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风和日丽的天气，任何一个公园都比购物中心更有吸引力。
今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全家去了黄龙洞。因为儿子喜欢大公交，故而特意没有开车。想不到节假日挤车还是一件很考验体力的活。幸亏去程有漂亮的女大学生阿姨给儿子让座，回程抢到了一个座位。
在黄龙洞，儿子玩得非常开心。花30元买了一台泡泡机，他在草地上兴奋地追了20分钟。我们还去了水池边，看了浮游生物，只是没有看见儿子口口声声梦想的”大鱼”。
最后去了浙江省图书馆，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兰亭书法协会的书法展。王元澄同学进去跟另外一个小男孩追逐了一会儿，直到累得走不动为止。
下午炖鸡，睡觉，一天的浮生就这样过去了。
2014年3月最后一个周末，“周一见”成为一个热词。演员@文章同学因为偷情被发现而公开忏悔，“愿日后再不负人”，其妻马伊琍则在微博上说“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与此同时，”银泰商业集团董事长沈国军也发了一条微博：“周一见”。这条消息乍看不起眼，很多人觉得商人也来凑娱乐八卦的热闹，无非是想把自己包装得“调皮”“亲民”一点。到了周一，除了“文章忏悔”的新闻外，另一条横跨互联网和零售业界的新闻也上了头条–《阿里巴巴以53.7亿港元入股银泰商业集团》，大家才明白，商人并没有开玩笑。
两种“周一见”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所指向的是同一种社会潜流。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描述这种现象，而在我们东邻日本已经有了一个新兴术语叫“下流社会”。大家别误会，这里的“下流”，跟流氓阿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向下流动”的意思。这是三浦展的新书《下流社会》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日本社会经过1950-19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了中产阶级，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眼下正出现了“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一代，社会地位在向下流动，源源不断地加入“下流社会”的大军。他们的特点是：收入低，沟通能力差、学习能力低下，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能力全面下降，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用中国的时下网络语言讲，可以说是“自甘屌丝状态，缺乏正能量”。
正如三浦展所说：“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但是，不要以为“下流社会”的人生信条就是默默无闻、随波逐流，恰恰相反，他们处境越是不好，越是强调“自由”和“个性”，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那么，在中国这种“下流社会”有没有呢？岂止有，用浙江人的话说：“简直不要太多啊！”在中国，这些年两极分化的趋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当房地产业狼奔豕突，房价扶摇直上，金融业所向披靡，资金在非实业领域空转，“钱揾钱易，人揾钱难”，加上国家政策对于农民工、城市老居民的倾斜，非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及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不但如此，白领阶层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本当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城市年轻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面临跌入“下流社会”的命运。
在这种“向下流动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需要通过消费别人的绯闻、艳情、尴尬、忏悔、痛苦、眼泪，来达到心理的平衡。同时，也需要通过在不降低生活品味的前提下，为高消费寻找更为实惠的替代品。@文章同学和@沈国军的两个“周一见”，就是这种向下流动的社会趋势的立体呈现。
在@文章同学的绯闻事件中，很多男男女女选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当事人进行无情的鞭笞和嘲讽。全然忘记了自己也不是子路、颜回、柳下惠。这让我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故事。当时还没有“小三”、“出轨”这类词汇，人们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叫“生活作风问题”，话说一个单位的职工搞了婚外情，领导找他做思想工作。领导并没有高举道德大棒猛劈，而是语重心长地说：“生活作风问题谁不想啊？可是，社会不允许！”如今，社会对于生活作风问题已经宽容了很多，反倒是“下流社会”的人群表现得绝不宽恕。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还是希望在心中维持一个“完美婚姻”的幻象，尤其希望明星们身体力行。因为确实有许多人，把@文章同学饰演的“蜗居男”和“裸婚男”，想象成跟自己是一类的人。这不是一厢情愿吗？像文章这样的电视剧大腕，每集的片酬是120万。他即使跟马伊琍离婚，在经济上也不会亏负妻女。这岂是“下流社会”离个婚，还要对30平米的小公寓进行财产分割可比的？
