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其人道主义光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洗，不减反增。威利是一个推销员，已经花甲之年，却还要在外面跑码头。他房子的分期付款即将还清（80年代上演的时候，很多观众肯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却面临着人生最艰辛的时刻。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卖的不仅是有形的商品，还有无形的梦想。推销员要靠笑脸和铮亮的皮鞋才能吃得开。然而，威利发现大家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他想向老板求情，换个不必在外跑的工作，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明天不用再来了”。回首往昔，处处都是破碎的梦想，难以弥合的伤痛，早年荒唐留下的过犯，以及一系列连锁的罪果。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两个儿子，全都一事无成，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逃避现实。
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话剧中心，我看了吕凉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我承认现场看话剧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录像无法代替的。
当剧情发展到最后，当威利准备用自杀来骗取保险金，并且信心满满地跟自己想象中的哥哥本对话。
现场听得见观众们的唏嘘之声，我甚至听到一个上海阿叔对旁边的阿姨说：
他想骗保。
观众们试图用叹息声告诉台上的威利，你不能这样做。
舞台上，威利为儿子设想的前程越来越美好，他越想越高兴，可观众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生最闪亮的时刻。能演此戏，一生何求？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怎样的戏？它跟中国的渊源如何？无论你在凉爽的家中，还是在闷热的旅途，无论你是在空旷的高铁，还是在拥挤的医院，无论你在江边、在广场、在山脚下，在车上、在便利店，还是在餐馆，无论你刚刚签了合同，还是刚刚还完一笔贷款，都应该来听听这个故事，因为它与你我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阿瑟·米勒是谁？
你可能不知道阿瑟·米勒是谁，但你肯定知道玛丽莲·梦露。阿瑟·米勒是梦露的丈夫。
对，那是一个编剧可以娶当时最耀眼的女明星的时代。高攀的那个人是明星。
这里要说个梦露的八卦。
梦露受邀到米勒的母亲家里，才住了一个晚上，婆婆就不喜欢她了。米勒母亲家房间隔音不太好，米勒太太说：“她上卫生间的时候，撒尿的声音太大，像一匹马。”（这个八卦是比利·怀尔德说的。）
《推销员之死》也是阿瑟·米勒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初稿。
阿瑟·米勒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米勒做过一次木匠活。他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长10英尺，宽12英尺。从绘制构架草图，到钉钉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All right. I‘m coming back.）”
这是阿瑟米勒创作时想到的一句话。
阿瑟·米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那间小工作室还没上漆，依然散发着粗木和木屑的香味儿，装钉子的口袋还跟其他工具一起藏在一个旮旯里。4月的阳光找到我的窗户照洒进来，那些嫁接在野树上的苹果树晃动着花骨朵儿，露出初生的淡蓝色花瓣。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米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
是什么让阿瑟·米勒一边写一边流泪呢？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8年，反映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利•洛曼代表了那个时代承受家庭重担的所有美国男人。中国美院教授牟森说：“今天，中国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的时代，大江南北，山河处处，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威利•罗曼式的父亲正在为了家庭，到处奔波，身心交瘁。”
卡佛诗《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道尽男人的心酸、荣辱和尊严。
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初次相见是1978年，当时米勒匿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访问。
英若诚路子广，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跟曹禺两个人到了米勒下榻的宾馆。当时米勒正一个人挠墙。他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八百万）一个人不认识，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更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去十年当中发生的事。
被曹、英发现后，待遇马上不一样了。给他换了宾馆，贵宾待遇，签证也从旅行团的1周，变成了一个月。
米勒被英若诚邀请去看郭沫若的《蔡文姬》。米勒看完后一针见血指出：“剧本犯了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故事在第一幕就讲完，没有给后面留下发展余地。”满座皆惊，当时没人敢批评郭。幸亏，郭不在，他几个月前过世了。
当时郭沫若被认为是中国的男神，代表了戏剧的最高成就，俗称：郭老曹，郭沫若第一，老舍第二，曹禺排第三。
米勒敢这么说，实在太直爽了。不过也让曹禺扬眉吐气了一把。
一九八二年英若诚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他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现在一般翻译成《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故事发生在1692年的美国，一个名为萨勒姆的小镇之中，在这里生活着一群思想单纯，甚至有些愚昧的村民们。阿比盖尔是牧师的外甥女，她爱上了名为普罗克托的男人，然而，普罗克托已经有家室了，这段感情在普罗克托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了破灭。 阿比盖尔失败的恋情在小镇里传开了，她遭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和奚落，愤怒和羞愧中，阿比盖尔在森林里举行了诅咒仪式，诅咒伊丽莎白。这场仪式被刚好经过的帕里斯牧师给看到了，虽然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举行仪式，但是村子里存在女巫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个故事翻译一下就是：
一群红卫兵小将在某个心怀鬼胎的小姑娘的唆使下，借愚昧而自私的大人之手大开杀戒，有人为了保命有人为了复仇最后所有的人都疯狂了。信任和真理在愚昧的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英若诚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米勒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事实上英若诚有自己的私心。
英若诚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
尤其是，他自己想扮演其中的男主威利·罗曼。
大家想想，如果演《严峻的考验》，英若诚能演谁呢？只能演迫害和煽动无知少女的坏蛋。
伟大的精神操控师会把一个念头植入别人的脑海，还让这个人认为是自己的主意。
经过英若诚的劝说，米勒同意了。并且说：
“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这好比报纸的男小编去跟文化部长游说，为了整顿演艺圈，应该让王珞丹这些女明星放下架子，嫁给媒体工作者。
部长听完说：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把王珞丹娶回家。
英若诚和小编异口同声地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米勒又加了一句。
《推销员之死》演出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看不懂这出话剧，毕竟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他们能理解一个有冰箱、汽车的家庭，竟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吗？况且这出戏长达三个小时，人们看完还能赶得上公共汽车吗？万一赖着不走让剧院管吃管住可怎么办？
英若诚记录了首演时的情景：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鸦雀无声，演员们认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歔。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
此时，阿瑟·米勒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当时由于胡波事件，中美关系刚刚降到一个冰点，文体交流几乎停滞。这出戏的上演，让中美关系重新有了热度。
文科生无用论可以休矣。
演出结束的当晚，没人顾得上去卸妆，大家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
接下来演出结束了，但英若诚代表的中国人的好客并没有结束。
英若诚为阿瑟和英格安排了一辆车、一名司机、康生居住过的四合院，还为他们留出几天时间游览一些景点。
此时米勒早已跟梦露离婚，他此时的妻子英格是奥地利贵族出身。英格给英若诚夫妇讲过她在欧洲的生活。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办过多次展览，其中包括一些阿瑟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
还有四合院的隔音非常好。米勒的母亲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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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不少摘录，不是胡波，是胡娜，网球运动员，被台湾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