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生活’ Category

画家们,到体制中去!

Wednesday, May 25th, 201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千家诗》里的这句,用在花鸟画家田舍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在他的工作室正中央,悬挂着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双手交叉肚前,腼腆地笑着,旁边,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他的画册。

田舍郎,本名田振玉,1968年出生,6岁开始跟外公许竹楼学习绘画。许竹楼在浙地也是书画名家,但他一再警告外孙不要以画画为生,因为“作画家是要饿死的”,而应该学一门真正的手艺。田舍郎一想,民以食为天,还是学烹饪吧。1986年,许竹楼参加政协会议,了解到机关事务局正招收第一批合同工,就给他托了关系,经过严格政审和培训,他提毛笔的手开始掂起了大勺。

做了近三年厨师之后,田舍郎决定回归绘画。此时,艺术的行情转好,他的外公成立了江南书画院,他就到那里边学习边工作。1993年他考上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幼时的私塾教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历练,再加上学院派的训系统学习,使他练就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同样是画红色题材,他总能独辟蹊径。有一次到井冈山采风,别人画的都是井冈翠竹、黄洋界里炮声隆,唯独他画了一片野草,中有孤木,上面挂着一顶红星闪闪的军帽。他活学活用了齐白石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中“只画蝌蚪、不画青蛙”的技巧,并给这幅画取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在诸多献礼画家中鹤立鸡群。他获得了不少奖项,但他一直在体制的边缘游弋。

2004年,在一次画展上,他的作品打动了女画家高晔的心。高晔说:“真可惜!你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怎么能没有个好的单位!我让老吴给你动动脑筋。”老吴,就是高晔的丈夫,著名国画家,浙江美协副主席、西泠书画院院长。

事实证明,名人的脑筋不是白动的。2004年9月7日,田舍郎接到通知,到西泠书画院报到上班。但由于上级主管单位文化局改组成文广新局,使他好事多磨了三年,才通过考试、竞聘环节,正式进入体制。此时他已经39岁。当浙江省人事厅工作人员收到他的上报材料时,纳闷地问:“你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也被当成人才引进?”田舍郎苦笑着回答:“我刚进来的时候,年纪不大的。”

在翘首等待被组织接纳的日子里,田舍郎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边在武汉进修学业,一边兼顾杭州的工作,每周一次坐火车回单位点卯开会,次日再返回学校。

当社会画家的时候,田舍郎从没有考虑过职称的事,他认为只要画得好,就可以被市场认可。后来,一位学医的朋友一番话点醒梦中人。朋友说:“我告诉你职称有什么用。论看病,我的医术比主任要高。但他有职称,坐镇专家门诊,挂他的号得走后门。我因为没有职称,只能呆在普通门诊。”田舍郎如梦初醒,连忙递交材料,当年评上了初级美术师职称。又经过六年的努力,他越过了三级美术师的台阶,登上了二级美术师的平台,这是美术界的副高职称。距离美术界的宝座–一级美术师只有一步之遥。

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艺术品的好坏和艺术家的水平不是由受众、也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各种评奖所决定。在田舍郎的工作室里,摆着一排奖杯和奖状:2007年全国画展优秀奖,纪念叶浅予诞辰100周年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黄河壶口赞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尽管在这些奖励里,没有看到金奖和银奖,但已足以使他在体制内脱颖而出。2009年,他填了一套表格,由上级单位报送到市委宣传部,经过专家评审,杭州市政府奖励了他一套房子,按照市价,这套房现在价值300万左右。不但田舍郎这样的画家,获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曹禺剧本奖的编剧余青峰、荷赛摄影金奖的摄影家陈庆港,都得到了人才房的重奖。在杭州这个即使神笔马良健在也会画一套房子的城市里,人才房是体制所能给艺术家的最强刺激。

最近组织决定让田舍郎“多挑一点担子”,委以西泠书画院院长助理之职。现在他每周一天必须到画院上班,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室搞创作。随着节庆的到来,统战部、民革、西泠书画院,都有展览要他参加。对于花鸟画是否能反应时代精神,田舍郎从不怀疑。西湖区举办西溪湿地花朝节,他送了两幅画,其中一幅画了一把茶壶,一支桂花,龙井茶是杭州的名片,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在他看来,这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果是一位更大胆的国画家,应该画一把铁锹、一堆黄土,因为“土地财政、掘地三尺”才是这个城市的时代特征。当然田舍郎不会画这样的东西。从走进尽管拿起炒勺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体制的重要。“吴冠中说要取消美术家协会,这是说乱话。什么机构都没有,谁来评奖?”

没有评奖,官方就失去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天平,同时也失去了衡量的政绩的标尺。对于田舍郎来说,祖父“做画家要饿死的”这句教导并没有失效,如果只做一个社会画家,将会陷入各种匮乏。有钱有时也会成为麻烦,杭州有一位文化干部升任地税局领导之后,倚仗自己对本地画坛的熟悉,拟定了一份33人的税务征稽重点关注画家名单,一时弄得“上榜”画家们人心惶惶。有了体制的庇佑,则不会有这样的烦忧。

望着墙上那张跟领导合影的大照片,田舍郎说:“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不知道以后他还见不见我。”

Loading

一周微史记(2011年5月23日):一朵朵打了膨大剂的胖桃花

Tuesday, May 24th, 2011

一周微史记:一朵朵打了膨大剂的胖桃花

《现代快报》专栏,此为完整版。

饭店第一次纳客,叫开张;商场第一次营业,叫开业;我的专栏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姑且就叫开栏吧,预计离出栏不远了。作为开栏第一回,我想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专栏的宗旨。“一周微史记”专门评议一周内微博上讨论的各种有趣的话题,不一定是名人大事,也未必是极点热词,但我会在热点中找冰点,在纷繁芜杂的网络密林中找到有价值的只鳞片羽。

私奔大戏

上周最抢眼的大戏不是高晓松宣判,也不是药家鑫二审,而是某创投合伙人王功权的私奔。自5月16日半夜在新浪微博发布私奔宣言以来,王功权自编自导,把一出活报剧硬生生演成了家庭伦理连续剧。私奔就私奔吧,他却舍不得不发微博,先是透露出跟自己前妻的情变。两人结婚19年,并育有一女,2005年因王功权“犯生活作风错误严重”,而主动离婚。接着,他又承认自己有第二次婚史,有现妻。“深情、俭朴,教子有方”“但在控制丈夫问题上她义无返顾,手段先进,不惜代价,做事出手又狠又快。”王功权承认非常怕她。

此话一出,微博上骂声一片。很多网友说,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纯情浪漫剧,现在看来原来是一部偷腥血泪史。不过不论别人怎样笑骂,王功权依然很真诚地为自己辩解,坚称“在真实和道德之间,我宁愿选择真实。”