而@沈国军的“周一见”，则代表了社会的另一趋势，精明的商家通过打造平民品牌，放低身段，但不降低品质，以服务全社会的名义，来服务“下流社会”的人们。在日本，优衣库早就这么干了。面对人们消费能力的下降，优衣库提供高质量、买的起的衣服，提出Made for all的口号。日清集团提出了“没有边界”的口号，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价廉物美的拉面。与此相类似，银泰提出的口号是“爱在一起”，使自己有别于一些奢侈品购物场所和奥特莱斯。现在又跟阿里巴巴这个“屌丝”们最爱的品牌捆绑在一起，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吸引“向下流动社会”的人群，让他们来这里消费、移情、疗伤。商场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我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名声鹊起的青年诗人，没有固定收入和工作，住的是一个仅能用来睡觉的小小蜗居。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大商场呆着，观察人群，喝喝咖啡，吃吃快餐，写写诗，一天的浮生就这样过去了。对他来说，商场就是一个幸福终点站。
娱乐八卦也好，商业消费也好，并不一定就是麻醉品，它们也可以转化成一种向上的力量。对美好商品的向往，对美好精神的向往，对美好肉体的向往，对美好生活方式的向往，如果跟“新观念、新道德、新思想”相结合，也可能激发年轻人精神的火花，转化成奋斗的勇气。问题在于现在的作家也好、记者也好、评论员也好，思想都太老旧、僵化、死相。当前社会需要勇敢的思想家、作家、编剧、教育家站出来，正视现实，认识现实，改变现实，带领年轻人，过红海，出埃及，走出“下流社会”。
这可能吗？答案未知，但已有人在尝试。在日本，人们对于“下流社会”的精神状态，早已警惕，并提出了疗救的设想。日本电视剧《龙樱》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故事。曾经是飞车党出身的律师樱木接手了一所升学率极低、乱得不能再乱的高中，他铁腕治校，选出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倾尽全力，把他们培养成才，让他们考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东大）。而能否培养出东大高才生是衡量一个高中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结果，整个高中都被拯救了。樱木在全校大会上说：“如果你们真心地认为：保持个性、特立独行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考入东大才能改变你们的命运，才能把你们从无尽的黑夜中解放出来。醒醒吧！”
周一来了，@文章同学来了，@沈国军同学也来了。如果不想让生活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重复自己的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醒醒了！
转自BBC中文网
在差不多50年前，当广播从业员还在适应要做具挑战性的采访时，一位叫做罗宾·戴的年轻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广播从业员有权利和责任代表公众提出辣手的问题。”
尖锐的问题并不等于不公平的问题。
电视访谈逐步发展，当年的年轻人罗宾后来成为了罗宾·戴爵士。他在1961年为自己撰写了一套守则，目的就是表达如何平衡“生动尖锐的电视访谈和持平公正的原则”。
守则所针对的是电视记者，不过，也适用于任何的广播媒体的访谈。他当时假定做访问的是男记者。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况，但是，他后来也在自传中为此道歉。
他撰写的守则开列如下：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挣扎，连春节都没消停过。从去年开始，构思一个新剧本，关于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故事。试写了几场戏，都不满意。由于我还没有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经验，写出的文字难免肤浅，甚至轻佻。我知道，国外有一类“临终写作”，就是患了绝症的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出的自传体文字。它们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在细细回忆中，充满对美丽人生的留恋，对无情命运的蔑视，以及摆脱绝望后发自心底的笑声，例如：《一年有半》、《潜水钟与蝴蝶》、《最后一次演讲》等。
交稿期临近，我大脑一片空白，只好在网上瞎转。无意间在苹果的iBooks在线书店里，看到一本《纽约时报》上榜图书《The Priority List》（直译为“优先表”，可意译为“生命的当务之急”）。光看简介，就把我深深吸引。这是一本自传体的纪实作品，作者David Menasche是迈阿密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他在六年前被诊断出脑瘤，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左半身开始不遂，视力也近乎半盲。就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决定放弃治疗，好好活一回……
