母娘劝解:

回家再也不要赌博了,一起好好过日子。。。

真实生活不是这样,哪怕姑爷赌博,也一定会用隐晦的大家都懂的体面的方式说,而不是直接提赌博。

尤其是送到大道上,有外人听见的情况下。

我的岳母不会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说:

你这个喜欢跟女学生交心的毛病得改改了。

我:知道了,回去吧,老妈。我一定重新做人。

有的地方,实在令人尴尬。

四毛跟水生讨论女人屁股大好不好。

这不仅仅是三观的问题,简直是脑子里是否漏雨的问题了。

既然咱们是创作会,关起门来说话,我就放开了说,说过算过,一切以会议纪要为准。

第三个问题,人物塑造失败

里面唯一没毛病的人物是四毛在路上拦下的一个挑担老人。

-四毛: 有烟吗?给根香烟吃吃。

-老人: 有,不是好烟哦。

秦海璐客串买衣服,你既然都请她来了,怎么也得安排她演打架的小吃店的老板娘吧。

导演对于人物的处理,没思路没想法,得过且过,很像中国男足。

四毛进了派出所,警官的表现好像是对着宜春晚间新闻表演爱民如子的警察。还能再假吗?

任何一个嫌疑人进了派出所,是这个待遇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警官管殷老板叫殷老板,叫个老殷,就不错了。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水生和秀秀的大伯和伯母,处理太脸谱化了。伯母再坏,也一定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让人无话可说的那种坏,绝不是为了省电费,不允许兄妹聊天。

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小酒馆老板夫妇够坏了吧,尚且懂得假装可怜可塞特而擦眼抹泪,你一个剧情片电影塑造的人物还不如人家夸张的舞台剧。

第四个问题,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道德前提塌陷

我不在乎主人公是不是小偷,因为小偷也能做主角,这是共识。

但做主角的小偷,必须有不得已去偷的理由,并且偷的过程中有道德上的内心挣扎。

我也不在乎主人公是不是想做第三者,暗恋有夫之妇。

但这么做必须出于真挚的爱情,并且做得要有诗意,要美。

偷窃女人羽绒服距离恋物癖只一步之遥。

警察在四毛家搜出女人羽绒服就怀疑他偷窃。

进警校一点也不考文化课吗?单身男人家里就不许有女士衣服吗?

看看《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单恋有多美,阿利萨深爱着医生的妻子菲尔米娜,有一次,菲尔米娜路过餐馆,被一面大镜子照到了倩影,阿里萨就把这面镜子买回家,只因为里面出现过自己索爱的女人的影子。

这叫诗意,这叫文学,这叫艺术,这叫永恒。

偷衣服那叫下三滥。

一个往钢管里灌沙子的人,是一个有严重道德问题的人。

除非他忏悔和实现救赎,否则是不可爱的。

不可爱的人不能做主角啊。

我最最不能忍受的,也是几乎所有主创都不会同意的就是让四毛打一个父亲,当着他儿子的面。

没有任何一个主角正面人物,会这样做。

这样做比在西方当着主人杀掉一条宠物狗还恶劣。

导演是怎么想的,你们主创是怎么想的,这样的情节怎么过的关?难道咱们整个团队,整个影视公司不反思一下吗?

第五个问题:环境与人物的脱节

整个电影,外景虽然真实,且很美,但是人与环境不搭。

一看这个电影就有一种,村里来了个剧组的感觉。

人物是游离的,感觉进了寂静岭,村子没有生气,没有社区感。

第六个问题:镜头和画面

这个我不是专业人士,但也看出一些问题。

例如,电影不敢用大景深,不肯像《公民凯恩》学习。

镜头一塌糊涂,把人框进去就万事大吉的样子。

也有构图还可以,例如:四毛在路灯下与水生讨论女友。四毛面对观众,水生背对观众,两人被一根电线杆隔开。

没有一个镜头让人惊奇:哇原来这样啊。

例如,我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看到骑驴可以上下台阶,就发出过这样的惊叹。

可惜这个电影的画面语言太普通了。

第七个问题:音乐

电影模仿《菊次郎的夏天》,可惜没有请到久石让那样的作曲家。

以吉他电声为主的音乐,我给打1分。

实在不行,就用古典音乐嘛。

陈奕迅还给写了一首歌,我还等到片尾听了,歌太一般了,我还以为会诞生:我的背包,十年,这样的作品呢。

我要是陈奕迅就会说:大家都是干行活,凭什么这么要求我?

