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自问，如果不开写作班，我会做什么？我会到市场上去弄钱。这里所说的市场，是指有人肯花钱买你文字的市场。具体来说，就是4A广告公司瓜分剩下的、乱战江湖的软文、广告和宣传片市场。
这个市场的甲方，有时是国营单位，有时是民营资本，但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美第奇家族。他们花钱要听见响，点灯要看见亮。这也无可厚非，既然咱出卖的是身体的一部分功能，就不要抱怨别人不买咱的美丽心灵。问题是，即便你做好了服务的姿态，对方还不一定把这个活给你。
这里面的水，深了去了。
有一年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宣传册的招标，发现里面黑幕重重。在那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吏治相对清明的所在，偶有贪嘴者吃相也不该这么难看。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是我自己太幼稚了！
几天后走在城市的街头，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东站候车大厅的自动扶梯只修一侧，是小舅子中的标吗？百货大楼过街地道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是因为搞定了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吗？路边的广告牌，街头的宣传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往不毛之地的地铁……这一切的背后，有多少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小舅子们啊！
我想北岛的那句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既然公家单位的钱不好赚，民营资本的钱应该可以靠本事去赚了吧？这么想，也是太幼稚。
这里边的斑斑血泪，我就不讲了。我说一说，为什么我要办“好中文写作班”。
因为我需要钱啊。
这个原因我说过了。
另外一个原因，这件事符合六大指标。
先锋戏剧导演、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牟森说过，做一件事要考虑六项指标：
一、它是你自己喜欢、热爱、迷恋和着迷的，为它做任何事都在所不惜，是一种享受。
对于我来说，阅读和写作、输入和输出，是我这一生最为迷醉的。哪怕管吃管住250一个月我也愿意干。研究好中文、传播好中文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二、这件事一定是你自己擅长的，包括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应该是你擅长的。
好中文这件事是我擅长的。我师出名门。杜甫、辛弃疾、龚自珍、关汉卿、翁偶虹、蒲松龄、曹雪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是我精神上的导师；语文大师张广天是我的师友；著名编剧黄纪苏老师，指导过我的写作。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我亮出我的底牌。我有天赋的语感，训练了一副作家的耳朵。早在中文互联网早期，我就是头部的写手，我和王小山所创办的“黑通社”被称为搞笑的巅峰。当《新京报》创刊的时候，我的“语文”专栏，让人们愿意掏一块钱特意买这份报纸。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今年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史蒂芬·平克的《风格的感觉》，可以说把书中的认知写作理论，研究得滚瓜烂熟。并且，我是懂中文的，平克不懂。我用平克很懂的理论顺道研究了平克不懂的中文，得出了跟他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虽然我需要钱，但是好中文这件事，即使没钱，我也会去做。因为这是我的呼召，我的天启，我的宿命。
三、这件事应该是有市场的，或者说是有收益的，不是单纯的玩票，应该是有回报的。
知识付费也罢，写作课也罢，蕴含着一个很大的市场。别人都能开门纳客、筑坛收徒，我为什么不能？就像那句老话，写作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各种怪力乱神就会占领？
四、这件事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是你干一票干两票这个事就完了，没得可干了，而是可持续的，一票接着一票地做。
我承认我是个多血质的人，做事容易冲动。但“好中文写作课”是实践证明我能坚持下来的事业。第一期“好中文的样子”我坚持了10月零15天。第二期我也会坚持六个月。一期一期地办下去。
五、这件事在最大程度上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你受制于人的因素相对小。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影视编剧也罢，舞台剧编剧也罢，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控制的。而办“好中文写作课”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能做到。当然也离不开核心团队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我要感谢简书配备的精兵强将。
六、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件事要面对的市场环境、资源环境，都是瞬息万变，会发生各种事情的。但是一定要有个东西是贯穿的，是不变的，即所谓的愿景。
无论国内外形势怎么变化，人总是要写作，写作理论是中性的，写作技巧与写作内容是无关的。这就是我的好中文课存在的最大现实基础。
说了这么多，都在说自己。有没有站在读者的角度，站在未来学员的角度，说一说好中文写作课对于他们的好处。
好中文写作课，会让你辽阔，让你爱上写作，更爱上读书。
我有个杭州的好朋友，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考上了国际政治学院，现在的公安大学，他当年大学是怎么考上的呢？暑假在家里织手套，面前放一本教科书，一边看书，一边下意识地织手套。一个夏天，织手套的钱，买了一部28寸的自行车。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感到好奇：这位织手套考大学的神人，现在怎么样了？
哎，现在还不是靠拆迁在杭州市区分了三套房子，一边收房租，一边看闲书。
你看，读书是何等重要啊！否则，财务自由了以后，人生将少了多少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