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生活’ Category

还是《文史参考》靠谱一点

Monday, December 24th, 2012

因为不再上微博,也不在网上看新闻,使得我对传统报刊的需求量大起来。几乎每天都要买两份都市报看一看。

在我住处方圆500米以内,有4个书报亭和1个报摊,以前我经常在路南的一家买报刊,因为看报亭的大姐人很和气,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买《译林》,每次到货后,她都帮我存一本。

然而,因为《钱江晚报》一个愚蠢的零售政策,使我改变了维持了多年的购买习惯。杭州的都市类报纸,上的了台面的,一共有四家,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过去每份零售价都是0.5元。

自从《钱江晚报》与《今日早报》合并成钱江报系后,为了拉小兄弟一把,《钱江晚报》零售价提高到1元,附赠1份《今日早报》。这个零售政策非常模糊,在上述两份报纸上都没有明示,《今日早报》上印着零售价0.5元。赠不赠《今日早报》,完全取决于报刊亭摊主。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被创造物,对钱价值的衡量跟面值没有关系。5毛钱,平常掉在地上,我都不一定捡。到菜场买菜,我也懒得跟人砍价,多花的菜钱可不止5毛。但是,每当报摊摊主假装没事人似的递给我一张没有夹带《今日早报》的《钱江晚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人偷了的感觉。我会问摊主,为什么不赠报。有的摊主,比如我家西面的那位,脸会轻微地红一下,然后说,这个赠报是可赠可不赠的,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赠给你。但是,南面那家报刊亭,换了一个摊主,态度马上变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没有赠报。

既然这样,我就绝不在他这里买任何东西了。古有以扫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长子权,今有报摊主为了5毛钱损失了一个大户。不对,是两个大户。我媳妇也决定不去那里买了。

另外,我也不再买《钱江晚报》了。我不想每天为了5毛钱而勾心斗角。现在我每天都买一份《都市快报》加《青年时报》,1块钱正好,不用找。

我把家西面那一家报刊听内定为我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从那里买了两份杂志《文史参考》(12下)和《看历史》(12)。《看历史》的封面专题“父与子-我们怎样做父亲”激发了我的购买欲,它外面套的塑料袋阻止了我的窥探欲,所以我掏了16元。《文史参考》是第一次买,但是我看到“人民日报社主管”,增加了我的好感度。通过这一段恶补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我发现,来自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买回家一看,证实了我的判断。《文史资料》里的文章,虽然不“新锐”,但多为扎实的史料。例如,讲到江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每个月伙食费30元(1970年代末的3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每周2斤水果,2次牛奶,1次饺子。江青吃得很香,并对看管她的人说:“我吃好养好,是为了跟修正主义做斗争。” 里面一篇大稿,采访党史学家杨奎松的,也不错。杨因为四五事件写诗而坐牢,狱中有一个“国民党燕北游击队参谋长”,其实是一个小偷小摸,因为不堪被监督劳动之苦,干脆按照香港电台的知识,写了一封要钱的信,信中表示要成立一支游击队。杨奎松后来出狱后,无意中看到布告,此人被枪毙了。

《看历史》则让我大失所望。里面的专题,东拼西凑,作者都是网上脸熟的那些“专栏作家”,根据我多年与杂志相处的经验,如果一本杂志的专题,不靠自己记者采写,全靠专栏作家们拼凑,是无论如何达不到内容、风格的统一的。记者至少去采访,专栏作家可都是在家坐着呀。里面的一篇《1919:鲁迅之问》,就是把鲁老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paraphrase了一遍。谁会放着大白馒头不自己吃,而是要让别人嚼一遍再喂给自己呢?