是真实,是做戏,观者不得而知,不过新浪微博网友“作业本”给他算了一笔账。

“ 私奔前粉丝一万,私奔后六十万(实际上到23日为止是55万--作者注)。假私奔骗局被揭穿,又公然私奔。后迫于压力,又说早已离婚。最后其父母曝其与王琴在美国游玩,没私奔。唉,一把年纪了,却被微博的几个数字及曝光率给弄疯了,但你不能拿网友当傻B啊!骗来骗去的不恶心啊!还私奔呢,赶紧像蛋一样圆润的走开吧。”

但是大部分网友并没有这么义愤填膺,秀也罢,剧也罢,大家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看待这事,偶尔调侃一番。南京漫画家李小乖说:

以后男女吵架,估计会这样。
女: 你说,咱们这事公了还是私了?
男:公了咋办私了咋办?
女:公了,你跟老婆离婚咱俩结婚,私了你发微博宣布和我私奔。

戏看到这里,我想出一条生财之道,如果仿效王功权的人越来越多,可以成立一家私奔代理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代写诗词、拟定公告、更新微博、大兴安岭深山老林李落户、提供全套木屋、绿色天然食品、野生新鲜熊掌(如果私奔者能打得过熊瞎子的话)。

各种膨大剂

私奔毕竟是别人的精彩,食品却关系到自己的安危。江苏西瓜爆炸的新闻让大家为之一惊,后来媒体调查发现,是打了膨大剂的缘故。这时候有农业专家站出来说,膨大剂对人体无害。不过这话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对于饱受食品安全困扰的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是宁信其剧毒,不信其无害。不过也有网友拿膨大剂这事调侃。有个姑娘问膨大剂抹在胸口是否能改变身材,有人冷冷地答:能,会爆炸。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如何治理?很多人乞灵于政府相关部门。推特网友@xdp1999说:

“ 一个台新闻在曝光幼儿园伙食不合格,呼吁政府规定幼儿园饮食菜单标准;另一个台正抨击超市收进场费导致商品价格升高,呼吁政府干预,很好,咱们有着可爱的人民,正义的媒体,甘愿养着工商物价这种中国特色的老爷,飞速向SB共和国挺进。”

这让我想起资金杭州的报纸最近呼吁代驾公司多了,但没有一个主管部门,所以非常混乱。事实上,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设那么多管理部门,尤其是尸位素餐的部门。应该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形成公民社会,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形成一个保护层。不过已经有中共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防止落入所谓’公民社会’陷阱”,网友就问了,“公民社会是西方的陷阱,官僚社会又是谁的陷阱?”

除了西瓜,物价也好像打了膨大剂。饭否网友“马克芬妮”说:

“和日本人聊天,他们也在说中国的物价太高了。几年前他们还只是从日本国内带食品过来,因为担心食品安全。现在已经连内衣、衬衣、裤子、洗涤用品等,都从日本买了。明明是中国制造的衬衫,他们在日本买比在中国买便宜三分之一的价格都不止。‘发展途上国’给‘先进国’打工啊。”

除了膨大剂,还有催熟剂,我们的生活“肿么了”?有网友发现,现在连恋爱也不天然了。“现在的相亲节目,讲几句话就能在一起了,比一夜情还快。 一夜情还要摇个一晚上的骰子,喝的死去活来的。”

我的好朋友欣燃晚上散步,随手在饭否上写道:“天上连一颗流星都没划过。大爷大妈们还在用心的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朵朵打膨大剂的胖桃花。”这个比喻调皮而辛辣,其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

一只苹果

难道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亮色了吗?当然不是。虽说生活中有惊涛骇浪,但在风暴中安然沉睡,也是一种境界。一位记不起名字的网友说:“小时候,我问爷爷,如果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可怎么办?爷爷回答说:那就不过去好了。”这回答充满沧桑的智慧,让人听了心里安稳踏实。

最近喜欢在微博上坐而论道的人多起来,李敖在新浪开了微博,网名“哈囉李敖”,他的发言一如既往地张狂生猛,但总让人有一种吵架怕理亏的感觉,缺少山高水长、娓娓道来的贤者之风。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看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的微博,看他谈饮食男女,看他论哲理玄学。最近,他说了一段很形而上学的话,我问他能否用一首歌来表达。他真的去写了,深夜两点,他写成了这首《苹果》:

真的苹果,
红苹果,
青苹果,
大苹果,
小苹果,
都叫做苹果。

其实苹果,
只是一个说法,
并不等于可以吃的真苹果,
所有真的苹果加起来不等于一种说法。
说苹果和说不是苹果,
是和不是都不是一只吃的苹果。

我终于想吃一只苹果,
特别想吃一只苹果,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子的屁股,
于是我忽然明白苹果是整个世界。

张广天的玄学原作是这样写的:“什么是形而上学?就是具体之上的一般知识。德国哲学希望以一般的一般进行辨证思考,提出了真理的相对性,结果崩盘了。于是,有人就决定不如再次回到具体中。那么,也就是再次回到生老病死的色中。佛教的厉害,在于它有绝对先验的“性”,而“性”即真理。性是超越具体和一般的,既具体又一般。1+1=1! ”

我的朋友林雷看后说,怎么觉得反倒是看哲学思辨体更清楚更明白,歌词体反而看不懂呢?这只能说明各花入各眼,但大家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

以上是见报内容,以下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内容。

那谁,生日快乐!

5月18日是我好朋友宋石男的生日,他微博中写道:“一大早就被爱妻生日快乐歌声叫醒,她一边唱一边打拍子,方式是用力拍打我的胖脸,也就是“铲耳屎”(乐山话,即打耳光,足以将耳屎都铲落!)宋小皮也给他老爸送上了生日礼物——用奶瓶猛击我头部祝我永远健康。”

在这里,宋石男活用了一个文革典故“永远健康”。这是林彪的专用祝福语。我想起一个笑话,文革时期,贵州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当时造反派在食堂开饭前喊口号:”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外,还要再加上一句:”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今天还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日,关于他的音信渐无,瓷瓜子、铁生肖是留给我们的最后记忆。

对了,还有一个组织90岁生日快到了。老六张立宪在饭否上说:“ 各出版社都在党的生日前赶制献礼大书,印厂工期排满,六月份甭指望再占上机器了。”

新华体

与贵党有关。专栏作家胡续冬说:昨天听见新闻里在播“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在北京成功闭幕”,觉得十分错乱。“中国共产党这个耶和华一般的词怎么可以和“主办”这种具体的、琐碎的动词连用在一起呢?新华体看来开始崩坏了。