第八个问题:主题

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

四毛有时候跟阿Q很像,但是《阿Q正传》这部电影可以pk《一条叫旺达的鱼》。

因为《阿Q正传》主题明确:不要做阿Q那样的人

阿Q的道德前提被他所遭遇的革命悲剧给升华了

他做了闹剧的替死鬼,临死执迷不悟

四毛做了什么?

他偷了一条女式羽绒服,钢管里灌沙子,还打小孩,当着儿子打父亲。

四毛值得同情吗?他可爱吗?他有道德教化意义吗?他荒诞吗?他有必要存在吗?

我的答案都是:NO.

第九个问题:换我怎么拍

如果换成我,我就会跟观众说实话。

我说,我特想拍家乡三部曲,可是我已经对这篇土地不熟悉了,演员我也控制不好,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知道他们演的不是我想要的。我的台词也很傻,因为是我自己创作的,我选角很有问题(水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孩子,而秀秀怎么看怎么像南京弹吉他的miumiu),我不是张艺谋,找不到张惠科,我就是一个平庸的导演,但是现在陌陌影视签约了我,我得干点什么呀,谁家也不养闲人。

您看我就这么拍了,错的地方,你们多担待,不真的地方,很正常,因为是演的。

我,导演才是这个电影的主角,大家恨我也罢,骂我也罢,千万不要不理我。

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了美丽的诗意的女人(比如,我请了蓝盈盈)她的演技可能不好,但她热情似火,捧出了自己的美丽作为礼物献给大家。

请大家看我一眼吧。

总结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点点粗浅的看法。

很不成熟,说过算过。

换成我自己创作,也许还不如这个。

我知道我自己编的电影有多烂。

大家都不容易,说出来,是为了咱们以后都还有口饭吃。

毕竟这一行不好混日子。

2021–09–17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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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一个小小『动物园』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小小“动物园”

by Jo

你知道吗?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呢!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首先是我的棕熊爸爸。他整天笑呵呵,做任何事情都不着急,他总说:“不急,不急,慢慢来”。呆在他的身边我觉得特别温暖又安全。有一次妈妈不在家,我上学找不到红领巾了,爸爸说:“不急,我帮你做一个。”说罢拿出一件崭新的红色体恤衫,用剪刀剪了一个三角形,给我围到脖子上,到了学校就被老师发现了,棕熊让我好丢人啊。

接下来,是我的章鱼妈妈。她仿佛有三头六臂,无论脏衣篮里有多少衣物,她总能三下五除二给清洗干净,要知道,可是先手洗再机洗。刚洗完衣服,她又去做饭,半个小时就能端出三菜一汤,味道吗?有米其林半星的水平。

你们可别忘了熊猫宝宝我。别看我整天憨憨的,好像只会卖萌,实际上我可忙了。忙着每天在知识的竹林里觅食。一会爬到一棵叫语文的竹子上,一会又荡到一棵叫数学的竹子上,最后还要挖出叫英语的竹笋。

我们家的小小“动物园”还不止这些呢!比如像黄牛一样勤劳的爷爷,退休了还在负责老年大学;像鱼鹰一样的外公,每天喜欢到小河里钓鱼;像长颈鹿一样的大姑,炼就了铁头功,专门为民工讨薪。

你们说,我家的“动物园”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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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歌》导演阐述

Saturday, December 11th, 2021

导演阐述

by 丘赫莱依

我是一个士兵。我走过从斯大林格勒到维也纳的战争道路。许多我敬爱的人都永远地留在这些道路上了。

我想在影片中描述的就是他们,直接从学校走向战场的我的同年人。

命运把我和电影编剧瓦连丁•叶若夫联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也为这个主题感到激动。

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讲述主人公是怎样战斗的,不如说是讲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这样战斗。

我们抛弃了战斗场面,抛弃了战争影片一般会有的点缀,我们寻找着能够谴责战争的情节。影片的基础是关于一个青年士兵的短故事。

他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最初,在战场上他胆怯了,坦克来时,他跑了。但在最后一分钟,他抓起一只反坦克枪,击毁了两辆坦克。他就这样成了英雄。

为了奖励他的功勋,给了他6天(电影中是2天)假期,他于是回到故乡的农村去。

他很幸福,可是周围有许多不幸的事。战争……

在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悲哀和需求分赠给他。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和他们共命运、帮助他们,他的整个假期就消耗在这上面了。

这样,回到前线以后,他又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交付出去了。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父亲,一个多情的丈夫,一个工程师或是科学家,他可以种出粮食,用花园美化大地,但战争使得这成为不可能。他没有回来!而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回来啊!

整个影片穿插着主人公与他在短暂的生活道路上相遇的姑娘—舒拉的动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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