凡是整版大照片和专栏作家处处可见的杂志,都不值得信任,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杂志得出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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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微博两个月的感受

Tuesday, December 11th, 2012

戒微博、推特已经两个月了,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内心最平安、精神最愉悦的两个月,也是读书最多、写字最多、陪儿子最多的两个月。

我曾经是中文推特的TOP20,新浪微博也有4万活粉丝,退出这些服务,在过去的我看来相当于放弃自己的“数字资产”和“社会资本”。

如果说我一天推特/微博都没有用过,对于我确实是一大损失,因为那样我就不会通过它们认识那么多对我深有启发的人,更不会认识一些朋友。也不可能连续两年通过推特和微博客在网上卖我舅舅家的冬枣。

但是,两个月之前的闭关让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推特和微博的本质。

微博也罢,推特也罢,本质上都是一种挂着许多外脑的轻度精神分裂症。它们让使用者内心失去平静,让自己的大脑被外来的思想和情绪肆意寄生和占领。

事实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财富不是时间,而是不被打扰的思考时间。而微博时刻侵扰人的大脑,从而使得集中精神变得越发不可能。

推特和微博让人沮丧,让人感到无能为力,有很多令人厌恶的强加于人的言论,还有一些喜欢命令他人的“意见领袖”。我承认我前两天偷偷看过几眼推特,发现一群人正在骂莫言的诺奖演说,骂的理由是,莫言避重就轻,没有忏悔自己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也没有对抄写延安讲话进行反思。这些人吹毛求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娃,没有做异议人士的资本,因为他的爸爸不是艾青,也没有跟前前总书记共过事。借助故事,莫言已经在斯德哥尔摩说尽了能说的一切。但是推特上那些转动的脑袋依然不满意,他们恨不能把人腰里别上炸弹推上前线,自己远远地点鼠标遥控。还看到某个被大家戏称为“总统”的人士,在指点江山。我立即心情低落,赶紧删掉了残存的推特软件。

难道没有一点建设性的内容吗?也不尽然。我看到一位老兄在推特公布自己的重大发现:

“在欧洲,居民自己家里是不烤面包的,都在公共面包房里买。而中国则家家户户自制主食。这可能就是中国频繁发生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难道没有一点兴高采烈的小情绪吗?这么说也不公平。我看到一位推友贴出了瑞典驻北京大使馆自助午餐会的菜肴的照片,有几个推友评论到:“看上去让人有食欲哦。”看来,中国人确实被饿怕了,还没有从1942里走出来,人均GDP达到多少都没用。

所以,要想得到一天的坏心情,要想塞满一脑袋没用的信息,上推特,上微博吧。

远离微博这两个月,我拥有了大把的时间,读完或正在读至少20本书,每天平均读一份报纸。写了一个剧本的初稿,并且在写第二稿,博客更新得稍微勤快了一些,至少一周两篇。去南方,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去北京跟老蒋、张广天、牟森、欣燃等老友聚会,去上海与在推特认识的网友聚餐并畅谈了两次。看了三场话剧,三场电影。到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跟老婆交流的时间多了一倍,陪儿子的时间多了一些,陪白菜头的时间也多了一点。

而我错过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错过。通过报纸,我看到了反腐风暴每天烧烤一只厅局级以上干部。通过黄集伟老师的一课语文和朋友的解释,我知道了切糕的典故。由于邮件是我沟通外界的主要桥梁,我第一时间得到了纽约时报2012年十大图书的清单,并且立即下单,买到了绝版的Building Stories

我还曾担心,一旦不上微博,可能会错过编辑的约稿,制片人的派活,世界笔会组织的领奖通知。自从有一天早晨,我把车停在小区路中间,五分钟以后,陌生的邻居打来电话让我挪车,我算彻底明白了,现在这个网格化管理的时代,想找一个人,几分钟之内就能找到,还用得着上微博吗?

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想得到久违的内心平安,就戒掉微博吧。

无独有偶,我发现一位国外的推特老用户跟我想的一样。

最后,如果哪位读者愿意把这篇文章转到推特和微博,就请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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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聚会

Saturday, November 24th, 2012

今年十月底,我去A市参加了同学会。我曾是A大学的一员,理论上讲应该1992年毕业,今年正好20周年。但是我于1989年被学校以“学业退学”之名逐出校园。半年以后,我又复读考取了一所大学。两次高考都是全县文科第一。我的舅舅,当时是这样安慰我:“当两次高考状元比当一次更好。”

