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欧洲，教堂是人们寻求庇护的避难所，在当代中国，肯德基承担了类似的职能。
《都市快报》报道，在杭州一家肯德基里，一个七岁小女孩坐着等妈妈，一等就是三十个小时。无论谁过来问，她都说：“我妈妈一定会来接我的。”店员叫来了警察，警察要带小女孩去派出所，她大哭，死活不肯走，警察只好陪着她一块儿等。女孩的母亲终于出现了，行色匆匆，满脸疲惫，女儿抱着她大哭，她也落了泪。这位母亲解释说，全家刚到杭州，她要忙着搬家，女儿无人照看，入学还没有着落，住处也没有空调，想到肯德基又安全有暖和，就让女儿在这里等她。这对母女随后走了，多事的记者，还想寻访她的住处，但没有找到。
多么听话的孩子，多么无奈的母亲。这新闻让人悲凉，又让人感动。在这座浮华的城市，有很多人像这对母女一样，对他人的恩慈、社会的福利不存在幻想，而是在寻找一种成本低廉又不失尊严的解决之道。
《毁坏》(Ruined)是获2009年普利策奖的一部戏剧作品，编剧是Lynn Nottage。这部戏的缘起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冒险。Nottage和戏剧导演Kate Whoriskey都特别喜欢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准备改编后搬上美国舞台。
Lynn在大赦国际工作过，对于非洲的战乱与苦难感同身受。有一天，她对Kate说：我准备去刚果，你陪我去吗？
刚果是一片被上帝和国际社会遗忘的屠宰场，那里发生的屠杀和罪行一点都不比卢旺达少，但没有引起世人关注。Kate答应与Lynn一同前往，主要是采访当地的受害妇女，为《大胆妈妈》的改编提供素材与灵感。
两位女性戏剧工作者在中非的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魂。刚果妇女在战争和屠杀中承受着多重苦难，不但被杀戮，而且被强奸，不但自己是受害者，还要在被害亲人旁扶尸哭泣。
她们采访到的妇女除了一位之外，都遭受过轮奸。她俩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战争中必有强奸发生，因为这不仅仅强奸是对于被征服者的极端羞辱，而且轮奸还能导致受害者永远失去生育能力。伤害的极致就是令对方亡族灭种。
而那些实施强奸的刚果男人和男孩，也是战争的受虐者。叛军为了招募士兵，往往会冲入民宅，逼迫这家男孩把自己的父母打死，从此这个男孩成为叛军死心塌地的一分子。他们心里带着永恒的创伤，只有不断地四处发泄与毁灭。
但是，即便在人间炼狱中，也有光的存在。Lynn和Kate在刚果遇到过义务为受害妇女治病的医生，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还有收养战争孤儿的NGO。在这片流血的土地上，她们听到过人们美妙的歌声，看到业余剧团的活报剧演出，当地人制作的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
是什么让人性变得如此嗜血与邪恶？为什么人们把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在制造灾难上？Lynn和Kate非常困惑。她们进而发现，美国也并非世间乐土，由于富足安定，暴力被束缚在笼子里，但是一旦失去监管释放出来，照样具有毁灭性：关塔那摩发生的虐囚事件，就是冰山之一角。
带着这些疑问，她俩发现，已经不需要再改编《大胆妈妈》，需要新写一出戏，提出这些疑问，并且努力求索答案。
于是，Lynn Nottage创作了《毁坏》(Ruined)，这出戏剧在美国上演之后，对刚果人带来实质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来看演出，美国议员提出了保护刚果妇女的法案，国际组织对刚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谁说戏剧只是勾栏瓦舍里的“玩意儿”，戏剧可以改造社会，枪炮做不到的，舞台能够做到。
以上内容出自《毁坏》单行本的序言。我读完，略有愧疚。
大约在一年之前，摄影师鹿童征询我对一个宏大的摄影计划的意见。这个摄影项目叫做“中国孩子成人礼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拍摄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成长史，城市孩子收费。