官话失灵,但礼失求诸野,乡野的智慧是无穷的。网友@第五元素说: 在铜锣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出租车司机,我问他,我党会不会把香港变成跟内地一样?他回答:不会的,因为它要让香港演戏给台湾看,等到台湾上当了,才原型毕露呢!我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新华社并非一无是处,最近就登了中国防火墙之父方滨兴在武汉大学被扔鸡蛋和鞋子的报道。网友说,小心,以后鸡蛋可能要实名制了。

万税,万万税

冯大辉老师是著名的DBA架构师,他离开阿里巴巴,开始了创业之旅。但最近,他被税吓了一跳:

“搞了半天,辛辛苦苦互联网创业的也还是他妈的给政府当工蚁。461号文件,关于国税总局调整股权计税方法的通知,行权收益上缴税金是行权收益的45%,你没有看错,是45%。”

对于税收,对于我们日常的商品中有多少税,对于我们的税收都到哪里去了,我是在一窍不通,只能引用一下专业人士的发言。推特上 @zhufengme说:

“ 仔细研读了关于行权税的规定,并咨询了专业人士,最后一致认为,以后如果创业的话,还是把公司注册到国外,起码是香港先吧。这政策分明就是在扼杀创造力和新兴产业,用脑子进水已经不能准确形容了。”

给Geek的提醒

说起苹果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用iPhone或iPad(包括2),并且注册了中国App Store帐号,并绑定了信用卡,以下信息可能对你有用。

推特网友@Ratoo说:“最近 iTunes 帐号被盗表现为中国店绑定信用卡帐号, 被盗后迅速购买大量 app 兑换码在淘宝出售, Apple 至今没有采取封禁购买者帐号的方法来阻止这种行为. 还是珍惜生命美国店+Gift Card 吧。”

我听了这话立即取消了中国帐号的信用卡绑定,转而只用美国帐号,并且到淘宝上购买了正版的redeem gift card。

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请看这个帖子。她在山坡上哭了—-拿相机的人,请你自重!(http://www.douban.com/note/147765317/)。推特网友@wangpei评论道:“所谓摄影爱好者,就是一群想搞艺术,但不会写画,于是走捷径买相机「搞创作」的暴发户式的2B。”对,这也是我的观点。

生活TIPs

其实,推特、微博上每天信息量最大的是生活信息。我喜欢那些灵动的文字和跳出生活之外的诘问。

饭否网友@西湖的小夕问:“黛珂的润肤霜卖7000一瓶,为什么那些女人还是老了呢?
”我回复道:“悍马的马力那么强劲,为什么那些开它们的男人还是萎了?”

饭否网友@找不到服务器说: 对每一个自然现象进行严肃命名,比如初夏傍晚十字路口闯红灯而过的风。

我最敬佩的转@孤岛黄老邪,也就是黄继伟老师,在饭否上说:“文具控是间歇性地觉得自己又没本用又没笔用又没好书签好信纸好橡皮好卡片了……这个群落的人不少,出本《北京文具地图》似乎可行。”哎呀呀,知音啊,皆因儿时穷,同为文具控。

黑森林之歌导演@陈晓卿每次来杭州都会给我打电话,这次一犯懒,就没打。结果被我在书吧抓了个正着。他写道:“西湖边北山路无数高档会所之间,纯真年代书吧这样平民消费得起的场所实属难得。更难得的是在这里居然遇到@王佩 老师和他的新婚太太。”

更正一点,我跟我老婆不是新婚,已经结婚8个月了。我们的理想就像饭否@安非他明.sun说的那样:“ 街上那对结婚多年的中年夫妻亲密得就像搞婚外情一样。”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怎么不济,也不会变成广场上扭动的歌功颂德的胖桃花。

Loading

一封群众来信:关于施瓦辛格同志生活作风问题的处理建议

Sunday, May 22nd, 2011

【白板报按】本文发表于5月22日《南方都市报》A24版,见报时略有删节。

尊敬的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委员会领导:

在CBS《新闻六十分》中看到施瓦辛格州长生活作风问题的报道,作为共和党的老党员、参加越战40年的退休老兵、美国不打孩子工作委员会的理事,我表示十分难过与痛惜。

施瓦辛格同志,出生贫寒,年轻时为生活所迫,做过健美先生,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一名打星。由于皮糙肉厚,擅长挨打,德艺双馨,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本着人才难得、特事特办的原则,经上报白宫批准,破格免试录取为共和党加州旅馆书记,进入公务员编制,享受副州级待遇。后来经过全党的鼎力相助和他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候选人。

在他竞争上岗之前,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关于他个人作风问题的风言风语。什么爱跟女演员深夜对台词,爱吃女记者豆腐等等,对此共和党风纪委员会对他进行了约谈,我也是谈话人之一。他当时做出了深刻检讨,承认自己由于刚刚步入政界,身上还沾染了社会上的坏习气,今后一定要防微杜渐,以一个共和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表态得到了党内和选民的一致认可,后当选为加州州长,享受正部级待遇。

从政十年,他虽然政绩上乏善可陈,但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还是可圈可点。他没有以权谋私进行权钱,没有用封官许愿的办法骗女实习生上床。虽然辖区内有硅谷各大公司,他也没有对企业吃拿卡要,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入股开公司,更没有收女企业家为干女儿。他没有为墨西哥非法女移民办理假身份,也没有利用公共裙带进行权力寻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全球房地产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他没有对旧金山进行旧城改造,没有大肆拆迁,更没有把土地和工程交给自己的红颜知己去开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干部,居然有重大秘密瞒着妻子和组织。原来早在十多年前,他就跟家里的女佣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且使对方生下一子。当然,感谢上帝,值得欣慰的是,他虽然在道德上犯下了重大错误,但没有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首先,他没有迁怒于情妇,也没有像《新闻六十分》国际新闻中报道的那样,杀死自己的情妇。其次,他还算良心未泯,对非婚所生的儿子尽抚养之责,每个月从私房钱中悄悄拿出一部分接济儿子。最为重要的是,他悬崖勒马,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后,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出轨事实,向公众暴露出自己的劣迹,并做出诚恳的道歉。还有一点,我们注意到,尽管网络上对他议论纷纷,他并没有雇佣公关公司和“水军”,进行所谓“危机公关”,没有动用老部下老关系,删除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从这几点来看,施瓦辛格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行为是丢脸的,教训是深刻的,但行为是即便是不可原谅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美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反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世界舆论对我空前有利的情况下,施瓦辛格同志的错误转移了媒体的注意力,为国际反美势力制造了口实,这是血的教训,全党要时刻牢记。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尽管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施瓦辛格同志仍然能够坦然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没有文过饰非,没有强词夺理,而是像一个男人一样承担其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25年的美满婚姻一朝终结,和美的五口之家从此拆散,舆论的唾弃,大众的指责,媒体的“挖粪”,网络的“扒灰”。惨象,已使人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人耳不忍闻。我听到衰亡民族最后的回声了。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就放过这个可怜的人吧。正如耶稣所教导的,“你们其中谁没有罪,就可以向她扔石头。”

最后,我郑重提议,对施瓦辛格同志进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以儆效尤,以观后效。

一曲忠诚的赞歌!