第二个大学读了四年,磕磕绊绊,但总算顺利毕业。但是跟同学们的感情并没有A大同学深厚。这是因为A大是我第一次从小县城走到广阔世界,第一次接触五湖四海的同龄人,第一次心理断奶,第一次暗恋大学女同学,那种刻骨铭心,是无法替代的。我和班上一些同学保持了24年的友谊,并且还会保存下去。

此次20周年聚会,同学们想到了我,并且发来邀请。我犹豫再四,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坐了周六早晨的航班,抵达A市。同学派来的司机直接把我接到班级的游览大巴上,第一次跟这么多人相见,我有些羞涩与惶恐。发表感言时都有些语无伦次。我说:家中有事,但是最终还是来了,因为我想到很多同学20年不见,也许下一次聚会再也见不到我……大家说,别讲这种不吉利的话。我赶紧打住,给大家唱了哄孩子时天天唱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接下来全系集体去A大故地重游。我1996年曾经回过A市一次,那时百感交集,万念丛生。一句话,感觉整个世界欠我的,我也欠整个世界的。但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我心安稳,我灵宁静,我与世界和解,与命运和解了。我心里不再有愤怒,生活待我不薄,纵使我如此折腾,竟然还赐我幸福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磨难,都没有白费,它们变成内心的强大力量,变成诗章灵歌和文字,从伤口和笑口流淌出来。

众所周知,组织140多人参加的同学会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匡算下来,除了自掏腰包的交通费,每人的食宿费在3500元左右。然而,这次大家却几乎不用出钱,原因是班里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崔同学,慷慨赞助了50万元。也是人之常情,他获得了登台讲话的机会。他的讲演风趣,惹来笑声掌声一片。他总结道:创业就是抢钱,创业不要跟人合伙,创业就是要搞独裁。最后送了大家八个字:“剑走偏锋,刀刀见血”。当然,这些话都不能太当真。发言不过是一个荣誉,保持幽默是一个良好的公关手段。

晚宴在大家下榻的一个别墅酒店举行,我尽管生怕自己喝多,还是忍不住跟人拼酒。因为彼情彼景,不由得人不痛饮。仿佛宙斯降落在奥林匹斯山上,所有会计心中的神–90岁的老教授来到宴会厅。全体起立鼓掌。当年,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太好,志愿又选择了”可调“,从而被他的弟子们选中。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第二是法律,但阴差阳错成了审计班的学生。而选择A大,更是偶然,1988年,不知是谁送了我家一份《A市风光》的挂历,从此,这个挂在墙上的城市成为我做梦都向往的地方。假如挂历是西安呢,是广州呢?人生没有假如,只有无处不在的戏剧感。

晚宴的高潮是我的好朋友W朗诵班长为本次聚会写的一首诗。W声如金石,又借着酒力,读罢获得满堂彩。可是谁又知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台。W的专业选择也是一个错误。他本来应该去考北电、北广的播音专业,或者至少去学A大的广告,然而,一个农村孩子,哪里知道自己可以去报这样的学校?还不是任凭命运把自己带到陌生的地方。

然后是自由敬酒,我没有到老师的桌上去敬,怕引起不必要的尴尬。虽然当年参与驱逐我的当事人并不在场,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有任何难堪,毕竟,这是一个团聚而喜悦的日子。只有一个当年的辅导员过来敬酒的时候,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是你们班最难对付的。“

早晨来临了,我从陌生的柔软的床上醒来,没有普鲁斯特那么啰嗦,第一个念头是我昨晚有没有酒后失态。年轻时,有过太多惨痛的酒后失忆“断片”的经历,那种彻底摆脱理性控制的状态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用力回忆细节,拼酒时把红酒撒在纪念t恤衫上,还妄图喝下一壶红酒,但被同学夺下。花,对,还有花,我从一束鲜花中折下百合,送给了班上的女生们。最后一个镜头,我掏出身份证,在会务组领房卡。没有痛哭,没有失态。吃早饭的时候,跟同学们打招呼,让我彻底放心了,因为从他们脸上看不到那种“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做了什么”的微笑。