今天杭州下起了大雪，在一家咖啡馆里，我捧着Kindle Paperwhite读完了这本书，几次热泪潸然。
David Mennasche忽然感觉左耳耳鸣，他没有在意。几个月后，耳鸣变成了左半身的痉挛，他知道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之后，医生宣布他的左脑中有一颗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会不会是良性的？”他怀着最后的希望问。
“脑瘤没有良性的。”医生说。
“那我等到暑假再治好不好？”他问。
“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医生终于实话实说。
David此时才知道，如果不治疗，他这个病的患者的剩余寿命是一年半。他感到他的世界要崩塌了。作为一个东欧来的二代移民，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全国闻名的高中谋得一个教职可真不容易。他还成了家，在机场旁买了一座房子，虽然随着飞机起降而摇晃，但毕竟是自己在这世上的第一处不动产。他在高中教英语，他的课堂，既是语文课，又是心理课。受《奥赛罗》启发，他经常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做一个给人生重要事项排序的游戏：爱，隐私，家庭，灵修，事业，友谊……通过分析学生交上来的清单，他再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在他的教导下，酗酒的少年戒了酒，自残的女孩承认自己是拉拉，一个准备嫁个富人做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印度裔女孩决定不服从父母给自己安排好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已经毕业，分散在美国各地，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的。
但是，David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境况。他坦然告诉亲人和学生自己的病情，一面接受了开颅手术，一面继续教书。英语文学滋养了他的身心，也带给他蔑视无情命运的勇气。他是一个天生充满热情和同情心的人，当发现抗抽搐类精神药物会让他情感麻木之后，他果断停药。对他来说，让自己变得麻木冷漠，比死还可怕。
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经常用螺旋的比喻，来教导自己的学生。
人一生关心的人和事，是一圈圈的螺旋线。婴儿时期，饿了要吃奶，尿了要换尿片，除了自己，对什么也不关心，此时心在螺旋线的原点。幼童时期，除了自身，会关心零食和玩具，一辆小汽车被抢走，就哭得昏天黑地，好像失去了全世界，这种关心目光短浅，此时心稍微外移，位于螺旋线第一圈。到了七、八岁，看到妈妈哭，会不知所措，再大两三岁，则会给妈妈一个拥抱，安慰她，此时心随着螺旋线向外延伸。直到真正成年，发现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亲人、爱人、别人，此时螺旋线已经远离了最初的原点。最终，心到了螺旋线的最外端，多数人到不了这儿，但是每个人都期盼自己能抵达。心位于此处意味着，你把过去、现在、未来、自己、别人都放到一起去观照。你关心不会马上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物：贫困地区的饥荒，骚乱地区的战火，他人的痛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们的心应当到达这儿。
他是文学史上那些璀璨心灵的同行者，也是自己所传之道的实践者。在奇迹般活了六年之后，他脑中的肿瘤长大了，从一个高尔夫球变成了网球。若不是及时抢救，他早就不在人世。在经过了第二次开颅手术和一系列化疗和放疗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渐渐地，他的左半边身体逐渐半身不遂，他的视力范围在收窄，只能看到一道窄窄的扇面，照镜子只看到半张脸，几乎半瞎。他与妻子的心也开始相互远离。他甚至不能再去上课，生命马上失去存在的意义。
忽然，他明白了。癌症夺走了他的过去，也会夺走他的未来，但夺不走他的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采取行动，真正地活一会。想到这里，他觉得一切重担都放下了。他对医生和护士说，他放弃治疗。大家都很吃惊，不免给他劝诫和警告，但他毅然走了。他找到了对抗癌症的办法：健康、快乐、有目标地活着。他决定实现40年来最大的愿望，周游美国，去拜访自己全国各地的学生们。
他的内心回荡着迪兰·托马斯的一句诗：
“不要柔顺地走进黑夜，要对正在死去的光线暴怒、暴怒啊！”
他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消息：
“所有Coral Reef高中大家庭的成员：首先，我要谢谢大家的相伴。你们把自豪、意义和喜悦注入我的生命。曾经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这是我最大的荣耀。在大家为我擦眼抹泪之前，请允许我说说我的计划。我要上路了。我计划用坐大巴、乘火车、搭便车、拄手杖等方式横跨这片国土，到达太平洋沿岸。所以，请告诉我你们都在哪个城市，并且让我知道能不能为我提供一张过夜的沙发。”
在48小时之内，他得到各地50多名学子的响应，大家纷纷表示，我的家里有一张沙发属于你。