这笔费用，同时会成为“中国孩子成人礼团队”去偏远的山区以免费的方式记录一个山区或孤儿院的孩子，直至2030年成人，他（她）们都享受和城里孩子相同的待遇，以及相同的拍摄计划。”
这个摄影项目的时间跨度是18年！18年，对于个体来说，对于摄影师来说，对于鹿童来说，相当于多少沧海桑田？
我委婉表示了劝阻。说：
看到了你的计划。我想说三点：1、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时间过长，地域太广，我觉得完成起来难度奇大。2、我们的创作年华很短暂，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下笨功夫，要使巧劲儿。3、我建议你修改这个计划，切口更小，范围更窄，比如就记录城乡两个家庭。以上是粗浅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如果鹿童听了我的劝告，此刻，她还在小桥流水畔拍婚纱，正如Kate如果劝阻Lynn动身去刚果，她依然在改编布莱希特一样。
鹿童没有这样，她的项目已经启动了，她拍回来一组照片，并记录下在乡间的感受。
在对Lynn和鹿童佩服之余，我的人生教训又增加了一条：
不要去劝阻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否则，当他们真的开始行动的时候，会愈发凸显出你的平庸、孱弱和短视。
同时，我的人生经验也增加了一条：
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计划，即便不能参加，也要嘉许鼓励，这样当他们成功的时候，至少还可以与有荣焉。
今天我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们群发了一条短信：
本人从即日起用回以前的移动号码（135*******4），弃用现在的联通号码（186*******4），让吞噬我大好闲暇时光的“智能”手机见鬼去吧！
135的号码，我已经用了10年，几乎每一个生命中的老朋友的手机里都有储存。我深知，手机号虽然不代表一个人的品味、地位，但是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稳定性。一个十年如一日手机号不变的人跟一个频繁换手机号的人相比，显然更好找、更靠谱。为了保存这一号码，我在出国的那一年，还在阿吴老师的帮助下办理了停机保号，为此付出了500多元的代价。
可是，在联通“预存费送iPhone活动”的诱惑下，我还是改用了186号码。不得不承认，联通的WCDMA正宗3G网络跟iPhone简直是绝配，我享受了移动互联网的便利，出入蹲躺坐，都联在网上。我尝试新的玩意，在苹果的App Store购买了不下300美元的APP。除了推特、微博等社交软件，我还安装了Kindle电子书，中英文圣经、二十四史。这样，即便把我空投到孤岛上，不带一片纸，只带一台智能手机和足够的备用电源，我就可以坐拥人类文明。
这不是很好吗？你会说，这样的生活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智能”手机一点都不“智能”，它在鼓励我愚蠢地浪费自己的宝贵的闲暇时间。它以见缝插针利用时间的名义，让我的头脑空转。它让我对技术产生依赖的同时，对自己最基本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产生怀疑。
人类的发明创造和艺术灵感，更多地来自闲暇和发呆的状态。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十二年的停学务农的经历。坐在高粱地头，听老人讲述亦真亦幻的故事，让莫言成其为莫言。而“智能”手机夺走了人的闲暇与发呆时间，像重金属一样污染了创造力滋生的土壤。想想吧，你这些年参加的每一个饭局，多少次大家低头在玩弄手机，而不是互相交谈。人类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交往能力，程序员、工程师和艺术家们正在失去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以前人们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的标准是说它“接地气”，以后只能说它“接电气”，从电脑中来，到电脑中去。我仿佛看到，我的脑袋两侧各长出一个USB插头。我正成为机器世界的一员，被奴役而浑然不知。
我已经不上微博和推特，不看新闻，回归书籍和纸质媒体，何不更进一步，换掉智能手机呢？