这一天是各班各自活动,我们班乘着大巴参观了A市金融区、湿地公园还有帆船游轮基地。看上去很像一个招商引资团。其实,这种安排却也显出A市同学们的匠心独具。中国人最怕没事做,只有提供一个密闭空间,一个固定而忙碌的行程,大家才会感到踏实。20多年,A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们以前游泳的海滨浴场上,建起了一条蜿蜒的海上环岛高架路,像科幻世界里的场景。很多海滩被圈起,旁边建起了别墅。在高楼林立的金融区,一大片人造沙滩被开发出来。湿地里有一个天鹅湖,里面游客恣意地喂着越来越胖的天鹅。上几次来A市的时候,我对这些变迁十分看不惯。现在站在有车一族、住别墅一族(尽管只住两晚)的角度,我豁然明白,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便利和享受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一切决策,为且只为一个目的,让有钱有权的人生活更美好。

我的A大同学,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镀金一代,他们学的是财会,经历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只要中规中矩,扎好马步,站好桩,就会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中有的发了大财,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当了跨国公司总裁,有的移民海外。同学自我介绍,一般都是这样开场:“我的经历很简单,省财政厅工作20年,审计处十年,财务处十年。”或者这样:“我97年下海,现在的公司就在前面那栋别墅。”

相比之下,W和我属于不成功一族。我们的未来都充满变数。但是吕同学断言,将来前途最不可限量的就是新明君。因为别人都是看得到天花板的,而他的潜力无限。我说:“那可要抓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忍俊不禁,终于善意地笑翻。

我相信吕同学的话,因为W最大财富就是他的善良。我们班的班长,有一些失意,W跟他关系并不密切,但发短信给老吕:“你劝他来参加同学会吧,感受一下气氛也好。”如果不是宅心仁厚,绝对说不出这样暖人的话语。可是,“好心没好报”往往发生在W这样的人身上,善良和好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相信,人生的磨难会得到回报。

参观完A市新面貌,下午全班集体去泡温泉。这二十年后的坦诚相见,来得太迟了一点,像我这样身材走形的老男人,在体型保持得很好的女同学面前,总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女同学不在乎这个,她们依旧能从肥胖的人形里,用眼光镂刻出那些英俊少年的影子。已经做了CEO的一位女同学,用池里的木勺舀起温泉,往我们身上浇,美其名曰“浇花”。这个时候,大家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变成了十八九岁的少年少女。

现在我可以说了,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夏天。我看得越发清楚了,那一年我的行为与民主、正义并没有多少关系。我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文科状元,离开闭塞的故乡来到这座沿海城市,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比我更优秀的同学。我有一种不甘被湮没的反叛情绪。我想出类拔萃,我想鹤立鸡群,我想让暗恋的那个女生敬佩我,怎么办?在高手云集的大学里,学习实在不再是我的强项,当学生会干部也非我所长,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家里条件一般,也玩不起高消费支撑的浪漫。那么可以拼的只有一腔冲动的热血了。在其他同学的诉求都遥指北京的时候,我贴了系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

当夏天来临,我心灰意冷,心思更加不放在学习上,仗着自己考试能力强,往往在期末考最后几天才看书。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已悄然注定。推迟了几个月的第一学年期末考,我比最低要求的学分差1个学分。我依然记得,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像一个无头苍蝇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转。有一个高我一级的学长,出了个主意,让我去开一张神经有病的证明,向校方求情,我当然不屑于这样做。我记得,我曾经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位判我不及格的老师的家,只有师母在,我痛陈自己的危险处境,师母答应老师回来帮我求情。我哪里知道,那时候成绩已经上报,老师层面根本不起作用了。

隔了23年以后,我跟W彻夜卧谈时,都认为,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些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在家庭毫无背景的情况下甘做出头鸟,肯定会面临被枪打的危险。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遇到的麻烦和危险。

