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字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涪陵任教，1999年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担任剪报员，后来成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他因写了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和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寻路中国》）而名声大噪。他的第一部作品《江城》（River Town），讲述了他在涪陵师专当外教的故事。作为中美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样本，这本书写得极为生动有趣。

何伟首先感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博大。何伟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对学生们对文学动辄进行政治解读表示十分无奈，但当学生们朗诵莎翁十四行情诗的时候，他被感动了。在美国，已经没人这样读诗、更不用说背诗了，而任何一个中国学生都可以背诵一批古诗词。

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太多，每当中国人跟他用汉语谈话的时候，都喜欢用手比划，把字写在空气中，写在掌心里，写在桌子上。何伟于是明白了，中文是一种可以触摸的语言。

何伟试着开始认识四川，了解中国。他跟妻子张彤禾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对电视的痴迷。刚当外教的第一年他给学生布置寒假作文，结果收上来大失所望。在春节，这样一个比圣诞节还要古老的节日，学生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

在中国，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因为他是涪陵这个城市将近50年来第一个定居的老外，他的一行一动都会被关注。乡民们也会叫他“洋鬼子”，拿他取笑。但他发现一旦跟这些人熟识了之后，他们马上变得非常友善。

开餐馆的黄家，除夕之夜邀请何伟到他们家吃年夜饭。他们明知道自家两岁的儿子见到洋鬼子就哇哇大哭，但还是邀请了他。何伟反思道，我们美国人会邀请一个黑人或外国人来家吃圣诞大餐吗？也许会，但肯定出于某种目的，例如教育孩子。但黄家邀请他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怕他孤单。

何伟其实不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除夕是家族团契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是绝不会邀请外人吃年夜饭的。甚至连自己出嫁的女儿都不行，因为她也已经是外人了。所以黄家的行为不仅仅是友善，而且简直是破天荒了。

但何伟不是没有烦恼，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思想的矛盾与沟通的困难。何伟学中文，课堂上讲到科学技术这一章，一位思想正统的廖老师说：“你们美国人说中国没有石油，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了大油田，并且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何伟忍不住反驳她：“从1995年开始，贵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了。美国从来不会未石油能否自给自足而烦恼。因为美国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进口到石油。只有那些想闭关锁国的国家，才关心石油是不是自足。”

不过他很快发现跟中国老师辩论是无解的，一方面是中文教科书站在他们那边，另一方面语言也站在他们那边。中文设定了词语，例如“抗美援朝”，这让辩论朝鲜战争变得很困难，显然这个名词暗示了美国就是错的，是需要抗的，这还有什么好辩论的。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喜欢说，“我们中国”，“你们美国”。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两个国家的事个人化，上升到自尊层面，这就没办法辩论了。

还有一种情况，何伟在课堂上讲了学生不爱听的话，例如说中国也有种族歧视，学生们马上低下头、梗起脖子。这让何伟发现自己是个体，而学生们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孩子他伤不起。

但是沟通仍然在继续。《江城》中最感人的一幕是何伟的父亲从美国来四川看他，何伟带他去看当地一位老神甫。两位老人开始用拉丁文交谈，何伟静静地坐着，感受这奇妙的一刻。这门古老的语言，填平了文化、地域的鸿沟。

在给何伟送行的宴席上，外办的王先生不留情面地取笑何伟的汉语，这个时候那位平常喜欢跟何伟辩论的廖老师，义正词严地纠正了王。何伟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是啊，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比起来，政治观点的差异实在算不了什么。

《江城》首次出版于2001年，2006年再版后记中，何伟惊叹中国的巨大变化。书中很多描述都已经与现实不符了：去涪陵不用再走水路，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铁路也已经在修建中。当然最大变化是人，他的弟子们散落全国各地，没人留在涪陵。只剩下那座永远在建设中的江城依然锁在迷雾中，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驱走雾霭的晨曦，这就是何伟中国三部曲在今天的意义。

以上是见报稿，以下笔记是《江城》的另一面，它决定了这本书可能不会在国内翻译出版。

何伟学中文，发现针对外国人的中文课本实在太欢乐了。有一课编了两个美国学生对话。一个说中国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约翰说：”为什么一党领导的国家就不能高度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每个阶层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老师问，有人对“中国一党专政高度民主”有疑问吗？何伟举手说：“一般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民主。”廖老师跟他解释中国人素质低，不能现在搞民主，否则会被坏人欺骗。