当然，我弃用智能手机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第一、我住的地方虽然在市中心，但联通信号很差，往往打着电话，在床上翻个身，信号就没有了。经常有人因为打我的电话不通而抓狂。既然手机本质上是别人手里赶牛的鞭子，我还是老老实实把鞭子递到别人手里为好。解决住处手机信号不好的办法有三种：A、换一套房子。B、建一个基站。C、换个移动运营商。我还是换回我的移动号码吧。
第二、智能手机都是耗电大王。尽管无论家里、办公室还是车上，都放了苹果的充电线，但有80%的时间，手机只有不到20%的电。听着iPhone电量不足时萎顿的警告音，我总感觉自己有一天要去找医生看强迫症。为了彻底摆脱电量的烦恼，我还是用回非智能手机比较好。
第三、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一向认为文本比图像多媒体更重要。如果文字描述不出来的东西，再高级的相机和画笔也再现不出来。我厌倦了智能手机常用的触屏输入法。为了回归实体键盘的踏实，我还是选一款传统手机比较好。
今天我去移动改了套餐（每月188元打全国1200分钟，全国接听免费）。鉴于手机实体店里都是智能手机的天下，我到网上商城买了一款最贵的非智能手机：飞利浦（PHILIPS）X528，待机时间可达100天，理论上讲，一年充4次电就够了。手机还没到手，我已经很期待了。以后无论何时何地，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找到我。我拔下了与机械和电子世界连通的线缆，却增强了跟现实世界的联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岂不快哉？
【更新］今天拿到手机，敦实厚重，散发着浓浓的山寨气息。按键太硬，输入法词组稀少，满意度59%。好在，待机时间超长，凑合着用吧。
[更新]2012年11月10日5:30 AM 两块电池充满，我倒要看看能用多少天。
尽管网上书店打折凶猛，尽管亚马逊正在搞“买300减100”，我还是喜欢到民营书店买书。这几年，杭州民营书店凋敝得厉害。我曾经最喜爱的书林书店（又名：文史书店）撤离了杭大路，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与美容洗脚店为邻。我曾摸索着去过一次，内部空间逼匝，书堆到房顶，摇摇欲坠。好端端一个学术书店，就这样在房租和网店的双重夹击下，萧条了。目前杭州市中心，唯一坚守的就是晓风书屋了。
昨晚去晓风，又买了一堆书。给没空逛书店的老婆买了罗琳新书《偶发空缺》，只因为有一次，她听我说罗琳又写了新小说后，问道：“罗琳现在身家有千万吧？”我说：“上亿，还是英镑。”她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罗琳真是因为喜欢写作才写书。”
给自己买了扬之水《先秦诗文诗》，因为我大致翻了一下，发现此书装帧古雅，内容要而不繁，颇对我胃口。
买了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我喜欢唐以前的诗歌，因为它们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口流出来的。
买了一本《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对于历史，我们要学会，既不赞美，也不诅咒。
看到余秋雨的新书《何谓文化》，尽管不喜欢这个人，还是决定放弃成见，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回家迅速览毕，观感两句话：一、果然不是好人。二、即便不是好人，也有可取之处。
余在这本书里，为自己这些年造成的争议而申辩。
首先是“石一歌”事件。余的辩护手法非常巧妙，他说：第一，“石一歌”写作班子不是“四人帮”成立的，而是周恩来授意组建的。第二，余说自己很快退出了“石一歌”，所以对于这个班子写了什么，一概不知。第三，余说为了保护其他成员，所以不公布成员名单（而文后又列举了成员的身份）。第四，余秋雨说自己是正厅级干部，如果是文革余孽，难道组织审查不出来吗？第五，他最后假惺惺感谢了一圈所有批评他的人，因为这让他干脆不看新聞，不开手机，才有了更大的成就。
其次是5.12大地震后的言论，包括含泪劝家长，中国有大爱。余秋雨不认为自己的言论有任何问题，他的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没有因为地震死人而追究政府责任的先例。美国的9.11，让美国与其他文明为敌，而中国的5.12，没有敌人，只有大爱。