我讲起张艺谋的故事。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张艺谋还在国棉八厂当工人,已超过录取年龄5岁。他在高人指点下,通过给文化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之后,张艺谋以非正常手段入学的事,被大字报揭发出来。他面临被退学的命运。当时,特爱面子的他,准备一走了之。此时,有身边同学给他出主意说,你不能这么放弃,你应该把自己的情况向学校反映,申请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张艺谋依计写下了陈情表。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结果。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层层上报文化部,文化部批示:可以让该生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学习。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中国影坛将失去一个大导演。

我和W都觉得,如果我当时能够豁出去,写一封真挚的陈情信给校园里尚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教授,也许处罚就不会是”学业退学“那么严厉,而是改成留级。或者,如果能不自作主张,而是提前告诉父亲,由父子俩商议,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吧。历史难以假设,只能回首一声叹息。

结局是来送我上学的父亲又来接我回家。那天是12月8日,星期五,全班有19个同学逃了早课到火车站来给我送行。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挥舞着他们送给我的鲜花,回头却见父亲在无声地流泪。我一手造成了个人和家族的悲剧,我成了自己青春的祭品。

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少写了一封信。

如今,被送走的是我的同学,送行的人变成了我。我站在宾馆门口,微笑着,为大家拍摄合影,与男同学握手拥抱,递给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同学餐巾纸。等把大家都送走,我独自搭上返回杭州的航班,到机场地下车库取了车,交了270元停车费,把车开到最高限速。

车在飞驰,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我的头脑像被雨刷刮过一样清晰。在30公里外,有世界上最亲爱的两个人在等我,无论我经历过多么残酷的青春,无论我面临何等未知的岁月,他们都是我唯一的港湾和归宿,我的好处不在他们之外。

稍等片刻,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个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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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错误

Saturday, November 17th, 2012

正确的错误,是一个病句,但非此病句,无法描述我刚干的一件事。

自从买了车,停车成为每天面对的难题。我住的小区门口有五六个免费停车位,但是经常会停满,我只好把车停到几百米外的收费停车场上。

话说,昨天晚上我开车回家,看到小区门口,两车之间,有一个停车位。我就开了进去,把车停好。但是我下车之后发现,我留给右边这辆车的间隙太小了,对方除非像陈鲁豫那么瘦,否则只能从副座上车跨到驾驶座上去。虽然,即使这样做了,对方也拿我没办法,况且,我明天一早就要开车出门,他可能在我之后才动车。但是,我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我决定,把车开走,停到收费车位去。

结果我忘记了今天是杭州疯狂的银泰店庆夜,收费停车场已经停满了。不怕,咱有的是工夫,再兜一圈回来,肯定会有人把车开走,腾出车位。就这么办,于是我开着车兜了两圈,终于看到了左手边空出几个停车位,但是一辆大公共挡着,我过不去。于是,我想到前面绕一下。刚往前开了没多远,对面另一辆大公共开了过来。看架势没有让我的意思,虽然按照停车场内的箭头指示,它在逆行。我只好往后倒。由于下着雨,停车场没有灯,后视镜雾蒙蒙,我倒车时撞到一个物体。我一想:糟了,肯定撞了人家的车。急忙下车一看,我乐了,刚才停在我左方的大公共,正慢悠悠离去。原来,我的后保险杠撞的是这个大家伙。

借着灯光看了看,保险杠有一处凹陷,上面的漆也皲裂。根据我出事故的经验,这个只要不去4S店而是到汽车美容店去修,300元左右就能修好。由于怕出险太多,明年保费上涨,我决定先让它去。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给自己制造了麻烦。但除了对自己开车不谨慎反思之外,我对雨夜挪车这事并不后悔。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虽然过程中有闪失,但也是一个正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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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德基避难的孩子

Thursday, November 15th, 2012

在古代欧洲,教堂是人们寻求庇护的避难所,在当代中国,肯德基承担了类似的职能。

《都市快报》报道,在杭州一家肯德基里,一个七岁小女孩坐着等妈妈,一等就是三十个小时。无论谁过来问,她都说:“我妈妈一定会来接我的。”店员叫来了警察,警察要带小女孩去派出所,她大哭,死活不肯走,警察只好陪着她一块儿等。女孩的母亲终于出现了,行色匆匆,满脸疲惫,女儿抱着她大哭,她也落了泪。这位母亲解释说,全家刚到杭州,她要忙着搬家,女儿无人照看,入学还没有着落,住处也没有空调,想到肯德基又安全有暖和,就让女儿在这里等她。这对母女随后走了,多事的记者,还想寻访她的住处,但没有找到。

