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20:00–21:00，我将进行一场免费直播，题目是：
普通话（官话）是避难所；白话文是救命绳。
圣经和合本给我们留下了100年前稳定的白话文规范。
翻译一直塑造着中文，可以说现代汉语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
民国范儿的文章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中国大陆在 1949以后，组织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虽然以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对象，不翻译其他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马列体和毛体，重塑了我们的汉语。
中文在发展中演变，从诗意含混、缺乏明确定义的的古汉语，演变成为定义清晰、表达自如的现代汉语。既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
开放的中文，从来不拒斥外来文明，它张开双臂，拥抱外来语言、外来思想，将其吸纳到中文的体系之中。无论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西方典籍的印记，还是从1949后对于马列著作的输入，都为中文提供了源源不断新概念、新表达、新比喻和新鲜血。
今晚20:00，请点击免费收看图文音频直播。
最近接触到关于后汉大将耿恭的剧本，从而加深了对这个比“斯巴达三百勇士”更悲壮故事的了解。深陷敌阵的耿恭，放到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是伟大的英雄，太应该拍成电影了。以下是历史学习时间，插图是我的朋友老蒋画的。
耿恭困守孤城，烧烤匈奴使者，以灭敌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
耿恭不辱天汉，千里风雪归故园，26人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13人。
延伸阅读：和菜头《匈奴血》注：需要翻墙
王元澄到了缠着大人讲故事的年纪，并且故事中一定要出现他喜欢的玩具，比如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恐龙、玩具总动员。由于对目前流行的故事书都不满意，我准备用人类最古老的智慧—古波斯的《卡布斯教诲录》来给他编故事。具体方法是把故事中的人物，换成儿子喜欢的玩具或动漫。
从前啊，托马斯天还没亮就去浴池洗澡，半路上遇到了詹姆士。他对詹姆士说：“你能陪我去洗澡吗？”詹姆士回答说：“不行，我还有事。不过我可以陪你走到浴池门口。”但是，还没到浴池时路过一个岔口，詹姆士也没打招呼，就拐向另一条路走了。而恰在这时，过来一个小偷加图尔，想伺机偷托马斯的东西。由于这时天还没亮，托马斯并没有看清这是谁，还以为是他的朋友詹姆士呢。于是，托马斯从兜里掏出一袋金币，交给了加图尔，并说：“好兄弟，替我保管一下，等我洗完澡出来再还给我。”加图尔接过了金币，便等候在那里，直到托马斯从浴池出来。
这时天已经大亮。托马斯穿好衣服，径直走去。这时加图尔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把金币拿回去吧！今天我为了给你保管金币，已经耽误了自己的事。”托马斯问：“这是谁的金币，你是什么人？”加图尔回答说：“你不认识我，这金币是你给我的。”托马斯非常惊讶，又问：“既然咱俩不认识，你怎么不把这金币拿走呢？”
加图尔答道：“这个钱如果是我从你那里偷的，我就拿走了。但这是你托我保管的，我应当如数交还。因为侵吞受人委托保管的东西，是不道德的。”
不知效果如何，且让我试试看。
立果同志比别人都看得远，看得高，看得深，总有特殊的见解。他的天才，从年龄上是不能解释的。他对 许多事情都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我们天生就不如他，永远赶不上他。他的天才还刚刚外露，发展不可估量。支持他就像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
对立果同志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对毛主席、林副 主席的态度。增强对立果同志的无产阶级感情，就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听从他 的指挥。
林副主席把立果同志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信任、支持。立果是代表林副主席的，这样可以得到林 副主席的具体指示和直接领导。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要拜他为师。我这个司令不行，将来空军的领导要靠他接班了。
天变、地变、宇宙变，忠于林副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愚按】自2015年春节开始，我的好友邵风华在医院陪护父亲。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坚持在病房里写下《陪护笔记》。这些笔记帮他释放了内心的痛，陪他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今天在白板报发表这些笔记，并没有事先跟风华商量过，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反对我这么做。从这些质朴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到朱自清《背影》一样的苦涩与怀念，也就是《诗经》所说的“蓼莪之思”。愿邵伯伯在天之灵安息。