就这样，他拖着一条瘸腿、拿着盲人用的手杖，踏上了旅程。乘坐汽车和火车，他一共周游了101天，拜访了31个城市，行程18000英里，见了上百学生。每到一处，学生们远接近迎，跟他一起回忆中学时光，分享自己成长的故事。他也遇到过歹徒，扒过飞车，用大麻贿赂卡车司机搭过顺风车，他见过人世间的温暖，也目睹人世间的冷漠。那个曾经喝酒的问题少年，如今已经成了IT精英，那个用火柴自残的同性恋女孩，如今幸福地跟自己的同性伴侣生活在一起，那个不愿意相夫教子一辈子的印裔美女，如今已是主流媒体的记者。他当初撒下的种子，如今已经发芽、开花、结果。他与学生们泡酒吧、玩赌场、交流纹身经验，用残缺的肉体享受物质带来的小小与短暂快乐。
哪怕是已经发财的学生（比如在Google工作并且有几套公寓的成功人士），都忘不了他的教导。David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培养学生们的金钱观。他先问学生们，给你足够多的钱，你会做什么。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但基本都是两类：一是买东西，各种梦寐以求的商品，给自己买，也给自己所爱的人买。二是周游世界，跟自己爱的人一起去目睹全世界的美。他继续问，如果这些都满足了，你还有大把的钱，你准备怎么打发时间。这时候回答就有意思了，有人说希望去免费教孩子跳舞，有人说希望能做探索外太空的宇航员。看到时机已到，他就启发孩子们说：“既然你们愿意义务去做这些事，如果有人愿意付钱请你做同样事岂不是更好吗？”通过这个课堂互动，他希望让学生们明白，尽管金钱很重要，但是没必要让自己的梦想建筑到赚钱上。他鼓励学生们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既能带来收入又能满足灵魂需求的职业。
在旅途中，他得到一个坏消息。他的妻子提出离婚，她甚至不愿意等到他入土为安。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妻子让他回来后马上搬出这所房子。这意味着他将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从头再来。
他乘坐飞机从太平洋沿岸回到故乡，他要回到医院取走做化疗而植入身体的一个部件，他本来以为医护人员会对他冷淡责怪，想不到所有的人都在走廊上排成两行，向他鼓掌、欢呼。
《The Priority List》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它能让我们的心灵苏醒，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找出自己生命中的当务之急。
请对下面的关键词按照它们在你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排序：
A、被接纳
B、冒险
C、艺术表达
D、职业
E、教育
F、家庭
G、友情
H、乐趣
I、健康
J、荣誉
K、独立
L、爱
M、婚姻
N、拥有的物质
O、权能
P、隐私
Q、受尊敬
R、安全感
S、性
T、庇护所
U、灵魂的需求
V、时尚
W、科技
X、旅行
Y、胜利
Z、财富
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人生的轻重缓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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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The Priority List: A Teacher’s Final Quest to Discover Life’s Greatest Lessons（《人生的轻重缓急：一名教师在弥留之际对生命意义的探求》）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美国中学老师写的自传体励志书，作者罹患脑瘤后，与癌症斗争了六年，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本书以作者最受欢迎的一堂课“人生的轻重缓急表”为基础，以大胆、自由的精神，以幽默、自嘲、笑中含泪的笔法，回答了“人一生中到底什么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David Menasche 是迈阿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语文老师，他热情坦诚、平等对人。从莎士比亚到凯鲁雅克，他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生存的智慧，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在不幸被诊断出脑瘤，并且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之后，他依然顽强乐观地教学、生活，直到六年之后，病情恶化，他几乎半身不遂，视力也几乎丧失。他做出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放弃治疗，只身周游美国，去拜访他的学生，学习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他一个人踏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之旅。癌症已经剥夺了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不想再拱手想让出现在。他一路乘私家车、灰狗巴士和火车从迈阿密到纽约，从新英格兰到旧金山，他拖着跛腿、拿着盲人手杖，旅行了上万公里，历时百日，拜访了一百多学生。他的无畏之旅探寻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学到的人生课，他把一张排列人生中轻重缓急次序的清单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家庭、爱、事业、安全感、独立、冒险、隐私、灵性……究竟如何排序，每个人都应当停下脚步来想一想。
