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好中文
我小时候没什么书可读，一本《列宁选集》翻到烂。
那时连我们村里的老汉都知道说几句马列语录。有一天，村头的王大爷铡着草忽然停下来不干了，生产队长问他何故，他回答：“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甚至，村里的二流子在遭到长辈数落的时候，也甩出一句列宁语录：“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
长大后才知道，这本书跟马恩全集一样，是集合了全中国外语和中文俱佳的头脑、举全国之力翻译的。深入研究才知道，这本书塑造了一种新的汉语，一种用方块字拼写的“拉丁文”。
到了初中，唯一的电子设备是收音机。在夏夜，透过沙沙的噪音，可以听见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球那端传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举目望去，远方并没有山，只有高高的谷堆，上面是眨着眼的星星。虽然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感觉在浩瀚的宇宙深处，定然有我所不知道的神秘的存在。
时到中年，我才知道，原来收音机里播的是和合本《圣经》，诞生于一百年以前，由一群外国传教士舍命译成。和合本的翻译原则“浅白易明、高雅简洁”，堪称汉语写作风格的至善标杆。
很可惜，对现在的小朋友而言，离开网络流行语就不会说话了。好中文的模样，第一眼看不到，第二眼也找不到。
这也怪不得小朋友们。
写文章早已不再是一种了不起的技能，其带来的回报大大降低。中国从隋朝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1300多年以来，科举制度是读书人晋身之道，虽是龙门窄路，但一朝穿越，即可飞黄腾达，不像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公务员还是要从科员干起，三年副科，六年正科，十来年副处，等熬到上书房行走，除非当上大秘或者大（内）密（探）。古人一篇文章所达到的效果，后来人要扛着两百五十斤走大半生。
如今，高考作文不过在语文单科成绩中占区区三分之一的分量，文章写得再高妙，公务员考试，也只能勉强对付申论一科。这种情势之下，谁还愿意投资写作上。数理化、音体美、航模无线电、模拟联合国、打游戏、cosplay，哪一样不比写文章回报高？
那我为什么还要倡导好中文写作呢？
因为别的语言我也不会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从白话文中发现了中文之美。
五四运动取得的种种战果，人们对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敢有异议，无论卖的是什么肉，这俩羊头还是要挂的。唯独白话文常常被黑，且被黑得最惨。
海峡对岸，40多年前，余光中吟罢乡愁，再把白话文批判。他认为，欧化中文唐突了汉语，造成「的的不休」，「被字泛滥」，「性化率」等抽象名词大举进击，中文失去了原有的韵味。甚至连五四时期白话文巨匠，比如：朱自清、周作人、鲁迅等人，他也能挑出许多毛病。
而在香港，另一位「香江才子」陶傑，更是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语文只剩下一副骨架，血肉尽失。
事实果真如此，倒也简单。只需要从文言文里，摘取可以使用的词句，再把宋元话本、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白话文发扬光大，就可以练成血脉丰满的、纯中国化的好中文了。但那样可能吗？
汉语的拉丁化，并不是拉丁语系的人飘洋过海来同化的结果。汉语是一门具体生动的语言，写景抒情吟风弄月是其长处，但描写抽象思辨的事物，则是它的短处。严复这样的大师固然可以把《天演论》《国富论》翻译成桐城派都认可的古典文言，但并不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含义，信字一丢失，达和雅还有何用？
不是严复才情不够，也不是中文先天不足，其根本原因是汉语和英语使用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句法。
如果说一个句子是一棵树，那么英语的句法是向右分枝，汉语的则是向左分枝。
There was a man sent from God，whose name was John.
画出句法图是这样：
There was a man
_|_________sent from God, __________|__________whose name was John
同样一句话，中文会这么说：
有一个从上帝那里派来的、名叫约翰的人。
画成句法树，类似这样：
有一个
|从上帝那里派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名叫约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注：这句话，也可以借助西方的句法，做成向右分枝的结构：有一人，奉上帝差遣而来，名叫约翰。)
对比可以看出来，英文句子的主干在左，右侧都是对于句子的详细解释，好比主干长出的枝叶。而汉语句子的主干在右边，枝叶都长在左侧。
甚至连礼貌用语也是如此。
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
请，必须放到句子的前面。若用英文说：
Pass that book to me,please.