皮特-哈马斯勒

Loading

找猫记

Saturday, May 21st, 2011

【微博实录】

白菜头,出走8小时,你也该回来了!我住一层,有个院子,跟邻居家矮墙之隔,白菜头夜里都跳过去玩,昨夜去了却没回来。

出去找了一圈,没见白菜头的影子。最好的可能是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最坏的可能是翻过邻居家高墙走失。现在我只有等待。

白菜头还没有回来,无地彷徨,无暇悲伤,只有一心一念,找到它,无论它流落在哪里。

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最大缺点就是,明明遇到很难过的事,但是交稿死线已到,只能强忍感克制,让自己麻木。白菜头依然走失,我在贴了一圈寻猫启事后,现在不得不回到电脑前写稿。

男人的虚伪在于,明明自己难过得要命,却一边发寻猫启事,一边对邻居说:“一只猫,我才不放在心上。但我老婆急得直哭,女人啊!”

猛然一回头,白菜头就坐在PS3上,但这只是幻觉。

厚着脸皮,按了邻居家门铃。只有一位阿姨在,说明只是来看看猫逃跑的现场。发现院墙旁立着几根木棍,根据我对猫的了解,它可以跳跃攀援而上。邻居家还养了一群小鸭子,白菜头每天翻墙,应该就是为了看这些鸭子。但鸭棚里并无它的踪影。

邻居家院墙外是电信大院,今天上午去找过两次,没有结果。受微博上猫友点拨,这次我带来猫粮和妙鲜包。洒到猫可能翻墙落下的灌木丛中,并每个死角仔细搜寻。仍不见一丝痕迹。再回到翻墙现场,看见一直小黑猫正在吃我洒的妙鲜包,见我,想躲。我请小黑传话白菜头,我在找它。

找猫时,心情好很多,虽然找不到,但心存一丝希望,总好过坐在家里等待煎熬。白菜头,不要放弃,你身上的膘可以坚持两天没问题,我一定会找到你!

定下神来,刚准备干一会儿活。忽然想起前天猫跟我一起在卧室里捉老鼠的情景,它负责地面侦查、进攻,我负责空中掩护、打击,一个小时,全歼老鼠。我的眼睛一下子发湿。白菜头,等等我,夜里我来把你领回家。

情感丰富的人,丁克夫妻,都不适合养宠物,很容易投入过多感情,一旦宠物出现差池,徒增伤怀,无益于健康。古人说情深不寿,还是很有道理的。

不死心,搭锅煮鱼,以前猫都是闻到空气里的鱼味,就自己跳出来,虽然这次奏效的希望渺茫,但聊胜于干等。

鱼汤已沸,满院腥香,白菜头如果能闻到这味道,纵是千山万水也会回家。它一定被高墙门、人声喧哗给阻隔了。没关系,让我来跨越这些障碍吧,这些鱼是你晚上回家的宵夜。

接到曾惊魂99小时找回爱猫的 @许忽忽 同学的电话,深受鼓舞,今晚10:30,我将斗志昂扬去找猫,让小布尔乔亚的伤感随风而去吧!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迷失,不属于被爱的猫!

18:37分,接到热心邻居电话,说在电信院墙上看到白猫一只,我和老婆,带了妙鲜包和白菜头用过的猫砂,赶了过去。一边洒吃的,一边喊它的名字。但没有呼应。忽然在草丛中看到白猫一只,我俩初大喜,细一看,是只瘦小的白猫,姑且叫小白吧。喂了小白,嘱它转告白菜头。无功而返。

找猫的过程中,老婆喊着猫的名字,又哭起来。我不担心猫,它生存能力肯定能扛过这几天,我担心悲情伤着老婆。所以,白菜头,决战就在今晚。你Y给我出来。

休息一小时,11点开始,与铁哥们一起连夜蹲守,活捉我家调皮猫。这次行动的代号是“二王”。

“二王”行动在11:40分展开,我们两人去了电信大院,门口保安说夜间不安全,领导会巡查,不让我们进。好说歹说,在一位保安的陪同下,到猫翻墙的院墙边撒了猫砂和猫粮,又出门把周边300米的灌木草丛搜索了一遍,一只猫也没看见。不过找到一条猫可能要用到的回家线路,并撒了猫砂。

电信大院的保安以夜间安全为由,不让进去找,只能黎明的时候再去了。明天要准备一次性小碗,盛一些水和猫粮,放到猫可能出没的地方。尽人事,听猫命,目前只能如此了。

我们这卑微如尘埃的小时代啊。亚历山大不会为了一只猫哭泣,凯撒大帝不会为了一条狗而发狂。将军杀人千千万,帝王杀人万万千。而我这微末之人,所能做的就是为一个更低微的生命而守望。

打开第三罐百威,三年多来第一次独喝闷酒。因为猫走失,今天老婆哭了三次,每一声都像钝刀割肉一样。一个男人如果保护不好自己的妻儿宠物,也就枉称男人。找回白菜头,是个成本收益问题,我承认,我愿意为猫投入的成本终究有个上限。如果走失的是我儿子,我愿意为他杀人放火,入党都在所不惜。

今晨5:15,院子里传来咕咚一声,随后是一串清脆的猫叫声,推门一看,是白菜头,正骑在鱼锅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出走31个小时之后,白菜头独自回家了!!!感谢各位耐心听我倾诉,感谢各位朋友的悉心指导,我爱你们每一个人!

要感谢的人太多,感谢半夜陪我搜查灌木丛的 @星空. 感谢专程登门探望的 @冯一刀 ,感谢一直给我鼓励和祈愿的 @欣燃 ,感谢电话慰问的 @和菜头 ,感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的爱猫侠女 @许忽忽 ,感谢霍炬夫妇,感谢各位饭否,推特,新浪,网易微博上安慰指导过我的朋友们!