自2月1日以来，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之前我的想法是不再带他去任何一家医院，让他尽可能的呆在家里，这样吃饭，睡觉都会更加正常，还能看电视，喝茶，跟大家聊天。我们要好好呆在一起，直到必须进入医院的那一天。我知道医院并不能挽救他的生命，只能想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可是，有一天，当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爸爸对我说，我的病，就不治了吗？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我不想让他带着对我的怨恨离去。于是我说，明天我们就去东营！从此，我开始辗转于东营，河口，济南之间，联系我的朋友，哥们，找能找到的专家看片子，会诊。有一次，从东营回来的路上，我边开车并大声的和爸爸，弟弟说话，因为爸爸的耳朵有点背。我说你的同事朋友里面，已经走了四分之三，你的寿命算长的了。你现在还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喝茶，跑散步，生活质量不错。只有活的好，才有活的价值，能好好的活几年就活几年，强过在医院里受罪，拖延。爸爸一路上都没说话，我以为他没听见。当我回到家躺在卧室休息时，听到他和妈妈的对话，才知道他其实全听到了，只是在生我的气，不愿理我。他一直把希望押在住院治疗，他觉得医生可以救他的命。我决定不再说什么，只要他愿意，就带他去任何医院。然后，他的病情就在一家家医院的辗转中变的越来越重，很快就不能吃饭，只能靠打营养液维持。
我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但我还能再说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妈妈的负担也更重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做饭，满足爸爸各种不通情理的要求。那天我回去看他，妈妈说，你爸爸一直胆小，特别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敢说。我看了她一眼，说，他担心的，只有他自己而已。妈妈没管我的话中话，只管说，我不怕死，从来不怕，等你爸爸死了，我也不活了。
昨天晚上，邻床的宫老几乎吵闹了一夜。有一阵，我几乎要睡着了，忽然被他怪异又含混的喊声惊醒。二大爷！二大爷！他的喊声持续了至少四分钟。我想，他大概看到他的二大爷来到房间，来到他的病床前。我觉得这是他不久于人世的征兆。他的亲人要来带他离开了。他的女儿不停的叫他。并叫来护士给他打吗啡。在吗啡起效之前，巨大的疼痛又使他不停的喊叫，亲娘啊，亲娘啊！我躺在折叠椅上，内心感到如此凄凉。想起了丁尼生勋爵的哀叹，“哦，生命如此徒劳，又如此脆弱！”
这一定是我有生以来遭遇到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之所以加上“之一”，是因为也许有过的选择对我生命的影响比这件事还要重大，也比此次更加隐蔽和深远。谁知道呢？父亲与我的关系紧密而又特殊。前者无需赘言，后者则要复杂的多。在我们姐弟三个中，我一直是他最不喜欢的那个。姐姐是长女，她的到来为家庭增添了最初的欢乐和幸福。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儿子，可这份荣宠仅仅保持了三年，就被转移到刚刚降生的弟弟身上。老二身份之尴尬，在农村，人们常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来形容。我清晰的记着两个童年的场景，长大后我明白这两个童年记忆决定了以后漫长的时间里我和父亲的紧张关系。
父亲身体舒服些的时候，情绪也为之高涨。我紧绷的神经也会得到片刻松弛。这种时候，他就拿着遥控器换台，看电视节目。我也有机会低下头看会儿书。通常是体育频道，足球，台球，排球，乒乓球比赛都是他爱看的。不看的时候，他就把遥控掖在褥子下面，不知是否担心被邻床的陪护人员拿去。他睁大眼睛看着屋顶，墙面，窗子或布帘，有时在窗玻璃上发现一只蚊子，有时在布帘上看到一只苍蝇，都要大声喊我拿苍蝇拍把它们打死。我不愿意打死它们。在我眼里，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尤其两个月来，我在病房之中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和凄楚，更对它们产生了一丝怜惜之情。人类难道真的比苍蝇更高级吗？你趴在垃圾堆里吃上一天试试，看你能不能想苍蝇一样不会拉肚子！于是我对父亲说，大白天的蚊子又不会咬人。看到父亲面露不悦之色，下次他让我打苍蝇的时候，我就挥舞着苍蝇拍追过去，然后手一偏把它放走。此时，父亲开始大声的咕哝，对我的笨拙表示不满！我表面沉默，却在心里大声为自己辩护：爸爸，难道我们人类即便到了生命垂危的边缘还不能善待一个弱小的生命吗？您不觉得我们把它拍的血肉模糊也算是一场重大的杀戮吗？我想，当一只苍蝇被杀，死神也会同样降临！爸爸啊，我把它放走，是因为我不希望死神来到您的床前，呆上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前天傍晚，父亲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为此，我心里突然感到了轻松。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出口，父亲的压力也会随之变小。他问身边的弟弟，医生说没说我还能活多少日子？弟妹接过话头，如果医生知道这种事不成神仙了吗，你早着哪，好好活。父亲不吃这一套，非常清醒地说，医生根据病情会有一个判断的。到了晚上，病房里只剩我一人，父亲喘着粗气，断断续续，然而十分清晰的跟我谈起了自己，说起了自己最大的缺点，说起自己最亏欠的人，说起了母亲的执拗，还批评了我的不谙世事。我情不自禁的抓住父亲的手腕，又把他的手放到我的手里，紧紧地握住。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双手紧握，仿佛一对仇家终于冰释前嫌，泯却恩仇。
病危通知已经下了三天，父亲的意识依然清醒。而这正是我担心的。一个清醒的离世者，大概比一个昏迷的人承担更大的压力，痛苦与死亡恐惧。我还能做什么？找到主治大夫，让他把抗生素和脂肪乳停掉，抗生素没用，长期打脂肪乳反而会造成呼吸困难。我站在床前看着他，这个做了几十年，现在仍然还做着我父亲的人。面对死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它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