Please可以放在后面。
如果说汉语的人开句没说「请」，那么不讲礼貌的事实俱已构成。说英语的人，则可以先发命令，再加please，从而显得彬彬有礼。
所以，不是我们不懂文明礼貌，是我们的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表达。
濒临灭亡，造就了我们的表达。
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原先的子曰诗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交流的需要。原因在于，文言文是一套封闭系统，当大家都读一样的书，讲同样的道理，文言自然是一套趁手的工具。可是一旦，讨论的内容涵盖天文地理西学实务，那一套语言体系就捉襟见肘了。
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描述玉器的文字有近百个，从美玉（珉……）到有缺陷的玉石（瑕……），表示马的字有三十多个（骏、骝、骅、驷……），但是在古代汉语里却没有一个原生字词可以表示一种没有皇帝、全民自决的政体，表示物质的变化，表示传教士们所说的造物主……直到“共和、化学、神”这些文字组合被赋予了崭新的定义。
如果说中西语的差别仅仅在词汇方面，那还好办，无非引进一批外来语就可以了，这事我们没少干，日语中很多词汇最终都进入中文（比如：干部、封建、社会、逻辑），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东西语言最大的差别在于句法和语法。中文传统是喜欢用短句和流水句，洋洋洒洒，潺潺缓缓，哪怕是口语中也是如此。比如，《红楼梦》里刘姥姥说：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著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
这样的语言用来写小说，当然是好的，把刘姥姥这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用这样的语言来翻译社科、科技的文章，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人们发现，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固然可以用严复的翻译，但是难免左支右绌，曲解原意。
有人说，你写这样的汉语，以前的人能看懂吗？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既然朱熹能够复活，并且穿越到现代，他一定有办法看懂我们今天的语言。所以，历史向前，语言向后。语言是给当代以及以后的人们看的，不是给老祖宗们看的。
白话文有诸多源头，过去人们一直强调的是胡适《白话国语史》所说的古代白话传统，以及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白话文实验，却忽略了另一重要来源：《圣经》和合本的翻译。
《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堪称一场大规模的中文实验，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决定统一《圣经》译本，所定的原则是：圣经唯一，译本有三。即把圣经翻译成文理版（也就是文言文），浅文理（浅显的文言文），以及官话本（也就是白话文）。一开始，对于官话译本并不重视，因为大家相信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知识分子里，要想影响普罗大众，只有征服他们的心，而知识分子对于没有文采的文字根本提不起兴趣，因此只有文言文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的教会甚至出重金邀请严复翻译《马可福音》，不知何种缘故，目前只有四章传世。
和合本官话版的翻译并不顺利，译者频繁更换，但一些传教士坚持了下来，当时在山东登州传教的狄考文和北京通州传教的富善相继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们提出了“浅白易明、高雅简洁”的翻译原则，这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善写作风格。
当文理版和官话版的圣经都翻译出来之后，传教士们发现，最受大众欢迎的译本不是深文理，也不是浅文理，而是之前最不被看好的官话版。
官话版圣经有很多创新，它较早使用了标点符号，引进了很多英语中的表达，比如最高级形式、单数量词等。
通过在教堂中的语言实验，传教士发现了白话文的魅力之所在。就在官话和合本圣经出版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狂人日记》这部划时代的白话文小说。两股清泉，合成溪流，涓涓淙淙，不舍昼夜，汇成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江河湖海，才有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
用学者雷立柏的话说：
「现代汉语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语言，这个新语言不断利用欧洲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和比喻来丰富自己。古汉语是一门充满诗意的、模糊的、缺少公认定义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语言，是一种很有效的媒介。它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
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文都没有停下演化的脚步，变化之剧，速度之快，以此岸为甚。
五四运动以后，文言文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白话文并没有一个标准文本供全民学习，而努力建立这样的文本体系，是每一个为中文着迷的人的责任。
开放的中文，从来不拒斥外来文明，它张开双臂，拥抱外来语言，外来思想，并且吸纳到中文的体系里。无论是和合本圣经，西方典籍的翻译，还是1949后对于马列著作的翻译，都为中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能量，新资源，新表达。
一起出发吧
我也倡导过网络语言和网络民间文艺，但最终发现还是白话文带来更多的价值，不仅仅是为满足表达的渴望，还有自我提升和自我修炼的需要，这些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历练才能达成。
秋天已到，果子将熟，再来几天南方好天气，就可以把所有的甜蜜都压进果实。
但已经等不及了，天边的黑云已经聚集，让我们赶紧抢在雷雨之前，去采集，冬枣累累，浆果处处。
历史的长夜将会过去，即使看不到，也让我们去渡载那些点燃朝霞的人吧。
我在这里等你，我是王佩，好中文的样子第三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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