【文学创作】《快递传说》《沙县小吃不是为了挣钱才开遍全国的--战争远没有结束》的作者里八神,根据我的招猫经历,写了一篇幻想小说,《寻猫记》。

Loading

捕鼠记

Friday, May 13th, 2011

上个礼拜天,我正准备从上海坐高铁回杭州,接到老婆的电话,声音急促,显然刚受过惊吓。

“吓死我了,白菜头刚刚叼了一只老鼠到房间里来,还吱吱地叫。现在老鼠跑到沙发下面去了,白菜头正在沙发边蹲守。”

我让老婆保持镇静,并告诉白菜头说,再坚持一个小时,援军马上会到。

抓老鼠这件事我非常在行,有一个关于我和老鼠的故事一直在家乡流传,还是让我家乡的好友强强讲给你听吧。如果你跟我俩一起吃饭,这是他必讲的故事之一。

强强讲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王佩的发小。2008年我到杭州来玩,住在他的出租屋里。我觉得有些异样,因为床上看到了一颗颗大米一样的黑色颗粒,很像是老鼠屎。我问他,这个房间有老鼠吗?王佩摇头否认:

“怎么可能?你看我房间里衣服和书都没有被咬过的痕迹。”

我一看也是,哪有这么听话的老鼠。也就放松了警惕。

王佩每天都夜里回家,因为我的到来,有一天,我们不到晚上10点就回家了。一开门,我看见一只大老鼠正在桌子上跳舞。

谜底解开了,这只老鼠平常跟王佩和睦相处,它摸清了王佩活动的规律,从来不在1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活动,所以,王佩才对他的存在浑然不绝。

老鼠看到我俩进门,立即刺溜窜进了卧室。我让王佩急忙把门关上,今晚一定除恶务尽!

谁知道这只老鼠,由于长期与王佩同居,已经有了灵性。它知道王佩爱书如命,所以从不动他的书。当我们追它的时候,它能够在晾衣绳上快走如飞,让杂技演员都自叹不如。

本来,我们也不想杀生,就把窗户打开,希望它能自己跳下去。谁知道这老鼠太聪明了,它知道从六楼跳下去没有好结果,所以负隅顽抗。

最后这只老鼠筋疲力尽,被我们逼到一个墙角上,我拿了一只储物箱的塑料盖子,狠狠地向老鼠压过去⋯⋯直到,老鼠变成一直蝙蝠。

强强的故事讲完了。

接了电话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急匆匆走进家门,只见白菜头还在沙发边上警觉地蹲守。老婆说,它一会躺下,一会站起来,但从没有离开过看守岗位。有一次,老鼠探出头,想逃走,被它低声一吼,又吓进去了。

我让老婆离开这个房间,把房间里的柜子箱子搬到院子里。然后移开沙发,只见一只12公分左右长度的小老鼠,惊慌逃往床下。白菜头像一道白色的胖闪电,冲了过去。我俩紧密配合,它负责我钻不进去的床下、橱柜,我负责它到达不了的空中,并用一根登山杖进行空中毁灭式打击。

但老鼠毕竟是老鼠,它忽而像《碟中谍》里的汤姆-克鲁斯单爪把自己吊在床板上,忽而像《LOST》里的John只身隐藏到窗帘背后。白菜头非常尽力地追赶,并且注意跟我形成配合。最后,我们终于合力把老鼠逼到了一块木板下面,由于白菜头强大的威慑力,老鼠不自觉地发出滋滋的叫声。

我对白菜头说,退后,然后平地跃起,以减肥反弹的体重踏向那块木板。

世界清净如初,只听见白菜头疲倦的喘息。

接下来是消毒洗地的时间,由于场面过于血腥,我没有拍照片,把尸体装进塑料袋扔到小区的垃圾箱里。

老婆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当她准备表扬白菜头的时候,发现它已经累得昏睡过去。恪尽职守的白菜头,无惧无畏的白菜头,你成就了新时代的传奇,作为猫居然还抓耗子!

所以,当你以后看到我因为丢了白菜头而揪心,不要以为惊奇。

Loading

两个人的音乐剧

Friday, May 6th, 2011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我们一起录制了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芳汀和冉阿让的一段唱:Come to me.

芳汀贫病交加,在弥留之际,仿佛看到了女儿珂塞特,她把女儿托付给冉阿让。

由于老婆微感风寒,没有唱出在女王剧院演出时的水平。

[audio:https://baibanbao.net/files/20110506-come2me-low.mp3]

在线听不流畅?点这里下载MP3文件(高音质)

点这里下载MP3文件(低音质)

如果以上方法还听不到,请点下面土豆播放:

歌词:

Fantine
Cosette, it’s turned so cold
Cosette, it’s past your bedtime
You’ve played the day away
And soon it will be night.
Come to me, Cosette, the light is fading
Don’t you see the evening star appearing?
Come to me, and rest against my shoulder
How fast the minutes fly away and every minute colder.
Hurry near, another day is dying
Don’t you hear, the winter wind is crying?
There’s a darkness which comes without a warning
But I will sing you lullabies and wake you in the morning.

[Valjean enters.]

Valjean
Oh, Fantine,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But Fantine, I swear this on my life

Fantine
Look, M’sieur, where all the children play

Valjean
Be at peace, be at peace evermore.

Fantine
My Cosette…

Valjean
Shall live in my protection

Fantine
Take her now

Valjean
Your child will want for nothing

Fantine
Good M’sieur, you come from God in Heaven.

Valjean
And none will ever harm Cosette
As long as I am living.

Fantine
Take my hand,
The night grows ever colder.

Valjean
Then I will keep you warm.

Fantine
Take my child, I give her to your keeping.

Valjean
Take shelter from the storm

Fantine
For God’s sake, please stay till I am sleeping
And tell Cosette I love her
And I’ll see her when I wake…

Loading

渴望表达

Thursday, May 5th, 2011

会写字的牛人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江山代有才人出”,言外之意,好像自己曾经是一代才人似的。

最近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行动无力,很多想法,在脑子里盘旋,但是变不成行动,落不成文字,甚至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就闷死在脑海里。

5月2日本-拉登殒命,我内心翻腾成一片江河。我是一个渴望亲历历史的人,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朝代,我希望是东汉末年。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我的好友和菜头,用中国传统史家的笔法,写出了《拉登列传》(我觉得为败者讳,标题叫《拉登本纪》也通)。虽然文字尚有可推敲之处,但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确实让人由衷佩服。至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和菜头选择了不缺席。

而我何尝不想留下一点动静,我构思了一个剧本,把莎士比亚的《裘里斯-凯撒》改编成《巴拉克-凯撒》,拉登对应庞贝,拜登对应安东尼,迈克尔-摩尔对应布鲁特斯。我写了个开头:

第一场

第一幕 纽约大街上

(一群人欢呼游行,迈克尔-布鲁特斯,乔木司机上场)

--布鲁特斯:回家吧,你们这群傻瓜,你们在庆祝什么?今天难道是节日吗?
--市民甲:是的先生,今天是个大喜日子,英美盟军结果了希特勒。
--市民乙:今天,哈利波特消灭了伏地魔。
--布鲁特斯:他们在说什么?
--市民丙:本-奥萨马-庞贝被帝国兵团消灭了。毒箭从左眼射入,后脑射出,尸体在兵团手里,不过为防止事端,马上进行了海葬,现在……
--甲乙丙(齐声):鲨鱼兄弟们,该开饭了!
--乔木司机:这就是他们欢乐的原因吗?
--布鲁特斯(西皮流水):
敲什么锣鼓吹什么笙?
放什么焰火庆什么功?
今天人死皆欢笑,
明天死人又悲声。
自古春秋无义战,
从来草民厌刀兵。
此去凯撒唯独大,
寰宇几人可抗衡?
台伯河水滚滚怒,
黄石火山渐渐红。
痴人惟盼天下乱,
我为苍生祈太平。
--乔木司机:愚众退去吧。(众散)

第二幕 白宫

(巴拉克-凯撒 乔-安东尼上场。)

--凯撒:Justice is done is done.
My enemy is gone is gone.
Hard battle is won is won.
Antony, have your say.
--安东尼:I have none.