推荐理由
这是用生命写的书，作者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坦诚又带着苦涩的幽默感讲述自己教书育人以及罹患癌症的过程，并且用荡气回肠的笔法，讲述了自己生命最后周游美国、穷究人生意义的旅程。作者是自由思想者，富有六十年代那种自由不羁的气息，他不笃信宗教，通篇没有说教气息。感人至深，催人思考，令人拍案。这样难得的好书是中国读者迫切需要的。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引进版权，请找我来翻译。他用命写书，我会用心去翻译。
亚马逊书评：4.7星
亚马逊销售排名：传记类教育工作者子类第8位
干枯期的特征
１、懒散、头脑空空、不想做任何有创造性的事，只想把大脑泡进信息的温水里（如今的网络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大脑洗澡水）
２、感觉的干枯，但无能为力。
干枯的成因：
１、生理原因
２、从紧张过渡到放松，反而不适应。民间谚语：上吊没吊死，一松松死。
如何走出干枯期：
１、休息。
２、咖啡、茶适当刺激。
３、保持节律，不要忽松忽紧。
属灵干枯期的解决方法
１、Identify problem。找出问题，像写这篇一样。
２、祈祷。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
３、要有信心。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４、行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不行动，一切都是妄谈。
５、总之，不能等待。
接下来的30多个小时里，将独自带娃。时间过得很缓慢，还要3个小时，娃才睡午觉。醒来后要面对漫长的下午和晚上，接着迎来给娃洗澡的考验，预计晚上10点可以睡觉。
长这么大，我只参加过一次投标，然而就这唯一的一次尝试，成为我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的思想分水岭。自此以后，只要有人向我表露出对中国现状“江山如画宏图展”式的乐观，我就问：“你投过标吗？如果没有，等你投完一次标，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朋友老李（当然是化名）开了一家印刷厂，业务开展得不错，只是还没有在杭州拓展开。当看到杭州一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做一本杂志，立即想去投标。他知道我一直在办杂志，就请我去帮忙一起制作标书，如果项目能拿下来，大家就一起做。
我第一次看到正规而冗长的标书，其实质性内容是：
一、本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其中价格分占30分，技术和商务分占70分。
二、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准备标书，我负责标书中跟采编内容相关的技术部分，他负责商务部分。经过碰头，我们得出结论，价格分非常关键，谁报价最低谁拿30分。经过测算成本，我们报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低价85.2万元，这是要势在必得、赢棋不要命的架势。
开标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招标公司。在大会议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们是代表报社来投标的。见到我，他们也很诧异。也许他们本来以为我换了工作会发大财、揽范冰冰腰、走红地毯，想不到还是在这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不过，因为有同事之谊，大家都很客气，气氛也很融洽。
今天来参加投标的有五家公司，A报社，B报社，C广告公司，D广告公司，和我们印刷厂。其中ABD的实力很强，C一直跟招标的政府部门有合作，我们无宗无派，最逍遥。
招标公司的人宣布开标，先开的是价格标。由于首次投标，我对此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A报价138万，B报价131万，C报价122万，轮到公布我们的报价85.2万，我听到现场一片哗然，我有点羞惭地低下头，我真的不是来搅局的，我只是来帮忙的而已。
后来在知道招标结果之后，我才查阅了政府招标采购的相关程序，发现这个开标次序有问题。正常的开标顺序应该为：先查验资格证明文件，其次商务标、技术标，最后开价格标。这样一拍两瞪眼，谁都没有运作的空间。然而在本次招标过程中，先开价格标，从而使各供应商的报价提早暴露给相关各方，增加了对商务分和技术分进行认为干预的可能性。
然后进入议标环节，评标专家委员会把大家叫进去一家家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
在听完了我们的方案陈述之后，一位印刷包装行业的专家评委指出我们印刷厂提供的杂志样本有排版印刷错误：把一张溶洞的照片给放倒置了。我们一下子说懵了，拿过样本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就这样僵持了一分钟。事后经过我们反复核对，这张照片并没有放错。但这位专家的指责，已经无形中对我们的的得分造成了负面影响。