在中国涪陵，让何伟重新认识什么是民主。在美国，何伟感觉不到多民主，他投票，但这一票无关大局。他参加游行，但也不是组织者。但是到了中国，他才明白，民主就是选择的自由和宽容。在美国，你有权利漠视政治，有权利不参与，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啊。

民主就是可以选择，而在中国你没的选择，作为异议者的代价高昂。

一个跟当朝同岁的老教师，深情地对何伟说邓小平的伟大在于结束了政治运动，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何伟心想，我没觉得你们有多自由啊。又一转念，唉，看来文革比现在糟糕多了。

在何伟看来，中国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就像蓄奴时代的美国宪法里规定了人人平等一样。他自己最喜欢中国宪法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当然，这是个Joke。

何伟说，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谣言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对，至少媒体是自由的。来到中国，他开始第一次怀念家乡的阴谋论。

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听啥信啥，因为邓小平说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大家就真诚地相信了。何伟开玩笑说，毛泽东有67%的功。马上有学生给他纠正：少了3%。

令何伟惊奇的是，学生们在表演课本剧的时候，模仿文革批斗的场景，场面极其欢乐。何伟本来以为，大家会沮丧呢。

何伟发现，中国人的笑里藏了很多东西。当学生告诉他邓小平死去的消息时，她脸上挂着笑容。但这种小时隐藏真实感情的笑，当中国人觉得难过，尴尬，愤怒的时候，也经常会笑这么一下。我不得不说，何伟观察得真细。

何伟惊讶地发现，街上的老汉比学生们头脑清楚得多。例如，老汉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如果不是殖民地，香港就没有今天的发展。何伟说，可是我的学生们跟你想的不一样。老汉说：瓜娃子懂啥？何伟说，老师们也不同意你的看法。老汉说：拜托，他们是吃这口饭的。

当地出租司机罢工，有一个跟何伟一个组织（Peace Corp.）派来的外教因深度参与而被请去喝茶，最后遣送回国。何伟这才惊奇地知道，原来外教们在课堂上说过的任何犯禁的话，派出所里都有存档。何伟想象不出是哪些学生在负责记录他的课堂言论并且告密，或许就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或许是自己的几个爱徒。

来中国之前，何伟原以为中国大学生中的异议者聪明、勇敢、有魅力、有远见，但是到了涪陵师专之后，他才发现这样的学生都早早入党了。唯一保持异议的男生，是个失败者，成绩差，常挂科，不爱社交，甚至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Rebecca.

我觉得何伟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习惯了圆通模糊、怎么都行的思维方式。他太相信人们写的和说的，而不知道他们可能在执行双重标准。当班上的学生写下政治正确的作文的时候，当一位老师告诉他一生只信共产主义的时候，也许这些人正在运用奥威尔所说的double think，模棱两可的思维。进而，中国人对信仰的理解跟西方是不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相信”上升到“因信称义”“靠信仰得救”的高度，信仰在中国跟一切东西一样，都是手段之一种，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只有权变。

远去的江城只是雾中风景，但是通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景物，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以前没有留意的真相。中国可以改天换地，但有些东西始终难以撼动。

第83届奥斯卡奖揭尘埃落定，《国王的演讲》一举夺得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电影讲述了英国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天生口吃，因哥哥“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意外登上王位，但他非常不善言辞。最终在语言矫正师的帮助下，他克服内心的障碍，发表了著名的圣诞演说，长了英国军民的士气，灭了德国纳粹的威风。这部片子在香港翻译成《皇上无话儿》，可谓传神之至，不过有网友建议，如果此片在大陆公映，应该翻译成一个更具有官场特色的名字《学习贯彻领导重要讲话》。

从古希腊开始，演讲就是一项政治家必备的技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通篇讲述的是如何让演讲更有感染力。但是在中国，演讲一直不被重视，这与儒家传统上对“巧言令色”充满警惕有关系。在汉语语境里，形容演讲的大都是贬义词，比如：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唾液横飞、把死的说成活的、把稻草说成黄金……相反，对于不善言辞的人却保留了一堆褒义词：谨言慎行、沉默是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纳于言而敏于行， 一句顶一万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做一个领导不需要擅长演讲，只要能把稿子念好就可以了，所以讲话稿才是关键。给领导写讲话稿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既要吃透领导的思路，又要符合领导的风格。官员们的发言并不都是黑着面孔，乏味俗套。有时候，他们也会借用一些生动活泼、铿锵有力的江湖语言，使用一些排比、对仗、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形成排山倒海、泰山压顶的气势，具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力度。试看下面这段领导讲话：