但我只写了一个开头,下面就没有了。

最近网上出了一个写手,网名叫--里八神,他写了两篇堪称神一样的作品。一篇是《快递传说》,一篇是《沙县小吃不是为了赚钱才开遍全国的--战争从未结束》。

沙县小吃是对抗兰州拉面这个段子是两年前我讲给一个朋友的,她又写进了博客,里八神同学说,他看了那篇博客,触发了写《战争从未结束》的灵感。如果我不是那么缺乏行动力,那么写这个故事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我,也许写得不如里八神好,但至少我把一个想法变成了现实。而从无到有,是神的工作。

然而,我没有写,从表面上看,我不写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失去了早年作为写手的灵动性与非功利性,九年媒体的洗脑,使我写字之前先想能不能发表,再想能不能换成钱。但细想这并非症结所在,商业化写作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预支稿、为钱写作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赌徒》、《高老头》的诞生。为什么写作不是问题,怎样写作才是。

一天中午,我跟老婆一边吃炖杂排,一边讨论《悲惨世界》。我说,一部伟大的作品,仅仅故事框架抽出来,就能衍生出次伟大的副产品。音乐剧《悲惨世界》从原著中抽取了冉阿让和珂塞特的故事骨架,重新写了歌词体的对话,就成为演出经久不衰的经典正剧。这就是格局大与格局小的区别。假设把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改成舞台剧,肯定伟大不到哪儿去。也许是我说得太激动的缘故,我的喉咙被一块骨头渣卡住,连忙去医院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不治自愈。

我们处在一个隐喻和冷嘲的时代,抖机灵成了最迅速最讨好的写作风格,但是我一向认为,幽默和喜剧的最大作用,只是在正剧间隙的起到放松的作用,让受众的神经得到片刻调整,然后继续快马加鞭进入正剧。

不再搞笑,恰恰是成熟的开始,为钱写作,恰恰是创作的永续。我不惋惜丧失的技巧,我只痛恨错过的表达。

我怕的不是写得烂,不是作品被人批评唾弃,我怕的是写不出来。我害怕无边的沉默,我害怕白昼里的黑暗。我怕有口不能言,有喉不能唱,手粘在键盘上,脚焊在大街上,眼神无光,泪水蒸发。即便让我受罚一千年,我也要顽强地表达。这是我来此世界的唯一证据。

想想吧,我们处在一个多么美妙的时代。一部作品,只要有可观之处,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流传并永存。火烧不掉,斧砍不掉,黄土埋不掉,深海也掩藏不掉。新闻书报检查制度,只能对作者进行经济上的制裁,使其得不到稿酬版税,却无法进行内容的封禁。所以,我们缺乏的只是强大的表达的渴望,还有留给创作的时间。

日本人的勤奋是出了名的,村上春树及其崇拜者们,会在凌晨4点起床,然后写作写作再写作。把创造变成力气活,是日本人的强项。但创作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它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表达的渴望。

生命会找到路,语言会找到舌头,文字会找到手指,心灵之痛会找到歌喉,灵魂喜悦会拂动琴弦,我只需要不加干扰,任其流出就够了。

濒临死亡,造就了我的表达。从今往后,让江河流。

Loading

Death of a Newspaper-man: Analysis on The Lan Chengzhang Murder Case and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Monday, May 2nd, 2011

Death of a Newspaper-man: Analysis on The Lan Chengzhang Murder Case and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Author: Wang Pei

Introduction

It is said that being a Journalist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Until recently, this probably has not been true in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an annual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Paris-base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n 2006, eighty-one journalists and thirty two media assistants were killed in 2006, among which only two are Chinese(RSF 2006). Compared with the fact that 4,746 Chinese miners died in underground explosions, fires and floods last year(Watts 2007), this is a rather small death toll. It is no wonder why the public was so shocked and puzzled, when the news that Lan Chengzhang, an employee of a Chinese newspaper, beaten to death by a coal mine owner and his gang, was reported b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Even the president, Mr. Hu Jintao and other top leaders of China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news agency.

The aftermath of Lan’s death sparked hot debates both online and on the newspaper. Until now, in spite of that most of the suspects were arrested and the case has been in legitimate process, many facts still remain unclear. Is Mr. Lan a genuine reporter or a ‘false reporter’? Did Mr. Lan try to blackmail the mine owner or do a report? Should the local officials, who advocated ‘Crush False Reporter’ campaign, be responsible to some extent to Lan’s murder? What will the public regard the victim, a hero or a loser? This paper can not answer these questions due to their uncertainty.

However,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Lan murder cas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journalism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and to what extent were involved in Lan case? What kind of ethical issues rise from Mr. Lan’s death? Why these ethical issues are critical? How have these ethical issues been formed considering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more important, what kind of solutions can we propose to solve the ethical issues in order to avoid another victim?

Why the Lan Case?

The Lan Case is chosen with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thical issu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 Although Lan’s Murder is a individual case,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normal criminal case. It reflects the deep conflict of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It discloses the long-exis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local government, problematic businessmen, and the media. It focuses on the moral test and ethical dilemma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short, the death of Lan is rooted deeply in the context, system and ethics of Chinese media.

The Lan Murdur Case

As the Lan Murder case is still in the legal process, many details are still clouded with doubts and controversies. The following story was based on the reports by CCTV (Wang 2007), the Guardian(Watts 2007), the Washington Post(Cody 2007) and other Chinese mainstream newspapers.

On the 10th January 2007, Lan Chengzhang, an employee of Zhongguo Maoyi Bao (China Trade News), visited to an apparently illegal coal mine near Datong, Shanxi province with two of his colleagues. He was heavily beaten by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men and died the next day in hospital. The local authorities refused to regard Lan as a journalist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a press card(Cody 2007). Lan’s employer, Zhongguo Maoyi Bao, first claimed that Lan had not received any official permission to do the report(Cody 2007), then announced: “We certainly regarded him [Lan] as a journalist and we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protect his rights,”’. Lan was also accused by the local authority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visit to the mine was to blackmail the mine owner rather than to do a report (Cody 2007). But this accusation was doubted and argued by Lan’s family and some intellectuals(Wang 2007).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at any possible accusation towards Mr. Lan can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he question is: Why ‘being a false reporter’ and ‘practicing blackmail’ is such a convenient charge to Mr. La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analyze the context of this particular case and think about the tough ethical issue.