多么听话的孩子,多么无奈的母亲。这新闻让人悲凉,又让人感动。在这座浮华的城市,有很多人像这对母女一样,对他人的恩慈、社会的福利不存在幻想,而是在寻找一种成本低廉又不失尊严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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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劝阻一个理想主义者

Saturday, November 10th, 2012

《毁坏》(Ruined)是获2009年普利策奖的一部戏剧作品,编剧是Lynn Nottage。这部戏的缘起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冒险。Nottage和戏剧导演Kate Whoriskey都特别喜欢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准备改编后搬上美国舞台。

Lynn在大赦国际工作过,对于非洲的战乱与苦难感同身受。有一天,她对Kate说:我准备去刚果,你陪我去吗?

刚果是一片被上帝和国际社会遗忘的屠宰场,那里发生的屠杀和罪行一点都不比卢旺达少,但没有引起世人关注。Kate答应与Lynn一同前往,主要是采访当地的受害妇女,为《大胆妈妈》的改编提供素材与灵感。

两位女性戏剧工作者在中非的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魂。刚果妇女在战争和屠杀中承受着多重苦难,不但被杀戮,而且被强奸,不但自己是受害者,还要在被害亲人旁扶尸哭泣。

她们采访到的妇女除了一位之外,都遭受过轮奸。她俩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战争中必有强奸发生,因为这不仅仅强奸是对于被征服者的极端羞辱,而且轮奸还能导致受害者永远失去生育能力。伤害的极致就是令对方亡族灭种。

而那些实施强奸的刚果男人和男孩,也是战争的受虐者。叛军为了招募士兵,往往会冲入民宅,逼迫这家男孩把自己的父母打死,从此这个男孩成为叛军死心塌地的一分子。他们心里带着永恒的创伤,只有不断地四处发泄与毁灭。

但是,即便在人间炼狱中,也有光的存在。Lynn和Kate在刚果遇到过义务为受害妇女治病的医生,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还有收养战争孤儿的NGO。在这片流血的土地上,她们听到过人们美妙的歌声,看到业余剧团的活报剧演出,当地人制作的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

是什么让人性变得如此嗜血与邪恶?为什么人们把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在制造灾难上?Lynn和Kate非常困惑。她们进而发现,美国也并非世间乐土,由于富足安定,暴力被束缚在笼子里,但是一旦失去监管释放出来,照样具有毁灭性:关塔那摩发生的虐囚事件,就是冰山之一角。

带着这些疑问,她俩发现,已经不需要再改编《大胆妈妈》,需要新写一出戏,提出这些疑问,并且努力求索答案。

于是,Lynn Nottage创作了《毁坏》(Ruined),这出戏剧在美国上演之后,对刚果人带来实质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来看演出,美国议员提出了保护刚果妇女的法案,国际组织对刚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谁说戏剧只是勾栏瓦舍里的“玩意儿”,戏剧可以改造社会,枪炮做不到的,舞台能够做到。

以上内容出自《毁坏》单行本的序言。我读完,略有愧疚。

大约在一年之前,摄影师鹿童征询我对一个宏大的摄影计划的意见。这个摄影项目叫做“中国孩子成人礼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拍摄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成长史,城市孩子收费。

这笔费用,同时会成为“中国孩子成人礼团队”去偏远的山区以免费的方式记录一个山区或孤儿院的孩子,直至2030年成人,他(她)们都享受和城里孩子相同的待遇,以及相同的拍摄计划。”

这个摄影项目的时间跨度是18年!18年,对于个体来说,对于摄影师来说,对于鹿童来说,相当于多少沧海桑田?