“干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干别人敢干不会干的事。白加黑、五加二，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以拼命干解决大问题，以拼命干克服大困难，以拼命干实现大发展。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但光有好的讲话稿还不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这么顺利地把稿子念完，念稿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意外。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我们县的革委会主任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念到：“十月革命一声炮”，江湖稿被粘住了，他停下来翻页，台下听众议论纷纷：“准是臭了”，半晌，他终于翻过这一页，大喝一声：“响！”

无独有偶，杭州有一位领导在一个户外举行的农业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念到接近尾声，悲剧发生了，不知哪儿刮来一阵妖风，把讲话稿最后一页吹到了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找，秘书也帮他去捡，狼狈地折腾了半天，终于把这页稿拿到了。他看了一眼说：“还有个‘的’。”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领导实在无话儿，加上心理素质不过硬，当天又不在状态，会把讲话搞成悲剧。有一位文职领导初次分管消防工作，年终要检阅消防官兵，他提前问秘书应该怎么办。秘书告诉他，“很简单，你喊同志们好，下面喊首长好，你喊同志们辛苦了，下面说为人民服务。”领导说记住了。等到检阅仪式开始的时候，这位领导在主席台上大喊：“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他一个人把口号都喊完了。

集各种悲剧为一身的讲话我只听说过一次。在一次大型典礼上，有位领导先是一紧张把“金鸡百花奖”说成了“金花百鸡奖”，接着把秘书写在讲话稿括号里的提示念了出来：“雨天，则念这段”，最后，领导意识到自己一连串口误，实在紧张得不行了，身边又没有语言矫正师，为挽回局面，他灵机一动、脱稿大声说：“请全体起立！”大家齐刷刷站起来。他大声地命令道：“升国旗，奏国歌！”全场一片静寂，这次活动是在室内举行，没有旗杆，也没有准备国歌。尴尬地站了一分钟后，领导终于说了一天中最有智慧的一句话：“祖国在我们心中。礼毕，请坐下。”全场想起雷鸣般的掌声，还有笑声。

【白板报按】今天夜里北京时间2：00，乔布斯发布了iPad2，双核，前后摄像头，更快更薄。作为iPad一代国内最早的使用者之一，我对这种平板电脑的态度从热情到冷淡，因为它越来越不是我盘中菜。我不再用iPad，但更加离不开苹果。我所有的需求都可以用iPhone4 + Macbook Air 11′ + Kindle Dxg满足。下面这篇应景文章是我对乔布斯哲学的理解。

乔布斯哲学：美是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史蒂夫-乔布斯无疑是当代可以媲美于任何一个大人物的伟人，是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小团体中一员。他既是演员，也是完美的导演，他富有个性，从不随波逐流。很多人只看到苹果惊人的业绩，却没有认真思考这一切背后的哲学。为什么一千美元以上高端笔记本电脑市场苹果占据了90%？为什么iPhone尽管只占全球手机市场的3%，利润却超过市场占有率达30%的诺基亚？为什么iPad仅上市一年就超过1500万部？为什么苹果拯救了全球唱片工业？

这一切都要从风云变幻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说起。1968年，苏联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美少女，她们手拿献花在履带和炮管旁用海浪般青春气息嘲弄侵略者。同一年，巴黎“五月风暴”，大学生们把钢琴抬到街头跟警察对峙，高压水龙射来的水柱打在琴键上，发出华丽的旋律。在大洋彼岸，美国街头，抗议越战的民众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把玫瑰花插进士兵的枪管里。这一年，美国有一本叫《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杂志创刊，它用分类目录的形式介绍当时最美最酷的工具，在这里“工具”的外延非常广泛，即包括设计巧妙的园艺工具、木工工具、登山鞋、帐篷，也包括书本、期刊、课程等知识工具，甚至有当时最先进的电脑。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全球概览》是纸上的Google，1972年它出版了最后一期，在停刊号的封底上是一张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上面印着一行小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直译过来就是“保持饥饿，保持犯傻。”这本杂志作为美国地下文化的代表，影响了一代人，其中就有苹果帝国的国王史蒂夫－乔布斯。