The Context and the Ethical Issue: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Datong

Nowadays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China is not unusual. When a mine disaster happened, the catastrophe sometimes would draw ‘reporters and others pretending to be reporters who asked for “shut-up fees”’(Cody 2007). The mine own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and local officials who have interest in the mine business will buy silence from these ‘watch dogs’ to cover up the disaster from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t is reported that Datong where the Lan case happened, false reporters and blackmailing have been prevailing since 2000. About 80 newspapers established reporter offices and nearly 600-1000 people claimed to be reporters there. However, Only 8 reporter offices with less than 50 employees are approved officially, as reported by Xin Jing Bao (the Beijing News)(2007).

Several reasons attribute to this ‘chaos’. First, many illegal mines are operated under the tolerance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mine disaster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Datong in these years. Second, since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fear their illegal practices are disclosed, some reporter offices of newspapers hire many salesmen whose major duty is to persuade the illegal mine owners to buy silence in the name of advertisement, circulation or donation. And these salesmen usually get non-official press cards from their employers and act as reporters. Third, some people who are not hired by any real newspaper, find it a prosperous ‘business’, therefore, pretend to be reporters and start to blackmail the illegal miners and corrupted officials.

The local government was furious with this extortion and blackmailing-like practice. In stead of punishing the illegal miners, they decided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counterparts. They organized a campaign called “Crush down False Newspapers, False Magazines and False Reporter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report released in January 2007, 36 ‘false reporters’ was caught during this campaign.

That is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Mr. Lan was killed. Mr. Lan, as stated by the boss of his employer, was hired a week prior his death and still in his trail period. His title is ‘director of special issue department’, as shown on his employer-issued press card(Wang 2007). It can neither be concluded that he was one of the salesmen, nor the local campaigns lead to his death directly. However, knowing the context of blackmailing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y so many disputes sparked and why the ethical issues are concerned in this case.

More Ethical Issues behind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Although,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s not rare, it is not an isolated ethical issue. Indeed, extortion is related with other ethical issues and deeply rooted in the system of Chinese Media.

Many observers have noted the widespread corrup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Chengju 2000). The obvious corruption of journalists is accepting ‘gift money’ or ‘pocket money’. Another general practic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s accepting freebies including gifts (Mp3 player, books etc.), free tickets, free trips, which is also practiced by some of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according to Keeble (Keeble 2001).

Some scholars attributed these problems to the fact that in general the Chinese journalists receive comparatively low wages(Yu 1997). So, these ‘gift money’ and freebies could be recognized as grease money which enables journalists to be better off. Most Chinese media tolerate these practice due to the tradition that a Chinese department often secretly undertakes business by using public facilities so as to provide staff members extra cash income or material benefits, argued by Chengju (Chengju 2000).

However, these scholars might miss the significant point that the media bodies practice corruption themselves. As argued by Zhao, in Chinese journalism, corruption ‘is not just a few individuals but an institu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involving the majori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majority of media organizations from the smallest to the very pinnacle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us(Zhao 1998).’

Actually, it is not rare for Chinese media institutions use commissions to bribe individuals who are in charge of buying advertisement and circulation. Apart from that, the media institutions encourage their journalists to involve in sales of advertisement and circulation.

How could this corruptive practice become blackmailing? In China, the media have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moral issues, as discovered by Hua (Hua 2000). For some business operating immorally or illegally, disclosure of their malpractice on mass media will bring them crisi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finance. In order to cover up the truth, they often offer money to buy silence. Finding it a easy way to earn more money, the media usually hand the criticism report to the relevant business for confirmation. It is not blackmailing, the media assert, only for confirmation. However, as a game rule understood mutually, businessmen would rather pay ‘money for eliminating unluckiness ’(pocai xiaozai), as a Chinese proverb says. Thus, the blackmailing-like deal is done at last. These practices, as long as not done for self-interest, are seldom heavily pun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An ‘internal criticism’ (neibu piping) and a ‘written regret letter’ (shumian jiantao) by the media leader to the authority is usually enough (Personal Interview, 30 January, 2007).

In order to squeeze the market, some newspapers establish reporter stations nationwide or province-wide. Newspapers claimed that the mission of these stations is to collect news, however, their main function is to collect money from companies. Last yea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Press and Publications (SPPA) punished several newspapers who blackmail companies through their reporter stations(Yu 2007).

When the media practice corruption themselves, how could the public expect well behavior from journalis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in 1997(Yu 1997), about 66% of the surveyed journalists agree to sell advertisement for their employers. This consensus increases the posibility of touching the bottom line—blackmailing for one’s own benefit.

The Root of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Journalism

As analyzed above, the ethical issues arise from Chinese journalism is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But the root of them is the media system, which changed significantly since late 1970s.

In the Maoist era, Chinese media were simply political organs for the use of propaganda and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In the 1990s, the Party decided to severe media subsidies and push media to scramble for advertising revenues in the commercial sea(Chin-Chuan 2000). Or, as Zhao(Zhao 2004) argued, ‘China’s once state-subsidized and Party-controlled propaganda organs are rapidly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advertisement-based and market-driven capitalistic media enterprises under Party ownership…’ Since then, the Chinese media have served ‘two masters’,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Thi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figure 1 illustrated by Yong (Yong 2000).

Chinese Media System

Figure 1: Chinese Media System.

As shown on Figure 1, the dual compulsions of Party-state control and market imperative have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media. Being a ‘mouse piece’, media should take extreme cautions to keep ‘political safety’. This means that they must eliminate any reports conflicting with the Party’s interest and must propagandize the Party’s voice when needed. Any breach of these rules, would be regarded as a more serious misconduct, and would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 from sacking the boss to closure.

As a result, Chinese media tend to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and are disinclined to report domestic social conflicts. They rush to market, with profit motive as a driving force(Zhao 2004). However, since too many media competing in the underdeveloped marke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media outlets affiliated with various Party state units is intense. This zero-sum game certainly created winners and losers. For the losers they have to struggle to survive by malpractice. Although the winners seldom use blackmailing, they sometimes use bribery to sustain their market share.

How about the journalists? Most of them practically cooperate with their employers, obey the Party and favor their advertisers. Some argued that their increased economic and social isolation from the low classes and their increased materialism are likely to make them a ‘silent partner’ (Zhao 2004). It is incorrect to deny courageous and virtuous journalists exist in China. In fact, some journalists use blogs to express their true feeling and tell the truth. The murder of Mr. Lan was first reported in Tianya site using a fake name,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long to an anonymous reporter.

