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农村的孩子，都是在虫子的陪伴下长大的。我们听虫子叫唤，看虫子打架，被虫子追，也追着虫子跑，吃虫子，也被虫子咬，风里雨里，屋内屋外，哪一天不跟虫子打交道？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得蛔虫的儿童比较多，当时有一种驱虫药，做成宝塔状，外裹一层糖衣，俗称“宝塔糖”，用铁皮盒装着，盒子上印着一个胖娃娃。姥姥家也有一盒。有一天趁大人不注意，我拿到了那个宝贝盒子，并且不知用了蛮力还是巧劲，打开了它，把里面的宝塔糖都拿出来，舔掉糖衣，再放回去。大概没等我全部舔完，就被大人发现了。当时我肯定出现了以下症状：
- 恶心，呕吐，肚子疼，皮肤出现荨麻疹块。
- 眼泪鼻涕横流，呼吸急促，晕眩嗜睡。
- 瞳孔缩小，目光斜视。
我放胆这么说，是因为查到了百科词条：
宝塔糖：曾用名“六一宝塔糖”，别名“驱蛔蒿”。驱肠虫类药品。具有麻痹蛔虫的作用，使蛔虫不能附着在宿主肠壁，随肠蠕动而排出。
此药提取于植物蛔蒿，连生命力那么顽强的蛔虫都能麻痹，麻痹一个四、五岁的儿童，自然不在话下。大人们赶紧叫来了乡村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的产物。在这份指示中，他要求打倒卫生老爷部，缩短医学院学制，以及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
至于我是被“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救活的，还是靠异禀的天赋自愈的，就谁也说不清了。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牢牢家门口有个猪圈，猪已经不见去向，只留下一个很大的马蜂窝，平常都没人敢靠近。有一天，一群比我大的孩子，决定铲除这个恐怖主义巢穴。他们准备了长长的竹竿，还点着了一些麦秸。浓烟滚滚，马蜂飞舞。他们四散逃去。这个时候，我看见猪圈里飞出这么可爱的一群小东西，比苍蝇大，比马龙（蜻蜓）小，立即拿起一把笤帚，冲进猪圈里，用力地扑这些可爱的飞虫。愤怒的马蜂，带着恐怖主义的余威以及对农业文明的仇恨，向我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丢了扫帚，狼狈逃窜，但依然被蛰得面目全非。我的头肿得像篮球那么大，眼睛都睁不开。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抗血清的药物，只能用醋反复擦。母亲说我哭了两天两夜，才渐渐好起来，至今，我的脑门中间，还留了一个小小的疤痕。那不是勇敢者的勋章，而是“祸子头”的标志。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农村孩子跟各种虫子都是友好相处的。
春天来临，各种虫子开始探头探脑。如果谁能在湾（池塘）边的柳树上，捉到一只天牛，一定能被四邻八舍的小孩们羡慕。天牛的长相太威武了，它浑身漆黑，夹杂这白点，头上长着两根长辫子，就像京剧电影《穆桂英挂帅》的穆桂英一样。但是天牛太难抓，我在树底下急得乱转，像一个破不了天门阵的杨宗保。
幸好，哑巴来了。哑巴天生是个哑巴，但是最爱说话。他说话时，哇啦哇啦，连说带比划。我指指柳树上的天牛，又指指他。
“给我逮下来行吗？”
哑巴，眯眼仰头，看了一眼，指指树，又指指自己的胸口。
“哇啦哇啦？”
我点点头。
哑巴二话不说，脱了布鞋，双手抱着老柳树，蹭蹭爬了上去。那天牛趴在一根细枝上，哑巴脚踩一根树枝，手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向细枝伸去，身体劈成一个“大”字，柳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然而就在他的手摸到细树枝的时候，那天牛抖出翅膀，像一阵黑烟一样，飘到对岸去了。
“哇啦哇啦！”
哑巴从树上跳下来，指着对岸。我大度地摆摆手，让他帮我折了一根柳枝，带回家，插到了院子上。
柳枝没有活，虽然我天天浇水。不过我有别的收获，浇水灌出了另一种很珍惜的动物：刺蝼蛄。它平常生活在洞里，但是害怕水，只要堵住洞口灌水，它就爬出来了。
于是我叫上邻居家的小哥俩，三个人排成一排，一起端起各自天然的水枪，对着地上的洞口喷出三柱长尿。果然，一只红头带这钳子的刺蝼蛄悲伤地爬了出来，我们追上去，把它抓起来，放进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子。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农村几乎没有塑料瓶。
夏天来临的时候，是虫虫最喧闹的季节。我却对这些卑微的小生物们失去了兴趣。全部的心思放到家里的猪和兔子身上。
每到放学时候，是打猪草，剜野菜的时候。这也是我一天，乃至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小时候的天空如此辽阔，田野巨大得等同于整个世界。天空云雀在看不见的地方高唱，热风掠过玉米叶子，为这个劳动的少年鼓掌。我一边剜菜拔草，一边在心里给自己讲故事。我永远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反面人物，要么是有一个漂亮女儿的地主，要么是有一个美丽的女机要秘书的敌军头子。在这场殊死较量中，我接连挫败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我即将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军总部的时候，突然我陷入了敌人的埋伏，就这样我，一个年轻的英雄，一个钢铁战士，一个在烈火中永生的金刚，忽然听到牢门咣当一下开了。一身戎装的机要女秘书，出现在我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为我打开了手铐脚镣，她拉着我的衣袖说：
同志，跟我走！
一只漂亮的蚂蚱打断了这段革命浪漫主义的越狱之旅。她浑身葱绿，长着一对美丽的大长腿，而翅膀展开，里面是粉红色的折翼。我不由地停止了我幻想的故事，向着她了过去。