全书用一句东北话以蔽之，就是“得瑟”。余秋雨书中说，自己虽然不懂经济学，但是通过观察文明，早就预言到希腊、西班牙等国经济会衰落，他同时列举出自己的预言在哪本书的第几页。这种预言也算数的话，我可以从博客里举出几十个预言准确的例子。因为破闹钟一天也准两次，一个人偶尔预言对了一两次实在不算什么。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余秋雨轻描淡写地提起自己当初为什么持有上海百货的股份。他说，虽然国营百货公司不被看好，但是他觉得有一个经理特别能干。“你们投资的是生意，我投资的是活生生的人。”后来，他凭借这些股份，成了亿万富翁。
对于这段历史，我绝对不相信余秋雨的说法。我倒是认为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很适合他：“巨大的财富背后一定有巨大的罪恶。”
这本书，最恶心之处是收录了余秋雨在各地题的碑匾。在谢晋的碑文后记中，余秋雨特意提起，谢晋夫人，深深地向他和他的太太鞠了一躬，以感谢他的生花妙笔。我读之，恨不能做十日呕。
不过即便是蔡京、秦桧，也并非毫无是处，至少他们留下了不错的书法作品。余秋雨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用现代汉语改写的《心经》《离骚》《逍遥游》《前后赤壁赋》，我认为，虽然译文有可商榷处，但终究算一个不错的尝试。我从来没能把《离骚》读完过，因为密密麻麻的注释，让人望而生畏。读罢余的译文，我对读《离骚》原文有了兴趣。
以后买书还是要带一点成见，否则，读完会像我一样做恶梦的。
《钱江晚报》报道：浙江绿城俱乐部日籍主教练结束了一个赛季的执教，接受《日本产经新闻》的采访，坦言对中国足球看不懂。
冈田说，中国足球俱乐部既没有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也没有预算的概念，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绿城老板宋卫平直接插手俱乐部的管理，灵机一动或临时起意，就把赢球奖金加倍。而主教练对于下一个赛季引进球员的预算和计划，一无所知。
并且老板会经常改变主意。赛季之初，宋卫平对冈田说，要着重培养年轻球员。他于是重用青年军，但造成连续输球。宋又说，要赢球。于是，他只好又启用老球员。看到球队连胜，宋又发话了：还是要重用年轻球员。
公权力对私权的干涉，在足球领域也不例外，为了备战明年沈阳举行的全运会，浙江省抽调了绿城多名青年球员。这样对于依靠青年军打主力的绿城来说，阵容就不完整了。但是体育局领导对他说，全运会比联赛更重要。
最让日本人看不懂的是，中国人对足球职业球员和职业精神的轻视。冈田说，他在电视里看到上海申花的友谊赛，出场的两名前锋竟然是阿内尔卡和俱乐部的老板。这让他十分震惊。朱骏清楚地向全世界宣告：俱乐部就是我一个人的玩具。
我看完这篇报道最想说的是：在那些土老财眼里：足球算个球，职业精神算个球，一切都是可以用来玩弄的。借用一句牟森体：中国人搞足球，真你妈丢人。
不上微博已经24天。是“不上”，而不是“戒”，因为“戒”这个字隐藏着诱惑、挣扎、勉强、反复，而不上意味着一点欲望都没有。
不但不上微博，我连新闻网站都不上了。了解新闻的渠道是偶尔买几份本地报纸（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青年时报），几本杂志（三联生活周刊《解释莫言》那期，中国国家地理《对话内蒙古》那一期），还有Reeder上订阅的几个博客（信息量最大的是牟森的博客，其次是黄集伟老师的孤岛客）
20天来，真正的新闻，一条都没错过，比如《纽约时报》报道的家族帝国。漏下的所谓热点，像幼儿园虐童、明星酒驾、iPad mini问世，地产大亨离婚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新闻。在我看来，真正的新闻是那些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事件。台风来袭，是新闻，但一阵旋风撩起女明星的裙子，并不是。
由于不上微博，我拥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转而投向另一种最古老的媒体–交谈。最近一个月谈的话，比之前的9个月都要多。我跟20多年不见的同学们聊，跟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事聊，跟做3D动画电影的广告公司老板聊，跟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西班牙商人聊，听每个诗人心中的神–余光中聊，听每个会计心中的神–葛家澍聊，听年营业额60亿的运输大王聊，听年养山鸡1000多只的同事父亲聊……这些聊天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三百张碟。