How to Resolve the Ethical Issue?

The ethical issues severely damage the image of media and reduce their accountability. The hot debates about the Lan case, on one hand is pouring fury towards illegal businessmen, on the other hand is expressing discontent with the media. To solve these ethical problems is nonetheless easy.

Some believe codes of ethics and codes of conduct would help because ‘a code may be a way of giving moral support to journalists who have been victimized, and of encouraging solidarity within the profession(Harris 1992).’

In 1997, the 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was enforced in China. As stipulated in this code, journalists are forbidden to accept ‘gift money’ and freebies. Moreover, reporters should never involve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like selling advertisement. However, study found that this code had done little to improve the journalistic ethics(Yu 1997).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is code not only attributes to the root of media system, as discussed above, but also to the code itself. This code does say anything about enforcement. As Harris argued, ‘If breaches go unpunished…, then what protection will the public gain from the existence of the code?(Harris 1992) ’

Some media outlets might think that the Code was too unrealistic. So they made their own practical codes. Chengdu Business News (CBN) took four anti-corruption rules. First, separating the newsroom from the business units to prevent journalists from making own benefits. Second, separating editing and reporting to curb the coverage of paid articles. Third, stipulat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rules to enforce the code. Finally and interestingly, ‘All gift money received by journalists from interviewees must be turned over to the newspaper’s financial office. Forty percent of gift money, however, will be returned to relevant journalists later…(Chengju 2000)’

These codes were proved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fficial one(Chengju 2000). However, someone may argue that these anti-corruption rules are not hard to play trick with, as a Chinese saying warns, ‘When angel grows one inch, Devil grows one foot (Daogao yichi, mogao yizhang).’

The real problem of these codes is, some of them are against morality. If getting gift money is acceptable, what the public would view the media? Indeed, nowadays most of the media have separated journalism and business, but how could they restrain their journalists from business activity, while their competitors have emptied the newsroom to visit the potential clients?

The remedy might lie in legislation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vision of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a specific law is to establish bodies legally empowered to regulate the media(Sanders 2003).’ Unfortunately, China has no press law. If there were one press law, the rights of journalists and media employees including Mr. Lan would have been protected and the misconducts would be restricted. Interestingly, in 1999,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rty on Media Law Reform had spent a month at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to study English approaches to media law. They urged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press law to protect the news media from abuse from the executive and the Party”(De Burgh 2000). After seven years, media law is still not on the legislation schedule.

Codes of conduct and media law can not solve ethical issues alone. By and large, ethics is a personal matter. For anyone who faces ethical questions, self-regul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s the ultimate resolution.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maybe Bok’s model could be helpful. Bok recommends that any ethical questions should be analyzed in three steps. First, consult your own conscience about the ‘rightness’ of an action. Second, seek expert (living or dead) advice for advice to the act creating the ethical problems. Third, if possible, conduct a public discussion with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dispute(Patterson and Wilkins 1998). However, this model is not absolute.

Some Conclusion Words

Although the Lan Case seems like an accident, this kind of tragedy is almost inevitable. The media, on one hand,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been pushed into the commercial world since the reform in 1990s. Immoral and even illegal practices are not uncommon in Chinese journalisms. The journalists and employees of Chinese media,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Party, the market, the mass and their employers.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media law jeopardizes their situation. They are generally treated as a mean instead of an end. Although this situation cannot justify immoral or illegal individual behavior, it seems unfair to blame journalists alone for all the ethical problems. To solve these ethical issues, a realistic code of conducts, a media law and individual self-regulation seems equally important.

Lan Chengzhang’s death has enabled a lot of Chinese to see the dark side of the media system and society. Thus, the bottle of secrets has been opened. Currently, hot debates concerning social justice, media reforms and journalistic ethics are still underway. On Netease, a Chinese news portal, the majority of internet users are condemning the murderers and the disheartened officials, and appealing for more journalists to meet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by chasing truth and justice. Although the Lan case is still waiting for a trial. All believe that Lan should not die in vain.

Wang Keqin, a courageous journalist, who has received death thread for several times, wrote a series of report about Lan’s death. On his blog, he posted a photograph of Lan’s daughter. Holding his father’s portrait, the little girl lifted her misty eyes. What is ethics? Why we need ethics? How can a Chinese journalist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his ethics? The little girl’s eyes have explained all.

Reference

(2007). Shanxi Datong ‘Jia Jizhe’ Luanxiang (The Chaos of ‘False Reporters’ in Datong, Shanxi). Xin Jing Bao (The Beijing News). Beijing.
Chengju, H.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a Semi-Independent Press in Post-Mao China: An overview and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Business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 649-664.
Chin-Chuan, L. (2000).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559-575.
Cody, E. (2007). Blackmailing By Journalists In China Seen As ‘Frequent’.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Washington: A01.
Cody, E. (2007). Fatal Beating Victim: Journalist or Fraud?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Washington: A21.
De Burgh, H. (2000). “Chinese Journalism and the Academy: the politics and pedagogy of the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1: 549-558.
Harris, N. (1992). Codes of Conduct for Journalists. Et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dia / edited by Andrew Belsey and Ruth Chadwick. A. Belsey and R. F. Chadwick. London, Routledge: 62-76.
Hua, X. (2000). “Morality Discourse in the Marketplace: narrativ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 Oriental Horizon.” Journalism Studies 1: 637-647.
Keeble, R. (2001). Ethics for journalists / by Richard Keeble, Routledge.
Patterson, P. and L. Wilkins (1998). Media ethics : issues and cases / Philip Patterson and Lee Wilkins, Wm. C. Brown.
RSF (2006). Press Freedom in 2006. Pari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1-8.
Sanders, K. (2003). Ethics and journalism / Karen Sanders, SAGE.
Wang, L. (2007) “Lan Chengzhang: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a “Reporter.”” Volume, DOI:
Watts, J. (2007). Chinese reporter’s murder sparks public debate. The Guardian.
Yong, Z. (2000).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617-635.
Yu, G. (1997). Woguo Xinwen Gongzuozhe Zhiye Yishi yu Zhiye Daode Chouyang Diaocha Zongti Baogao (A Survey on Professional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Beijing,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Yu, X. (2007). Lan Chengzhang Zhi Si Ying Chengwei Baoye Gaige Zhi Qiji (The Death of Lan Chengzhang Should be an Opportuty of Newspaper Reform). China Yougth Daily. Beijing.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 Yuezhi Zhao, Illinois U. P.
Zhao, Y. (2004).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o Owns the Media: Global Trends and Local Resistance. P. Thomas and Z. Nain. Penang, Malaysia, Southbound Press and London: Zed Books: 179-212.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