我委婉表示了劝阻。说:

看到了你的计划。我想说三点:1、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时间过长,地域太广,我觉得完成起来难度奇大。2、我们的创作年华很短暂,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下笨功夫,要使巧劲儿。3、我建议你修改这个计划,切口更小,范围更窄,比如就记录城乡两个家庭。以上是粗浅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如果鹿童听了我的劝告,此刻,她还在小桥流水畔拍婚纱,正如Kate如果劝阻Lynn动身去刚果,她依然在改编布莱希特一样。

鹿童没有这样,她的项目已经启动了,她拍回来一组照片,并记录下在乡间的感受

这是中国孩子成人礼计划的官方网站

在对Lynn和鹿童佩服之余,我的人生教训又增加了一条:

不要去劝阻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否则,当他们真的开始行动的时候,会愈发凸显出你的平庸、孱弱和短视。

同时,我的人生经验也增加了一条:

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计划,即便不能参加,也要嘉许鼓励,这样当他们成功的时候,至少还可以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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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武史说

Tuesday, November 6th, 2012

《钱江晚报》报道:浙江绿城俱乐部日籍主教练结束了一个赛季的执教,接受《日本产经新闻》的采访,坦言对中国足球看不懂。

冈田说,中国足球俱乐部既没有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也没有预算的概念,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绿城老板宋卫平直接插手俱乐部的管理,灵机一动或临时起意,就把赢球奖金加倍。而主教练对于下一个赛季引进球员的预算和计划,一无所知。

并且老板会经常改变主意。赛季之初,宋卫平对冈田说,要着重培养年轻球员。他于是重用青年军,但造成连续输球。宋又说,要赢球。于是,他只好又启用老球员。看到球队连胜,宋又发话了:还是要重用年轻球员。

公权力对私权的干涉,在足球领域也不例外,为了备战明年沈阳举行的全运会,浙江省抽调了绿城多名青年球员。这样对于依靠青年军打主力的绿城来说,阵容就不完整了。但是体育局领导对他说,全运会比联赛更重要。

最让日本人看不懂的是,中国人对足球职业球员和职业精神的轻视。冈田说,他在电视里看到上海申花的友谊赛,出场的两名前锋竟然是阿内尔卡和俱乐部的老板。这让他十分震惊。朱骏清楚地向全世界宣告:俱乐部就是我一个人的玩具。

我看完这篇报道最想说的是:在那些土老财眼里:足球算个球,职业精神算个球,一切都是可以用来玩弄的。借用一句牟森体:中国人搞足球,真你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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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Sunday, October 21st, 2012

虽然我对媒体的道德操守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看到今天浙江一份报纸刊登的分类广告,还是吃了一惊。这则广告就刊登在体育版的下方,非常扎眼。

讨债分类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东北兄弟”是个什么机构?至少看上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也不清楚“东北兄弟”用什么方式追债,用“东北”的方式,还是“兄弟”的方式?至少这则广告隐隐给人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感觉。

媒体刊登这样的广告,有没有核实过刊登者的身份?有没有调查过“东北兄弟”的追债行为是否合法?有没有咨询过律师这样做是否符合广告法?有没有考虑过读者尤其是订户的感受(他们预付了报款,按照默认契约理应看到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善良民俗的内容及广告)?

这些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报纸刊登这则分类广告,又获得了几百元的广告收入。业务员又会有几个点的提成。年终总编的工作报告里,又会有广告额增长百分之几的业绩。至于,类似广告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没人在意。

长期以来,媒体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有没有想过,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一个恶魔,会怎么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媒体要侍奉两个主子–党和市场。一方面,媒体是喉舌,被赋予了合法出版和经营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里讨饭吃。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怪物:既没有纯党报的非牟利性,也没有纯市场报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双重控制的双头怪兽,一口吞没真相,一口吸金吞银。它尽管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也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但很容易变得怯懦与贪婪,伪善与势利,即鲁迅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媒体介绍一个旺销的楼盘的时候,当媒体邀请你参加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当媒体推荐一个好吃的餐馆的时候,当媒体介绍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心眼。媒体从业者里有很多好人,但是媒体本身很可能是一个为了利益毫不留情的野兽。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理性,建设性,一纸风行,温暖,美好,幸福久一点…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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