也许是我过于激动，也许是她误解了我的美意，总之，这次捕猎以她失去了一根大长腿而收场。我注定成不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因为我才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我丢下她，继续去拔草。
刚才讲到哪儿了？对，我跟机要女秘书逃出了牢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保持了纯洁的革命友谊，即便是被追击的敌人射出的子弹，打伤了长腿，我也始终牢记村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她留下来掩护我的请求。毕竟，在革命的大后方，还有那么多的阶级弟兄以及地主漂亮的女儿等我解放。
而且，我说过，我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美，这种东西，要么完整，要么就算了。
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美都是有遗憾的。比如，我所认识的海军。
海军，是一个男孩名字，可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她长得很可爱，但是眉毛上有一颗痣。
在我小学的时候，家乡周围发现了石油，多了一些穿着土黄色工作服、拿着大大小小机械的人，我们都叫他们“石油鬼子”。为了给这些“石油鬼子”做好服务，在镇上建起了一个“石油站”，海军的爸爸，就在那里工作，因为附近没有油田的学校，她就和其他几个油田子弟，转到了我们村小学。
当时，我的父亲在镇上的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而中学，挨着石油站。我经常去看中学的父亲，跟她还有她的伙伴一起走到镇子上去。
二里半，从村小学到镇中学，走这段路是我最愉快的时光。我发现，油田子弟们跟我们村里的孩子最大的不同有两个。第一，他们居然说普通话。第二，他们男生和女生之间居然也说话。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在我们村，男生女生之间只有在交作业或者互对骂时，才说话。
我于是也入列随俗，把我们村的规矩抛到脑后，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开始跟海军说话。
有一次，小学劳动课上，老师布置每个学生都必须到地里去割草，两人一组，每组的任务是30斤。我和周海军分到一组，天哪，那天的情形我至今居然还记得。我们一起在长满青草开满苦菜花的地里割草，她给我绘声绘色地讲昨晚看的电视，当时只有少数的单位，才有电视。30斤草，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扔下了镰刀，开始拔草，拔下来的草带着根须和一大块土，我们把草和土坷拉放到口袋下面，上面依旧铺上鲜嫩的青草。当两个人都几乎抬不动的时候，我知道已经够数了。两个人抬着草回到学校一过秤，竟然还超过了规定任务5斤。
这一段跟昆虫没什么关系，你说得不错，的确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拔草的时候，想必肯定有虫子飞起来，翅膀上带着落日的余晖。
后来海军转学走了，石油人的女儿，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四海为家，说走就走。
她走的那天，我们正上晚自习，她进了教室，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我很想跟她告个别，但，在教室里，男生和女生是不说话的，除非收作业或者对骂。
她背起了书包，她跨出了教室，她忽然停下来，她回头看了一眼，灯光下，可以看见她眉毛上的痣。
我望着她离去的影子，在教室外的路灯下，拉长消失，路灯上扑打这飞来的蛾子，蝼蛄，还有金龟子。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喉咙有硬硬的东西堵住，那一刻，让我想起那些难熬的冬夜。
是的，冬天是我最难过的季节。不知道为什么，冬天的夜那么长。经常，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坐在土炕上。那时还没有电灯，如豆的煤油灯把奶奶和纺车的影子照在墙上，摇摇晃晃。奶奶不跟我说话，她一边纺线，一边低低拖着长音，如歌如泣，歌词只有两个字：
娘啊～～～
这声音悠远，漫长，奔向四面八方，又哪儿又去不了，撞到土墙，折回到小屋里。
我需要把奶奶叫好几声，她才能从这首哭歌中，回到现实中。
我们对视一下，会心一笑，她就踮着小脚下了炕，过了一会，手里攥了一把晒干的红枣。这是瞒着爷爷偷来的人间至味，我要在爷爷回到家之前，把它们都消灭掉。为了不留下任何罪证，我把枣核都吞进肚子里。
夜里，我有时候怕得要命，任何声音，细微的声音，都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只是老鼠跑过，有时也许是黄鼠狼来访。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只有过去了许多年，我看到一本书上，找到了精准的描述：
“有话暗中捎给我，我的耳朵捕获它的微响。在夜间异象的烦虑中，在沉睡跌落到世人时。恐惧与我相遇，还有颤栗，使我百骨畏惧。”
这本书叫《圣经》，这段话记在《约伯记》第四章第十二到十四节。
好在，白天终究会来的。
在冬日阳光下，奶奶用篦子狠狠刮着我的头发，从中沥出几只白色的虱子，这冬天唯一的虫。
她拿了一只放进自己嘴里，一咬，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也拿了一只，放进嘴里，咔……我所有的黑夜里积蓄的恐惧，都被咬碎了。
我挣脱了奶奶的手，向院子外跑去，因为我听见了胡同口哑巴的叫声：
“哇啦哇啦！”
他还欠我一只天牛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春天。