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更令人哭笑不得。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每一家投标单位有15分钟的陈述时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家获得的发言时间并不相同。评委对A报社说：“给你们5-10分钟的时间，快点讲完”。在评标过程中，评委还对C广告公司标书的装帧提出表扬，并对A报社标书装订提出苛责。评委还对B报社说，你们的印刷不好，采编不好，图片不好，文字不好。凡此种种，让人不得不怀疑评委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公正公平。
果不其然，次日，预中标结果公布，C广告公司以122万元价格预中标。
结果一出，令人震惊。论报价、论实力，C广告公司在这五家投标单位中都不突出。
首先，C广告公司的价格没有优势：C公司的报价122万元，我们的投标价是85.2万元，两者相差了36.8万元。按照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我们的价格分应得30分，C公司的价格分是20.95分，两者相差9.05分。也就是说，C公司的技术分和商务分相加应该超过我们9.05分才能中标。我认为，评委的打分偏差超出了合理范围，显失公平。
其次，C广告公司的实力也没有优势。在五家投标单位中，A报社、B报社的综合实力最强。尤其是B报社作为一家读者156万、年广告额7亿、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省内排名第一的报纸，拥有强大的采编团队、国内一流的印务中心（系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还有覆盖全省的发行渠道和强大的广告商务网络。本次投标中，B报社的报价为131万元，A报社的报价为138万元，换算成价格分与C广告公司相差分别只有1.44分、2.43分。而C广告公司是一家普通的广告公司，连企业官方网站都没有，在前程无忧招聘采编人员只要求大专生和应届毕业生。第一没有自己专业的采编团队，第二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第三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广告实力和商务网络也没有报社强，居然技术分和商务分大幅度超过AB两家报社，简直不可思议。
得知预中标结果之后，我连夜写了一份质疑函，交给了老李，希望他以法人身份递交给招标公司。因为按照规定，投标单位可以在开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对开标结果提出质疑。
我在函中提出三点要求，希望招标人公布以下信息：
1、各投标单位的最终得分和排名情况。
2、将每个供应商所得分数较低的打分项目在预中标公告上加以公示。
3、就本次招标过程中有无存在违规现象做出澄清与说明。
在质疑函最后，我接着写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节约型社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政府应当依法采购，招标工作不能走形式主义。在本次投标过程中，未中标的各单位都付出了认真而艰辛的努力。如果招标结果早有倾向性，如果招标过程不按照’三公原则’，如果招标单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的无奈，如果实力超群的新闻单位都不敌一家价格和实力都没有优势的普通广告公司，如果能够为财政节省下三分之一支出并且实力不弱的民营企业都没有机会中标，以后谁还敢来投市政府各部门的标，政府的公信力又彰显在何处？”
老李拿到这份《质疑函》苦笑这说，尽管他自己也很生气，但是还是不能意气用事，他会给律师看过，再决定是不是把这个函递交。
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对于老李的决定，我表示理解和尊重。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他作为民营企业家却还要小心翼翼做生意，民不跟官斗，这是血泪凝成的古训。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中学课本上所说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受了欺负会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不敢去斗争。
自从这次失败的投标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一直觉得杭州是一个吏治相对清明的所在，偶有贪嘴者吃相也不该这么难看。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是我自己太幼稚了！
几天后走在杭州街头，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杭州东站候车大厅的自动扶梯只修一侧，是小舅子中的标吗？百货大楼过街地道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是因为搞定了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吗？路边的广告牌，街头的宣传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往不毛之地的地铁……这一切的背后，有多少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小舅子们啊！
我想北岛的那句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30多年过去了，我要说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还是不相信！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