也看书，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纷繁芜杂。外出三日，只带了一本中学生课标读物《诗经直解》，发现自己越发喜欢《小雅》。在牟森推荐下，买了河南出版社的《海明威新闻集》，从此摆脱莫言式文学的芜杂黏稠，回归海明威的简洁清冽。
纳纳对于我戒微博这事，颇不当一回事。她在一篇博文里说：
“我对王佩的来来去去都习惯了，越是他做不成的事，他越要大张旗鼓地表白，太迷恋形而上的仪式感了。而娶个老婆，生个儿子，他悄悄地也都做成了。”
说得何其好啊！当我大声吆喝着戒烟的时候，正是我偷偷抽烟斗的时候，而当我对戒烟这件事再也只字不提，我已经戒烟4年10个月了。所以，今后我再也不提戒微博这回事了。
网络行为艺术者刘淼老师也宣布不再上微博，他向我推荐了一篇What I read，作者退订了《纽约时报》，不再看本地报纸。文章最后写道：
“也许你纳闷，逃脱了新闻的泥潭，节省下那么多时间，你用来干什么？我重新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书。尽管有人说书已经过时，但我从中得到的满足远比从其他交流方式中得到的要深。”
也许，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通知
各位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利益相关人：
从2012年10月26日起，本人将彻底终止使用一切微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新浪、腾讯、网易、饭否），从此不看，不回（包括私信），不更新，不登录、不访问。同时，基本中止使用Twitter。需要找我的，请换其他联系方式。没有我联系方式的，请找和菜头。
2012年10月26日
补充说明：
我一直认为我戒不了任何嗜好，直到2008年，我做烟民20年后彻底戒烟。戒烟的方法非常简单，我告诉母亲我戒烟了，深受烟民毒害的母亲立即自豪地告诉每一个人，并以我为正面典型劝说父亲、叔、堂弟、表弟一起戒烟，当然劝说肯定无果，但母亲的目的达到了，她使我在家乡亲人面前再次获得“有毅力”、“能干大事”的好名声。如果我再吸，只能让亲人苦笑，母亲蒙羞，所以我一咬牙、一跺脚，果然戒了。不但戒了烟，而且经常会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我又复吸，当香烟再次缭绕进鼻肺，我感到强烈的羞耻和自责，梦醒发现不是真的，心快乐地飞到天上去。
我也一直认为我戒不了微博。毕竟，微博和推特不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神经系统的一部分。直到半个月前，我因为需要完成一个写作的活，把自己关在宾馆里断网断通讯，才发现没有微博、没有网络，人依然能活，而且活的很好。于是，在出关之后，继续基本不上微博（只有为了卖枣的需要，才看一下回复）。不久，我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多出了大把的时间：一天能读完两本书，能推儿子到小广场上转好几个来回。进而，我不但不看微博，连网上的新闻也不看了，每天获取消息的方式是早餐时快速浏览两份本地报纸。没有了无端的愤怒，没有了冗余的信息，除了写作、收发e-mail、查资料、看电子书还跟硅打交道，我的世界已经回归纸质和木本。这样的生活真好，我真的不需要微博了。
我曾有一个担心，作为一个媒体人，不上微博会不会断绝信息来源，做不出读者需要的内容？事实证明，此担心多余。首先，我做的是杂志，本不需要追逐每日新闻热点。其次，因为不上微博，思维更加独立与活跃，策划的专题更加独到。第三，虽然我不上微博了，但同事们还上，这样有重大的热点，也不会遗漏了。
综上，虽然我经常食言而肥，但这次我是认真的，请大家骄傲地转告：王佩戒微博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只能在沉沉恶梦里，才羞愧地看一眼微博。然后在绝望中睁开眼睛，发现世界多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