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红色风暴把当时的年轻人分化成两种：一种认为靠政治运动可以改变世界，另一种相信改变世界的力量是技术和美。40多年过去了，各种政治狂热都已经平息，当年胸怀天下的热血青年如今更关心自己的养老金，而那些关心技术的人发明了更多的新工具。蛮力征服不了的世界，被美所征服；自由引导不了的人民，被工具所吸引。

乔布斯属于那种笃信美能改变世界的人。他大学休学以后，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字体学，当时他所在的里德学院有最好的字体学传承，学校里一张海报、一个标签都有手写的漂亮字体。乔布斯在这里学习了优美的字体，学到了通过变更字母间距使字体更美的绝学，更重要的是，他领略了书写的美好、以及字符所蕴藏的历史感和艺术感。他当时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迷醉这些东西，如今回顾历史，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改变世界做准备。

1976年他与朋友在车库里创办了苹果公司，开始把他学到的美的理念应用到产品设计里去。在MAC电脑发布一年后，他被董事会驱逐出自己创办的公司。他卖掉了所有的股份，又办了一家制造销售昂贵电脑的公司NeXT。接着，乔布斯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拍出了全世界第一部全电脑动画制作《玩具总动员》，这成为他咸鱼翻身的关键。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重整旗鼓，提出了”Think different”（与众不同）的口号。但他并不做发明轮子的工作，而是把重点放在借助现有产品、改善用户体验上来。很快设计除了iMac电脑，令苹果王者归来。不久，乔布斯和伊夫又设计出了划时代的iPod。iPod是艺术的产物，它不但重新发明了MP3播放机，甚至可以说重新发明了音乐。没有iPod就没有后来一系列被称为iOS系统的苹果设备。2007年iPhone的诞生重新发明了手机，2009年iPad重新发明了平板电脑。苹果每一步跳跃，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乔布斯的哲学思想：追随内心与直觉，把美融入产品当中。而美不仅是漂亮，而且是力量。美就是简单，美就是战斗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乔布斯在挖百事可乐公司总裁斯卡利到苹果公司时说了一句话，可以完美阐释他自己的哲学：”你是想下半辈子都卖糖水，还是想接受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乔布斯自己拿下了这个机会，他不卖炸药，也不卖糖水，他出卖美好的工具，并以此来改变世界。

王小街是个大龄文艺男青年，一头乱发，好像贝多芬赶上了煤气罐报扎，他看上去一副很叛逆的样子，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内心其实早已回归主流。而这一切，都是从他买了一套房子开始的。

2009年3月，王小街买了以1.1万元/平方的价格买了杭州城北名城燕园的两居，一年半以后，这里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米2.7万元。说起自己的买房经历，王小街说：首先要感谢国家，其次要感谢不守诚信的房东。

像所有文艺青年一样，王小街怀着一颗漂泊的心，他本来没有买房的打算，因为这样可以保持自己的流动性，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去多久就去多久。当时，他租住在树园，每个月房租1600元，手里有充足的现金流，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

然而，2009年2月份的一天，房东突然给他打电话，说自己要卖这套房子，限他一个星期搬家。这让熟悉了城中安逸生活的王小街有些猝不及防，虽说按照合同规定，一方违约要向守约一方支付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赔偿，但房东的变卦还是给他带来了伤害。更有甚者，从此以后，房东经常突然带人来看房。有时候，王小街起床比较晚，听见外面的动静，只好装睡。房东带人，走进他的卧室，在里面指指戳戳。王小街说，此时自己有一种被人参观遗体的感觉。

作为房客的尊严尽失，王小街痛下决心，决定去买房。

当时杭州的房地产业受金融危机传说的影响，正从一轮行情调整中走过，还在惊魂未定地观望。王小街经过城北，看到一个售楼处门口鞭炮刚刚放过，摆着许多花篮。他走进去，受到了售楼先生的热情接待，他们介绍说，这里是刚开盘的名城燕园，售价是每平米1.4万，但是今天下单，可以享受85折优惠。并且如果今天签合同、付5万元订金，还可以再打折。

王小街一盘算，如果当天买的话，至少还可以便宜10万元。作为一个工薪族，10万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好挣的。他立即给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们也很支持，并且立即赞助了5万元。王小街略带悲壮地走进售楼处，签了合同，交了订金。告别了，北漂的梦想，告别了，恣意的青春……

就在王小街买房后一个月，房地产商大梦初醒，明白所谓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虚惊一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都不希望房价下挫，那么怎么办？只有一个字：涨。2009年岁末，王小街这套房已经涨到了2万元。看到涨势不错，王小街也曾动过卖房的念头，但是被身边理智的朋友们给劝阻了。

此后，王小街的职业生涯有过几次变动。每一次，他都想过到北京、广州这些更大的城市去闯闯，但每一次，他都默默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有房子在，他知道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来。

如今王小街整天忙着装修，用当年淘碟的精神在逛建材家居市场。他认为，如果遇到一个百般刁难、随意涨价、不守诚信的坏房东，应当欢呼雀跃，因为这是刺激你买房的最强大动力，你失去的只是暂时的安适，而将来你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赏赐是大的。

愿上帝保佑好房东，也保佑那些坏房东，阿门。

就在《将爱》等国产电影各霸院线、吸金吞银之际，人们从广电总局目前公示的电影拍摄许可立项中惊奇地发现，2011年电影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这些电影都拍出来，银幕上将同时出现“五个关云长，四个孙悟空，三个穆桂英，三条白蛇，三桌鸿门宴……”导演喜欢撞车，电影不断撞墙，观众只能撞鬼。

最近，我看了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很不幸，在进影院之前我复习了一遍张艺谋的《活着》。坐在影院里，浑身不自在，这部电影里人物都像剪纸剪出来的，既平板又乏味，相比之下，张艺谋电影里的一群小鸡都比这个电影里的主角们更立体、更鲜活。

国产电影早已进入啃老时代，怀旧就是票房，越老越吃香，冷饭拿出来炒炒，加点葱花大料，做足宣传造势，刺溜一下，就是亿元票房。但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些电影都靠吃老本，老本是什么，就是由时间累积起来的垄断资源，是一部全新的作品短期内无法与之竞争的口碑、怀旧。比如电视剧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当年勾魂夺魄一样吸引了万千少男少女，如今他们都长大了，正好是拍一部电影收割他们钱包的季节。

看一部国产电影一般会经过四个阶段：起初以为是在讲一个故事，接着以为是在宣泄一种情绪，看着看着发现不过是在耍些贫嘴，最后恍然大悟这帮孙子是在骗钱。

国产烂片为什么这么多？从策划到执行，从编剧到发行每个环节都能找出一些问题。但我认为应该从一剧之本剧本中去找原因。我们知道电影编剧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体面的行当，导演已经繁衍到第六代，编剧却像野种一样连家谱都进不了。这与好莱坞对编剧的尊崇不可同日而语。说出来让好莱坞笑掉大牙的是，中国电影剧本至今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电影编剧是一门跟写小说、编话剧完全不同的专门手艺，在国外它早已成为一个可以进一步细分的专业，它包含故事、情境、台词、细节等诸要素，任何一块短板都会让电影变成一只破桶。讲故事尤其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如何设置障碍，如何吊起观众胃口，如何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这些在西方早已被总结成规律，写进了教科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中国，电影不得不像一个重新发明轮子的车夫一样，做一些无效而重复的劳动。以《唐山大地震》为例，当陈道明扮演的父亲去得知女儿怀孕，就找她的男友去算账。影片的张力集聚，亟待一个爆发，任何一个好莱坞导演到这里都会用一场拳打脚踢来解决矛盾。但是冯小刚却用一个耳光草草掩过。也许冯导认为陈道明是个军人，不能大打出手，故事一下子就颓掉了。

制片者的自我审查也在扼杀电影创造力，电影不过是一场用影像讲述的梦，本来不应该去承担那么多的教化责任。我从小看国产电影，一直都盼着片中的坏人获胜，因为他们看起来更有血有肉，不像那些正面人物，一个个都是屡战屡胜的不死之神。近年来有个不幸的趋势，高大全之风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电影。传统黑帮片中坏人得逞的结局越来越少，相反警察大获全胜的大团圆越来越多。若问这是为什么？想必是香港电影越来越重视大陆市场，从而入乡随俗吧。

如何改变国产多“烂片”的局面，那恐怕要跳出电影说电影。我个人的感觉，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国产电影迟早成为一个排放源，流经之处，草木荒芜，偶有收获，也是含有重金属的稻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